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制，福兮？祸兮？
　　
　　
　　说起土地制度，一直是古老中国的核心问题，因为它是构成国家的三大要素之一（政府、人民和土地）。土地既是国家意义上的疆土，又是民众生存意义上的那“一亩三分”地。土地归谁？这就构成了这个国家社会制度。
　　
　　原始社会土地是公有的，踩在咱脚下的土地，就是咱母亲的……这叫氏族公社所有制，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也许是，没人关心它的归属，没有关心其产权与物权。
　　
　　父系制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尤其是进入农耕时代后，这个土地所有权才显现出来。氏族间的争斗也扩展到部落争斗，国家开始形成。应该说中国是形成国家最早的，因为咱们最早进入农耕时期，咱们中国人有“姓”在世界上也是最早。西方人有“姓”的历史却要比中国晚的多，北欧一些国家直到19世纪才使用“姓”，许多国家和民族直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姓”。中国父系制社会经过了“三皇五帝”几千年漫长的经历，直到大禹时期，还为中华大地的水患到处“忙乎”！因为土地是国家的，江河泛滥国家有责。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咱们国家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土地随之采用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 —— 井田制。所谓井田，就是规划和管理，土地所有权属于国王，诸侯臣下能世代享用，奴隶主驱使奴隶集体耕作并剥夺其劳动果实。一个劳动力要劳作多少面积的土地？ 长、宽各百步的方地叫一“田”，一田的亩积为百亩，作为一“夫”，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朝廷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又作为控制庶民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庶世也随着土地同属于领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更不准转业。由于不少土地离住处远，也就有了不少的住在野外的“野人”。
　　
　　所以，如何看待孔夫子，也必须随同这个土地所有制度来看，离开它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再是原始的那个孔夫子。他处的年代也恰恰是那个土地制度分崩瓦解之时。他是以井田多少为官僚与奴隶主等级制度的卫道士而已。老夫子嘴里“民”更多的是，政治、经济上的“民”，庶民、奴隶和“野人”不是“民”，这一点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中的“民”几乎是相同的，古希腊的“平民”自然也不是庶民和奴隶。美国独立战争后的有选举权的“民”，还不到全民的4% 。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一个新兴的阶级产生。最有代表的就是“商鞅变法”，体现了这个新阶级与旧贵族阶级的斗争，最终商鞅落了个“五马分尸灭九族”悲剧。但是，商鞅新政后来被秦始皇所采用和发挥 —— “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励军功，行爵制”、“废封国，立郡县”、“建户籍，用税制”、“修长城，击匈奴”，“明法令，统思想”、“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自然贵族和儒生们不满意，骂他是暴君。然而，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虽有改动，但是基本框架却没有多大变化。正是“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哈哈，秦始皇并非在“唾沫星”中淹死哦。
　　
　　封建土地制度下，出现过许多名词，包括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更名田等等。但土地兼并是最大的特征和问题，这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现象。兼并严重时，各类社会矛盾突发，胜者为王败者寇。另外，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也广泛撒播在中华大地上。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不占支配地位。与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相比显然力量薄弱，往往被兼并了之。不管怎的，用“一盘散沙”来形容自耕农是很合适的。
　　
　　一个王朝的倾覆并非难事，当“武昌起义”的枪声未到京城，清王朝就倒伏了。然而，一个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意识并非随风飘走。辛亥革命的失败，纠其原因，就是皇帝倒了，制度未倒。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便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辛亥革命宣告失败。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皖、直、奉）三大派系开战。中山先生任民国大元帅发起“护法战争”，结果还是被北洋军的镇压了。1916年和1921年两次护法战争均失败，证明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濒临绝境，由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的组织也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
　　
　　国民党的生机来至于1924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会上10位共产党员成为41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一员，其中就有大家熟悉的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后来毛泽东出任国民党的代宣传部长，毛泽东在1925年第二届国民党代表大会上仍然出任代宣传部长。为何总是“代”？因为“二届一中”毛泽东因病未出席，据当时宣传部秘书长沈雁冰回忆，那时毛去湘、粤边界考察和指导农民运动。毛泽东担任代宣传部长主要贡献是“讲习所”，尤其是农民运动讲习所。
　　
　　土地问题一直是孙中山未能如愿的问题，也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但毛泽东却特别关注这个问题。1925年冬，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年后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告》。孙中山过早离开人世，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本该是“国共”对中国历史共同的使命，由于国民党右转，土地革命战争（也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虽然共产党领导的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运动受到重大挫折，却也种下了国民党反动派失败的根。因为，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没有实现。这个问题孙中山与梁启超进行了多年的论战，论战虽以梁启超失败告终，但这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说过：“过去我当过小学教员，你是知道的，不仅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搞共产党，同你差不多，是个民主人士。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搞起共产党来了。总之，这不以我们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开始还有军阀的压迫，这是事实。”在延安时期（39年9月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永远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抗战胜利了！解放战争咱们还是胜利了！解放战争凭什么胜利？俺想还是那句毛泽东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呗。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民主义革命胜利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这一中山先生的夙愿。
　　
　　可几年后，有些农民家庭仍然贫寒，劳力少加上疾病，为解决困境有些农民又失去了土地。是商品经济的残酷还是个人命运的不济？但是土地的兼并趋势依然存在。是毛泽东提出“组织起来”，是毛泽东指出了“农业的合作化”道路。巩固和发展“平均地权”不受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侵蚀。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使命。不仅如此，还提出了资本家企业的赎买政策，双管齐下，效果是很明显的。解放10年后，全国各地都成立了“公社”，这不是母系制社会“氏族公社”，而是“人民公社”。这一巨变，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逝世后，这一状态逐渐起了变化，这个变化的积极性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土地还是集体的，所不同就是采用“联产责任承包制”。问题还是有的，就是组合优化、长远发展不能起到杠杆作用。奴隶制的“井田制”的“井”是有讲究的，包括了道和渠的。分田容易，道、渠谁管？更广泛的农业设施谁管？俺想放一个“私”字容易，聚一个“公”字可难。农业的发展趋势自然是“大”而不是“小”。所以“三农”问题困扰着国家的发展，没有农民的小康，拿来整个国民的小康？2004年中央政府开始了“三农新政”——免除农业税、增加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并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专业合作社法之后，这种最基本的矛盾才相对逐渐缓解，这是惠民的政策，俺赞成。
　　
　　咱们总是说那“一亩三分”地的话题，记得前一阶段俺还写过一个《中国人 —— 守住这一亩三分地》！看来俺落后了！现在说要考虑“土地流转”问题了。“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流转，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就能够参与国际竞争。”俺看来，就“一亩三分地”还流转个啥？咱“自给自足”不行吗？为啥参与国际竞争？再说了，资源优势不同，怎么竞争？人家美国农民土地占有率是咱们农民的100多倍，全民平均值比也要8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中国之特点就是人均耕地少。比起印度还差一大节呢？更不能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这当代6个大农场国家相比的。他们都是没有５百年新大陆的移民国家。看清咱们的“一亩三分地”是８亿农民的社会基本保障，也是13亿人民的“衣食”，怎么能是国际农业竞争的筹码呢？
　　
　　土地流转 —— 能完成这种国际竞争大手笔的初步积累吗？然而流转失地的农民以什么作为生存的基本保障呢？那点流转费经得起“风吹雨打”和经济大潮的“惊涛骇浪”吗？失地农民将加剧城市的失业状态。让俺想起工厂里闹腾得减员增效，大批工人下岗，企业搞好了吗？怎么就一个“MBO”完事？上千万的下岗工人队伍，俺就觉得“忐忑不安”，可有人“心安理得”；现在要轮到农民下岗？想起来就“心惊肉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