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总书记最近明确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和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一些媒体也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针对这种错误，决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

我国资改派（打着改革旗号搞资本主义的派别），尤其是近年来公开提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纲领，是从苏联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那里搬过来的，只不过增加一些中国特色而已。例如，他们所宣扬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等等，实质上是认为“人类共同价值观”高于阶级价值观。这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理念——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因而应当少讲甚至放弃阶级斗争尤其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就相当接近。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公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其代表人物们也公开出台亮像，实质上表明他们决心公开像苏联“戈派”搞垮苏联那样搞垮中国，也就是说，表明他们决心公开以中国“戈派”的身份打出旗帜，统一思想，组织队伍，大举进攻。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要民主社会主义，现在已到了我们必须做出历史性抉择的关键时刻。也就是说，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防止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篡党夺权，使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悲剧在我国重演。

有不少材料揭露，美国中央情局认为当前在中国公开打出资本主义的旗帜太露骨，不利于争夺民心，而应当像当年搞垮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集团（简称“戈派”）那样，统一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纲领，进行和平演变，包括搞“颜色革命”。

大量事实证明，我国资改派的不少手法、举措，也和苏联“戈派”是类似的甚至完全相同。比如说，他们同样极力否定过去的成就，否定人民领袖，进而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同样用各种假社会主义搞乱、取代甚至公开鼓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同样仇视人民民主专政，主张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同样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叫嚷要实行多党制；同样极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样宣传自私是人的本性，倡导“私欲动力论”；同样主张培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并把他们作为主导力量；同样否认工人的企业和社会主人的地位，把他们打入社会最底层；同样搞民族投降主义，主张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妥协退让；同样用理论骗子、政治骗子的手法蒙蔽别人。

经验表明，历史上凡是打败的，都是缺乏全民整体政治意识及建立其上的国家战略能力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差别不主要在财富和技术，而在战略意识及与之相应的国家战略能力。当时日本的国家战略意识远高于以‘莫谈国事’自警的中国人”。“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并不差，但他与对手讲‘新思维’，结果被里根和布什的现实主义生生将苏联整垮”。可见，如果谁硬是闭眼不看无情现实而一意孤行搞和平主义、投降主义，畏首畏尾，养虎遗患，那他就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一场大混乱、大内战、大分裂的空前严重的灾难，使可爱的祖国被新的八国联军肢解，成为千古罪人。


在“戈派”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其左翼，主张在不改变共产党名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有限度地逐步推行苏联“戈派”那种民主社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政策；其右翼，主张像叶利钦那样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公开搞资本主义；其中间力量，则主张把共产党改成社会民主党或者叫人民党，搞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即“文明资本主义”。此外，还有一些人由于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便跟着潮流跑的。

下面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的言论：

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伟质问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什么还体现不出来呢？”（《中国经济学的寻根与发展》第63页）
⑵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锐2006年9月9日对《德国之声》发表谈话：“我们这种社会主义叫什么社会主义呀？讲得难听一点叫专制社会主义，或者暴力社会主义。”
⑶深圳市体改委原主任徐景安大讲：“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嫁接”。“西方式现代化，中国有必要补上这一课”。现在，我们要“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前进”（《中国走向》第3、5、7页）。
⑷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讲得更露骨，他说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改变我命运的人》第124页）。
⑸辛子陵（国防大学原正师级研究员）认为：“工人是生产力的代表，但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资本家是社会的经济管理阶层，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已载入党章宪法，为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必附马克思、毛泽东的骥尾。要像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甩掉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摆脱先进的政策和落后的意识形态的矛盾，敢于把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举起来，成为团结全国人民振兴中华的治国纲领”（《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借尸还魂的妖风》第4、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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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现代化实质上看成西方化、美国化，这种形而上学的世界历史观，在不少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都有影响。电视片《大国崛起》受到他们的赞扬就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开始盛行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进行冷战，争夺第三世界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经过学术包装的、为世界霸主服务的美国国家的意识形态。这种现代化理论认为，世界近现代史仅仅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历史，后发国家只要沿着西方先发国家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走，就能实现现代化。它不讲西方现代社会的制度性质，同时掩盖美国霸权和西方列强所支配的世界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之间的对抗关系。按照这种现代化理论搞现代化建设，必然走到使我国变成西方国家附庸的邪路上去。

“戈派”们极力鼓吹产权私有化，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主张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
⑴为了加速推进私有化，徐景安大造这样的舆论：“从我国改革来说，直接私有制必然取代直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拨开社会主义争论的迷雾》第1页）。
⑵在赵紫阳当权时期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新华网》杭州2005年11月6日电）他所说的民营为主，指的是以私有制为主体。
⑶北京大学教授尹保云说：“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因素”，“所以，国有企业民营化越快越好”（《强国论坛》2006年12月18日）
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形式非常多，而最明显、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与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这就是坚持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反之，则就是偏离改革的正确方向。”（《老干部参考》2007年第2期）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把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作为改革的正确方向，说明他们是在公开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
⑸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刘军宁2006年12月7日在《南方周末》发表《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宣告自己是为“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而写，他预言一个激动人心的新人文时代将降临中华大地。说什么“以个体为本位而形成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这些价值追求，应当以文艺的形式走向大众，以构建民主宪政转型的健康的大众文化。”
⑹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说：“租界是新文化和新文艺的发祥地”，“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是中国近代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开端”（《新纪元》2006年1月4日）。
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说，由于“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扩大，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现行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等规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2003年6月6日《在青岛修宪研讨会上的发言》）。他还说，“俄罗斯的宪政改革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旗帜文萃》2004年1月号）。人所共知，这种宪政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改革实质上就是变人民民主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⑻“我们提出了一个体制改革的理论，并以此分析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张维迎，《走资本主义道路：竞争与中国的体制改革》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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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近60年的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这是连西方国家稍有良知的学者都承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写道：“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页）。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妄图用书本上的两句话来否定铁的事实，借口由于生产力落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里暗里推行“补课论”（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右倾教条主义者的僵化真面目。
新中国建立的前30年，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提高得不是太快，但这对于初步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这正像一个穷家为了奋发图强摆脱困境需要勒紧腰带过一段苦日子一样。尽管如此，那时的生活不仅比旧社会好得多，而且在总体上是稳步提高的。让我们看一看其它例子：
⑴被称为仍在坚持“斯大林模式”的古巴，总体上的发展相当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顾问詹武说，据阿根廷新闻社和人民日记者张卫中2006年5月13日和8月22日道，古巴2005年尽管经历了能源短缺、干旱、飓风和美国更加强化的经济封锁，但当年经济增长率为11.8%。2006年头4个月增幅达12%。而且这种高增长，是在不依赖吸引大量外资、也不大量发展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依靠本国人民力量自力更生取得的。并且，多种效益俱佳，还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⑵被认为“一直拒绝进行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更愿意保留苏联时代的国有经济模式”的白俄罗斯，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6至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6.6%”，2005年则升为增长9.2%。
⑶反之，有资料显示，仅在俄国最初实行私有化改革的5年中，即“从1992至199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左右，使国民经济倒退了近20年。”私有化改革使国家遭受的损失在绝对程度上比卫国战争时期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使苏联遭受的损失大10倍。现在俄罗斯国家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集中在1%的富翁手里，而80%多的居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前大幅度下降，至少70%的人仅能糊口。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有4000多万人（全国人口为万人）。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减少了7岁。此外，还有国家分裂，内战不断。一个在经济上、军事上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下子沦落为一个连二流国家都不如的衰落之国。就连被人们称为“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的盖达尔都不得不承认：“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是‘官员将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占为己有合法化’，是为‘权力转化为资本’履行了法律手续。”美国经济学家科兹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年苏联的强盛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苏联经济90年代初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近十年来，俄罗斯实行私有化，老百姓在十月革命后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少数蛀虫侵吞。”
⑷由苏联分裂出去的十几个国家，情况与俄罗斯大同小异，有的甚至还不如俄罗斯。乌克兰私有化以后，失业者达数百万之多，占工人总数近一半的人出国打工谋生。劳动者的收入普遍低下，66.7%的职工收入每月低于100美元，农业工人每月不足70美元，并且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已成为普遍现象。

事实胜于雄辩。在正反两方面铁的事实面前，“中国戈派”完全否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客观真理，公开宣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公开宣传“补课论”，这能骗得了谁呢？

以公有制为主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伟大真理。“戈派”宣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违背客观事实的胡说八道。因为它带来的是国资大量流失、腐败大量增加等和平演变危险的不断增大。要说倒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过头去搞数千年前就存在的私有制，才是真正的倒退。这种倒退，只对极少数人有利而对绝大多数人有害，所以才是真正的没有出路。反对演变，拨乱反正，才有出路，才能进步。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建林提出一个尖锐问题：“人民的这种怀旧是倒退吗？”他说：“第三世界人民怀享有本国主权、民族独立的旧。苏东人民怀没有失业、倡导道德高尚、平等地享受物质文化福利的旧。无所不在的怀旧，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全球倒退的铁证”。“人民的怀旧正在成为历史进步的垫脚石”（《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期）。

资改观、资代观、庸俗发展观，是民主社会主义即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改革、发展、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反映，所以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必然是全面的、根本性的。

单纯追求GDP的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的空气、水等环境质量不断下降，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健康和社会成本。这样一来我们的发展便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靠我们健康的、廉价的、高质量的劳动力带动了整个制造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损害了我们的健康。

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标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包括统领改革，就是要防止把极少数权贵的利益作为改革的目的、动力、标准，而保证使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真正成为改革的目的、动力、标准。张文木教授认为：“所谓‘效益’的立场，实质上就是资本的立场、利润挂帅的立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驾驭。效率脱离了公平，资本脱离了人民驾驭，中国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就教育改革是否成功来说，出现今天这种结果（作为发展中国家中人均收入中等偏低水平的中国，大学生学费却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得多），如果抛开目的来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也说不清。教育部的一位高官在为教育产业化改革辩护时说：“没钱就不要读清华北大”。这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国家的全民教育方针引向精英教育路线，让有钱的人接受教育，继续成为强势集团成员；没钱的人就只能永远做“弱势集团分子”。这样联系目的看实践，就看出问题来了。
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往往以权力作资本，以个人利益为导向，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参与改革、改造改革。这在农村被称为搞“干部资本主义”，在城市则被称为搞“权贵资本主义”。前面提到的深圳一些老领导在看完《居安思危》后还说：“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可是有些政府官员是一门心思地站到资本家一边，并且振振有词。有些官员就是让那么多农民工在城市里边成了第三等人，没有权益。普遍的问题是根本就不跟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他们对此竟不管不问。”这样下去，怎能不使改革变质呢？“真正犯众怒的是，‘精英’们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为自己牟取暴利。好比你到医院做阑尾，后来却发现医生竟然乘机偷偷割了你的肾拿去卖发了大财，那你愤慨不愤慨？如果你的这种愤慨被说成是‘仇富’、‘嫉妒别人的成功’、‘自己没本事却敌视成功的人’，那你会作何感想？”

有的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过去我们吃的是窝窝头，现在天天吃大米白面，这不证明庸俗发展观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吗？”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但问题在于，这些大米白面是怎么来的。就拿借债来说，前些年引进外资5500多亿美元，合人民币多亿元；再加上都可数以万亿计的股票、债券、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质上“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元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月12月7日）。就是说，全国男女老少每人头上都挂着一万元的债。这等于说，20年来我们每天吃的大米白面都是借来的；今后10年每人每年要还1000元的债。拉丁美洲不少国家的乱子就出在债台高筑上，我们万万不可上“戈派”的当，盲目大量借债，寅吃卯粮，“断子孙路”。否则，是后患无穷的。

“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肢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研究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地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那样，把中国肢解为许多小国。”（张宏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第9页）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剖析批判，我们不难认清，搞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真改革，而是假改革、真演变；“戈派”不是社改派，而是地地道道的资改派；他们不是给人民谋幸福的救星，而是搞“颜色革命”、给人民带来灾难的瘟神。

　　

　　参考：

　　

　　张勤德：“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兼议关于开好十七大的几个焦点问题（一）

　　

　　张勤德：“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兼议关于开好十七大的几个焦点问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