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钓鱼岛想到的

　　 日本人多领土少，人口密度337人/平方公里，比138人/平方公里的我国几乎多出了两倍，因此向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提点共产主义的要求。我以为这种要求不但有理，而且十分的美妙，世界各国要是都把它作为共同的规则，整个人类社会将会变得多么的美好！日本也不必要向中国提这种可怜巴巴的小要求，对也只有一水之隔的美国完全可以狮子大开口，因为美国的人口密度只有32人/平方公里，日本举国东迁也不就60人/平方公里，清清清清的美国可就热闹起来了，把那巴掌大小的日本群岛丢给同样感觉到人满为患的中国人，皆大欢喜，岂不更妙！？
美妙是美妙，毕竟是梦境，醒来便是冷冰冰的资本主义现实！第一个现实就是昔日最亲热的盟友山姆大叔将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日本朋友打进太平洋里喂王八。
一位资本家除了从自已的经营中获取最大利益以外，还想要求他的竟争伙伴无偿捐赠新的利益，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吗？符合“普世价值”吗？
我们国家的某些领导人，也不是满清皇帝，不会只想保住自己的生活与地位，他们何尝不想将我们的钓鱼岛的资源掌控在手中，加强在下一轮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正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发展作为唯一发展，不顾一切危险，不顾一切矛盾死死抓住GDP，祈求上帝赐和谐，叩拜佛爷保稳定，因此在国内稍加极权，在国外委屈求全，就不难理解了。
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也激发了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早就到达了最佳状态，而在中国只能是初起。毛泽东时代那种革命的民族主义情绪早已被当权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当代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对待别国的关系上最佳选择是征服，这是人类中延续了几千年的习惯势力，所谓的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只是依仗了这一习惯势力。这一习惯势力也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躁动不安起来，还没看得到尽头的经济衰退，让美国人急于寻找新的途径，然而手握世界第一的战争机器的美国人，侵略岂能让日本人与德国人独享，“战神”岂能不对他们没有诱惑力。所以说真正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恐怖主义是在这里。
而人类原生态的共产主义理念与被马克思科学化了的共产主义理念已经被反动势力赶到一边去，难以对帝国恐怖主义施加影响。给人类饱尝教训经过去了太长的时间，在现代人中不是被忘记便是被扭曲。无数的电脑游戏——“帝国时代”、“星际争霸
”、“罗马复兴”……都集中到两点这上——“命令与征服”，这无疑是在现代人培养着新的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山本五十六……，这只是从一个侧面上说明，战争才是资本主义永恒的主题。
今天，拿着中共的特别经费与奖赏的理论家为中共干部与高等学府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上也能看到这种字句：“一切人类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最大的享乐。”，“人类所追求的像感官的快乐、财富的快乐……等‘简单快乐’证明人的各种活动都是以最大地满足这些快乐为出发点的。”（大学教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191页）这是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挖出来的时髦的东西。享乐的最大化，私欲的最大化正在造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要是没有你，我也许会活得更好些。”这种观念足够导致犯罪，但是一般不会导致战争，而智商更高的人会把相同观点的一些群体乃至一个国家的人聚合起来，用带着血丝的眼睛望着别的族群说，“要是没有他们，我们会活得更好些！”，于是战争就势不可挡了。万恶的法西斯不就产生于这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吗？人们会诅咒没落中的法西斯，却能宽容原生态的“朴素的”法西斯。在资本主义世界，这属于正常现象。
对于未来的战争，某些中国人有高招。譬如正在台湾闹台独的民进党，打起绿色的旗，宣示要做素食族群，草食动物，自以为就可以盘居宝岛台湾与世无争。梦想着实是美妙，这也是当年的慈禧太后的梦想。他们歉缺的都是忽略了当今盛行的《从林法则》，草食动物必然要遵守大自然中的食物链，他打着的绿旗终究要换成白旗，白旗终究会染成红旗。
就是这么古怪，许多的人，身子生活在高楼大厦里，脑子总要停留在原始深林中，你说这社会进步从哪里来？
“这就是终极的社会进步！”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卫道士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社会进步离不开“自然规律”。他们的自然规律就是“从林法则”，弱肉强食，剥削有理。这就是他们的永恒的“真理”，看起来“真理”的实质只不过是“利益”，狗屁真理！
“一切人类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最大的享乐。”这种狗屁真理曾经被社会主义时代证实了它的狗屁性质，它只不过是舶来品，而且象日美的费旧家电一样，舶来的垃圾。“丰年防灾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生于忧患，死于安逸”等等朴素的道理早在两千年前就影响着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里，中华民族的朴实善良的思想文化更有了广阔的生长空间，这种追“最大享乐”，“最大财富”与个人的穷奢极欲被人民所厌恶，被“为人民服务”与“共同富裕”的理念所取代。所以当总设计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口号不知喊了多少遍，“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之类的煸动不厌其烦，催促了好几年，才把资本主义的新娘子羞羞答答地催唤出来。人类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的理论：“致富欲望本身是一定的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与历史产物相对立的自然产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