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十年来，为了国家前途和人民期望，很多人是在沉默中奉献着，以自己的涵养、理性等人格优势或党性原则，始终恪守了不争论的政治信条。事到如今，在事关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前途命运的又一个极端重要的十字路口。如果继续地沉默下去，根本摆脱不了对于未来的负罪感。充分真实地亮出思想来，已经是最后的时刻了。不去把握这个时刻，我们很可能会从根本上丧失民族思想文化的“发祥地”。

　　

　　说起来相当荒唐。我们之所以必须解放思想，不是因为十三亿人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思想过于保守了，或者有点僵化了，而是这个整体尽管七嘴八舌地开了口，实际根本不存在真正发挥实践价值的前瞻思想。无论是就思想还是行为的指向看，有的只是与传统市场经济的全面接轨。当然，接轨本身并不需要什么真正有价值的前瞻思想，拿来主义也就足够了。也许还有一点星火般的新思维，却也湮灭在思想荒漠边缘的喧嚣之中。

　　

　　有说是当前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解放思想的重要时期，可能多少有点名不副实的感性特征。因为本轮思想运动直到目前为止，与前两次的解放思想还有明显区别：当前解放思想的方向是不确定的，目标是不具体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按照过去“解放思想”的固有模式，似乎缺少了思想运动所必需的基本要素。于是许多人变得一时迷茫起来，甚至产生了有无实质意义的种种疑惑，从而有可能丧失了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次表达机遇。

　　

　　但是细想起来，或许正是不搞主导不加约束的思想运动，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也正是这种没有框架没有制式的解放思想，才能充分释放广大民众的真情实感，才能不断展示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才能让民众真正自由地展开思想翅膀，让真理放出光芒来。

　　

　　（二）

　　

　　改革开放后，我党我国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经济建设展开的。经济建设的主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在不争论的发展进程中，除了西方社会仍然不愿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赋予更大的规则权利，实际又被技术手段制约着）以外，本身的经济构造已经基本形同西方国家，差异仅是屈身在国际产业链的末端和由末端带来的不同问题。这些问题不能仅靠自身努力加以解决，而且不能指望他人妥协得到解决。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思考资本主义的出路这个全球经济的根本性问题。

　　

　　福利国家、消费社会和休闲民众的共同需求，决定了资本主义回不到从前去，故只能硬着头皮朝前走。资本主义走到现在，它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这个蜜月期的主要特征，除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高度繁荣外，就是整个世界一度消失了传统型的经济危机。而很明显的一点是，这个经济危机起初是被发展中的虚拟经济吸收了，后来是被扩张中的全球经济稀释了，之后会以新的面目迅猛出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简单说来就是资本发达国家不断削弱了对实体经济和对自身发展的依赖性，需要别国的廉价劳动才能生存下去。它们仅仅是靠国际规则，自行占据了世界产业链的上游和全球经济体的高端罢了。

　　

　　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表明我们已经接受或者暂时接受了这一分工模式。并不是这种委屈不能承受，根本问题在于，这种经济模式究竟能否走下去？或者走了下去最终会是什么结局？从世界经济当前的权重看，虚拟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出实体经济，达到实体经济的七倍左右，随时都有可能压垮实体经济，这个问题是任何经济学家都无法加以否认的；从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看，即使全球整体进入低增长时期，由于经济总规模的基数巨大，必然要求虚拟经济成为主要增长源，经济危楼也就越来越为恐怖了；从世界经济现实的模式看，已经进入货币主宰时期，由于实体经济的权重越来越小、虚拟经济的品类越来越多，经济增长和效益提高必然寻求主流货币的大量流通和不断贬值，甚至实体经济的发展也被虚拟市场操控着。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必定共同承受经济灾难。总之，这种模式不是持续健康的发展方向，很可能离最后垮坍，为时已经不远了。

　　

　　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它们确实存在着种种阴谋。由于西方国家早已经问题丛生而自顾不暇，故这类阴谋是必然存在的，属于国际资本集团不得不采取的先损人而后不利己的唯一的维持方式，而且这种维持方式的长期诉求必然反映到国际政治上，这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世界上没有脱离政治的经济，也没有脱离经济的政治。好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地深陷进去，及时醒悟还来得及。由于我国广大民众还没有承受新型的主要是虚拟经济扩散的并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危机的现实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的出路问题，提高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首位，加以认识。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正是由此出发，才有必要坚决地、强烈地反对仓促做大我国的虚拟经济体，当前主要期望就是切实控制股市泡沫，暂缓推出股指期货！！！

　　

　　（三）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前的全部领域，全都存在着棘手的尖锐的突出问题。用百姓的话说，是没有没有问题的地方。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去找问题总的根源。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化。上层建筑的一切问题，都是经济基础引发的。

　　

　　当前我国的私有化程度，已经达到70%左右，经济参谋部的下一步目标是把国有经济规模再度压缩到经济总量的20%。经济学家张卓元曾经表示，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后，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估计将从目前１／３左右降到１／５左右，但这个比重仍比一般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高很多。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布局仍然过宽，结构不尽合理，影响了主导作用的发挥。由于全国目光主要关注传统的市场经济，而传统市场经济领域又全面舶来了西方经济的成套理论。这就必须着重考察私有化的本质问题。

　　

　　当今社会的私有化问题，是围绕现代工业的发展进程产生的。以工业企业为主体的私有化，关键在于产权的归属问题（即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可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产权私有化并不是工业时代的专利产品，而是封建农业的一个基本属性。人类进入大生产的工业时代后，少数人拥有产权，通过代理层（经理人）控制，组织多数人的社会化雇佣劳动，根本上属于封建时代的生产模式，甚至更为严密更为直捷地约束了生产力（主要体现为劳动者），由于代理层控制的制度化和格式化，使工业私有化的实质，甚至不如封建时代后期的农业生产模式（农村自然经济），因此根本解决不了少数人占有成果和多数人雇佣劳动的矛盾关系，而且这种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更加容易突然激化。

　　

　　全球经济进入货币主导的虚拟经济时代后，在各种主导力量的作用下，一方面是社会劳动的价值日益淡化，广大劳动者的地位日益下降，另一方面是食利阶层日益庞大，对于物化劳动和直接劳动者的依赖性实际又日益增加了。既然物化劳动不能满足劳动者的普遍渴望，不能自主改变个人命运，这就必然隐藏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危机，想从理论上探讨这种经济基础上能否建立和谐社会关系，必然走进死胡同。充其量，私有化的和谐社会，只能暂时存在于占人口少数的部分国家。因此就不得不要求人们去找新的出路。

　　

　　（四）

　　

　　不妨再简要探讨私有化为何带不来和谐社会。这就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方面，考察内在的人文特征。

　　

　　经济层面主要是民生问题。在私有化的前提下，民生问题从根本上并不能指望企业所有者加以解决。尽管民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社会责任，主要应由政府考虑，但私有化条件下的政府能力十分有限，部分社会服务职能要按国际规则逐步地市场化，政府不能全部包办民生问题，那么，必然处在社会分配从属地位的广大民众，其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就无法得到充分满足。事实上，如果深入考虑私有化条件下民生问题的成因，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现实反映。

　　

　　政治层面主要是民主问题。由于私有化条件下的民众权利主张，全部于各式各样的民生问题，故民众所要表达的主体权利，根本上仍将归结为所有制问题。只有“家”是自己的，才能做到当“家”作主。民众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弱势地位，并使有限政府无法适应无限的民生诉求，最终只能指向能够自主命运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家”归谁所有），说明由劳资双方经济地位不对称造成的固有矛盾，就被转移到民众与政府之间。在与民众关系难以协调的同时，政府还不得不向经济决定力量（强势资本集团）时时作出种种让步，从而成为三角关系的矛盾焦点。不仅如此，资本集团事实上终将逼使政府，形成以权力部门化为特征的经常性同盟关系（即权力市场化和服务有偿化），而在表面上变成所谓服务型小政府，否则政府服务部门很难谋求生存空间和存在价值。于是贪腐现象也就无法杜绝。

　　

　　文化层面主要是自由问题。私有化企业的所有者，在拥有相应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之后，就会萌发出从经济利益到社会利益的全面占有的这样一种内在冲动，也就必然要求彻底的人性自由，同时主张价值观念的弱肉强食，推崇自然进化的伦理法则，并且需要人们为资本人物塑造形象。在控制了社会组织、公共媒体和经营广告等全部话语平台后，强势资本集团所要求的言论自由，一般只能向民众提供“社会慈善性”的文化施舍。所有违背资本利益的文化现象，必将遭受各种形式的往往合乎规则的经济迫害；如果双方具有相当能力而又不能达成妥协时，则矛盾必将迅速反映到政治领域。

　　

　　而在法律层面上，当社会问题与群体矛盾没有充分显现时，其服务宗旨和服务对象的根本性变化，容易被人普遍漠视。而在经济基础支配下，无论是法律理论界还是执行层，都将以维护私有化的生产关系为己任，即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法制越来越为健全、各种暴力犯罪容易受到严厉惩处、而坑蒙拐骗的市场行为却能充斥全社会的怪异现象；而各种版本的“许霆案”，总会倾向于拥有社会强势资源的资本利益，也就不难理解了。

　　

　　（五）

　　

　　所有问题全都归为一个结。一旦发现经济基础才是症结时，执政党如何选择？在原有理想信念、社会道德、伦理法则、价值观念等，必然受到全面冲击的前提下，要么就是适应这种私有化的经济基础，而私有化的一切是现成的；要么就是从根本上另辟蹊径，让民众拥有充分的主体性。

　　

　　物质基础已经确立了，接下来要把共同愿景告诉人们。两种道路的未来走向，其实都已具备可预见性。该到让民众选择的时候了，也的确需要真正地解放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