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必须创建拉美国家风险评估的指导思想

　　

　　二十一世纪，拉美，将与中亚、非洲等一样，逐步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加油站。这对于中国和拉美来说，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中国与拉美无法建立直达真正国家权利核心的有效的沟通，对于两者来说，所有努力都将事倍功半，甚至泥牛入海。

　　

　　拉美主要国家和中国的交流合作，目前仅仅停留在并不能真正决定国策的政府表面。而真正决定拉美主要国家命运走向的利益集团，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还没有和中国利益集团建立密切关系的迫切需要，还没有参与和中国的真正交流合作。

　　

　　因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到目前为止一直使用了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评估体系。所以中国政府和企业都有点盲人摸象，基本没有把握到拉美地区的生命脉搏，即其内在决策法则和运行机制，以致中国政府和企业无法正确和准确地制定进入拉美地区的政策和方式。

　　

　　首先，中国不能使用西方的风险评估体系来评估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拉美开展政治和经济外交，投资和拓展市场的风险。

　　

　　按照西方的风险评估体系，拉美主要经济大国，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等，除了金融领域时常存在的结构性的动荡和危机之外，可以说都属于低风险国家。

　　

　　政治上，这些拉美大国都沿袭了西方的“民主和法治政治”体系，实行上流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均衡折衷的政党轮换制，所以政治气息相通；经济上，这些拉美大国都是殖民地发育而来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长期以来都是古典经济学的忠实信徒，自然，很多也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徒。文化上，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基本都是白人殖民者后裔，至少也是印欧混血，他们以留学欧美，精通西方文化和时尚为上流社会的标志，本土文化只是下层社会的精神寄托，土著文化仅属于拉美地区边缘社会的现象。

　　

　　因为这样的“血缘”关系，拉美的上流社会和社会精英都和西方上流社会和社会精英结下了深厚的渊源，拉美和西方的“门阀士族”和“财阀士族”之间更建立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拉美社会的主流媒体和公众舆论基本上与西方的主流媒体和公众舆论音声相和，步调一致。所以，西方国家和企业在拉美的政治、外交、商业和金融开拓当然是如鱼得水。这样，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所有西方的风险评估告，不管是CIA的，还是Moody的或者S&P的，拉美主要国家的风险评级都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拉美国家风险评级则是完全不同。从国家到企业，所有的政府官员和商业人员都依照西方的风险评估体系研究拉美，认为拉美属于低风险地区，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拉美将是个很有政治和经济价值的战略合作伙伴，是个很庞大、很值得投资、比较容易开拓的“自由市场”。

　　

　　事实上，他们却发现拉美主要大国，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商业上，对美欧日韩以外的国家都相当封闭，极难打交道，成为事实上的高风险地区。

　　

　　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无法深入拉美主要国家的上流社会和主流媒体。其主流媒体根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中国，却总是跟随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社会顽固地坚持狂妄自大的批评态度，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的产业和资本很难大规模，大纵深地打入拉美主要国家的商业领域。由于巨大的法律和市场“进入障碍”，中国企业根本无法与西方国家的产业和资本进行平等的、公平的竞争。

　　

　　理论和事实完全相悖，很多官员、专家和企业家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和企业那么容易拓展的政治空间和市场，中国政府和企业却那么困难，是谁的问题？当然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因为政府和企业使用了错误的风险评估体系，因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根本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风险评估体系。

　　

　　其次，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和历史的广角去认识拉美国家，才能建立客观正确的风险评估指导思想。

　　

　　拉美地区主要国家都是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体系发育出来的国家。虽然经过十九世纪20年代的系列独立战争，但所有的独立运动与美洲土著没有任何关系。独立后近两个世纪，统治阶层和上流社会基本没有改变殖民地时期的结构和框架，由与欧洲保持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白人殖民者后裔建立的“门阀士族”控制的结构和框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本继承了殖民地体系，只是增加了部分土生白人资产阶级成分，完全属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只是发展很落后而已。

　　

　　虽然二战前后，拉美发展的不断落后和边缘化催生了部分民族知识分子一些进步和革新意识，但没有产生任何能给地区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高瞻远瞩的思想体系和领袖人物。所以，从根本上说，到目前为止，拉美地区所有大国依然都属于西方全球体系中的资本主义阵营中的落后群体，它们基本服从并参与维持该体系的秩序和规则，是该体系的底层组织。

　　

　　到目前为止，拉美没有一个国家找到解决自身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的工业化模式，也没有找到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公民发展方法，这就等于没有找到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出路。虽然一段时间可能增长较快，但没有产生任何突破又倒退回来。即使热衷于参加OECD等发达国家组织，实质上却根本不具备资格，只是发达国家破格“赏脸”而已。

　　

　　独立以后，拉美曾经面临三次工业和技术可以突飞猛进的发展机遇：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二十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80年代开始的全球产业链大转移。前两次机遇，拉美主要国家都因政策性错误得而复失。第三次机遇，拉美主要国家因80年代以后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而无法有效利用，至今经济增长极其缓慢，甚至赶不上发展曲线已经平直了的发达国家，基本已经错失良机。

　　

　　拉美政治和经济制度结构性的种族分层和贫富分层，导致上流社会，特别是拉美的“门阀士族”和“财阀士族”，政治和经济的精英阶层，占有最大化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生活极度奢侈腐化；而下层社会，尤其是土著社会，则游离在拉美社会边缘；而且，社会阶层之间缺乏流动，社会阶层趋于永久性固化。

　　

　　这就是为什么拉美国家独立180年以后，虽然实施过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一直在“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经济政策上不断定期左右摇摆，但是，一种没执行好、贯彻好，便又换另一种，结果都半途而废。技术低下、资本贫乏、政府腐败和贫富悬殊的情况顽固存在，虽时有波动，但没有改变继续稳步放大的趋势。可以肯定地说，拉美主要国家这种定期摇摆，陷于进退两难境地的情况必将继续下去，成为该地区二十一世纪的“主旋律”。

　　

　　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甚至没有社会阶层间的自由流动，使得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成为固态，其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将会不断激化，造成社会阶层间对立程度和冲突烈度不断加强，也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严重倒退。剧烈的社会动荡将造成政治的动荡，破坏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繁荣富强的发达国家，更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富裕国家，这样的社会形势将孕育较大规模的革命。拉美主要国家的情况正是如此。

　　

　　有鉴于此，中国就可能对拉美地区各国建立起正确的风险评估指导思想，从而建立起一套独特的，能客观地、准确地反映拉美各国风险的评估体系。

　　

　　二、中国需要创建自己的拉美国家风险评估体系

　　

　　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就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拉美主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脉搏，继而有可能准确地掌握拉美主要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决策法则和运行机制。

　　

　　有了这个前提条件，中国还需要准确地找到真正决定拉美国家命运走向的“门阀士族”和“财阀士族”。当中国政府和企业能够与这些士族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才能够深入拉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核心，直达拉美政治和经济的精英阶层。当中国影响力能够进入拉美国家的权力核心时，就能清楚地了解到拉美与西方深刻的渊源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当中国能够看清楚拉美和欧美的利益关系图时，就有可能找到打开拉美主要国家这些锁的真正万能钥匙。

　　

　　西方评估拉美主要国家的国家风险时，往往忽略其政治和文化因素。自拉美独立后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政府和企业早已掌握了拉美国家政治经济的决策法则和运行机制，更早已和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精英、门阀士族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团体，也早已深入拉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核心，因此，西方国家政府和企业不用担心拉美主要国家出现不利于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倾向。

　　

　　但中国却不行。中国政府和拉美主要国家政府的交往还停留在政治和外交表层，中国企业少部分游离在拉美市场的边缘，而绝大部分还徘徊在拉美市场的大门之外，因为中国对拉美还没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拉美权力核心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还没有很大的兴趣，更遑论正确的了解。

　　

　　中国对拉美没有强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中国还远没有进入拉美主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核心，政府和企业还远没能和拉美主要国家的“门阀士族”和政治经济精英建立牢固的关系。所以，中国要对拉美国家进行国家风险评估，就必须对其士族和精英群体建立一个评分参考体系和评估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评估这些群体的风险。

　　

　　国家风险评估体系的参考项目不外乎研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个大项。再详细些，政治可细分为宪法律令、政策法规、国际关系、外交军事等等细项；经济可细分为增长律、通胀率、国家资源、产业结构、金融体系、基础设施、财政货币政策、资本债务市场、国际贸易和收支等等细项；文化则可细分为民族构成、民俗风气、宗教组织、价值取向等等细项。

　　

　　还有比较次要的，如自然灾害、环境变化、生物安全（包括人类、动物和地区流行病）等等不可抗力和突发事件。除此之外，还有些根据西方需要才发明的似是而非，容易误导他人的伪项目，如对于每个国家意义完全不同的所谓“恐怖主义”、核威胁等等。

　　

　　所有关键的评估大项，政治、经济和文化，无一不与该国的权力核心有着密切的关系。拉美当然不会例外，所以，评估拉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风险，就是评估拉美权力核心决策和运行的风险。把每个大项、细项和拉美士族和精英的利益联系起来，研究和调查他们在每个项目中可能对中国政府和企业采取的政策和态度，再把这些政策和态度量化为数值，就能够比较准确地获得拉美主要国家的对于中国来说的风险分数。

　　

　　至于运用哪种数量方式，现值计量、回归方程、线性分析，还是哪种时髦模型，robit、logit、Black-Scholes，都是次要的。因为他们只是计量和表现手段而已。

　　

　　有了这样的参考体系，中国便可以创建自己的拉美国家风险评估体系。通过这套体系，中国政府和企业有可能深入了解拉美主要国家权力核心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态度，这个态度决定其权力核心对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拉美开拓外交和市场时将会采取的政策。这样，中国政府和企业就能清楚和准确地评估进入的风险。

　　

　　同时，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就是对症下药，通过10到20年的时间，在拉美主要国家逐步培养起一个比较倾向甚至积极倾向于接受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士族和精英团体。有了这样的一个接受和倾向中国的拉美权力核心团体的，中国才有可能在今后20年的真正起飞阶段，最大限度地、最高效率地和拉美主要国家建立真正密切的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上的真正的加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