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述评
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述评
文/周穗明
90年代以来，在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冲击下，西方意识形态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 ，“中性化”潮流淹没政坛，超越“左”“右”二元对立成为时尚；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取得强势主导地位，即使9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国家中左政府的重新执政，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态势。面对这一不利形势，西方左翼在经历短暂失语后，近年来发起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把“全球化”、“第三条道路”等热门话语统统纳入其批判的对象领域，从而形成了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后西方左翼对新右派的一次意识形态批判。
所谓左翼，本文指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欧美国家的共产党人、北美的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左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也包括主张和实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人。
所谓新自由主义，本文既不是指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也不是指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新自由主义（尽管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是特指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60 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方经济陷入10年“滞胀”，国家调节市场的各项干预政策呈现出效率递减，凯恩斯主义失灵。英美新保守主义政府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台之后，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学说取代了凯恩斯主义，从而引发西方世界20年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
90年代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大致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当代霸权
新自由主义在当代的霸权地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承认并正视新自由主义的当代霸权，是西方左翼正确估计当代意识形态发展现状、确立自身批判立场的前提。西方左翼学者确认新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地位，揭示了它的内容、特点和实质。
英国著名左翼理论家、《新左派评论》的主编佩里·安德森指出，过去１０年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它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新自由主义的事实上并无争议的加固和普遍的蔓延。这一点并未得到过普遍的预见。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１那些年间看待苏联阵营的解体，即使它的竞争对手也不是立刻就明白：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横扫东西方的壁垒。许多东欧的不同政见者、西欧的进步人士、北美的保守党人，当时都预见了某种类型的全球版图的“重新平衡”――左派一旦从斯大林的残缺道德遗产中得到解脱，就将获得富有希望的再生；日本和芬兰的合作主义将提供比华尔街和纽约更优越的社会平等和经济效率。这些观点在当时并非个别人的信仰，并能够吸引知名的权威。直到1998年《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前们仍满怀希望地宣称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安德森认为，新自由主义改变了时代潮流。他列举了新自由主义时代潮流在全球引起的大规模社会经济变化：其一，美国资本主义以不可思议的八年繁荣再次响亮地宣示了它的首要地位。其二，通过联盟掌权的欧洲社会民主党转向美国模式。其三，日本资本主义陷入深刻的衰落，南韩和印度接受解除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标准。其四，全球市场体系中最薄弱的新俄国经济已稳定化。
安德森认为，从这场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第一次，西方思想界不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对立，即制度性对抗的观点；“新自由主义作为一整套原则统治全球，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参见安德森为《新左派评论》2000年改版第一期所写的发刊词《重建》一文）
法国学术界首领、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迪厄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认为，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它通过制裁或中介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示自己的逻辑。
布迪厄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与内容。他说，新自由主义话语不是一种普通的话语，而是一种“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解除金融管制，从而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这个新自由派的乌托邦运动是通过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来达到的。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
布迪厄认为，新自由主义乌托邦是由那些银行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以及那些从中获得自身存在合理性证明的高级政府官员、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共同营造的。他们使市场的权利在经济效率的名义下神圣化，市场要求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们想要独立的中央银行。他们鼓吹让民族国家服从经济经济主宰者对经济自由的要求，禁止对市场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的任何管制，反对出现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主张公共服务普遍私有化，减少公共和社会开支。
布迪厄还分析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恶果。他指出，同经济学家们的分析相反，现实世界及其实施新自由主义伟大神话的直接而可见的后果却是：不仅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文化生产的自主领域也由于商业价值入侵而逐渐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各种集体机构解体了。这些集体机构主要是那些国家机构，它们是同公共领域的理念相关的所有那些普遍性价值的承担者。另一种倾向是，无论在经济还是国家的上层领域，例如公司的核心层，人们都被迫接受道德达尔文主义作为一切行为和行动的准则。这种道德达尔文主义狂热地崇拜成功者，并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愤世嫉俗思想制度化了。（参见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1998年12月号，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第14－16页。）
安德森特别指出，在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变得更绝对之时，左派应采取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它所能够和应当做的是，既不对该制度正转向稳定的进步方向的假象表示信任，也不维护急切要充当反动势力盾牌的遵奉者的神话。今天最需要的是启蒙精神而不是福音派教义。（参见安德森为《新左派评论》2000年改版第一期所写的发刊词《重建》一文。）
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脉胳
安德森、福斯特等人还进一步梳理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背景、发展脉胳及其霸权的形成过程。
美国俄勒冈大学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指出，经济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是：以每个人的私利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要没有外部障碍阻挡，这种社会必定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从来就存在；全部人类历史不过是市场关系的逐步解放，这种普遍性、理性化的社会形式惟一需要的就是消除对它的束缚。自由主义对资本普遍化趋势的这种理解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而退缩。古典自由主义的死亡由于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世界危机的发生而加速了。到40 年代，对于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信仰走到了灾难性的尽头。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美国的新政和社会民主主义预示了将市场体制和国家作用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新时期的到来。
福斯特指出，正是在这个古典自由主义破产的年代，经济自由主义者开始重构一种更不妥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的奠基者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红色维也纳”的环境中。为了对抗当时的激进氛围，奥地利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组织了“私人讲座”，吸引了哈耶克等一批思想家参加。米塞斯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任何中间的社会组织形式”，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惟一可行的社会组织制度”。
福斯特认为，1936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著作《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转折点。1938年在巴黎召开了有李普曼、哈耶克、米塞斯等 26位学者参加的李普曼著作讨论会，主题是自由主义的危机。这次集会的重要性在于，它产生了建立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织的思想。他指出，这批新自由主义者在反对国家干预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的观念为基础。（以上参见福斯特：《资本主义普遍性的矛盾》，美国《每月评论》杂志， 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
安德森则认为，作为一种经济思潮 ，新自由主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问世。奥地利经济学家冯·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部著作可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宪章。三年后，1947年4 月，哈耶克在瑞士沃州贝勒兰山渡假村的公园旅馆召集了一次新自由主义者的会议，不仅批判欧洲推行的福利国家，也反对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莫里斯·阿莱、米尔顿·弗里德曼、沃尔特·李普曼、Ｌ·冯· 米塞斯、Ｍ·波拉尼、卡尔·波普尔、Ｌ·罗宾斯等人。会后即成立了贝勒兰山学会。其宗旨是反对凯恩斯学说和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福利政策；为任何创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模式奠定理论基础。（参见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法国《思想》杂志，1999年10－12月，第320期，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8期。）
然而，新自由主义在20年代中期问世后不久便遭遇大萧条，在40年代成型后又恰逢长达20多年的西方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内一直得不到西方国家统治集团和知识界的肯定。但是，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在1974年“石油冲击”体现了战后世界经济的严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全部卷入经济衰退，出现长期滞胀。此时，新自由主义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英国著名左翼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指出，哈耶克于1974年、弗里德曼于１９７６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促使新自由主义风气在此后的流行。于是１９７４年后，自由市场一派人士开始转守为攻――不过直到８０年代，他们的论调才成为政府政策的主调。（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中文版，第６１２页。）安德森也认为，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和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上升为主流经济政策取向。随后，西欧国家的一些左翼政府也相继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可以说，贝勒兰山学会的思想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取得了全面胜利，并最终确立了霸主地位。
安德森指出，尽管1991年曾发生新一轮经济衰退，对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是由于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 “ 胜利 ” 给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注入了新的活力。东欧后共产主义推行的改革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新自由主义的鼻祖走得更远。与此同时，拉美又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参见安德森同上文）
三、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
90 年代的全球化是西方７０年代后进入后现代化阶段的客观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新 自由主义20年霸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西方左翼学者从各个层面揭示了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分析了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 的性质、特点及后果。
法国左翼学者、《外交世界》月刊主编伊西奥·拉莫内认为，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较量中，真正的胜利者却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它主张资本的绝对自由，取消关税壁垒和无限制地促进国际贸易。这种经济思想的物质体现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自由主义被世界富国推崇为全球化的建设蓝图。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却被贬斥为乌托邦的空想。（伊西奥·拉莫内：《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外交世界》月刊1998年第5期，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第18页。）
西方左翼人士都认识到，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不仅表现为企业和经济全球化，也有文化和政治全球化。这一全球化大潮的动力基础，仍然是新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张。关于新技术的发展，人们目睹了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技术突破，如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诞生和人类基因工程的启动。但是，市场理念在全球范围的空前普及和自由市场的空前扩张，显然是全球化进程更深刻的动力。
关于自由市场的扩张，福斯特指出：今天的自由主义将全球化强调为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人们现在被告知，除了新自由主义， “ 别无选择 ”；我们生存于全球的 “ 竞争性秩序 ”中，国家抵挡不住全球化的力量；市场不再是国家的，而是全球的；由此公司也应当变成是全球的，而不仅是多国的和跨国的。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一切地方都被一种看来要否定民族（国家）空间的制度战胜了。其实，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不过以功能主义的方式反映了资本主义普遍化的更为根本的趋势。他说，对资本主义普遍化这一不可抗拒的进程，没有人比马克思理解得更深刻了。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普遍化这一内在趋势所具有的进步意义。然而，马克思始终很清楚与资本主义普遍化相联系的矛盾以及这种发展趋势所具有的绝对局限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普遍化所遇到的外部障碍是资本本身异化的产物。资本由于以异化的方式寻求普遍性而进一步使人类和自然界分裂，使生产和人类生产及再生产的条件分裂，使民族和民族分裂。福斯特还指出，今天资本主义已经如此普遍，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以新的积累方式表现出来。（参见福斯特：《资本主义普遍性的矛盾》，美国《每月评论》杂志， 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第1－4页。）
德国《明镜》杂志的两位记者马丁和舒曼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指引下，西方大部分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在80年代展开了一种为资本争自由的斗争。它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并堵塞了国家干预的可能性，还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非情愿的伙伴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就成了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 ，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的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50页。）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由此推动了市场扩张，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力量。英国《焦点》月刊2000年8月号刊载题名《全球化》的文章援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玛丽·罗宾逊的话指出，如今，500 家公司操纵着全球1／3的国民生产总值和3／4的世界贸易，12家公司不久后将控制全球食品工业。她担心，权力正在从政治家手中转向董事会会议室。正如该月刊引述的一个美国消费者所说的那样，大企业现在是幕后操纵者。我们现在拥有的是“ 埃克森公司拥有、通用公司治理、杜邦公司享用的世界政府。”
跨国公司主宰的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等状况，造成了严重后果。《焦点》月刊同期刊登了一组有关全球化的统计数字：1。 世界上有7500万人就职于外国公司。2。 美国境外至少有2500万人在为美国公司工作。3。 500家公司控制着33％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75％的全球贸易。……5。 在过去十年中，世界最贫穷的五个国家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比例从2.3％降至1.4％。6。 如今，全球市场每天的成交额为1 万亿。…… 9。 世界最富有的三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
拉莫内摆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四个后果：金融经济和现实经济之间形成了不协调的局面；分子生物学和信息科学危及了人们的伦理观念；贫富不均现象已变得惊人地严重；竞争的逻辑正上升为社会的天然准则。（伊西奥·拉莫内：《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外交世界》月刊1998年第5期，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第18页。）
金融危机频仍是9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由于“电子货币”的发展，全球货币市场上现在每天的交易额都超过1万亿美元。法国学者法尔内蒂·里查认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导致了“国际投机经济”。国际投机经济不仅包括外汇市场上传统的投机活动，也包括风险越来越大的复杂的新“产品 ”，即金融衍生产品。他指出，机构投资者的金融投机造成了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是90年代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英美的养老基金和互助基金是促进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参见《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7期，第13－16页。）根据保守的估计，截止1998年11月，在金融危机中，亚洲危机国家和地区50％以上经济化为乌有的另一方面，是7000多亿美元转入美国。这种金融危机是西方全球化的一个杰作。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 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是由美国以及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门徒制订的极端自由市场准则造成的”。（《自由市场的谬误》，载于《波士顿环球》1998年9月6日，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6期，第3页。）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权威形成了挑战。霍布斯鲍姆指出，在自由市场神学家如日中天的时节，国家观念甚至更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因为其时兴起了一股大风、，使得许多原本在原则上由公共事业从事的活动，均被分解“回归”于“市场”之手。（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３４－６３５页。）在西方占绝对优势的全球化和国际秩序中，所谓削弱国家职能，就是削弱第三世界国家干预西方资本流动、保障本国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职能。美国左翼人士阿兰·伯努瓦认为，“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就是强制实行解除管制、管理货币的波动、强迫第三世界经济服从于偿还国债的绝对命令”。（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载于《泰勒斯》１９９６年夏季号。）美国著名左翼思想家、反新自由主义的斗士诺姆·乔姆斯基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全球市场经济出现的过程中，政府处于中心地位。新自由主义称全球化是自由市场的自然扩展，实际恰恰相反，它是强有力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推动的结果。这一点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创立，多边投资协议（ＭＡＩ）的私下讨论中表现得最彻底。（参见美国《每月评论》１９９９年４月第５０卷第１１期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文章，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１９９９年１２期，第７页。）
许多左翼人士还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使全球劳动力贬值，第三世界深受其害。它在经济上政治上加强了第三世界的依附性，在文化上渗透第三世界国家，掠夺第三世界的文化市场。“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指斥新自由主义为“反动思想”。
德国左翼思想家乌尔里希 · 贝克分析了全球化的政治因素。他发现，在80年代，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告别了所有大叙事，解构了工业化、现代化的理性基础；然而，在90年代却无论如何也避不开 “全球化 ” 这个 “ 新的跨国大叙事 ” 。他说，制度转变现在有了一个新名称：全球化。宣传制度转变的群体不再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或者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些对立力量的不自觉的、隐蔽的、世界范围的联合：跨国康采恩、跨国的社会运动以及国际组织中的跨国活动的专家。90年代的制度转变甚至使主张改善世界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大行其道。他认为，认识到全球化挑战的人必须作出抉择：或者放弃民族国家、国民经济学、民主和社会公正之间的神圣同盟，与新自由主义对欧洲政治思想的背叛同流合污，或者要思考在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可行这一问题；必须重新思考西方现代性的基础。（参见乌尔里希 · 贝克：《全球化的政治》，转摘自《全球化的政治》译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四、 新自由主义与"第三条道路"
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逐步走向新自由主义化，试图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执政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一方面在实践上沿袭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另一方面竭力从理论上与新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则对"第三条道路"的新自由主义化展开了广泛的批判。
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和荷兰工党理论家勒内·库泼鲁斯２０００年４月在北京的座谈会上都不否认社会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渊源。库泼鲁斯认为，"第三条道路"不是一种系统的学说或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关于全球化趋势和社会民主主义可能采取何种对策的一场跨国讨论。人们之所以提出"第三条道路"，是因为传统的政治选择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已不足以适应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事实已经证明，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福利社会主义都无法有效地解决由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因此人们寻求"第三条道路"，即在日益衰落的新自由主义与传统福利社会主义之间努力寻找一条中间路线。他认为，在行动层面，"第三条道路"宣称放弃传统国家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念中那些没有成效的因素，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重新结合起来，用"第三条道路"这个意识形态新词汇将社会自由主义与社区主义的观念融入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宏图中。而荷兰模式就是在基督教民主主义的社团主义政治文化背景下，在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下进行的社会自由主义实验。（参见《"第三条道路"与"荷兰模式"》，摘自《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００年第７期，第２５－２７页。）
迈尔则直接提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本来就共同源出于启蒙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吸收自由主义没有什么不好。他专门介绍了"第三条道路"的新发展，即施罗德２０００年３月提出的"文明的公民社会"概念。施罗德的观点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的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模式都不恰当，还有第三种模式，即他在美国人的"社群主义"概念基础上提出的"公民社会模式"。以第三种模式实行的"新治理"、推行的"新政治"，其内容就是强调"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在这个模式中，公民是第一责任人，国家是辅助者，它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介入和提供帮助；所完成的公益任务是国家的目标，但是它的完成方式是经济领域的方式。"文明的公民社会"概念说明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区别。他们都承认国家的行动能力受到了限制，但自由主义者更强调个人主义和市场的作用，坚持"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要用一些公共的、社会的、公益的方案解决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问题。这不意识着国家要减少它的责任，而是国家要改变自己行为方式。（参见《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００年第７期，第19－２1页。）
"第三条道路"的首席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从五个方面竭力说明"第三条道路"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特别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在政治价值上，他认为，社会民主是清晰的左派阶级政治，其主要选民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新自由主义虽然很少公开声称自己是一种阶级政治，但是它是一种把自己定位在政治右派上的保守哲学。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急剧萎缩以及东西方两极对立格局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性和左与右的传统分界也模糊了。"第三条道路"在接受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摒弃了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在经济上，现在似乎只有"一条道路"，私有化和解除管制在全世界是时代的指令。同时，市场在全球范围处于无与匹敌的地位。但是新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犯得共同的大错误是把解除管制等同于自由。"第三条道路"要创造一种新的混合经济，它不是要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达成平衡，而是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在政府方面，社会民主党人一直热衷于扩大国家和政府干预范围，而新自由主义要求缩小国家。"第三条道路"要求超越"政府是个问题 "和"政府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的观念，重建国家和政府。为了重新获得信任和合法性，"第三条道路"主张进行全面的一揽子改革，这些改革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界定新的民主国家。在国家问题上，社会民主主义者始终对民族国家没多大兴趣，认为它是对国际团结的威胁。新自由主义一直倾向于把一种自信的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与他们对自由市场的鼓吹混在一起。正在出现的全球秩序作为"纯粹的市场"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第三条道路"方式试图为民族在世界化的世界中找到一个新位置。在国界软化的情况下建立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关于福利国家，这是社会民主党人和新自由主义者区别最大之处。前者认为，一套发展完善的福利体制是一个公正体面而且人道的社会的基石，要求维持最大的福利国家；后者认为福利制度是企业的敌人、市民秩序衰败的原因，要把福利制度减小到安全网的程度。"第三条道路"反对福利机关的异化，要对福利国家进行激进的改革，主张把社会福利国家改革为"社会投资国家"。（参见安东尼 · 吉登斯：《左派瘫痪之后》，摘自《"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译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第62－68页。）
福斯特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危机，对于这一切，新自由主义没有答案。而这时，左派已陷入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假说中不能自拔，其结果是左派政治普遍瘫痪，意识形态走入死胡同。（以上参见福斯特：《资本主义普遍性的矛盾》，美国《每月评论》杂志， 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
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指出，在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共识已在克林顿－布莱尔领导的"第三条道路"中建立了新支点。保证市场胜利的这一取胜配方是一副安慰剂，它不是攻击、而是维护那个鼓吹竞争和团结和谐一致的、有同情心的公共权威。现政府政策的坚固核心仍是进一步追随里根－撒切尔的遗产，采取他们的前辈都不敢颁布的措施：美国的福利改革，英国的学费。但现在这些政策正在被小心翼翼地用辅助性的让步和更软性的花言巧语包裹着。我们可以把列宁的格言"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国家理想的政治外壳"修改为："第三条道路"是今天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外壳。（参见安德森为《新左派评论》2000年改版第一期所写的发刊词《重建》一文。）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师丹尼尔· 本赛德批评"第三条道路"的软弱无力，认为"第三条道路"的纲领――一个"激进的中派"，一个"没有敌人的民主国家"，一个活跃的市民社会，一种"新的混合经济"，一种新的"家庭民主"一种超越劳动社会的"公民自由主义"， "一个世界主义的民族"――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他说，吉登斯要我们注意到，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世界上。新的激进中派的前景只能是在金融市场严密监督下正当谋利。社会民主主义受到委托，要有条不紊地为马斯特里赫特或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主义欧洲点火。由于传统的欧洲右派发生了危机，社会民主主义成了新的欧洲帝国主义的代理掌权人。欧洲中左政府的职责就是遵循中右派的经济政策，因为它们几乎没有推行其他类型的政策的余地。最近20年的自由主义社会政策已经摧毁了干预手段。货币已经委托给欧洲中央银行的董事们，不再取决于政治权力。社会保障体系已遭到损害。私有化已破坏了积极的工业政策杠杆。等等。尽管"新中派"和"第三条道路"在各国有不同的形态和色调，它终究是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背离。（参见丹尼尔 · 本赛德：《软弱无力的社会民主主义》，法国《外交世界》月1998年第12期，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6期。）
《外交世界》同期还发表了署名Ｓ·Ｈ的文章，指出欧洲左派已走投无路，他们发表坚决要实行渐进的社会改革的空话，以便更好地使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政策。欧洲右派的瓦解本来应当是有利于实行另一种经济社会政策的。但是执政的左派却利用这一机会来确定自己作为新自由主义秩序管理人的角色。同期，英国《卫》记者苏乌斯 · 米尔纳则批评"第三条道路"，认为布莱尔主义如果去掉它的起广告作用的东西，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再一次妥协，是对80年代法国和西班牙社会党政府政策的进一步补充。（参见《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6期，第11页。）法国佩皮尼昂大学教师让－伊夫 · 帕拉伊索在《思想》杂志总316期（1998年第3季度）撰写《格哈德 · 施罗德：政策的改变还是社会民主党对新自由主义的认同》一文，批评"第三条道路"的德国代表人物施罗德，认为他的的社会经济观并不是要重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而是要巩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全球地位。施罗德取代科尔是换人不换政策。施罗德将为金融界和财界更加卖力地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参见同上，第19页。）
西方左翼人士安德森、乔姆斯基等人还对社会民主党人"第三条道路"的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进行了抨击。
法国的伊格纳西奥 · 拉莫内认为，北约对南斯拉夫主权国家的进攻是实行"第三条道路"的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发动的，曾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的北约秘书长索拉纳把这一决定称为一种"道义责任"。在发动战争之前，这些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向他们的国会作出解释，更不用说请求国会批准使武力解决冲突。因此，社会主义这个人类伟大的统一的神话，再次被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领袖所背叛。社会民主主义已无力取代正统的新自由主义，而新自由主义现在发现即使是罗斯福总统摆脱30年代经济危机的凯恩斯方法，也太左倾了。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新右派，它以空洞的机会主义态度承担起了征服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性任务。今天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明天它就会对自己邻国发动战争。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下作出的，它声称不要使船摇摆，首先不要扰乱现状。（参见法国《外交世界》月1999年第4期，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6期。）
乔姆斯基认为，北约介入科索沃的军事行动是不人道的，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他对向"私人专制经济"卖身投靠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克林顿和布莱尔一开始就说过，这场战争之所以必要，完全是为了维护北约的信誉。因此，发动战争不是为了什么诚实、道义和人道，更多是为了推行黑手党的逻辑。（参见诺姆·乔姆斯基：《人道主义的价值》，转摘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安德森指出，在资本主义整体胜利之际，"第三条道路"认同这一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适应现实的调整。这种现实调整的深度可以从巴尔干战争中看出来。在这一事件中，北约的作用简直是理所当然，它们实行的观念在10年20 年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其潜台词是：资本主义胜局已定，我们必须用资本主义来维持我们的和平。（参见安德森为《新左派评论》2000年改版第一期所写的发刊词《重建》一文）
五、 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
在认识当代新自由主义霸权，了解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背景，分析"第三条道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渊源的基础上，西方左翼向自己提出了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课题。
首先，德里克提出了全球化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他没有直接提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口号，而是把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文化。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泛资本主义"，它依托跨国公司已在全球范围造成了新的阶级分化，产生出一个"新国际资产阶级"。当代的新资本主义向各国进行外来全球市场文化的国际推销。在全球化过程中，跨国资本主义改变了以往的权力结构，文化成为资本控制市场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成为有独立地位的成分。当代资本主义还造成了资本主义以外的外部世界的消逝，使资本主义之外的选择不复存在。世界越来越大的部分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当年西方基督教地区的现代化仅占世界５％的部分，目前的全球化已涉及世界17％的地区，可以说已出现了一个"泛资本主义"。中国目前已出现一个消费主义的文化革命，超过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中国社会全球市场化或市场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这些混杂文化中同质的东西就是全球市场权力的表现。（引自阿利夫·德里克2000年8月在中央编译局的座谈发言）
乔姆斯基尖锐地批判自由主义的天然"自由"市场神话。自由市场神话被灌输进我们的大脑，它鼓吹经济如何具有竞争性、合理性、有效性、公正性。乔姆斯基认为，市场从来不是竞争性的，经济由大公司控制，市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而且，公司本身就是极权组织，以非民主的方式运行。我们的经济以这种组织为中心，严重损害了我们建立民主社会的能力。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则指出了新自由主义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他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后果到处都一样：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对世界最贫穷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剥削的明显加剧，灾难性的全球环境，动荡的全球经济和对富人而言前所未有的发财机会。面对这些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却仍宣称，只要新自由主义政策不受干涉，最终大多数人都会享有幸福生活。他们要求人们虔诚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永无谬误。人们将法西斯称作"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才是真正的"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在这个时代，商业势力力求将其政治权力法律化，结果市民社会根本无法存在。新自由派的民主产生的副产品是以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为标志的非政治化的公民。新自由主义还损害了以公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结果只能造成一个由倍感无力的、精神不振的个体组成的原子化的社会。（参见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诺姆·乔姆斯基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刊于美国《每月评论》杂志１９９９年４月第５０卷第１１期，转摘于《国外理论动态》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拉莫内摆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四个后果：金融经济和现实经济之间形成了不协调的局面；分子生物学和信息科学危及了人们的伦理观念；贫富不均现象已变得惊人地严重；竞争的逻辑正上升为社会的天然准则。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奥斯卡·拉封丹则发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呼吁，指出：与里根和撒切尔的名字相联系的保守党的经济革命已在整个世界普及开来，它导致了前苏东集团的瓦解，并带来了一定的发展，而这些发展现在必须加以修正。我们让新自由主义者来支配我们政策的中心概念和内容，这一时间太长了。兄弟姐妹们，这种局面必须加以改变。（参见奥斯卡 · 拉封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载于《新左派评论》1998年11－12月号，转摘于《＂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第56－57页。）
乔姆斯基等人的新自由主义批判的中心点是指向所谓"没有选择"论。麦克切斯尼说，新自由主义卫道士最后的王牌是声称：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共产主义社会、社会民主主义、甚至美国式最温和的福利国家都失败了，新自由主义已被接受为惟一可行的道路；它也许不完美，但却是惟一可行的经济体系。新自由主义最强调的一点是没有替代现状的其他选择，人类已发展到最高水平。乔姆斯基指出，过去有几个时期也被称作"历史的终结"，比如本世纪２０年代和５０年代，但事实已证明此种观点愚蠢之极。现代新自由主义秩序已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没有理由相信动乱会自动向民主、人道的解决途径发展。一切取决于我们，取决于人民怎样组织、回应和行动。对未来的选择权掌握在我们大家的手中。（参见同上）美国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法国的丹尼尔·本赛德等人也都针对吉登斯关于"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言论发表了评论，认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用另一种左派即"左派中的左派"来与它们对抗。（参见《国外理论动态》１９９９年第６期、第１２期。）
许多西方左派人士纷纷就战胜新自由主义的前景、道路与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安德森认为，左派应采取的总体方式应当是一种不妥协的现实主义。不妥协有两种含义：拒绝与现行制度的任何和解，反对任何一种遮遮掩掩地表述权力的虔诚和委婉。枯燥乏味的最高纲领主义不复再来。《新左派评论》永远应同情争取更好生活的斗争，无论它们的影响范围是多么有限。但是它可以支持任何当地的运动和有限的改革，而不伪装这些运动和改革能够改变这一制度的本质。（参见安德森为《新左派评论》2000年改版第一期所写的发刊词《重建》一文）
拉莫内提出，要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年之际，重新呼唤"乌托邦"。 "乌托邦"是明天的真理。（伊西奥·拉莫内：《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外交世界》月刊1998年第5期，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第18页。）
福斯特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如此普遍。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它无路可走，已经到了尽头。确实，只有一种真正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就是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此外别无选择。（以上参见福斯特：《资本主义普遍性的矛盾》，美国《每月评论》杂志， 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
安德森、乔姆斯基等著名左派都特别强调民主对于战胜新自由主义的作用。安德森指出，切莫低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影响力。至少在短期内，扬弃这一意识形态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的课题，如今已摆在人们的面前。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可以从价值、所有权和民主三方面着手。在价值问题上，我们必须强调平等原则是自由社会的中心准则。在教育、劳动、居住、健康等方面，市场不可能保障所有人获得起码的保障，只有通过国家的社会再分配政策，才能维护弱者的正当权益。在所有权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者正是通过私有化，对社会主义发动了一场十字军东征。然而，这并不说明，财产的私人所有必须采取传统的资产者所有制形式，人们完全可以创造出人民所有制的新形式。这个课题今天不仅在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中展开讨论，而且在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已开始了典型试验。在民主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公开断言，民主不是最高价值，它是一种不具有内有不适应性的。他们主张少一点民主，我们坚持要多一点民主，民主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完善和发展。(参见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法国《思想》杂志，1999年10－12月，第320期，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8期。）
安德森指出，新自由主义９０年代强大的冲击也并非永恒实力的保障。以一种更长远的历史观点能够对这一时代进行更有希望的解读。这毕竟也是这样一个时期，苏哈托在印尼的独裁被推翻了，伊朗的宗教暴政削弱了，委内瑞拉贪污的寡头下台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已终结，南韩各类军人及其文官傀儡政权已经下马，自由最终在东帝汶获胜。乐观主义观点将这些视作未来的萌芽，即在世界范围内构筑真正的民主化进程的、持续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最新行动，这一进程的成果我们现在可能还想像不到。世界范围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压力，性别等级制的总体式微，生态意识的增长，所有这些共同暗示资本主义或许是不可战胜的，但却逐步证实它可以融解于、淡化于更深刻类型的平等、可持续能力和自我决定的汪洋之中。（参见安德森为《新左派评论》2000年改版第一期所写的发刊词《重建》一文。）
乔姆斯基说，民主是人们是人们值得生存其中并为之奋斗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同时，他表明，那种将资本主义制度等同于民主，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会允许人拥有信息和决策权的想法是何等荒谬。乔姆斯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强调了世界人民向往民主的愿望以及体现在这种憧憬之中的革命潜力。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公司及其代言人明白他们的体制是代表少数人需要的，他们千方百计阻止建立真正的政治民主，费尽心思确保重大问题永远不被公开讨论。乔姆斯基指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主义造成了我们今天拥有的民主的程度，带来了政治普选权、妇女权利、工会、公民权以及我们享有的自由。我们应把建立基于合作、平等、自治和个人自由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参见《国外理论动态》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第7－8页。）
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罗贝尔·于认为，20世纪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发生了值得重视的变化。这个制度目前在世界规模上居于支配地位。现代共产党人的职能是要成为一支进行毫不含糊的反资本主义的力量，一支证明政治可以有所作为的、提出建议的力量。我们的作用是激发反资本主义人民运动的活力。我们有资格创建一个现代的共产党，它对社会是开放的，它要真正跟得上社会上发生的变化，应付得了这些变化所提出的新的挑战。我们需要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它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关怀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人们的苦难，支持他们的反抗和企求。这个党不是从一个已经存在的改造社会的方案出发决定应当优先采取的行动，而是要从现实出发。这个党全心全意投入人民运动，并且有能力成为引发伟大的民主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推动力。（参见罗贝尔·于在法国《人道》1999年9月27日的谈话录，转摘于《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4期，第26－28页。）
美国左翼学者詹姆斯·皮特拉斯分析研究了新自由主义秩序在拉美占统治地位的20年来拉美人民、主要是农民对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各种反抗，探讨了该地区革命左派的前景。他指出，尽管传统的左派政党、城市劳工及其他社会运动在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重组的进攻面前遭受损失，但是新兴的民众组织已经出现了。美国的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遭到了拉美最有活力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挑战和质问：在巴西，是无地工人运动；在墨西哥，是萨帕塔农民公社、游击队活动及它们的同盟军；在哥伦比亚，是影响到该国半个农村地区的农民运动和游击队活动。这些议会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民族－种族、女权等思想流派中寻找思想支持。左派复兴的中心在农村。这些发生在农村的运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运动，这些新农民是以前的工人或矿工。新的运动是前途远大的、有创造力的政治力量，具有向现存的自由市场秩序发起挑战的能力。（参见詹姆斯·皮特拉斯：《左派回击：新自由主义时代拉丁美洲的阶级斗争》，转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8期，第28－30页。）
除了上述在理论和实践的不同层面提出的战胜新自由主义的策略之外，许多西方左翼理论家还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要战胜新自由主义，左翼必须重新打造自身的理论基础。在新自由主义凯歌行进、"第三条道路"与新自由主义进行"历史性妥协"的时刻，安德森提出要做好与新自由主义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他认为左翼应学习新自由主义右翼在理论上的坚定性和不可调和性，坚持一种激进的和彻底的意识形态，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他注意到右翼不接受任何一成不变的体制的灵活性，要求左翼注重研究当代现实的变化，使理论具有解释时代变化的能力。他甚至希望左翼理论家学习哈耶克、福山等右翼理论家充满信心的、通俗明快的写作风格，而这种风格基于信念的坚定性和理论的彻底性。（参见安德森上述文章）西方左翼要从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下逆风起飞，必须彻底检讨自身理论的成败得失，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建立不同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基础，重新制定新世纪的理论战略。 简短的小结：
尽管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在西方主流思想界反响有限，但是它是一股有代表性的抗衡力量，会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综观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义批判，可以看到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固有弱点。
首先，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体现了左翼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新自由主义的20年意识形态霸权、尤其是9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中性化以及中心点明显右移这一态势，对西方左翼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低谷中，左翼知识分子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和政策，坚持追求社会公正、反对社会不平等、维护集体利益本位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尽管他们的批判还是初步的、表面的，但是其价值理念的执着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体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态度。这一批判充分估价当代新信息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成就，充分估计近20年来西方社会发展的民主成果，充分肯定全球化的客观发展趋势，在新的历史平台上批判和揭露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作用和后果。基于这一现实态度，西方左翼理论家对资本积累的本质及新表现形式的认识显然具有现代的高度和力度。比如对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渊源的分析、对"第三条道路"的新自由主义妥协倾向的认识，都有比较到位的论述。
第三，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采取了新的批判模式。在"第三条道路"的媒体表演面前，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不是采取一般否定的态度，而是抛弃了传统左翼在苏联时代的极左的教条主义批判方式，也不认同"第三条道路"的妥协方式，正面直视现实问题的尖锐性（如：西方传统的产业工人人数下降，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新自由主义成为本世纪最成功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思想遭遇现实的严峻挑战；等等。），以较为客观的、 历史的、辩证的方式评价当代新自由主义。同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仅限于政治和经济层面，也扩展到文化层面。这样，左翼就把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提高到资本主义文化基因批判的新层次，深化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本质的认识。
诚然，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
在政治上，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没有统一的目标和总体战略。面对新自由主义已经制度化的现实，面对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西方左翼的思想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追求显得脆弱不堪，缺乏制度性对抗的力量。除了少数的马克思主义左翼，西方左翼的大多数放弃制度性的对抗，满足于体制内的批判和抗议。在价值理想和严峻现实的抉择面前，理想与现实之间妥协多于对抗，认同多于差异。因此，多数左翼人士热衷于批评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各类"问题"，忽略其作为强势话语的"主义"，无法形成战胜新自由主义的宏观政治战略。
在思想上，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缺乏战胜对手的理论基础。9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已获得全面胜利。由于苏东阵营的瓦解，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已失去效力，走上"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无力抗衡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诱惑，西方左翼需要在当代条件下打造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战胜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思想基础。然而，受后现代主义文化浸染多年的西方思想界，包括左翼，缺乏思想凝聚力，无法聚集超越当前现实的进步思想资源。因此，这一批判缺乏新自由主义本身的理论彻底性和意识形态的极端性，难于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和理论分析，不具备战胜新自由主义的充分的理论力量。
在实践中，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尚未找到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正确道路和手段。理论只有武装群众，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新自由主义批判不仅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事业，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由于理论的不彻底，西方左翼思潮大多在实践中没有具体的社会载体，不能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大部分西方左翼既脱离了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工人阶级，也不代表1968年以来崛起的新社会运动的中间阶级群众，因此近年来他们组织不起任何重大的反抗现存制度的群众运动，无法阻止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发展蔓延。西方左翼要在21世纪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实现自身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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