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的思考
对“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的思考
蒋旭东
[摘要]当前,我国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一个严峻问题,就是理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淡化意识形态”思潮,其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离主题,淡化意识形态”。这一思潮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成为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障碍。应对这种错误思潮,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努力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义”。
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了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意识形态领域难免会出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或倾向。其中,“淡化意识形态”思潮就是近年来一直存在并有相当危害的错误思潮。剖析这种错误思潮形成的原因、实质及其危害,探索克服这种错误思潮的应对策略,是意识形态工作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前“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
从一般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指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反映一定阶级利益,为一定阶级服务。因此,一个阶级、一个社会的利益、要求以及存在、发展的合理性,需要提升到意识形态上进行论证,形成系统的观念体系,作为制定路线、政策的理论依据,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到普通民众中去,使之成为其活动的准则和指南。所以,意识形态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立场、信仰、方向的思想旗帜。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集中反映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表现出该社会的思想特征。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维护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信念支柱。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党执政的一个优势,其主要功能就是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潮,对我国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一些人公开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我国的指导地位,提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应当经历一个“非意识形态化”或“意识形态弱化”的过程;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人民革命的历史和党的基本理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提出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所谓“文化全球化”或“文化一体化”,认为世界各国不会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有的只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宣扬“普世价值”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是当今时代、任何民族、国家都应奉行的“普世价值”,声言要跟西方的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体系”接轨。在影视文艺作品中,一些人宣扬“淡化意识形态”、“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躲避崇高”,主张文艺乃至整个文化都应当与政治“离婚”、“分家”,热衷于描写庸俗生活和情感,渲染、制造感官刺激。在理论、史学等领域,一些人鼓吹“告别革命”,美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歪曲和丑化中国革命的历史,诬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乌托邦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甚至大作翻案文章,把早有定论的一些汉奸、军阀捧为对历史发展有功的“英雄”,而贬损著名的爱国主义先驱和体现共产主义精神的先进人物。在教育领域,一些人也有意无意地要“淡化意识形态”,甚至某些地方的历史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弱化革命和战争。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忽视思想教育工作,“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一些人只讲金钱和实惠,不讲理想信念,不讲原则立场,只重实践,不重理论,明显地表现出“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我们社会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出现“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使人们极易被错误思潮和歪理邪说俘虏,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尤其严重的是,这种情况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也同样存在。一些党组织在对党员的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中,马克思主义学得不深不透,而且有的还流于形式,科学知识普及、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学习和教育,搞得更少。一些领导干部思想麻痹,忙于事务,不注意研究社会政治动向,缺乏应有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清醒,甚至丧失原则。一些党员信念动摇,意志衰退;极少数领导干部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目前,腐败现象和不断蔓延的腐败风气,不但玷污了党的干部的形象,损害了党的威信,严重地离间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削弱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而且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改革开放和共同理想的信心,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巨大障碍。
目前我国出现的这种“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是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的。从国内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利益主体、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这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表现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反映不同所有制关系、不同利益主体的思想形态必然会滋生发展,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和西方腐朽思想观念对人们的影响也日显突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往往注重用金钱、财富等尺度衡量人的价值,随着市场的商品交换原则推及到价值和道德领域,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不注重信仰、理想,而关注生活中各种现实问题的现象,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祟高精神追求在一部分人中被逐步淡化,一些人陷入了道德和信仰的危机。
从国际上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不断有人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并促成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和泛滥。代表人物主要有丹尼尔·贝尔、弗朗西斯·福山、维尔纳·桑巴特以及其他如李普塞特、布热津斯基、雷蒙·阿隆、萨缪尔·亨廷顿等。他们的主要思想在其各自的著述中有集中的表现。代表性的有: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桑巴特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一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用抽象的“共同人性”、“人类本性”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否认人的阶级性及社会历史性;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歪曲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独裁、乌托邦”,并以苏东剧变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历史的最高形态,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致力于用强大的精神武器摧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堡垒及其价值观念体系。国内一些人不加分析地搬弄上述所谓的“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终结”理论,提出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淡化和非意识形态化是必然特征,并声称马克思主义是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只能在计划经济中发挥指导作用,市场经济强调市场与个人作用的最大发挥,只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是其滋生土壤,应由新自由主义来指导经济建设,由此“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泛起并不断蔓延。
同时,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及其政治势力,把中国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主要对手,利用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和信息优势加紧对我国搞思想和政治渗透,向我国推行其价值观、政治观、宗教信仰等,妄图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影响和误导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接受。凡此种种,给我国社会意识领域带来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在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纷呈中出现淡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对人们的理想信念都有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二、“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的本质及其危害
“淡化意识形态”思潮产生后,不少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剖析,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有力地遏制了这种错误思潮对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干扰。当前,我们需要进一步对这种思潮进行深入剖析,使人们更清醒地认清其实质和危害,以彻底消除这种错误思潮的不良影响。
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阶级意识,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存在标志着社会的分裂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对立。换言之,同异己的意识形态作斗争乃是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据,是它的天职。因此,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统治阶级在夺取了政权之后都决不淡化而总是不断强化它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功能,务必使它在社会思想中居于统治地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深刻指出的:统治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统治,他们还“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毛泽东也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统治阶级如果弱化了对意识形态的领导,那么他们在思想观念和精神上就无法很好地凝聚、团结全体民众,获得民众价值认同,就很难在民众中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势必影响统治地位的稳固。而且,随着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控制方面强制力发挥作用的空间缩小,公众自我选择的空间扩大,这一点表现得就越明显。因此,如果说在人类进入自由王国、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之前,意识形态将不会消亡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就决不能削弱。事实也反复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范围,阶级斗争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会表现在思想文化等领域。从这个根本点上看,淡化意识形态论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一些学者利用经济出现的全球化趋势,论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超越意识形态或淡化意识形态论。他们以全球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要靠地球上一切民族、国家的公民共同参与为口实,鼓吹抽象的“人类意识”。一些人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及其主权观念已经过时的荒谬理论,主张用所谓“人类意识”或“全球意识”代替民族意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在观察和把握经济全球化态势下的意识形态冲突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坚持唯物史观,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世界各国都不可能离开这一进程而获得独立发展。通过经济全球化,生产力超越国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促进全球经济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动的,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目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正如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曾经指出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是很不相同的。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饱受贫穷落后之苦。”所以,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并不像某些人描绘的那样,将展示四海升平的浪漫图景,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其实质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资本主义超级大国从未放弃征服全球的战略。
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论,从表面上看是在宣扬一切意识形态的没落、“全人类的价值”,其真正意义则在于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终结,希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普世化”。在任何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或地区,都不存在“政治淡化”的事实,相反,他们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竞争甚至对抗,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宣传、灌输本阶级的思想意识、铲除敌对思想意识方面是旗帜鲜明、不遗余力的。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机器的职能和民族国家意识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打着“文化全球化”、“文化一体化”的旗号,不断强化其意识形态战略。这提醒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如果不能清醒地看透全球化的这种本质,误将假象当作本质,缺乏坚持自身价值观、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没有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观念,采取完全“不设防”、不进行自我保护的政策,盲目追求经济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接轨”、“趋同”和“一体化”,就可能掉进西方发达国家挖掘的陷阱。西方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苏东剧变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国家一向把社会主义国家视为推行其全球战略的主要障碍。冷战结束后,中国成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重点。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中国看作是“最后一个眼中钉”,他们攻击中国是“日渐缩小的共产党国家的代言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声称“中国已成为美国主要的意识形态的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他们不仅制造舆论攻势,而且采取行动,对我国形成新的包围圈,遏制我国的和平发展。在西方国家继续不断以冷战思维在意识形态领域打“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情况下,我们的某些人士却鼓吹“淡化意识形态”,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淡化意识形态”思潮与“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它能为全体社会成员确立其社会活动的共同价值导向和理想目标,使人们具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决不能丢掉“社会主义”这个主词。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旗帜鲜明地否定少数人关于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叫嚣。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又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如果企图超越、淡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和做法不能加以遏制和缩小,而是任其发展和扩大,它所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危机与缺失,导致社会道德的真空和社会生活规范的无政府状态的存在。近年来一些人心理失衡、信念动摇、理想淡化等诸多问题的出现,原因很多,而其中放任“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的滋长,未能一以贯之地加强思想教育,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克服“淡化意识形态”思潮应采取的主要对策
为了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繁荣和意识形态的安全,避免出现西方社会精神领域那样的病态和危机,必须采取应对之策,以克服“淡化意识形态”等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
首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是旗帜和灵魂。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这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前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形势下,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决反对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对此,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这一点,也已经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所证明。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搞多元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惨痛教训深刻警示我们,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中,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必须始终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阔步前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辩证统一的。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也就是说,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思潮坚决批判和抵制,以保证思想文化发展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又要为正常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创新探索营造生动活泼、民主团结、宽松和谐的氛围和环境,以促进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供坚实的基础。只有正确处理好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意识“多样性”的关系,共同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才能真正发挥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能动作用。
其次,要努力构建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确定价值取向、进行行为选择提供了根本准则。在当代中国,要排除“淡化意识形态”等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干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重要路径在于努力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引导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团结向上、共同前进。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对充满差异性和多样性思想观念中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分,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有明确的目标取向的。这个目标取向,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最大限度地成为社会思想共识和人民的自觉追求,从而凝聚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为此,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把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工作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部位和各个环节,努力推动社会成员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最后,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义”。意识形态无独立的历史,它的存在和发展始终是受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作为一定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一样,是由相应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是一切意识形态变革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贫困问题时曾深刻指出,在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和普遍贫穷的状况下,人们为争夺生活必需品而展开斗争,一切陈腐的东西就会死灰复燃。历史的经验也一再验证了他们的判断: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遭到破坏、社会发展停滞、民不聊生时,最容易产生社会丑恶现象,出现意识形态的混乱,发生指导思想的动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即在于它的鲜明的实践性。意识形态的实践化或实践性意识形态概念的系统总结,使邓小平对意识形态的核心作了这样的归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江泽民指出:“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胡锦涛也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功实践的一条基本经验。因此,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问题,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的界限,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关键要靠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的观念I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经济,把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政策,增强综合国力,创造出生产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我们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应对“淡化意识形态”等错误思潮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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