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包身工》发表70周年
钟关平

（写于2006年3月15日）

春节期间翻阅剪报，翻出一篇1995年2月21日《解放日报》的一篇短文，题目为《活得洒脱，去得从容——记夏公》（李子云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广电部为他作95岁生日之后，他和我聊天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这话让我悚然一惊。很少有作家能够这样严于衡量自己的作品。”
读了夏老的这句话，笔者感慨万千。夏老在即将走完人生旅途的最后时刻，为什么在回首自己众多作品的时候最看重他的那篇仅有不到九千字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呢？笔者对此浮想联翩。
今年是《包身工》发表70周年，就此机会写一点感想，以示纪念。

《包身工》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阶级斗争

夏老的著作颇丰，成规模的结集出版的选集就有多种。除此之外，还有《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作集》和《夏衍电影论文集》等。其中名气比较大的作品有：剧本《狂流》、《秋瑾传》、《上海屋檐下》、《赛金花》、《脂粉市场》、《风云儿女》、《压岁钱》、《自由神》、《白云故乡》，改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春蚕》、《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报告文学《包身工》，是夏老1935年写成，1936年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光明》创刊号。这些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文艺宝库中的经典。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夏老的许多作品，都有资格流传后世的，那为什么他老人家却偏偏钟情于《包身工》呢？
为加深对夏老“可以留下来”这句话的理解，笔者重温《包身工》这部作品，细细品味，又有所领悟。毛主席说过，“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个标准衡量，夏老的这些作品，阶级性和政治性都是比较鲜明的。由于夏老的特殊经历和生活环境，他对知识界比较熟悉，所以他的不少作品是以知识分子，尤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例如《上海屋檐下》、《愁城记》、《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而《包身工》的主人公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笔者揣度，夏老之所以认为《包身工》“可以留下来”，是不是因为这部作品所揭示的一个时代阶级压迫、剥削和蕴涵的革命道理更为鲜明的缘故呢？
《包身工》反映的是“一二八”前后到抗日战争前夕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的黑暗。那时，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日益破产，东部沿海地区大批贫苦农民涌向城市，又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靠近上海的苏北地区，每年都有大批无法生活的农家女子，被诱骗到上海做“包身工”。日本资本家为了避免上海工人运动的威胁，就大量地雇佣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城市劳动者。《包身工》这篇作品就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残暴掠夺，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严厉的抨击。它以生动、真实的笔墨通过记叙作为廉价“机器”的芦柴棒等一群纺织女工所遭遇的苦难，再现了旧中国工人阶级身处社会底层的悲惨命运，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反动势力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阶级的罪行。
这篇作品犹为可贵之处，是它不以揭露为满足，而是在揭露资本剥削的本质、分析包身工制度形成的原因之后，指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将奋起，砸烂枷锁，埋葬万恶的资本主义旧制度，迎来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制度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表面上，这儿似乎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她们住在一个伟大的锻冶场里面，闪烁的火花常常在她们身边擦过，可是，在这些被强压榨着的生物，好像连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经消散掉了。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当夏老在文章中发出这个警告与怒吼的时候，中国正处于血与火的激烈搏斗之中。一方面是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日本侵入华北，不断扩大侵略范围，而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丧权辱国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另一方面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193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随后以民族大业为重，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二九”运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燃遍中华大地。这时，离新中国的诞生只有13年了。在这样一个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包身工》，其影响和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夏老的这篇报告文学，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感情世界。这种感情使他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使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的警世之语。

《包身工》的方向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方向

作品是作者的思想窗口。夏老之所以能够写出《包身工》这样优秀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力作，是与他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方向分不开的。
列宁说：“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赢利的商业性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惟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列宁选集》1965年版第1卷第723页）
为什么人的问题，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始终是文艺的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
毛主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毛主席的《讲话》是《包身工》发表以后的事情，但夏老写的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所说“惊醒”人民，“感奋起来”，“走向团结和斗争”的一篇政治性、艺术性均佳的优秀作品。
夏老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文学作品呢？不能不说与他的思想基础与政治立场相关。毋庸讳言，夏老曾经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前，他的世界观还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他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也信仰过“三民主义”。但是，夏老通过参加“五四”运动的洗礼，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就是在“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之后，他不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此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走上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之路，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革命文艺家、电影艺术家。
夏老之所以能够写出《包身工》，既与他加入共产党，并且已经有近10年的党龄和革命斗争经历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他自觉地深入工农，与工农相结合分不开的。有文章介绍，早在1927年，夏老在上海就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了解了一些纱厂工人的情况；1929年，他从做工人运动工作的同志那里知道了一些包身工的非人生活情况。“一二八”战事后，为了写《女性的呐喊》电影剧本，又搜集了一些包身工材料。他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还公然保存封建奴隶制度非常愤怒，决心深入调查，打算彻底揭露。由于纱厂工人的热心帮助，作者深入工厂实地观察调查了三个月，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包身工》的方向是有现实意义的。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界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有许多身为共产党员的文艺家，在他们的头脑里，似乎改革开放不需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了， 毛主席当年提出的“政治是第一位”的标准似乎也不适宜现在的形势了，由此，提出什么“超越阶级”、“退出政治”、“躲避崇高”、“告别革命”等等荒谬的主张。在他们的词典里似乎只有艺术标准，没有政治标准，谁要是讲马列，讲政治，他们就极力讽刺、嘲笑，并且随意给人扣上“极左”、“反改革”等大帽子。这些人真的要“退出”政治，真的要“告别”革命吗？否。这是骗人的阴谋。事实上，他们在“退出政治”的幌子下，是在用资产阶级政治取代无产阶级政治；在“告别革命”的幌子下，秘密进行资产阶级的“颜色革命”。不是吗？请看，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舆论阵地，恶毒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诋毁、污蔑革命领袖，歪曲、否定革命历史，妄图推翻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的目的，他们积极配合帝国主义对我国和平演变的政策，大造“西化”、“分化”、“私化”和“腐化”的政治舆论。当年早已被我们批臭的梁实秋、周作人一类的反动人物，又被他们奉为神明，到处招摇过市。封建主义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统统从黑洞里爬了出来。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人何止是“思想上没有入党”，他们已经堕落为挂着共产党招牌，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干着破坏共产党事业的无耻叛徒！

《包身工》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里。

包身工

　　

夏 衍

　　

夏衍，本名沈月熙，生于浙江杭州。曾创作《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剧本。 　　

1936年 6 月写出《包身工》，反映包身工在资本家剥削下的惨痛生活，引起社会上强烈反响。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人们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　　

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皮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地叫喊。　　

“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尽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骚动起来。打伸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钝感了。半裸体的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点的女人们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睡眼惺忪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的分割得很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着三十三个被老板们所指骂的“懒虫”和“猪猡”，所以，除出“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那穿拷皮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还住着二千个左右穿着破烂衣服而专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玩，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玩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　　

“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跟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　　

“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悔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讫，“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东洋厂家将这些红砖墙围着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价租给“带工”，“带工”就在这鸽子笼一般的“洋式”楼房里装进三十几部没有固定车脚的活动机器。这种工房没有普通弄堂房子一般的“前门”，它们的前门恰和普通房子的后门一样。每扇前门楹上，一律钉着一块三寸长的木牌，上面用东洋笔法的汉字写着：“陈永田泰洲”、“许富达维扬”等等带工头的籍贯和名字。门上，大大小小地贴着褪了色的红纸春联，中间，大都是红纸剪的元宝、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图像。春联的文字，大都是“积德前程远”、“存仁后步宽”之类。这些春联贴在这种地方，好像是在对别人骄傲，又像是在对自己讽刺。　　

四点半之后，当没有影子和线条的晨光胆怯地显现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湿气的朝风，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拗执地粘在她们头发上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干饭。中午的饭和晚上的粥，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可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的渣粕！粥菜，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菜的叶瓣，用盐卤渍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位，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各人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头舐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添粥的机会，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下一些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双方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的前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营原则和经济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构成的人类。所以当他们忍耐到超过了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理论，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拚着饿死不干。此外，产业工人的“流动性”，这是近代工业经营最嫌恶的条件，但是，他们是决不肯追寻造成“流动性”的根源的。一个有殖民地人事经验的自称是“温情主义者”的日本人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争议（五卅）中，警察力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他们所采用的，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代替“外头工人”（普通的自由劳动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的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子，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机会）。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芦柴棒可真的不能挣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很快的一个打杂的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白相人”，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自由的权利。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会少的，可是打杂的很快就停止了，后来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擦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好好的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出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的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她们的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她们叫做“试验工”或者“养成工”。试验工的期间表示了厂家在试验你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工的期间那就表示了准备将一个“生手”养成为一个“熟手”。最初的工钱是每天十二个小时，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几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们就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身上去了。　　

五点钟，第一回声很有劲地叫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就像放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每人手里拿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讲话，即使讲话也没有什么生气。一出门，这人的河流就分开了，第一厂的朝东，二三五六厂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们就和另一种河流——同在东洋厂家工作的“外头工人”们汇在一起。但是，住在这地域附近的人，对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头人的衣服多少的整洁一点，有人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们有时爱搽一点粉，甚至也有人烫过头发。包身工，就没有这种福气了，她们没有例外的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青莲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条的裤子。长头发，很多还梳着辫子。破脏的粗布鞋，缠过而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点蹒跚的样子。在路上走，这两种人很少有谈话的机会。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语不通，这也许都是她们不亲近的原因。过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轻别人，这在“外头工人”的心里也是下意识地存在着的。她们想：我们比你们多一种自由，多一种权利，——这就是宁愿饿肚子的自由，随时可以调厂和不做的权利。　　

红砖头的怪物已经张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养物了。印度门警把守着铁门，在门房间交出准许她们贡献劳动力的凭证，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头工人在这簿子之外还有一张粘着照片的入厂凭证。这凭证已经有十一年的历史了。顾正红事件之后，内外棉摇班（罢工）了，可是其他的东洋厂还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沪西的丰田厂，有许多内外棉的工人冒混进去，做了一次里应外合的英勇的工作。从这时候起，由丰田厂的提议，工人入厂之前就需要这种有照片的凭证了。——这种制度，是东洋厂所特有的，中国厂当然没有，英国厂，譬如怡和，工人进厂的时候还可以随便地带个把亲戚或者自己的儿女去学习（当然不给工资），怡和厂里随处可以看见七八岁甚至五六岁的童工，这当然是不取工钱的“赠品”。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在从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这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到杨树浦去的电车经过齐齐哈尔路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一种“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响混合在一起的声音。一进厂，猛烈的骚音，就会消灭——不，麻痹了你的听觉，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轧轹……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好像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的紧装在这红砖墙的厂房里面，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也决没有使你听觉有分别这些音响的余裕。纺纱间里的“落纱”（专管落纱的熟练工）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日本人叫做“见回”），命令工人的时候，不用言语，不用手势，而用经常衔在嘴里的口哨，因为只有口哨的锐厉的高音才能突破这种紧张了的空气。　　

尘埃，那种使人难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纺粗纺间的空间，肉眼也可看出飞扬着无数的“棉絮”，扫地的女工经常地将扫帚的一端按在地上像揩地板一样的推着，一个人在一条“弄堂”（两部纺机的中间）中间反复地走着，细雪一般的棉絮依旧可以看出积在地上。弹花间、拆包间和钢丝车间更可不必讲了。拆包间的工作，是将打成包捆的原棉拆开，用手扯松，拣去里面的夹杂成分；这种工作，现在的东洋厂差不多已经完全派给包身工去做了，因为她们“听话”，肯做别的工人不愿做的工作。在那种车间里，不论你穿什么衣服，一刻儿就会一律变成灰白。爱作弄人的小恶魔一般的在室中飞舞着的花絮，“无孔不入”地向着她们的五官钻进，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纱花寄托的场所；要知道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觉，那你可以假想一下——正像当你工作到出汗的时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松一个木棉絮的枕芯，而使这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纱厂女工没有一个有健康的颜色，做十二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0.15克的花絮！　　

湿气的压迫，也是纱厂工人——尤其是织布间工人最大的威胁。她们每天过着黄霉，每天接触着一种饱和着水蒸气的热气。按照棉纱的特性，张力和湿度是成正比例的。说得平直一点，棉纱在潮湿状态比较不容易扯断，所以车间里必需有喷雾器的装置。在织布间，每部织机的头上就有一个不断地放射蒸气的喷口，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他人！身上有一点被蚊虱咬开或者机器碰伤而破皮的时候，很快地就会引起溃烂。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温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决不是“外面工人”所能想象的了。　　

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一种生物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加速度地容易疲劳，尤其是在做夜班的时候。但是打瞌 是不会有的，因为野兽一般的铁的暴君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有遭“拿莫温”（工头）和“小荡管”毒骂和殴打的危险。这几年来，一般的讲，殴打的事实已经渐渐的少了，可是这种“幸福”只局限在“外头工人”的身上。拿莫温和小荡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车间工人的反对，即使当场不发作，散工之后往往会有“喊朋友”、“品理”和“打相打”的危险，但是，包身工是没有“朋友”和帮手的。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是最下层的“起码人”，她们是拿莫温和小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做了“烂污生活”的罚规，大约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贴她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欢喜他们采用殴打这一种办法了。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给拿莫温们送礼，那时候他们总得卑屈地讲：　　

“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干事，只是不要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莫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走过来了，拿莫温为要在洋东家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寻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太平龙头的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莫温跟着过来，很懂得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　　

“迭个（这个）小姑娘坏来些！懒惰！”　　

拿莫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　　

“皮带盘心子顶在头上，就不会打瞌 ！”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生活”，那么工资减少而招致带工老板的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实际上，拿莫温对待外头工人也并不怎样客气，因为除出打骂之外还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给你难做的“生活”，或者调你去做不愿意的工作，所以外头有些工人就被迫用送节礼的办法来巴结拿莫温，希望保障自己安全。拿出血汗换的钱来孝敬工头，在她们当然是一种难堪的负担，但是在包身工，那是连这种送礼的权利也没有的！外头工人在抱怨这种额外的负担，而包身工人却在羡慕这种可以自主的拿出钱来贿赂工头的权利！　　

在一种特殊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东洋厂讲，光绪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织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哲人爱玛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的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全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东洋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科学管理和改良机器，粗纱间过去每人管一部车的，现在改管一“弄堂”了；细纱间从前每人管三十木管的（每木管八个锭子），现在改管一百木管了；布机间从前每人管五部布机，现在改管二十乃至三十部了。表面上看，好像论货计工，产量增多就表示了工资的增大，但是事实并不这样简单。工钱的单价，几年来差不多减了一倍。譬如做粗纱，以前每“亨司”（八百四十码）单价八分，现在已经不到四分了，所以每人管一部车子，工作十二小时，从前做八“亨司”可以得到六角四分，现在管两部车做十六“亨司”工钱还不过四角八分左右。在包身工，工钱的多少，和她“本身”无涉，那么当然这剥削就上在带工头的帐上了。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劳动，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终于和钢铁造成的机器不一样的，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譬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检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　　

“让她扎一两根油线绳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怕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怕梦的！有人觉得太难看了，对她的老板说：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瞪了她一眼。　　

“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做了两年，带工老板在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了二百三十块了！　　

还有一个，什么名字记不起了，她熬不住这种生活，用了许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钟休息时间里，偷偷地托一个在补习学校念书的外头工人写了一封给她父母的家信，邮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个月，没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许她的父亲会到上海来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板手里了。散工回来的时候，老板和两个打杂的站在门口。满脸横肉的老板赶上一步，一把扭住她的头发，踢，打，掷，和爆发一般的听不清的轰骂！　　

“死婊子！你倒有本事，打断我的家乡路！　　

“猪猡，一天三餐喂昏了！　　

“揍死你，给大家做个样子！　　

“谁给你写的信？讲，讲！”　　

鲜血和惨叫使整个工房都怔住了，大家都在发抖，这好像真是一个榜样。打倦了之后，再在老板娘的亭子楼里吊一晚。这一晚上，整屋子除出快要断气的呻吟一般的呼唤之外，绝没有别的声息，屏着气，睁着眼，千百个奴隶在黑夜中叹息她们的命运。　　

人类的身体构造，有时候觉得确实有一点神奇。长得结实肥胖的往往会像折断一根麻梗一般的很快的死亡，而像芦柴棒一般的却偏能一天一天地磨难下去。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还有韧性地在那儿支撑。两粥一饭、十二小时骚音、尘埃和湿气中的工作，默默地，可是规则地反复着，直到榨完了残留在她皮骨里的最后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的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的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的虐待，因为船户总还得养活它们，喂饱它们，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的被饲养者的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制度，和对这种制度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表面上，这儿似乎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她们住在一个伟大的锻冶场里面，闪烁的火花常常在她们身边擦过，可是，在这些被强压强榨着的生物，好像连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经消散掉了。　　

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