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位网友在一个网站上提出了，为什么我们大陆的网友对上海、瓮安事件和3.14事件的态度截然不同。我觉得很有必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澄清一下是非。

民族矛盾，归根结底就是阶级矛盾，是一个民族统治者对另外一个民族的压迫，压迫的主要对象就是普通民众。晚清时代的中国，西方列强对中国实施民族压迫，割地赔款，但是慈禧和李鸿章之流的统治阶级，并未受到多少切身利益的损害，老佛爷的颐和园照建、还能增加了到照相、电影和火轮车等洋玩意儿，李鸿章是合肥系官僚照用、国难财照发，倒霉的老百姓，他们的税收更重了，吸他们血的人又多了一堆。相反，日本呢？日本当时在东北多牛啊？但是，历史的证据告诉我们，日本的普通女人一样在那里做妓女，嫖客一样有中国人。再谈西藏问题，为什么西藏在抗美援朝的关键时刻，没有发生叛乱，而在1959年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全国都已经稳固的情况下发生了叛乱？为什么达赖在以前称毛主席是大梵天，后来反目相向？虽然官方没有公布全部史料，但是，我们翻翻历史就可以推导出来。1959年平叛以前，农奴制在西藏并没有被动摇，百万农奴还在受着农奴主的压迫，农奴主的根本利益根本没有受的伤害。当时大陆的大环境是1956年在经济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以反右的形式巩固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1958年开始大规模工业化进程，这样的一个政权，怎么能够容忍那么反动的农奴制的存在呢？从后来的民主改革地顺利进行来看，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民主改革，早就有了详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相信在西藏也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达赖集团正式看到他们的天堂要因此彻底失去，挖人眼睛，剥人皮恐怕实现不得了，只值一根草绳的农奴也要和他们平起平坐，甚至领导他们了，如何能够容忍？这是一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僧侣阶级、农奴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是必然的，采用的形式是最高形式——也就是战争。农奴主阶级是现代社会上最反动的阶级之一，是必须被彻底打倒的。达赖集团的垂死挣扎是必然的，所以他们必然要叛乱。解放军的平叛，是为了解除达赖集团对百万农奴的压迫，是具有反压迫的正义性的，如果说解放军当年压迫了谁，就是压迫了那些试图继续对农奴实施压迫的农奴主，没有这种压迫，谈何解放？3.14事件，喇嘛们打得什么旗？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目标是什么？达赖提出的目标是大藏区，也就是把藏人以外的人都清除出去。归根到底是要干什么？搞复辟，僧侣阶级的复辟。3.14事件的本质，并不是什么反压迫，而是为了重新实施压迫。我个人的意见是，对达赖集团根本不必理会，对于敢于闹事的僧侣，有一个抓一个，必要的时候，有一个杀一个，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对待阶级敌人，只要条件允许，就要坚决镇压。历史上反动势力对待进步力量的镇压从来都是血淋淋的，进步力量对反革命力量的消灭同样是血淋淋的。

再让我们看看上海事件和黔地事件，也是阶级斗争，是普通群众反对官僚阶级压迫的斗争。毛主席曾经说过，他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二是搞了文化上的革命。个人评价，毛主席确实是天才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形式，二是不断革命理论，把官僚阶级作为阶级斗争对象。这里所说的官僚阶级，不等于官员本身，官僚本身不等于官僚阶级。官僚阶级的定义，应该是盗用公共权力，实施压迫的特殊利益集团。这里面有两个要素，一是在盗用公共权力，二是要实施压迫。具体表现行为有人事腐败、司法腐败、经济腐败。人事腐败表现为官僚集团的变相世袭，形成政治家族，是实施压迫的政治保证；司法腐败体现为官官相护，形成上层社会，是实施压迫的具体表现；经济腐败表现为官僚资本主义，形成贵族集团，是实施压迫的经济基础。官僚阶级，是从阶级社会一产生开始就客观存在的，是剥削阶级的最高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对官僚阶级的斗争。对官僚阶级的阶级斗争，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体系内的斗争，官僚阶级具有天生的反政权性，官僚阶级是最反动的阶级，即便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需要反对官僚阶级，就是在官僚阶级内部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是因为在其他社会里，对官僚阶级与其他阶级的斗争往往并不是主要矛盾；二是政治运动形式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大规模地对官僚阶级进行清洗，基本上也是在政权框架内的；三是彻底推翻官僚集团，重建社会公共关系架构。

上海事件和黔地事件，归根结底，就是对官僚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受压迫者反抗压迫的斗争。杨佳是对压迫的本能反弹，黔地的人民追求的是最起码的司法公平。所以两者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这与试图复辟僧侣阶级和旧农奴主阶级压迫秩序的3.14事件具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是反压迫的，一是准备复辟压迫的，两者是根本对立的。我们采取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始终要站到反压迫一边，而不是压迫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