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责骂声”助推茅于轼成名成家

人们对茅于轼的责骂声，几乎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面对众多责骂，尽管茅于轼也表示“这些老百姓都是很可哀的，不是很可爱，可悲哀。”但更表示出不怕“骂”的“硬骨头”精神。然而，挨骂总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不过，挨骂能得到好处甚至可以成名成家，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认为，茅于轼的出名和成家，与挨骂不无关系。

茅于轼是何时出名的不太清楚，但崭露头角（只是假设），大约应该是30年前，那时已50多岁了，对于一个急需名利的人来说，这个年龄所形成的内心的紧迫感是可想而知的。要不是拼凑了一本叫做《择优分配原理》的小册子，并使其多少搭上了后来市场经济政策的顺风车的话，也许就如很多人一样，也就一事无成地退休拉倒了。

当然，仅凭一本《择优分配原理》的小册子，以及尔后几篇稍微沾点经济学味的通俗小文章，是成不了“经济学家”，更成不了“著名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的。真正令其名声大噪并逐渐升温的不是他对经济学有什么建树或贡献，而是“语出惊人”，大放厥词，坚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添堵，与多数人作对，攻击诋毁毛泽东时代，等等。但是他不骂人，而是以尖刻的言辞，激烈的语气，像匕首一样伤害人们的心，这大概便是茅于轼成名成家的捷径。

茅于轼特别擅长挖掘能够引起众怒的题材。如近来由于茅氏竭力将其“中国的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的观点，通过不同方式公之于众，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了解此事的大多数人的强烈愤慨和谴责。网络上几乎完全一边倒的如潮水般的批判，足以说明一个事实：人们的眼睛雪亮。与此同时，当然茅氏的知名度也随之直线上升。

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耕地、粮食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本来，对于如此是非分明、黑白分明、涉及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事情，无须像对待一个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概念那样劳神费劲去深入分析，论证，才能明辨，然而，恰恰就是赶上了这么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糊涂混沌、群魔乱舞的时期，问题就变得越发复杂起来了，犹如突然有人提出“地球其实不是圆的”这样一个观点，保证也将引来众多分析、驳斥一样。因此，再奇谈怪论，也有市场；越荒谬，越轰动。

作为阅历比较丰富、并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茅于轼，居然发表意在“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没有必然联系”这样浅薄得连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和莫名其妙的言论，他不会预料不到将引来声讨和承受被指责、被谩骂的危险险。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自寻麻烦、自找难堪呢？不少指责者认为，茅氏论调的动机别有用心，甚至大概与效忠美国有关，这当然极有可能，因为所谓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不过，故意吸引人们的眼球，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想必也是一个目的。

茅于轼的经历，多少有点令人同情。当过火车司机，研究过机械，尤其当年被打成右派后更加抬不起头，直不起腰。人要急于摆脱困境时，一旦哪怕是一线生机出现，就能焕发出惊人力量。茅于轼就是这样，戴了多年的右派帽子一摘，不失时机地辗转搞起经济学研究，并不顾一切地力图弄出点名堂出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虽然，经济学家不能要求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基础知识扎实深厚，但靠整理归纳一些外国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出个小册子，则摇身一变稀里糊涂地被戴上了“经济学家”的帽子，对茅于轼来说，多少有点突兀和侥幸。其实，就对经济学的研究而言，茅于轼充其量也就是个“山寨”级别的专家了不起了。就他的经常引发众怒的所作所为来说，更像一个投机钻营的蹩脚的政客。当然，他也尝到到了引人“瞩目”的甜头。

人想出名，无可厚非；名扬天下，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通过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卓越功勋，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而名垂青史，自然令人敬慕不已。当然，历史上的奸佞小人出大名者也比比皆是，他们虽然臭名昭著，但名字却令人无法忘记，如卖国求荣的秦桧，等等，还有今日的范跑跑，虽臭名远扬，不是也有人力排众议，急着聘用吗？当然，这样的出名，是无意之间的偶然所致，并非本意。而有些职业如影视，歌坛，更须出名，歌星，明星，名气越大，意味着身价越高，“出场费”越多。为了出名有时会不择手段，有的甚至特意为自己制造莫须有的绯闻。曾经为上“春晚”给总导演行贿的不也大有人在吗？

而茅于轼的成名成家，客观上采用的是一种“找挨骂”的方式，此方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可谓事半功倍，巧夺天工。当然，这种办法并非他个人独创，国内不少“经济学家”包括香港的也精于此道。有时往往就是这样，骂的人多了，名气就大了，邀请的人也多了，话语权增强了，说话也管用了，“出场费”自然也就高了。当然，更深层次的目的也就容易达到了。

关键是，不怕妖言惑众，只怕祸国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