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月十四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央电视台有关通货膨胀问题的提问时，说了一段很严重的话：　　

　　

　　“你提到一个让我非常感到担心的问题。我曾经讲过，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　　

　　

　　略具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影响“政权的巩固”一语，决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内阁倒台和政党轮替。在西方国家，一届政府的解散、一个政党的下台是政治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是该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却基本上不受影响，顶多只有局部的修补。而现在，当讲出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心情一定是充满了忧惧――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如果发生政权无法巩固进而持续恶化导致执政党下台，紧接着的后果他一定非常清楚，那就是国家基本制度的重大改变，就是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就是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大混乱。　　

　　

　　说来奇怪，在这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并不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相反，它被认为是受影响最轻、应对措施最有力、经济恢复的最快最有成效的国家，它甚至被称为是已经陷入泥潭的世界经济的拯救者、已经声名狼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救世主。　　

　　

　　然而，当美国民主党取共和党而代之开始所谓“新政”的时候，当日本自民党终于结束长期执政黯然下台的时候，甚至，当冰岛整个国家都面临破产的时候，当希腊的财政紧缩政策引发全国大罢工和激烈街头冲突的时候，世界上有几个人会认为，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就要被推翻了，多党制和大选就要寿终正寝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就要被弃之如敝屣了？　　

　　

　　毫无疑问，对制度合法性的信仰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政策出现重大错误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时，它像堤坝一样阻挡了公众愤怒的波涛，把它限制在既有的制度安排之内，用替罪羊、政党更替和局部改良使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各项基本制度安排不致被革命的惊涛骇浪打得粉碎。　　

　　

　　但是，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中国领导人此时的心境却是如此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与其把这理解为是故作忧惕的表态、任重道远的自警、居安思危的有备无患，还不如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对政局演变前景的满腹狐疑，一种对当前制度安排可持续性的极端的不自信！一种面对政权合法性危机时极度的心理焦虑！　　

　　

　　的确，通货膨胀带来个人财富的缩水和实际收入的下降，使公众感到自己正被公开合法的掠夺；分配不公加剧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使仇恨的情绪到处弥漫；贪污腐败使公众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这是众多处于革命前夕的社会存在的典型症状！是中国领导人夙夜忧叹、极力避免的噩梦！　　

　　

　　二十年来，有关中国前景的预测成为西方学界、政界的热门话题。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天下天平或风吹草动，“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崩溃论”成为此消彼长、交替出现的两种主要论调。与这种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国内，绝大多数的观察者或暗或明都支持下面这一观点：假如不进行必要的、重大的、根本性的改革（当然，他们对改革方向的认识是完全相反的），国家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无论ＧＤＰ目前是多么的耀眼，无论中国的军力目前是如何的强大，无论政权目前看上去是多么的巩固。　　

　　

　　伟大的革命家列宁说过：“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就中国的现状来看，所谓上层，就是由官、产、学构成的精英联盟。所谓下层，就是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人民。这是当前中国政治博弈中的两大集团。　　

　　

　　上层当然已经强烈的感觉到他们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这可以见之于他们不断地公开表态和承诺，如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最后所言，“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能使每个人也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遇”。见之于他们虽不情愿但却不得不做的、如蜗牛般缓慢的所谓促进和谐的各项行动。　　

　　

　　下层则整体上处于被剥夺的境地。十年前是底层大众（工人阶级和农民），如今则是中产阶级。愤恨的情绪在街谈巷议之中、网络论坛之中日甚一日的表达出来。群体性事件在各地此起彼伏，并不断有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的冲突发生。　　

　　

　　不过，令很多人不解的是，至今，就全局来说，上层的精英联盟和下层的人民大众之间的冲突仍然没有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双方的政治博弈似乎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似乎双方都为自己设置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借用一个冷战时的概念，他们之间的对抗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恐怖平衡”的局面。　　

　　

　　“恐怖平衡”又称“相互确保摧毁”，是美国和苏联在冷战高潮时期形成的一种战略均势局面，双方的核力量规模极其庞大，即使在经过对方第一次打击后，也能够保有足够的复能力，摧毁对方主要的工业和人口，这就使得双方都不可能从全面核战争中幸存下来。或者说，没有胜利者。因此，虽然世界每天都笼罩在核战争的阴云下，但由于这种战略上基本的平衡态势，使得核大战最终没有爆发。　　

　　

　　就作为统治集团的精英联盟来说，他们有着强烈的冲动要对下层民众进行肆无忌惮的压榨，直至敲骨吸髓、剥夺殆尽为止。但是，代表精英联盟执政的最上层统治者非常明白，如果他们的行为踏过了下层可以容忍的生存和道德的底线，则必将激起下层强烈的反弹，双方发生直接的正面的暴力相撞，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精英联盟毫无必胜的本钱和信心，他们几十年来保持的权势、掠夺的财富必将化为乌有。　　

　　

　　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两极分化的趋势仍在加大，但统治集团已经做出姿态并采取了一些小恩小惠的措施使民众特别是最底层的民众生活有了些许的改善；虽然腐败愈演愈烈，但统治集团也在高调的持续的将一些腐败的官僚送进监狱，承诺对腐败保持所谓的“高压态势”。　　

　　

　　就作为被统治者的下层民众来说，他们的愤恨虽然强烈，但是，在三十年的ＧＤＰ增长中，他们毕竟也分到了一些残羹，毕竟也积蓄了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假如他们在愤懑的情绪下投入推翻既有体制的斗争，前景会如何？历史和现实对他们的启示都是悲观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一旦发生大动荡大混乱，就绝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恢复秩序的。那时，也许他们不但不会得到比现在更多的好处，已经得到的好处也会失去。　　

　　

　　于是我们看到，农民仍然以中央的政策作为护身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以传统的仍然写在宪法上的意识形态作为武器进行抗争，中产阶级则小心翼翼的把自己的维权斗争限制在法律范围内。　　

　　

　　对同归于尽的恐惧使当代的政治博弈保持了一种脆弱的但却有效地“恐怖平衡”，这就是当今中国仍保持政治大体稳定局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