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的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已经将我们的军史、党史和国史，搞得混乱不堪。历史堆砌成了现实，而现实又决定着未来，一个忘了来时道路的军队、政党和民族，肯定也找不到通往未来的道路。

　　到二○一六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主席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周总理与朱老总，离开中国人民，离开中华民族，已经整整四十年了。

　　一九七六年，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当家做主，为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立下了不朽功勋且年龄最大相差都达十二岁的周总理、朱老总和毛主席三人，却竟然在同一年中离世了。他们的离世，不仅是中华民族无法挽回的损失，而且更让我们中国人民，至今仍然还陷入在深深的悲哀之中。

　　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层之中，毛主席和周总理、朱老总三个人，不仅关系最为紧密，感情最为深厚，组合最为得力，革命友谊最长。甚至就连他们的名字，似乎也暗含着某种的契合。因此三人这才远胜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虽非同年所生，但却在同年逝去。

　　毛主席名泽东，之润之。毛主席的泽东这个名和润之这个表字加在一起的含义，就是泽被古老东方，润泽普罗大众。

　　周总理名恩来，字翔宇。周总理的名和表字加在一起，就是期望自己能够纵横驰骋宇宙之间，给天下万众送来恩泽。强烈的自我期许心理，是周恩来在年仅十二岁的时候，便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总理的一生，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不仅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且更是建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毛泽东。如果不是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如果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那么周总理还能当上为中国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总理吗。

　　新中国甫一成立，毛泽东担任了首届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而周恩来则出任了政务院的总理兼外交部长。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由于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并由毛泽东担任了首任的国家主席。于是中央人民政府改称为国务院，而周恩来则更是终身担任了国务院总理一职。从此，在共和国总理的岗位上，周总理是鞠躬尽瘁、夙夜匪懈、死而后已，从而为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真的给中国人民送来了无尽的恩泽，因而业受到了中国人民永远的衷心爱戴。特别是在此期间，周总理经常乘坐飞机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由于有强大的新中国做后盾，所以周总理不仅真的在天地间任意翱翔，而且就连他的周恩来这个名字，也更是响彻了寰宇，从而实现了他在名和字中的自我期许。而周总理之所以能够实现名和字中的这个自我期许，就是因为与他同一个时代，不仅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且后来周总理更是由衷地信服了毛泽东，坚决地跟定了毛泽东。然而当他们二人逝世之后，一些善搞阴谋的卑鄙小人，却不断利用周总理来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

　　权延赤在其所著的《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里这样写到：“周恩来与毛泽东先后去世不久，社会上起来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其实，抬高周恩来是假，想否定毛泽东是真。

　　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

　　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再没有同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他们始终是通力合作，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还“高”得了吗?于是一位老同志曾感慨地说：‘还是邓大姐看得深，看得远啊!’”

　　确实，即使否定了毛泽东，那么周恩来也的确高不了。周恩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因此，周恩来称得起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在我国尽管有着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但是如果没有当年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么周恩来也就只能同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和史可法等人一样，成为一个悲剧英雄。而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就连像邓小平这样的人一直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时候，还不得不承认：“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自改革开放之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的各种谣言，便开始了满天飞。而近年来，为了通过抬高周恩来而贬低毛泽东，又广泛流传开了这样一个说法：从一九二七年五月召开的党的“五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起到“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就高于毛泽东。周恩来既具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并具有深远的战略意识。周恩来领导发动的“南昌起义”，不仅早于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秋收起义”，而且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取得的战果，也比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作战所取得的战果，更加辉煌。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这样的认识，无异于就是说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毛泽东只贡献了理论而没有胜利的实践。有这种认识的人，不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而且也更不懂道理。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中，周恩来思维缜密，并具有超强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善于解决处理各种疑难问题。特别因为性格的原因，周恩来还更具亲和力和凝聚力，擅长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然而在这方面，毛泽东只会比周恩来出色而不会比周恩来逊色，

　　在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毛泽东马上返回家乡湖南，迅速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而后，湖南和江西的萍乡地区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领导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不仅极大地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而且也更是迅速发展壮大了革命队伍。到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党仅有的九百九十四名党员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就拥有党员近三百名。

　　周恩来等人发动领导的“南昌起义”，的确是早于毛泽东发动领导的“秋收起义”。然而“南昌起义”尽管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的，可是起义的发动和领导，却是以国民党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进行的。

　　在我们中国，孔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社会现象。由于名不正，所以“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党无法以开展土地革命为号召发动群众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南昌起义”失败了。今天，“南昌起义”不仅还能为人们所记得，而且八月一日这一天还更是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那是因为朱德把“南昌起义”的余部八百多人，带上井冈山从而汇入了毛泽东所开创的人民战争这个汪洋大海之中。当初如果不是朱德把“南昌起义”的余部带上了井冈山，那么“南昌起义”，也就只能成为一个历史的遗迹。而就是由于把“南昌起义”的余部带上了井冈山，于是朱德这才成为了“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不仅不是中国共产党天然的领袖，而且是由于而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而不受苏联人的喜欢，因此还更是曾经长时期遭到受苏联人所操控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排斥。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对党的贡献和党内的资历、职务都远比毛泽东要小和要低的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李维汉、李立三、任弼时、陈云、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人，这才能够后来居上，成为毛泽东的上级领导。

　　不用说当年那些闹过革命，就是如今在商海里打拼过的人都知道，第一桶金是最难淘的。而在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白手起家走到最后胜利，赤手空拳就能为党为人民打天下的，唯有毛泽东。

　　“秋收起义”之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把起义队伍带上了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的井冈山。在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毛泽东还对起义队伍进行了“三湾改编”。“三湾改编”不仅为这支军队确立了“党指挥枪”的这一原则，而且毛泽东还更是为这支军队注入了无产阶级军队、也就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因此说，“三湾改编”，才是人民军队诞生的起点。

　　当年，就是由于毛泽东能为中国革命指明取得胜利的方向，能为中国革命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通往革命胜利的具体道路，能够创造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胜敌人而生存下去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所以当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东躲西藏的时候，毛泽东却率领着“秋收起义”的队伍，依靠人民群众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从而不仅在井冈山地区站稳了脚跟，而且还更是得到了发展壮大并建立起了工农兵政权，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因此，处于强敌围困中的弱小红军，就有了休息、疗伤、补充的条件，就有了养精蓄锐的条件，就有了发展壮大的条件，就有了夺取胜利的战略基地。于是，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等率领着“南昌起义”的余部和“湘南暴动”后组建的农军来了，彭德怀和滕代远等率领着“平江起义”的队伍来了，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控制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而充当先遣队的项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来了，上级任命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也来了。待彻底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全面控制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之后，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全都来了。

　　与白手起家，赤手空拳为党、为人民打天下的毛泽东不同，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从毛泽东手中接过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和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权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了六万多人。另外，还有不少的地方部队和赤卫队等。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了一片而形成完整的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所占据的范围多达二十一个县境，五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二百五十多万人口。因而此时的中央红军与毛泽东刚刚创建这支队伍时相比，不仅是兵强马壮，而且组织指挥体系和战略战术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军政素质等，也更加完备并已经成熟。特别是通过前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而获得的大量缴获，使中央红军的武器装备，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仅是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便缴获了步枪一万五千多支，机枪一百七十五挺，迫击炮五十五门，电台六部。到此时，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央红军，可谓是今非昔比了。

　　我国的北方人，小时候大多都玩过滚雪球的这种游戏。每当大雪初化而雪有些发粘的时候，男孩子们大多都会玩堆雪人或滚雪球的游戏。滚雪球的时候，先是用手抟成一个小雪球，然而放在雪地里往前滚。此时之所以只能称之为滚而不是称之为推，就是在雪球很小的时候，还不能靠自身重量所形成的压力把地上的雪压合到自己的身上，因此这时滚雪球的人不仅要给雪球一个向前的推力，而且还要给雪球一个向下的压力，从而使地上的雪能够被压合到雪球上。而当雪球达到一定的体积而重量也增加到一定的程度时，滚雪球的人只要向前推动雪球，雪球靠自身的重量，就能把地上的雪，压合到自己的身上。刚开始滚雪球的时候，雪球滚动一圈，体积增大不了多少。而当雪球的体积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雪球滚动一圈，体积便会成倍地增长。红军在初创时期，由于力量太小，因此只能采取游击战术而使自己生存下去并消灭敌人壮大自己。而只有当自己的力量发展壮大到了一定规模，这才具备了大打仗的条件。

　　在红军还没有自己的武器装备来源的时候，战场缴获，就成了红军武器装备的唯的来源。武器装备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从而不仅为取得以后的胜利，而且更是为扩大战斗的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到了一九二九年的时候，红四军的作战方式，就已经从以游击战为主，转为了以运动战为主。

　　从“秋收起义”开始，经过数年的浴血奋战、披荆斩棘，特别是通过三次反“围剿”作战，毛泽东创立的包括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在内的依靠群众、机动灵活、慎重初战、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分割包围、大胆穿插、运动中歼敌、内外线作战等这样的军事思想和红军的战略战术已经成熟并深入贯彻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之中。特别是在毛泽东的领导、培养和教育下，彭德怀、林彪、陈毅、聂荣臻、罗荣桓和粟裕等一大批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已经成长、成熟起来，能够分别担负重任。因此，只要遵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采用毛泽东前三次反“围剿”作战的战略战术，即使在毛泽东由于受到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排斥而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之后，那么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也是自然而然的。

　　当年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可谓是英才济济。但唯有毛泽东，才具备超凡的智慧。因此只有毛泽东，才找到了中国革命通往胜利的方向。只有毛泽东，才能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通往胜利的具体道路。只要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只是令我们这些后人万分惋惜的是，包括周总理和朱老总在内的许多人，却对毛泽东思想领悟得太晚，因此中国革命才会遭受到那么多的挫折，才会蒙受了那么严重的损失。然而对于那些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人来说，也只有事实和挫折，才能唤醒他们，才能教育他们。当年，如果没有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用反面的残酷事实来教育，如果不是到了“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红军都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包括周总理和朱老总在内，还不可能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正确。

　　周总理的秘书范若愚曾写过一篇题为《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的怀念周总理的文章，在《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这篇文章中，范若愚回忆起了在一九五八年曾经为周总理记录一份书面检查的经过：

　　“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周总理那“几乎流出了的眼泪”，是委屈的泪，还是难过的泪。对于襟怀坦白、无私无畏、坚信共产主义的周总理来说，这“几乎流出了的眼泪”，一定是难过的泪。这时的周总理，一定会为在广昌战役和湘江两岸无谓牺牲了几万红军，而感到难过;一定会为自己直到“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才真正理解了毛泽东，才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而感到难过。毛泽东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唯一能够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所创立的唯一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霸占成了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然而仅在两年多之前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还信誓旦旦地说：“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所以，历史早就清晰地表明了，毛泽东思想根本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就是由于毛泽东思想从创立直到成熟，朱德、陈毅、周恩来等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不仅还没有这样的智慧，而且更是仍然在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古代汉族长期挨打的历史，使一些人丧失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于是便产生了“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这种心理。因此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特别是又长期党内的军委书记或军事部长一职的周恩来，在尚还保留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种心理习惯的广大红军指战员中，不可能不会产生一定的虚名。所以当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从毛泽东手中拿过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时，广大的红军指战员、甚至包括周恩来本人在内，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而后当李德这个与周恩来相比不仅是来自更远地方的“和尚”，而且还是“洋和尚”到了中央苏区之后，更是没有任何阻碍地就获取得了中央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此，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被彻底抛弃。然而，“洋和尚”的“经”尽管念得很好，但却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如果不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力挽狂澜，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就要被“洋和尚”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葬送了。当然，一同被葬送的，更有包括“洋和尚”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在内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个人生命。

　　一九一七年，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十九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行前，为了抒发胸怀，周恩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觅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正是为了救国救民，所以周恩来才走上了革命道路。而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总理，周总理之所以能够中国人民，能够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恩泽，就是由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是由于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指出了通往胜利的方向，就是由于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到了通往胜利道路，就是由于毛泽东亲手缔造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是由于周恩来最终信服了毛泽东，就是由于周恩来最终跟定了毛泽东。所以，离开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不仅将一事无成，而且他个人的最终命运，也就只能成为一个难酬蹈海那样的英雄。

　　大江歌罢觅群科，

　　为济苍生信马列。

　　革命生涯尝苦遍，

　　长征路上遗恨多。

　　延安整风醒幡然，

　　主席麾下展雄才。

　　携手并肩中华幸，

　　唯崇泽东才恩来。

　　三十多年的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已经将我们的军史、党史和国史，搞得混乱不堪。历史堆砌成了现实，而现实又决定着未来，一个忘了来时道路的军队、政党和民族，肯定也找不到通往未来的道路。

　　——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四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