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杜导正的“导正”奇文

——《扭秧歌也是在前进》

吴文泰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54bfd50100k6fg.html

今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格外引人注目。该杂志社社长、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这些年来一直是个活跃人物。他在这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5000字的自问自答“答客问小文”——《扭秧歌也是在前进》，意思是说，二十一年来，我们党和国家是“左”右摇摆，进三步退两步，像扭秧歌似的前进。这篇“小文”大有文章，有大文章，堪称奇文。它奇在，杜导正不是一般地解读温家宝今年4月15日的文章和5月4日的讲话，而是借题发挥，拨弄是非， 唯恐天下不乱。令人纳闷的是，他敢如此这般地发挥温总理的文章和讲话，而不怕温总理说不。这也是笔者称杜文是导读而不是解读的原因。
在解析和点评杜的导读之前，须先作两点说明：一是，我们在点评杜的导读前，先简介温总理的文章和讲话的基本内容，这样虽使文章显得冗长累赘，但不如此，看不出杜导的发挥。二是，按头衔，杜导应该是个妙笔生花的大手笔，谁曾想在这篇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导读文章中，他竟然逻辑混乱，语言重复，标点错的一塌胡涂。尤其是重复，不仅后一部分和前一部分有重复，同一部分前后也有重复，语无伦次，反来复去说。因此，我们在点评杜的导读文章时，不得不打破他原来的无机结构，把同样的内容进行适当重组。下面让我们以杜文的三个小标题为题，点评杜导正的导读，看看杜导正究竟导的是什么“正”。

关于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

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日子，温家宝在人民日报要闻版，发表《再回兴义忆耀邦》的文章(4000字)，追忆胡耀邦总书记1986年二月初到二月中，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深入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基层，调查研究，看望各族群众，连大年三十和年初一，高烧三十八、九度，都不休息。并一再强调，要注意微服私访，看那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文章情节生动，精神感人。文中有两段耐人寻味的话。
一段是调研结束时，胡耀邦在干部大会上作的即席讲话，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这段话强调的是，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下基层考察调研，对实现正确领导的重要性。
另一段是文章末尾，温家宝讲自己和胡耀邦的十分密切关系、牢记胡的谆谆教诲的一大段话，有继承胡的遗志，完成胡的未竟事业之意：“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候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杜导的导读，首先介绍温文的社会反响：“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热情的关注，成为这几天议论的中心，说什么的都有”。“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么宣传胡耀邦，高调地纪念和怀念胡耀邦，是这些年来极少有的。”
接下去，杜导议论和发挥说：“胡耀邦关心群众疾苦，紧密联系群众早已是佳话，在人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国人赞他是共产党人的良心，因此温家宝的文章使耀邦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再次感染了人们，给我们党加了许多分，也有助于我党恢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对当今的领导应有很强很强的启发和教育意义。”
胡耀邦确实曾给人们留下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良好印象。但说国人都交口称赞，这不符合实际。称赞他是什么“良心”，说法也不一，除杜导正的版本，至少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反毛专业户李锐的版本。他在2007年香港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的序言中说：“在我们这个党的历史上，接连出现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任总书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说前者是这个党的‘良心’，后者是这个党的‘大脑’。”另一个是胡耀邦政治秘书的版本。他在今年第三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胡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一文中说：“当时流传这么几句话：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这话有抬高胡赵、贬低邓小平的意思。胡秘认为提胡是“党的良心”还不够劲，应提是“国家灵魂”。他在文章中说，1989年4月中旬悼念胡耀邦期间，“人民纪念碑（故意省去‘英雄’二字）” 上，曾挂出‘中国魂’的巨幅幕幛。”看来，一些人把胡耀邦捧到党心、国魂的高度，是另有用心的。可是当我们看看吹捧者、津津乐道者是谁，原来主要是李锐、杜导正、胡秘这些人，也就恍然大悟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人中，胡秘和杜导两人是在今年上半年，温家宝发表回忆胡耀邦文章前后，捧胡耀邦的，这还真让人打个问号，想想为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杜的导读还说温家宝的文章，“给共产党加了许多分”，有这么大作用，纯粹是吹牛瞎说。至于说，“对当今的领导应有很强很强的启发和教育意义”，这是公开地教训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是在说温家宝更高明。
下面，杜导用“是否”的口气说“是”：“这篇文章之所以会引起社会巨大的关注和反响，是否也跟人们渴望中共现任领导人，也应当像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那样，接近群众倾听诉求，遏制贪官，缓解贫富悬殊，加快政体改革的需要有关？”
这段渴望中共现任领导人要像当年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如何如何的语言，似曾相识，何其相似乃尔!杜导此时此刻说这段话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么，杜导为之辩护的赵紫阳的“大脑”、“头脑”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请看看他在《谈话》中是怎样说的便知： “改革开放与政治上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有矛盾的。抓了这一方面，必然影响那一方面。”(P69) “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P307) “所谓‘三个代表’，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P323)“要实行现代化，就是要西化，就是要实行西方那一套。”(P286)按照赵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药方，我们党能够联系群众，遏制贪腐，缓解贫富悬殊，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吗？我们实行的会是什么性质的改革？
接下去，杜导用“是否”的口气进一步引导说：“人们关心这篇文章是否有更深层的意义，是否关系到北京政局的动向和局势，是不是一个进步的积极的信号，是有原因的。近几年中共给人的感觉是对意识形态控制严格了，好像只能有一个政党、一个声音、一个主张，与多元化的、追求民主和科学的、主张社会前进的声音和力量好像形成了对立面。”这段具有 “更深层的意义”的话，涉及到一系列政治、理论问题，这里只指明三点：
(一)杜导明确说，这篇文章关系到北京政局的动向和局势，这是在暗示人们，不是铁板一块的中南海(杜在后文中语)会有新的情况，温家宝文章就是个信号。
(二)这几年中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肯定比胡耀邦、赵紫阳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加强了，但社会上、媒体上传播的可不是一个政党、一个声音、一个主张。在思想理论界、文化艺术界，不仅有杂音，还有噪音。有些同志对于一些党员和报刊攻击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不予追究，感到不好理解。也可能是时候未到，要讲究策略。
(三)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个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有、也有、兼有、亦此亦彼的特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有一个党共产党来领导，不能搞多党制，思想可以多元化，但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一元化。像国家体改委前高官主持的新西山会议鼓吹的经济上继续国退民进，政治上搞台湾那样的宪政，实行军队国家化，开左灯往右拐，是完全错误的，这是要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变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关于温家宝“五四”青年节在北大的讲话

这是温家宝任总理后第三次到北大和学子们过“五四”青年节。他在北大图书馆跟同学们进行了座谈。
温家宝落座后，直入主题说：“纪念‘五四’运动，首先应该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大家不但要懂得这四个字的含义，而且要身体力行，融入到实践当中去。在新时期，发扬北大光荣传统，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国情，树立起对国家、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
他说：“未来之前，我一直在思索给同学们送几句话，那就是要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道德、渊博的知识、强健的体魄和完整的人格。”
他强调：“学生自身的努力是成才的根本。需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才能成才。”“要有正确的世界观，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
谈到西部开发和国家的中长计划，他说，第一是要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是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第三是要重视教育和科技。他着重指出，“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让中国发展起来，让中国实现公平正义，这是我年轻时就怀着的理想。”
关于钱学森之问，即当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温家宝说：“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会有用，一是要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 他还谈到，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
杜导正的导读不是一般的走样，对温总理上述讲话基本未予理睬，而是大讲特讲所谓民主。他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总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自由、文化、民主的气息。”“90年前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喊出了‘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与科学。温总理在和同学们座谈之前，特地强调了科学民主精神今天在中国一点也不过时”。
杜发挥说：“说起五四运动，很多人都强调这是一场爱国运动，这不错。但是，五四运动的精髓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民主、科学这四个字。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逐步壮大，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民主!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投奔我党，就主要是冲着共产党要建立民主的国家这一条去的。可是，1949年以后，到粉碎’四人帮’前，我们渐渐丢掉了五四精神，丢掉民主这面旗帜，搞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因此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中我们党丢了分。改革开放以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时期。那时，邓小平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反封建；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也相当开明，民主和科学的气氛比较浓厚，知识分子和中南海的距离也很近。可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又发生了民主和科学精神某种倒退的现象。”“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分子的中间一块都是最要争取的力量。政治力量一般都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力量向哪边倒，哪边就胜利，否则就失败。蒋介石丢掉中国就是一个明证。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时候，温家宝在北大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有很强很强的纲领性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这是粉碎“四人帮”前建国二十七年的失误和教训。政治运动不断，整错了许多人，小民主不够，大民主乱来，直至发生十年浩劫。只能说我们没有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做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能说我们丢掉了民主这面旗帜。不然，无法解释火红的年代亿万人民战天斗地的动人情景。我们国家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杜导正虽然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但他没有认真改造世界观，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路人、民主社会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顽固地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一套改造中国，所以，他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痛感没有民主可言。
杜导正在导读温家宝在北大的讲话时，主要是讲知识分子问题，是在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大力宣扬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开明，知识分子和中南海的距离很近。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直到目前，发生了民主和科学精神某种倒退的现象，“中老知识分子与中南海的心理关系和距离处于逐步拉开、疏远的过程，弥漫着悲观绝望的情绪。这的确是非常危险的。是我党应要高度警惕和重视的动向。”现在知识分子不再是排行老九，而是排行老大。他认为，现在知识分子的态度能够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这未免太不把工农兵放在眼里。什么现在是知识分子等中间力量的倒向决定胜败的关键时刻，“在这种时候，温家宝在北大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有很强很强的纲领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要干什么，莫非是要搞“颜色革命”？
杜导正在导读中，还就校方把学生关在楼里，不让出来，参加座谈的人都是刻意安排的，大作文章：“我们党的领导人下基层，握手或说话，往往都事先由地方或部门挑选、安排那些靠得住的自家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官场的潜规则。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为什么特意说到耀邦要他微服私访，我想，他是对现在的这种潜规则不满意。他在北大指出这一点，事实上是公开地反对这种潜规则，是极不容易的。”不仅是温家宝总理，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也都是反对这种潜规则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次下去视察，都强调要好、中、差都看，但是刻意安排这种不正之风，就是刹不住，成了顽症。今后应狠刹，不信就刹不下去。不知道杜导话里有话地说的“公开地反对这种潜规则，是极不容易的”，又有什么潜台词。

“扭秧歌”也是在前进

杜导自己设问：“知识分子阶层，对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和‘五四’北大讲话反响很好。可是，耳边却又听到各种各样的禁令，与温家宝的声音又是那么不一致，不免让人产生困惑。有的人甚至觉得温总理好像也在作秀。”
杜导自己回答：“眼下，整个中国处于历史上的大转折大变革大发展大变迁的时代，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左的、新左派的、右的、保守的、自由的、独立的，各种思潮都在大碰撞，表面上看来相当混乱，因为中国内部确实在酝酿着巨大的历史性伟大变化，就像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时期一样。经济上，中国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向经济多元化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政治思想文化上，也一定会必然会从专制集权向民主的多元的方向发展。‘五四’前后中共创始人最早举起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伟大旗帜，是中国将来发展的旗帜，这也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谁也挡不住的。”
“最重要的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一个忘年交小朋友曾经总结六十年来中国政体的变化，说毛时代是‘强人政治’，邓胡赵时期是‘双峰政治’，此后就到了‘常人政治’时代。我同意这个分析。‘常人政治’时代，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思想多元化，有进步的有保守的，这些必然会反映到中南海里面，因此，中南海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温家宝的文章和谈话是进步的、积极的声音；而你所说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各样的禁令，多是保守的、倒退的声音。”
杜导后面又说：“中国社会目前的形势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大转折大发展时期，各种力量在大碰撞引起的混乱中，由此导致的中央主张左右摇摆、进进退退是可以理解或者说是正常的。所以我们没必要听到一点好的消息就过分高兴就激动起来，也不要听到一点不好的消息又绝望消沉下去。当各种力量和主张在碰撞的时候，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左压倒右，一会右又压倒左，都是正常的。我党在历史上辉煌过，‘大跃进’‘文革’惨败过，邓胡赵时期又中兴起来，‘六四’后一直前进三步退两步，左一下，右一下，扭秧歌似的，但是，总的说来，还是前进了。”
杜导这一大通议论导读，耸人听闻。党中央反复申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各种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要改革、变更社会主义制度。杜导导读中说的什么“整个中国处于历史上的大转折大变革大发展大变迁的时代”，“中国内部确实在酝酿着巨大的历史性伟大变化，就像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时期一样”，是不正确的。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从诸侯割据向集权统一转化的剧烈动荡时期，是社会制度大变动时期，和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简单地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从专制集权向民主的多元的方向发展”，也是不妥的。应当说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变化；我们过去曾存在过权力过分集中，发扬民主不够的问题，但不能说我们是专制集权的国家。即我们进行的是具体制度的改革，而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改革。一些媒体使用“天翻地覆”、“改天换地”来形容改革成就，是值得商榷的。
读了杜导的导读，给人总的印象是，他错误估计了形势，时局没有朝着他们预料的方向发展。他们高估了自己(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力量，低估了广大民众(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力量。杜导的文章是鼓励他们的人，振奋精神，不要悲观丧气，要重整旗鼓，以利再战。他导的正是这样的“正”，当然是很成问题的。

　（作者系全国人大办公厅联络局原正局级副局长、《中国人大》原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