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自信多少还有那么一点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也对人民日报理论部主编的以及中宣部理论局编辑的“六个为什么”进行了比较认真的研读，所以才敢于壮起胆子来写上那么一点学习体会。这等体会自然是拿不到组织生活中交流的，几次想把自己的这点感想整理的更系统然后再来有乌发了，可惜还是自觉功力不够，希望有乌有的朋友帮我丰富。　　

“六个为”什么最后的落脚点落在了“为什么绝不能走回头路”。我想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很有必要首先搞清我们走的究竟是一条怎样的路，为什么和怎么样走上了这条路。其次是为什么有人要“走回头路”，都是什么人要走回头路，“回头路”又要走到去哪里。只有把来路、去路、回头路都搞清楚了，也就自然能找出该走的正道和如何避免走回头路的理由。　　

一、来路。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路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到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当时的国际背景无疑是处于“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起性高潮阶段，所以才会有了后来的东风压倒西风以至于出现“冒进”。　　

从1966年开始，由于前苏联凭借自己社会主义长子的地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大搞大国沙文，既“苏修帝国主义”才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步瓦解，并诱发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的国际背景既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同时又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严重的分化。也正是从此开始资本主义越发团结一致，而社会主义阵营逐步走向了瓦解。　　

在国内一方面是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三大实践”）。另一方面是有鉴于苏联变修和防范国内特权阶层（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修正主义的出现，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生产革命、科学实践、文化革命”相互铰接，既有促进、也有“冒进”当然也有冲击。但是，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中国是共产主义运动最为坚强的阵地，各项建设依然取得了不可否认的巨大成就。　　

尽管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为维护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付出了不计代价的努力，但终究没有能够挽救社会主义阵营的最终瓦解。　　

可见，从新中国成立到彻底结束“文化大革命”，国内的经济与政治无不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如果把这个过程中的所谓“失误”、不足或者说教训都单纯归罪于毛泽东显然是肤浅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始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经验与教训应该属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瓦解后的今天，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没有一道倒下去并能够继续发展壮大，这里面无疑有毛泽东为我们所打下的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提出改革开放。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了“初级阶段”和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底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邓小平退出领导岗位。　　

“从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成熟的过程，邓小平有初创之功、鼓动之功。初创阶段鼓吹“大胆的闯、大胆的试”、“摸着石头过河”都不为过，甚至在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大讲“白猫黑猫”也可以理解。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总泡在河里，不能一直的总是“黑白”不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形成更多的在于90年代之后。我以为到“十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定型。从“十六大”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十七大”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已经结束，已经到了分清“黑白”、穿鞋上岸，大踏步前进的时候。　　

可惜的是，正当我们上岸穿鞋时，国内国际发生了几件大事，如“奥运”、春冻、地震、全球化的经济危机以及“藏独”、“疆独”、南海危机、“通钢”事件等等，这些事件一个比一个来得猛烈，一个比一个影响久远和深刻。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没有或者没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对“十七大”精神进行更深刻及时的消化与吸收；更主要的是我们国内的某些政策也制约了“十七大”精神的快速消化和吸收，诸如面对诸多的问题我们以“经济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坚持“不争论”等等，这种制约无疑会延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成熟，延缓和浮化了它更深刻的指导作用。　　

由于经济工作压倒一切和“不争论”，“十七大”精神也就没能及时的在广大干部、党员、群众当中得到及时有效的宣传和深化的学习，自然也就谈不上完整的坚决贯彻与执行。尽管这期间搞了所谓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及至今仍在继续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但在经济工作压倒一切和“不争论”强约束下，这样的学习教育活动流于形式也就成为必然。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成熟期恰恰是中国自由化倾向最为严重的时期。因此，所谓成熟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能没有这个背景的烙印。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不只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上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规则，思想上、文化上也一样的大门顿开；国内外各种非社会主义、非马列主义思潮互相结合，形成了汹涌之势。相对成熟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经济工作压倒一切和“不争论”的约束之下，不仅没有能及时的得以消化和吸收，自然也没有能够或不能及时有效的抵御各种非社会主义、非马列主义思潮的泛滥。特别是在执行和落实层面，这种影响的冲击就更为深刻。　　

尽管我们有了相对成熟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却严重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念。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甚至卖国主义的广泛存在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没有能够成为抵御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有力武器，甚至还成了它们可以利用的合法外衣成了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孵化器助推器！过去人们有句话，说“政策不出中南海”，可以套用的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存在一定程的“没出中南海”。出了中南海得以实行的一部分也可能正是可以被一些人改造、利用当成外衣的那部分。　　

终于找到了鞋子却顾不得穿好，甚至还有人嫌这鞋子束脚根本不想穿，即使有想穿的也不断的有人往鞋子里丢沙砾。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实的现状！　　

二、去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一条怎么样的路那。我们为什么又必须要走这样的一条路那。　　

我曾经这样说过，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我们传统意义的“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他要依靠或说借助资本的力量，当然包括资本的生存环境--市场经济。　　

在马列主义里资本与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融的。而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让资本来为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服务，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和挑战自我的自信心，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条件使然。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的背景看，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苏东巨变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从过去的两大阵营基本转化为资本一统天下，所谓世界的一体化本质上就是资本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的一体化。中国不得不适应这样的环境变化，调整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策略。凭中国的力量不能够、也不可能具备维持和延续原有格局的能力。　　

而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同步发生类似苏东的彻底逆转，最根本的原因在他于有着比他们更为坚固的思想政治基础，而绝非经济基础。但是，在当今的世界，仅仅凭借思想政治堡垒恐怕是维系不了任何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成了第一要务，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长久的需要。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下中国要尽快实现现代化，拒绝资本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为着现实生存与长久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向资本有所屈服，并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这种妥协自然要从经济领域开始，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所谓以公有制（含股份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分配制度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利用资本创造的环境条件而已。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资本以及市场经济会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我想这点恐怕就是改革开放30年后今天的共产党人也否定不了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得已的两难选择，因为资本与社会主义所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或者说相反的价值取向。要让资本为发展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而服务，这就要求必须在社会主义原则与资本取向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设计本身就包含着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力与资本取向侵蚀力之间的博弈。中国的未来走向决定于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妥协程度和博弈结果，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的依靠程度和驾御能力。是借助、依靠，还是依赖虽然难以有量的标准但却有质的分界。　　

前面说过，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同步发生类似苏东的彻底逆转，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更为坚固的思想政治基础而不是经济基础。但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思想的基础已经基本丧失殆尽，而政治基础主要在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力量，经济基础基本上或者正在走向逆转。　　

那么如何来界定中国共产党对资本的依靠程度那，我以前的文章说过关键就在于共产党能否处理好“权力、资本、人民”三者利益关系。在这三者利益关系中权力与人民的关系、资本与人民的关系都取决于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是权力与资本的关系的表现形式。因此，也可以说如何对待和处理“权力、资本、人民三者利益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我们的党和政府性质的试金石，也是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指南针。　　

说到“权力、资本、人民三者利益关系”就不能不说到腐败。权力的腐败必然不是人民所希望的，因为权力的腐败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资本与市场才是权力腐败的必然推手，至少权力腐败有利于资本追逐更大化的利润。　　

权力能否在资本面前维护人民的利益就是界定中国共产党对资本的依靠程度依据之一。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可能因为他还冠之为社会主义就可以保证他的社会主义方向。　　

困扰着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历史难题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把握，当今共产党的难题难就难在如何在“左”与“右”之间达成一个平衡，可惜的是没有谁能指明这个平衡点在哪里，而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的力量会很自然而然的倾斜到资本的一边！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就必须有更鲜明的政权性质和政权的力量介入与调节资本与人民的关系，然而这又是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原则所不能接受的。　　

这种两难境地还突出的反映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从某种程度、某种角度来讲，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表现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背离、脱节、矛盾。最主要的表现为以资本为主导的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根本的经济基础与以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以及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的上层建筑（至少是口头的、形式上还是如此）之间的矛盾。由于这样的一个基本矛盾的存在，在经济领域本身，在上层建筑领域内部这种相互矛盾也就自然普遍存在。比如“十七大”对于国情的“两个没有改变”判断，既然“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存在内需不足，就没有理由产生生产过剩。再如，既然是“党权民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不该有“替谁说话”疑问，既然以公仆自居就不该有“屁”的诳语。这种基础与建筑的严重脱节，调调越高，只能不满越多。建筑的性质要靠基础来决定，靠基础来体现。这么说并不是鼓励赤裸裸，而是希望把掉过膝盖骨的裤子提起来。　　

基础与建筑的矛盾不解决、不和谐、不统一，别说“六个为什么”就是《十万个为什么》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三、回头路　　

我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得已的两难选择，不只表现在内部的方向的两难；也必然会表现为国际关系上的两难。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虽然不存在了，但毕竟还存在着几个力量对比弱势、而内部情况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他们的关系不在是过去的阵营关系。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中国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关系。中国一方面要依靠或者说利用市场经济，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必然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的市场经济规则发生冲突。中国必须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规则面前有所保留，否则就不可能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中国真的完全融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那它肯定就不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成了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甚至是他们的附庸。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走回头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不仅国人可能不答应，就是外人也是不大可能容许的。但是，回头路不止是这一条。　　

回到单一的公有制、回到计划经济是回头路，而听任官僚与资本的结合或者主张走资本主义也是回头路。　　

现实的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重新回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为内外部环境条件都没有或者说基本没有这种可能。　　

走回头路的最大危险一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二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三是对国际资本与市场的过度依赖。　　

因此，进行不走回头路的教育对象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为不管是走哪种回头路对于人民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人民呼唤社会主义，但没有人或很少有人会主张回到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是呼唤和主张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劳动人民所希望的公平和正义。因为这样才最大范围的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至少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此。既然把特色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原则至少应该占主体地位，就不能让社会主义原则初级到越发弱小、渺茫、微弱无力。　　

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彻头彻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国际资本与市场的过度依赖，才是人民群众最反对、最担心、最害怕的。因为这三种当中的哪一种都是以侵害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代价的，都会最终使中国沦为新时期的新的形势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才是人民群众所不能容忍的回头路。　　

四、正路　　

　　

在马主义毛思想的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初级阶段的正路。　　

既然，两个基本判断没有改变，就不该出现内需不足，更不该存在出口依赖，就不该有利益输送，也不该有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一个社会主义的后发国家为了发展是可以利用资本和市场经济，但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资本的血腥与贪婪。因为资本与市场经济必然会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没有限制的资本与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为人民带来福祉还是带来灾难，第一在于我们的党。在于我们的党是一个在资本面前维护人民利益的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而还是一个为资本服务的党。其次是必须旗帜鲜明的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等；第三是必须旗帜鲜明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在资本面前不妥协不屈服坚定不移的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不屈服于资本收买与利诱。只有一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才可能通过利用资本与市场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造出更先进的管理与技术、文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需求和更高更好的精神文化需要，而不是给人民引进相对贫困化。　　

我想说只要还坚持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只要还坚持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和保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