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果

文/jiang0301

二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是我们中国一项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工程，同时也是一项法治建设、和社会道德建设的软实力营造工程。对我们社会生活所带来的一连串的巨大影响，几乎可以用天翻地覆般来形容。所以，也难怪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自己的生日餐宴上，特意把董嘉耕和邢燕子这两位知青安排在自己身旁，比同桌大名鼎鼎的王进喜和陈永贵还要靠近他自己。对两位晚辈而言，自然是极大的荣誉，而于那位前辈，这年青的一代，这些新型农民，代表着祖国未来的希望。座位的安排，还是有这深意在里面吧。

法律制定下来，就需要人们遵守，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但一个社会，不是说制定下许多法律，然后迫使人们遵守，就叫做法治社会了。按最经典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法治社会的前提，是订立良法。所以，他说恶法破坏法治。那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一法例，是建设了法治社会还是破坏了社会法治呢？首要的判断，这一法例是恶法还是良法。

我们可以从思想理论和执行实践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执行实践上说，这一法例不可能是恶法。因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有许多前提条件，充分考虑了不同家庭的特殊需要和个人的自然权利。比如，独生子女不用去，多子女家庭最后一个子女不用去，身体状况不良的可以不去，同时，对思想不通的知识青年，不是派警察押去，而是通过思想工作动员相关青年履行公民义务。

从这些前提条件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年“砸烂公、检、法”是十分英明的选择。因为，在“知青下乡”这一法例中，案例法对条文法的优越性表露无遗。如果用条文法规定，比如，年满多少岁的知青要到农村去，会造成一刀切的后果。如果不一刀切，设置这么多的前提条件，一定会被别人钻空子，搞特权，造成执行上的不公平。

在案例法中，“知青下乡”虽然设置了许多前提条件，仍能体现着人人平等的伟大精神。因为，不管你是高官的子女，平民的子女，还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或草莽愚夫的子女。都要遵从这一法律，行使自己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履行自己作为国家公民的义务。高官并不能随便开先例，先例一开，就等于立下一条新法例。即使高官能搞特权，在把子女调回城时走后门，也仍得先到农村去。而且，也得有允许知青回城的政策法例才行。后来的知青大回城，就是因为开了先例的结果。

从思想理论上说，以当代的观点，“知青下乡”有没有侵犯人权？这是当代区别良法与恶法的重要指标。

判断一条法例是否符合人权，我们不能孤立起来看，必须根据当时社会的道德基础来进行判断。因为，法律建立在社会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比如说，如果一个社会认为腐败并非是坏事，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去制定反腐败法律。因为违反社会道德了。即使制定出来，因为得不到社会认同，也是难以生效。当然，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社会的统治上层和社会下层发生意见分歧，上层违反社会传统道德制定新法律，并强制推行。若这样的新法律合乎历史发展要求，最终可能会改变社会道德。

一条法例是否符合人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的道德诉求是否符合人权。如果社会的道德诉求是合乎人权的，那么，顺应这一诉求的法律就是合乎人权的，违反这一诉求的法律则是反人权的。但实际情况，会更复杂些。比如性奴给社会提供性服务，符合买春者的人权。却又不合性奴自身的天赋人权，那怕她是自愿的性奴。因此，社会道德，应有比人权更高的诉求。保障人权，只是实现这一道德诉求的途径。

我们今天，形成了一种新道德。人们活着就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追求肉体刺激。而在过去，人们追求的是幸福。有些人悲叹今天已找不到幸福，不过是人们再不把幸福当作生活的追求罢了。

对幸福的获得，那个时代的基本诉求就是“造福后代”。今天的人们鼓吹“人不为己，天殊地灭”，这种道德观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很愚蠢的。相反，造福后代的观点，对民族生存，却是大智慧的。试想想，若每一代人都奉行造福后代的道德，必然的后果，就是每一代人，一方面享受着前代留下的福荫。另一方面，又为下一代创造幸福。于是，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幸福不断。但是，若每一代人都只为自己考虑，结果，就是灾患后代。于是，每一代人，都承受着前一代的灾难。为了在灾难中寻找些幸福，又为后代创造更大的灾难。

知青作为“上山下乡”这一法例的开拓者，吃苦在前是在所难免的了。但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享受着前辈留给他们的福荫，就是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这是前辈的牺牲留给他们的福，他们没有叫嚷着前辈为什么不留给他们一个富裕的社会。为了他们的和平，邱少云痛苦地死去了，我们还可以对邱少云叫嚷些什么吗？那是负义之徒，无耻之徒的行径。而上山下乡的知青，又给后辈留下了什么福呢？应该是有许多的。比如一些山寨厂，这些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再比如当年到西昌工作的年青人，称得上是上山下乡了，但没有他们的艰苦，又怎会有今天的航天成就？

董嘉耕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第一线，知青再艰苦也没有那些在枪林弹雨中的烈士艰苦，他们用鲜血与生命奋斗，没人给他们回报，有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如果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利益与名利的得失来衡量，就抹杀了知识青年要成为什么人的这个问题。对前辈留的福荫，对自己这一代人对后辈的责任，董嘉耕有清晰而正确的认识。

我们不能把政府组织大家行使应有的权利，履行共同的责任看作是侵犯人权。“上山下乡”到底有没有侵犯人们的自由权呢？据当年的知青回忆，那是没有的。比如，有些知青下乡了，就从回到城里，并没有呆在知青点。当然，他们不能到国营企业工作，但行动自由并没有受到侵犯。就后来的情况，是有对知青不公平的地方。比如，嫁了当地农民的女知青不能返城，以及娶了当地姑娘的男知青只能自己回城，家属不能带回。不过，这是后来的政策问题，已不是“知青下乡”这条法例的事情了。

2008-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