钢城建设者的悲歌

　　

　　丑牛

　　

　　对野蛮拆迁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

　　

　　声作了批复，可拆迁办指挥部负责人却说：“俞书记的批示，还

　　

　　差那么一截子”。差什么？读者来评吧！

　　

　　武汉市的“十里钢城”，是武汉市人民的骄傲，称之为“红钢城”。一是参加武钢的建设者都是颗颗的红心；一是房屋建筑都是一色一式的红墙红瓦，绵延十数里。红墙红瓦与纵横交错的绿荫交相掩映，成为武汉市区最壮观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四十一街坊就处在这道风景的中心地带。是为武钢建设者——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的职工修建的。一冶领导和普通职工，杂居其间，“官兵一致”，干群不分，邻里和睦，加上庭院幽静，更显得生机、和谐。

　　

　　世纪初，一冶虽然逐渐衰败，但在41街坊边却兴建起几幢高档一些的小高层，供领导层干部居住。但人们却鄙视它，贬称为“腐败楼”。“腐败楼”里住的不全是腐败分子，但这种作法让群众反感。

　　

　　去年（2006年）春天，武汉市青山区要把这一带红楼拆去，盖上豪华的“花园”“广场”“大厦”，改变市容、市貌，向现代化城市迈进。钢城建设者的烦恼、忧患、抗争，就是从此事开始的。

　　

　　2006年5月，四十一街坊第二期拆迁工程开始。6月25日，评估公司在居委会门前贴出了评估公告，每户的价格虽有些小的差异，总体来看，在2300元一平米上下，当时，这一带的二手房价格已经是3300元以上了，新房在4500元左右。“这明明是坑我们了，拆了我们的房子还要我们掏钱买么？”围观的群众一下子像炸开了的油锅。

　　

　　“我们要选出维权护业委员会同他们打官司！”

　　

　　“把它揭下来，贴到和平大道（通向武汉市区的主干道），叫众人评理！”

　　

　　“我们都去，坐在和平大道上，堵路。要领导上来谈判。”

　　

　　“区里正在开党代会，我们派代表到党代会上评理。”

　　

　　在群情鼎沸的混乱声中，一位头发斑白，体态瘦弱的老年妇女走上台阶，对大家喊道：“不要胡来啊！我们要依法办事。不经过批准成立组织是非法的；堵路，冲击党政机关也是犯法的；我们可以依据党的政策，国家法令，向党和政府反映情况，不是有‘国六条’么！还有国家九部委的意见么！”她背诵其中的一条：“安置房源和补偿金额不到位，不得拆迁，不得损害群众的合法权益。有上级党和政府的支持，我们的利益，一定会得到保障！”

　　

　　人们都认识这个老太太，她叫王秀英，原在一冶直属机关任党委书记，后来调到武钢党委，任统战部长。是位十五岁就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凭着她的经历、社会地位，大家也相信她会把这件事办好的，异口同声地表示：“那就由您来代表我们同上面交涉了。”一场骚动就这样平息了。她当场挑了几位退休干部，同她一起去办这件事。凭着她从事党的工作数十年的经验，她有信心做好、做成功这件事。她万万没有想到前程的艰难，几乎摧垮了她瘦弱的身体。

　　

　　她跑区级机关，跑市级机关，给领导人写信送材料。一听到是为拆迁的事，都皱眉头、叹息，要不是推诿、敷衍，就是坐冷板凳。很少回答实质性的问题。比如，她问这次拆迁是商业性开发，还是危旧房改造？她问，评估公司评估的依据是什么？都没能得到具体的答复。后来，她较真了，要求规划局、房地产、拆迁办联合出面找评估公司代表面对面座谈。这个会议开成了，由区规划办的一位女同志主持，她当面问评估公司，每平方房屋的土地估价是多少，评估公司代表说是1900元，她拿出市府的文件来作证，四十一街坊，地处城市二环线内，属中心城区，房产土地每平方价应是2300元。评估公司的代表一言不发，看到座谈会僵持不下，规划局主持座谈的女同志也不辞而别，会也就这样散了。她费了多少心血，收集了多少文件、证据，准备据理力争，却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这边讲理不成，那边拆迁加紧进行。有些家境比较好的人家，怕麻烦，拿一些补偿金，自己再贴一些钱去买房子住；有的家有在职的干部、职工，组织上要他们回家向老人“动员”搬家。（在前期拆迁中，就有一位老人因女婿在公安部门工作，要岳母搬迁，老人在权衡自己的利益和女婿的工作之间，实在两难，上吊自杀），有的是经受威胁、恐吓，拿几个钱迁走保平安……。这样，野蛮拆迁就开始了，只要有一户迁走，就上门拆，水管截断，煤气管道破坏，电表被盗走，下水道堵塞，墙被打穿，楼板被砸穿。41街坊成了盗贼横行，黑社会猖獗的社区，法轮功分子也进入社区写煽动性标语。

　　

　　王部长奔波了几个月，看到出现这样的场面，她心痛不已，就求助于武钢的老领导，他们有的调到省里，有的调到中央，担任要职。去年九月二十七日她给湖北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附上一些野蛮拆迁的材料，9月28送上去，9月29日俞正声书记就作了批复，交给武汉市委办理。

　　

　　批复下达后，王秀英的处境立即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冷眼相对，现在却热情接待了；过去是“坐冷板凳”，现在居然还派车来接她到区里商谈，甚至还请他们去酒店设宴款待。拆迁办负责人许诺解决她的安置房，给一套相等面积的二手房，她的家人四处找寻，终于找到了一套满意的合适的二手房，再找拆迁办的人去办过户手续时，变卦了，拆迁办的人说，我们的书记从未答应过给你二手房啊？王秀英立即找到这个书记，他说：“你是误解了。我们要你去买一套二手房，我们给你现金补偿，其中的差价，你自己出一点，武钢党委出一点。”原来，他还是换汤不换药啊！王秀英又问他：“这就是你们落实俞正声书记的批复么！低价评估，高价卖房，让开发商赚钱，拆我们的房子还要我们买单吗？这是什么市场化运作，这是坑人嘛！”这位书记的回答更让她吃惊：“省委俞书记的批复，还差哪么一截”。他伸出右手把食指和大拇指之间形成一段距离来示意给她看，他明确地告诉她：“要他们的补偿金能买到市场价二手房，那是绝对办不到，全国也办不到。”王秀英心想：“这哪里是公平交易，分明是强买强卖，是剥夺！”

　　

　　俞正声书记的批复究竟是怎样写的呢？为什么在执行中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我问王秀珍同志，她不肯说，因为当俞正声书记对她来信的批复下达后，市、区派专车接她去商谈时，有一个条件是：她必须承诺不要把这个批复向社会上公布，以免影响到整个的拆迁工作。俞书记的批复会影响拆迁工作，这不是怪事么！

　　

　　因为这个“批复”已转发给有关党、政机关，我们很快就查到了批复的原文：

　　

　　“拆迁工作要适应新时期、新特点的情况，纠正野蛮、粗暴的做法，改变估价过低的状况。这可能带来建设城市中心的一些困难，但也是社会和谐必需付出的成本。”

　　

　　看了原文之后，我才弄明白，为什么这里有关机关负责人要阻止这个“批复”的传播，为什么他们评说“这个批示还差这么一截”。在他们看来，在市场化运行中，野蛮、粗暴的做法不可避免，估价偏低的状况不能改变。因此对王秀英维权的诉求，省委书记的批复也不可能实现。

　　

　　许多拆迁户都盼着王秀英问题的解决，他们都跟着这个样板来解决。王秀英与拆迁办达不成协议，就成了阻碍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的绊脚石，拆迁办派人三番两次地“看望”王秀英，逼着他签协议搬走。她被逼迫得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在病房里，拆迁办派人提着水果来“探望”，有一次“探望”，还加进来两位“稳定办”的工作人员。（“稳定办”是配合拆迁工作建立起来的，专门对付“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比如监控欲上访的人员，监控有群众闹事嫌疑的人员等。）王秀英躺在病床上愤怒了，“我为这个社区的安定团结、社会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为什么拖着病残老弱的身驱四处奔走，因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不忍心看到群众受欺负，怎么我反成为“不稳定”分子，你们把社区搞成盗贼横行，黑社会猖獗之地，反而要来‘稳定’我们……”她想着、想着，气得说不出话来。有人说，如果在限时内达不成协议，我们就只好“依法强拆了”。她说：“我不会签订这个屈辱的协议。我革命一辈子，共产党给了我一套安身的房子，这是纪念品，我留恋它，如果你们去强拆，那房子就是我的坟墓。”

　　

　　对王秀珍的“礼遇”也逐渐消散了，在我和她交往的几天中，她一直受到停电、停水的困扰。这位年迈体弱的老太太，顶着烈日去派出所，去供电局求助。在我写这篇通讯的前两天，为核实一件事，我不停地给她打了两天的电话没人接。第三天她才来电话告诉我，电话刚请电信局的师傅来修好。在我还未写完这篇通讯的时候，我问候她的生活怎样？她嘶哑着喉咙说：“昨晚下半夜，黑社会的打手来轰门，我打110警，警察来了，他们走了；警察刚走，他们又来轰门敲窗子，把我折腾了大半夜啊！”

　　

　　对这位老革命太婆的野蛮，还算“文明的”，有人担心逼得太狠了，这老太太会上北京找刘琪的（原武钢党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他“钉子户”，就惨不忍睹，惨不可言了。

　　

　　我们在废墟里见到了廖师傅，他在武钢工业港上班，他邀请我们去他家看看，我们顺他手指的方向只见一片残墙断壁，看不见房屋，原来他的“家”就在废墟下边，上边房屋都拆了，一大堆砖石，混凝土水泥块就推在他房子的顶上，一堆砖瓦、乱石，把进出的门堵了半截子，我们是弓着腰钻进去的。房子顶上的预制楼板已被堆在上面的砖石压断，断裂处用一根根木柱顶着，雨水渗漏已把天花板上的装修材料剥离得污渍斑斑了。看这情况，我们不敢久留。我们劝他：“廖师傅，生存第一啊！你不能住这里了”。他回答说：“这就是他们的意图啊！非把你逼走不可”。他把我们引到门外，指着房后一道高耸的危墙说：“他们把隔壁的房屋拆光了，独留下这座危墙，这不明摆着是对我的威协么，你们看危墙上和原来框架上连结的钢筋都剪断了，一阵暴风雨就可把危墙吹倒，整面墙就会拍到我的房子上，几百吨倒下来，下面几根木柱顶得住吗？砸死了你连凶手也没有，这真是杀人不见血啊！”我们问他为什么不签个协议搬走，老话说“蚀财免灾”嘛。廖师傅说：“差距可大啦，我这房子有两间是店面经营房，他们要按普通住宅房算。他指着房上残留的经营标记说：“难道这还能信口开河么！工商局也可作证嘛！”他现在正在跑公安局，要求抓捕上门行凶的黑社会分子。前些时，在光天化日之下，来了五名膘膀大汉，赤膊光头，一进门就向他：“你几时搬啊！”“限你三天之内到拆迁办去办手续，否则，你一出门，会搞死你”。他说：“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你敢？”话一说完，对方就一砖头砸过来，他一躲过，第二砖头又砸过来了，防盗门的钢筋挡了一下，砸到他的胸口，他拨110，没人来，他去派出所警。有的说“这是政府行为我们不好管”，有的说“我们只能管一方平安，不能保你一人平安”。只有一位副所长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人民警察的职责，可以立案”。此事到此也就罢了。他想了好久，要上北京天安门，被王秀英制止了，要回香港去探亲（他是以港澳同胞的身份回到大陆定居的）。要求特区政府保护香港居民的安全和权益。这也不妥，他是不愿在香港当打工仔，受资本家的气而回到武钢重新上班的，这种有损国家尊严的事他不会去办。但就在这期间关于他的“传言”却一起又一起，有说他是“假港澳同胞”的，有说“已经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的。打人凶手没抓，他却成了许多罪名的疑犯。

　　

　　我们碰到的另一位住户是一位姓周的老太婆，今年已六十花甲，是前一冶职工医院的医务人员（该医院现已让股给一民间企业家，改名普仁医院）。她是来看她85岁老娘的。她现在的房子是57.8M2，她看了一套58M2的二手房，请拆迁办置换，拆迁办嫌价格高，只愿给她现金补偿，要她拿差价出来买房，她一算，差十来万。她一个月拿九百余元的退休金，这差价对她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在她的晚年积攒这笔钱把命拼了也不可能。为逃避黑社会的威协，她住亲戚家，由老母亲守门。一天，三个人高马大的青年人踢开门，逼迫要老母亲找回女儿去拆迁办办手续。老母亲说：“这是我姑娘的事，我管不了。”这些青年人推的推，拉的拉，她看到这些人手臂上画的东西吓死人，有龙、有蛇，老母亲吓得直擅抖，这些青年人给他办法：“你去找回姑娘，她不回来，你就在她面前下跪，她不答应你就不起来。听到了吗？”这些人一走，她立即给姑娘打电话，哭着说：“我好怕呀，见到他们就发抖啊！”周师傅说到这里，自己也心酸了：“逼着85岁的老娘向60岁的姑娘下跪，这简直太残忍，太没人性。”

　　

　　原一冶医院医政科李科长讲的却更叫人痛心。他的弟弟是武钢的老工人，今年73岁，儿女都不在身边，一个单身老人，他只要求给他安置一间和他现在住的面积差不多的二手房，但办不到，几乎隔几天就有四、五个黑社会分子来威逼他搬家。他给哥哥打电话说：“他们给我的补偿款，买不到二手房，他们也不管，成天逼我搬家，我往哪里搬啊！我准备了安眠药，如果他们来拆房子，我就吞下安眠药。到时候，你们把我抬到拆迁办门前，腾出房子，让他们去拆……。”这个老人，受不起折腾，在医院抢救后，就卧床不起，神态不清。

　　

　　这些故事，我们就不一一叙述了。

　　

　　在41街坊边的小餐店，我们吃了中午饭，小巷口有一家小诊所，虽只十来平方，却安静、整洁，加上装有空调，十分清凉。我们走进去休息。诊所所长是一位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的长者，加上他一身白大褂，给人有些飘飘欲仙之感。原来，他是一冶医院的前院长，解放战争中是随军南下的白衣天使，参加过百万雄师过长江的战斗，转业到地方就参加武钢的建设，退休后，他办小诊所，是为附近农民工服务。大医院的高医疗费、高药价，农民工承担不起，这小诊所是高明的医生平价的药。我们来这里，他正在给一位中年农妇看病，她在附近工地打工，白天背朝烈日，夜宿蒸笼，中暑了，她面色焦黄，唇无血色，正在输液，她的丈夫和五六岁的小儿子也陪她一起来看病。

　　

　　老院长也陪同我们一起闲聊。话题是，这些昔日建设十里钢城的英雄好汉，为什么今天落到这步田地？像王秀英部长这样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在自己建设起来的家园里，受到黑社会的困扰，她能“通天”，又怎么样，天高皇帝远，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这真是“龙游浅水遭虾戏啊！”为什么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的讲话都执行不了呢？还评说它“差一截”呢？

　　

　　有人说，这不奇怪，前几天，广州市长张广宁说“要把住房问题提升到政治问题”。房地产大鳄任志强就立即发表文章反驳。文章的题目是：《住房是谁的政治？》，文中说：“提高生活质量与财富存在方式的住房，是市场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府无权也不应该在财富的消费与选择中进行行政性的干预”。人家说得明明白白，我用什么办法买房、买地、拆房、建房，那是我的事。我就是要赚钱，积累财富，你管得着吗？

　　

　　这十里钢城，从建设到今天，大约半个世纪吧，中间的变化，真可是天翻地覆啊！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可已是物是人非啊！

　　

　　大家正在困惑之时，坐在一边陪同妻子看病的农民工，淡然一笑，说：“你们这些老同志争什么呀！还看不清楚吗？现在是老板说了算，不是共产党说了算，有的共产党当了老板，有的老板也当了共产党”。

　　

　　我们这些书生才恍然大悟，还是这位农民工兄弟讲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