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GDP的迷思　　

　 　　 　

我们经常看到GDP数据被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志。然而，GDP的增加不一定反映生产力的增加，也不一定反映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和社会总福利的增加。有许多方法可以在生产力完全恒定的条件下增加GDP。下面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传统社会里，男人从事生产，女人做家务，照看小孩和老人。有一天，人们认为应该把小孩送到托儿所去以便解放女性，于是就办起了托儿所，产生了一个新行业。然后老人们也被送入养老院，又产生了一个新行业。因为一部分女人去当保育员、护理员，她们家里的家务活由其他女人代劳，于是又有了佣人这个新行业，还有女佣介绍所。一下子就增加了许多就业机会，也增加了总工资即GDP总量，以及货币总需求量。但是，整个社会里面可供分配的财富总量并没有增加，尽管每个家庭的平均收入增加了。这些增加的收入是用来购买本来不需要购买的服务用的。至于社会总福利也没有增加：小孩本来由母亲照看，现在由保育员照看；老人本来由亲属照顾，现在由护理员照顾。保育员和护理员也许更加专业，但是责任心则未必比得上自己的亲人。另外，老人长期与家人隔离，与社会隔离，所造成的心理损害也很难估计。对于老人而言，他们的福利很可能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不然的话，又如何解释现代社会里老人表现出的自杀倾向呢？　　

上面的例子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GDP的高低不仅仅由劳动生产力决定，也与一个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密不可分。在一个传统社会里，许多经济活动都没有通过市场这个渠道来进行。不但女人的许多劳动属于自给自足类型的，男人的许多劳动也是如此。他们可以自己种粮食、蔬菜、水果，自己出海捕鱼、上山打猎、修建自己的房屋。在一个商品社会里面，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哪怕要喝一口水也得花钱购买。　　

显然，一个商品社会相对于一个传统社会而言，其GDP总是被高估。也许有人会说社会分工有利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一点不错，但这属于长期效应，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与上面所说的GDP增加的即时效应无关。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在传统社会转变为商品社会的过程中，一部分的GDP增加是劳动生产力增加的结果，另外一部分是社会生活商品化的结果。假如我们只看到其中的一点而忽视了另外一点，那就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从这个意义来讲，任何发展中国家的GDP与发达国家的GDP都没有可比性。　　

很多与金融有关的活动也能够在不增加生产力的条件下增加GDP。比如说，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与任何物质生产和流通都没有关系，对于社会总财富和总福利没有丝毫贡献，但也创造出大量的GDP。博彩业也是如此。　　

GDP的增加不但不一定代表社会总财富和总福利的增加，有时候甚至可以代表总财富和社会总福利的减少。这有可能吗？当然有！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几个例子。　　

如果一个社会的治安发生恶化，公安局需要雇用更多的警察、侦探，法院需要雇用更多的法官，老百姓需要更多的律师，就连医院也会有更多的伤员救治，GDP一下子就上去许多，可是这一切都是总财富和总福利减少的结果。不但犯罪受害人的福利减少，其他人也一样。因为维持治安的费用增加，国家税收也要增加，否则的话其它支出就必须削减。企业的运作成本也会增加，造成物价上涨。税收增加、物价上涨，当然社会总福利就会减少。　　

另外一个例子是当世界上森林覆盖率已经过低的情况下继续砍伐森林，一方面固然会增加GDP，另一方面也必然使社会总财富减少 (因为森林也是社会财富)、生态恶化加剧，从而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大量征用农田来建造楼房也属于这一类例子。　　

经济的迅猛增长导致大量能源和其它的自然资源的消耗，地球上许多矿物资源正在迅速减少，铟和锑的蕴藏量仅够十余年的开采。有趣的是，中国的稀土元素资源特别丰富，美国90%的稀土元素的供应来自中国。按照目前的方式开采和出口稀土究竟是创造财富还是消灭财富，究竟是增加社会总福利还是减少社会总福利，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最有意思的是，任何灾难都可以在减少社会总财富和总福利的同时表现为GDP的增加：传染病流行使医院和药品工业兴旺，毁灭性地震产生重建的需求，战争除了产生重建的需求之外还可以促销军火，并且间接地促进整个高技术工业的发展。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的结束并非罗斯福新政的结果，而是二战的礼物。珍珠港的炸弹一响，华尔街股市应声而起。早在偷袭之前，美国情报部门早已经知道日本的计划。美国把停泊在珍珠港的航空母舰全部调离，只留下一些无关紧要的舰只给日本飞机作靶子。美国政府需要一些损失来说服反对参战的势力，而只有参战才能摆脱当时的经济萧条。二战结束时，很多经济学家担心美国过剩的军工能力是否会造成新的萧条，好在冷战的发明解决了一大难题。　　

从GDP到社会总财富之间有一个环节，从社会总财富到社会总福利之间又有一个环节。上面的两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发生脱节，即失去偶联。从GDP到社会总财富这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已经分析了不少，虽然还不能涵盖方方面面。至于社会总财富到社会总福利这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下面将稍加分析。　　

有若干行业的生产能够在增加GDP和社会总财富的同时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酒精工业、烟草工业、生产毒品的地下工业生产的产品可以被认为是财富，所不同的是这一类财富的消费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不但消费者身受其害，整个社会也会成为受害者。　　

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通常表现为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和社会总福利的增加。然而，一旦超过某种限度，也会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比如说，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产量和GDP必然以剥夺休息时间为代价。这样的增产方式只会减少社会总福利 — 这是连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今天广泛存在于第三世界的制度化加班就属于这种减少社会总福利的生产，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可以给企业管理层带来更高的利润。　　

从任何一个层面来看，GDP与其说反映了生产力或者社会总福利的水平，倒不如说反映了商品社会总利润的水平。利润与GDP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即线性相关性。只有市场交易才会产生利润，任何与市场交易无关的生产均不产生利润，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GDP之外。也因为利润仅仅与交易有关，所以不必考虑灾难性的破坏或者破坏性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福利减少。这就是各种灾难，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能够增加GDP的秘密所在。过去的灾难如此，将来的灾难也将是如此。一旦温室效应使得海平面上升，沿海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徙到内陆去重新安置，那将会增加多少利润和GDP啊！　　

与GDP截然不同，社会总福利无论如何解释都应该与国民的幸福感相关。近年来，主观幸福指数 (SWB) 的研究表明文化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往往甚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举例来说，亚太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日本的SWB略低于佛教国家的平均数，而人均GDP排在一百名之后的喜马拉雅山国不丹的SWB却是整个亚太地区最高的。不丹除了计算GNP之外，还计算国民总幸福GNH，因为他们有资本可以这样做。　　

不丹的最大特点不是贫穷，而是与世隔绝。在经济上，除了有限的旅游业之外就是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十一年制的义务教育是非强制性的。九十年代初的小学入学率才达到23%，初中和高中入学率则更低，分别为8%和3%。对于电视和英特网的禁令直到1999年才被解除。在外交方面，不丹与安理会五大国均无邦交。不丹也是佛教国家中最后一个保留绝对王权的国家，虽然国王已经宣布在明年实行普选。值得一提的是，不丹的民主化进程是自上而下启动的，老百姓并没有提出过民主的要求。总的来说，不丹是一个受到高度屏蔽的国家。这里虽然不乏贫穷和愚昧，却比较少精神上的痛苦。这使人回想起老子的话：“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以其多知也。 故以知治邦，邦之贼也；不以知治邦，邦之德也。” 　　

当然，不丹迄今为止的成功是其它文明国度所无法效仿的。在现代世界里，不可能继续推行愚民政策。估计不丹在不久的将来也要失去现有的伊甸园 (或称香格里拉)。无论如何，不丹的经验显示了一个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所不想知道的事实，即商品社会给人们的精神上造成的压力以及外来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消费增加所带来的幸福感。　　

由此可见，GDP增加可以有正面效应，也可以有负面效应，必须作具体分析。GDP最为发展指标之一，只有最为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和谐发展的结果才有意义。如果为了追求利润和政绩而不惜一切代价去人为地拔高GDP是不足取的。把GDP与政绩划等号的思维最早出现在五十年代，到了大跃进年代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悲剧。当时，人为地拔高GDP的努力并没有增加社会总福利，原因是社会总财富与总福利的偶联断裂。像这一类的现象是否会在将来再现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