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的中国，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而今天的中国，是0.4%的人占有社会70%的财富，而一直被认为是贫富差距最大的美国，也不过是百分之五的人占有不到百分之六十的财富。从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到最大的国家，中国用了不到三十年。任何一种正常的资本主义模式都不可能实现如此大规模如此迅疾的财富集聚和转移，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财富中的一大部分，是通过掠夺来实现的。而国企改革，就是这种掠夺的实现手段之一。

一个人抢了几百块钱，我们叫他抢劫犯，但如果一个人抢了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我们中国人叫“国企改革”或“MBO收购”。在经济学家的完美演绎，官员的完美操作，“企业家”们的完美配合之下，一切的抢劫都变得合理合法，官商学铁三角演绎了一段完美的三簧。抢劫合法，罢工有罪，失去话语权的工人在被洗劫之后还被认为是犯罪。不管国企改革的初衷如何，国企改革确实变成了这样的掠夺盛筵。

一家人辛辛苦苦几十年，日子一直过的很穷，他们过得穷是因为他们把赚的钱都省下来来盖房子，奋斗了三十年，他们终于盖了一座很大很宽敞的房子。正当他们准备过好日子的时候，一群强盗来了，他们说你的房子不好，漏水，然后他们把房子抢了，卖了，然后发给这一家人1000块钱。我们应该感谢这群强盗，不是吗？如果没有这群强盗，你哪有这一千块钱呀，你几十年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多的鱼和肉，是吧。现在的舆论宣传不都是这样的逻辑吗？在宣扬人均收入那点微薄提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想我们的全民财富被掠夺了多少？而且，我们的收入真的提高了吗？世界银行前年公布的一项报告说，中国有大约1.3亿人，也就是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尽管中国经济从2001年后每年都保持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最贫穷的十分之一人口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老工人们几十年奋斗创下的国企，就那样轻易地被少数人以极低廉基地廉的价格拿走或者白送。 与少数官商掠夺国有资产相伴的，是大批大批的工人下岗，失去生活保障。中国近些年的工潮，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多是由国企改革引起的。这些改革，根本不去顾及工人的利益和情绪，官僚一纸命令，你不送也得送，不下岗也得下岗。通钢事件，如果吉林的混蛋国资委，能稍微顾及一下工人，能稍微和工人对话商量一下，也不会酿成那样的悲剧事件。

通钢改革民企建龙入驻之后，通钢效益连年下降亏损，09年初建龙撤资之后，在工人们的努力奋斗之下，通钢效益不断上升并实现近亿元的盈利，就在工人准备再大干一场的时候，吉林省国资委又突然下发建龙控股的决定，这样的改革逻辑何在？而且建龙总资产不及通钢，却能占有通钢百分之六十多的股份，这是如何实现的？

建龙一家99年成立的钢铁企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迅速达到了几百亿的资产规模，在钢铁工业这样的传统产业里，这样的速度在世界上应属奇迹。观察建龙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他的扩张全是勾结高层通过吞并国企实现的，中国有多少这样的“民营企业”和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各级党政机关利益盘根错节，如果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通过正常的上访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除了像山西临汾农民那样集体下跪之外，对工人来说，唯一有尊严的维权方式就是罢工了。西方国家的工人为争取罢工自由权，奋斗了多少年，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我们号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却在某些人的主导下，在82年宪法中废除了罢工自由，无论他们冠以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些年来的工运组织者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被逮捕审判。如果社会矛盾不能以一种合理合法的方式发泄舒缓，长期积聚的结果是会有一天所有被压制的矛盾如火山般喷发，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从执政党自身的利益角度考量，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现在中国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有一件，就是要重新赋予工人罢工权。

通刚事件之后，我在通化公安局身上，看到了当年京汉铁路大罢工时吴佩孚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