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革造反派主要是些什么人？　　

造反派，开始都是“成分”或者“家庭出身”非常好的，一般都是以前没有辫子被人抓住的“红人”；有问题的，不敢造反。　　

最初号称造反派的红卫兵，都是响当当革命家庭的子女，是中学生。他们的造反对象，名义上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四旧”，其实，矛头主要是“老运动员”——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当然也有新的“走资派”和“反革命”。他们维护的，主要是“工作组路线”。他们的抄家、破四旧、斗走资派、抓“小爬虫”等行动，其实大多是按照工作组意见，或者当地派出所意见进行的。客观地说，有成绩，但是，更多的是错误。　　

人们后来定位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指反对“工作组路线”的那些人。北京是这样，全国各地大同小异。　　

“占统治地位”的、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紧跟毛主席的周恩来总理，经过调查研究，支持了反“工作组路线”的那些人。　　

结果，这样的造反派“吃香”了。特别是1966年10月，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以后，“天下”都是造反派，无论谁都说自己是造反派，以造反派为光荣，以保守派为羞耻；原来的保守组织，有的瓦解，有的摇身一变，也号称造反派组织。　　

这个时候，特别是批判了“血统论”的单位或者地方，造反派才有了“红五类”以外的人；而且，这些人特别积极，因为前17年的某些不公平，把他们搞得不“红”，他们觉得冤枉。有些人，支持造反派却不敢加入，也是因为“血统论”；只是，他们全心全意支持造反派。　　

否定文革以后，有些人就把造反派妖魔化，经典的说法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把文革期间出现的阴暗面和“被阴暗面”，统统贴到造反派身上，实在是天大的笑话。许多人也就“划清界限”，甚至“墙倒众人推”，人的劣根性暴露无遗。　　

六、保守派又是些什么人？　　

保守派，刚开始被人称保皇派；后来，党中央领导说，还是客气点，叫保守派吧；再后来，群众就把保守派叫“老保”。他们主要是支持“工作组路线”的。许多人为什么参加保守派组织？我在《文革亲历者回忆》中多次说到，人们初期把宣传“造反有理”的人当成了“右派分子”予以围攻，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57年的教训，让人感觉必须站在“党组织”一边，保卫党组织，那样不吃亏（所以，我更赞成把这样的组织叫保派）。更何况，1966年6月9日，党中央领导刘xx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谁听了这样的话，不站在保派一边？　　

七、“文化大革命”怎么演变成“武斗”局面？　　

文革16条，针对过去给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等“武斗”现象，专门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为什么后来竟然发展到真枪真炮、名副其实的武斗呢？　　

到1966年10月以后，造反派才逐步表面上占优势，对17年中阴暗面的揭露、分析，也逐渐深入。许多掌握着实权的当权派，为了证明造反耽误了生产，就消极“怠工”，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支持了上海“一月风暴”——由左派即造反派夺权促生产，并且，号召全国学习。这样一来，全国搞起了“夺权”，实际上是夺公章。当权派当然希望把“权”交给自己喜欢的“左派”——实际上的保派；于是，毛主席要求军队“支左”——支持造反派。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军队卷入。殊不知，大部分军队支持了保派，而且，在抵制文革的“上面”领导支持下，开始了“二月镇反”；把造反派抓起来，五花大绑，批斗；那些本来已经表面消失的保派组织，也死灰复燃，成为“镇反”组织。　　

之后，经过几个月，各地陆续开始纠正“二月镇反”。真正纠正了的地方，一般地，“老保”臭了，保派组织消失，就只留下了造反派组织，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武斗。有的地方，因为部队之间有分歧，所以，或者是保派与造反派对立，开展武斗，都号称造反派，而且，有的“老保”比造反派还要造反派；或者，造反派分裂，骂对方是叛徒、新老保，两派对立，开展武斗。北京以外，武斗的根本原因在部队分歧。粉碎“四人帮”后，有人把武斗原因归结于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江青讲话大意是，保守派武斗你们，你们不能束手待毙啊，要自卫啊。如果凭借这样的讲话就把武斗原因归咎于她，就太不讲逻辑了。而且，恰恰是这样的讲话，证明武斗迟迟得不到制止的原因是什么。　　

北京，情况特殊，学生造反派头头因为受到“宠爱”而“走到反面”——这大概就是物极必反吧——自以为是，唯我独革，是不是因此就发展到武斗？内幕我至今不明白。　　

“文斗”变成“武斗”，让老百姓对“武斗”地区的军队领导和“积极分子”失去信任。这样的情况，如同57年整风变成“反右扩大化”，58年“三面红旗”惹出“六零年饥荒”，59年庐山会议纠“左”变成“反右倾”，让共产党和“积极分子”威信降低。　　

好在还是毛主席伟大，一声令下，在北京，党中央派的军宣队、工宣队1968年7月27日进校夺权，“百日武斗”立刻结束。全国武斗局面也迅速得以制止。　　

57年“反右扩大化”的“积极分子”，59年“浮夸风”与“反右倾”的“积极分子”，部分在文革初期受到点“冲击”，或者因为当“老保”受到点冲击，后来，绝大部分，一直是官运亨通的，其中，不少的人，“改开”后更是飞黄腾达，成为腐败分子；68年“武斗积极分子”中的骨干，绝大多数是遭到处理了的，而且，后来定为“三种人”，处罚加重，还规定永远不得重用，没有了“腐败机会”——历史，就是这样演绎着“因果关系”，或者说“因果报应”。　　

这普通人啊，要生存，就得去适应环境，说难听点，就是趋炎附势；但是，总得有底线吧，如果趋炎附势搞过头，偏激了，甚至为所欲为，就犯错误。这样的“规律”，许多人至今在前赴后继地犯。

（待续，谢谢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