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进政协，工人去哪儿？

田嘉力 发表于 2008-2-21

　　2月18日《新快报》报道，在广州市政协会议的分组讨论上，各企业代表激烈讨论《劳动合同法》。在企业界委员的热论中发出了一个声音：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主不公平。据称，这个广州政协会议的分组讨论，成了企业家委员声讨《劳动合同法》的批判会议：一个委员说，《劳动合同法》让人明显感觉到不公平。企业老板几乎不可以炒员工，但员工可以随意炒老板，还不用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另一个政协委员说，因为《劳动合同法》规定工作10年以上不可随意炒掉员工。有的企业为了将老员工换掉制造假关门，然后再注册。“民营企业再注册一个公司自己很容易。然后老板还是他，员工全是新的。要是我到时候就肯定这么干。”还有委员对《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要给员工缴纳社保金，对外来工建立住房公积金大为不满。可以说，广州市一些政协委员几乎把《劳动合同法》说的一文不值。

　　哲学上有个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企业家成为政协委员，考虑问题，发言，提出主张，自然而然是要站在企业家的立场上。这些政协委员不可能站在打工者的立场上说话。这很正常，也可以理解。假如是个下岗工人，是个被“买断”的企业职工，是个“4050”人员，或者，是个正在打工的工人，当他成为政协委员之后，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肯定另是一种情况。站在劳动者的角度看，《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本就是劳动者应享的合法权利。因此媒体文章指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着重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中，企业往往处于强势地位，而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资关系纠纷的一系列案例充分证明，大多数都是企业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有一部专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这也是国际惯例，特别是发达、文明程度高的国家，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都非常完善。

　　因此，企业家委员与在职职工之间，立场和观点肯定会有所不同的。因为社会存在已经给他们的意识打上了烙印。他们的发言跳不出他们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跳不出他们的生活圈子。如果不想把政协会议开成一边倒的“批判会”，那就应该保证观点不同的委员具有相同的、至少是相近的数量才对。

　　然而，我就没见过哪个工厂的工人当上政协委员的。至于下岗的工人，“4050”人员，更与政协委员距离遥远。政协会议章程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又说：“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然而，我基本上没有见过有“社会主义劳动者”当选为政协委员的。至于政协主席、副主席，更没有工人和农民担任的。如果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都被排除在政协委员之外，那么在政协会议上又怎么进行民主决策和政治协商呢？

　　企业家政协委员，把广州政协会议的分组讨论开成了声讨《劳动合同法》的批判会议，这也并不奇怪。问题是在分组会上并没有工人政协委员，下岗职工政协委员。如果有这些委员在，而且与企业家委员的数量一样的多，那么广州政协会议的分组讨论就不会是“批判会”了，而是会变成讨论《劳动合同法》的讨论会、辩论会。可惜的是，并没有工人政协委员和下岗职工政协委员参会。于是，信息是有缺陷的，声音是片面的，一旦形成结论、做出决议，也将是有偏向的。法官判案都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政协开会，就可以只听一种声音吗？

　　广州的政协分组讨论会是这样，不知道其他省市的政协分组会是什么样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政协会议变成了企业家的俱乐部，变成了明星、名人的乐园。他们只会把会议变成某某事件的“批判会”。那还能“协商”个啥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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