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以来矛盾重重、纠结错杂的历史中，1957年的反右运动可以说是最令知识分子痛心的 “创伤性体验”。文学史将它叙述为对知识分子的“围剿”；而九十年代涌出的各种回忆录更在具体而微的个人经历上点染着缠绵怨怼的情绪，将这个规模浩大的运动视为对集权力量对脆弱个体的一次迫害。　　

在满腹委屈的知识分子们看来，甚至反右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不过是一次短暂的“早春”的回潮（见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目的不过是为了“钓鱼”以便更好地“诱而歼之”。“鸣放”前的知识分子在经历过“肃反”等运动之后，本就存在着一些顾虑和犹疑，迟迟不敢发表言论。而1957年5月讨论的气温渐次升高后，由热烈的鸣放、揭批骤然转为6月初对右派分子的清算，更使人们在后设的叙述中坚定了对这一“阳谋”的深恶痛绝（见徐铸成《“阳谋”——1957》）。在迄今为止的各种回忆和史家的叙述中，虽然这次运动的罪责名义上仅仅在于它的“扩大化”，但进行反右运动本身的合法性始终处在一个暧昧不明的地位上。1956年的双百方针是否有它独立的意义，1957年的那次整风是否必要，一切都因为反右运动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过失”而抹煞了。　　

然而，任何叙述都有它本身的意识形态性。如果我们注意到，对反右运动做出各种回忆和梳理的始终是这些受它迫害最深的人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定叙述对象所具有的某种局限性。当它作为某种历史证据出现时，究竟是为了证明曾经的惨烈的“左祸”，以认同当下资本主义化了的中国现实；还是作为受难者的一个墓碑，以彰显某个群体的圣洁，这是我们通过材料来回顾当年的运动时所必须谨慎的。因此，我认为应该跳出“知识分子”的框架而从更大的环境来审视它（事实上，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恰恰忽略了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身份重合这一关键的政治事实）。尽管它在知识分子的历史上确实是一个难以抹却的伤痕，但只有把它还原为一个政权建立之初为了巩固自我而进行的各种整肃运动中的一个，把它与当时广阔的政治、经济现实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一个更客观、更符合历史真实的面貌。我认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连带之前的整风运动和1956年的双百方针，是毛泽东为了巩固工农政权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次尝试。1957年4、5月鸣放期间出现的知识分子反戈夺权的倾向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扼止、压制的措施，来稳固工农在思想上的领导权。

作为工农政权的建设者，毛泽东十分重视工农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毛泽东，并不因为自己是读书人而看轻工农，相反，他因为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由此所掌握的权力、所接触的资源，从而更深刻地同情那些在历史上长期被压抑的集团——那些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弱势群体：工人、农民和其他无产者。在古代，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曾为他们言说；在近现代，资产阶级财团掌握的报刊媒体更不会为他们言说。他们没有条件接受教育，因而不识字，不看书，无法了解外界信息亦无法通过任何媒介表达自己。他们是历史上默默无声的一个庞大的群体，却又蕴藏着惊人的能量。毛泽东是发掘这能量的第一人，从而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政权——这群无声无息也就因此而“无智无识”的无产者为主体的政权。

在思索如何巩固这个工农政权的问题时，毛泽东以其知识分子的敏感提出了一个独有的解决方案——夺取“话语权”。他要让他们发出声音。他要推翻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或者说士大夫阶层在话语上的垄断地位，而让工农掌权。当这种意图以一种浅显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便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看似武断而无理的“文学为阶级、政治服务”的论断。他之所以再三再四地勒令知识分子与工农兵打成一片，下乡改造，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让这群掌握了“文化”的人能够为这个工农政权服务。与此同时，他致力于提高无产者的文化水平，让这个群体成为有智识的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理论家的队伍。”[1]1949年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一系列为服务工农为宗旨的教育措施被提了出来，扫盲教育，办工农速成学校，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工农干部，办理工人业余补习教育，体现了中央强烈而鲜明的“使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意图。

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起“驯化”作用的主要就是教育、传媒、文化几个领域。[2]因此，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如何让统治阶级——工农无产者的“意识”贯彻并主导于这些国家机器中，便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他在1957年3月12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道：

“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3]　　

他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中也说道：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4]

可惜的是，夺取政权后的无产者们两手空空，大字不识，对如何掌控新闻传媒、学校教育以及如何写作文学作品一无所知。建国以来这些文化事业大部分掌握在知识分子，亦即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手里。建国之初的高等学校，除了部分在老解放区干部学校、革命大学的基础上建成以外，大部分是由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高等学校以及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大学，中学也大多是在旧有的公、私立中学和教会中学的基础上加以维持、整顿、改革而成的，旧有的教职人员几乎全部留用。[5]虽然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对师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但要真正把他们从旧有的阶级意识扭转到与工农同一，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而如果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掌权的仍是资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权的稳固。毛泽东说过：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比如地质学，共产党是不懂的。”[6]

因此，在短期内缺乏有文化的工农知识分子的情况下，只好通过对已有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转移。“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7]“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8]　　

为此，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就是在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在文学艺术领域进行的一次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整风运动，也是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阶级性质的转变而发起的。他说：

“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9]

对于这次改造，毛泽东说道：“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10]

因此，毛泽东的办法就是通过“放毒草”，使知识分子的各种意见充分表达出来，通过大家的互相辩论，彼此争鸣，让错误的看法和正确的看法公开较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更加深入人心，使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更加认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要靠自己的理论的力量，靠自己研究的成果，来说服非马克思主义者，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党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要用讲道理的办法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进行适当的有说服力的批评，以便帮助知识分子更快地进步。……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能帮助而不是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1]　　

因此，百花齐放所针对的文学领域和百家争鸣所针对的学术领域，正是为了让知识分子发表意见而提供的争辩、讨论的平台。于是，在1956年末至1957年5月，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在各种期刊、报纸撰写杂文、小说、评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这期间，以《人民文学》、《文汇报》、《文艺学习》等报刊为代表的一些出版物成为了发出知识分子声音主要阵地。《人民文学》和《文艺学习》主要发表在文学上摆脱教条主义的尝试，开始尝试多样化的题材和风格。《文汇报》则聚焦于学术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动态，密切关注和追踪各种学术会议，并开辟专栏讨论电影、戏剧、出版业、高等教育事业的问题及改革方案。[12]

春冰初涣，知识分子在发表意见之初的确提出了不少建国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如院系调整时不考虑教授的意见，高等教育部调整教学大纲的混乱，对图书资料的抢救和整理工作不够，器材设施的缺乏，年青党团员对教授的不信任、不尊重，以及党员作风的刻板僵硬、以及部分积极分子的诌上媚下造成的人事倾轧和宗派主义等。这其中，有着毛泽东所批评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有害作风。但也有些问题的提出，是知识分子所不能理解毛泽东的文艺政策的一部分，如在知识分子中间强调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是通过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而转移文化领导权的措施，压制资历高的非党知识分子而对能力不强的年青党团员加以提拔并选派出国，实际上体现了把工农培养成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因为当时能够入党的人大都是工农出身）。

随着鸣放的深入开展，各地座谈会的频繁召开， 人们的发言开始尖锐地指向单位的各级行政领导，并对他们文化水平不高这一事实产生了不满。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事实。据有关资料，从1949年到1959年，干部队伍迅速扩大，由90.8万人增长到976.8万人，其中机关干部达到281.6万人，占干部总数的28.8%；事业企业单位干部695.3万人，占干部总数的71.2%。而干部增加的来源，主要是军队转到地方的干部和政府分配的学生，此外还有吸收的工农干部。[13]工农干部被分配到文化部门领导工作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事实。这也体现了毛泽东的宏大理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14] 遗憾的是，当时工农干部的领导工作存在着缺陷。一方面主要是建国以来忙于三反、五反和经济建设，忽视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当时国家成立之初，重视行政命令的集中和自上而下的领导，而初入文化艺术部门的工农兵干部由于文化水平不足，很难给以业务上的指导，因此原有的知识分子开始产生不满。在历次关于电影中，人们所反映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在组织制度上过分强调统一和集中”，而大大约束了和忽视了电影的特点，[15]在戏剧的改革上，也提出让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改变过去的领导方法，把“放”的权利交给艺人，依靠艺人，决定上演的剧目不得以行政命令或变相禁演手段干涉剧团上演。[16]

而随着鸣放的渐次开展，知识分子的不满不再仅仅指向单位或制度本身，而是指向领导个人。各种嘲讽、攻击的言论也开始出现。

“领导派来的导演，不懂沪剧；排演时，总是叫我们再来一遍，可是又提不出意见，弄得我们筋疲力尽。”[17]　　

“本单位领导是一位转业干部，不熟悉技术，采用简单化的方式领导工作，并提出“设计工作宁返不误”的口号，在缺乏地质等十分重要的资料时，也就根据“假定”进行设计，有时就造成全面返工。”[18]　　

“领导不懂业务，又不虚心学习，假充内行。有一位党支部书记去听历史教师的课，听到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工人向资产阶级要求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对教师说：“你侮辱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怎么会向资产阶级提这种要求。”逼得教师只好把书翻给他看。”[19]　　

“厂里有的人却只凭老革命的牌子被捧成了编辑，但这样的编辑除去党龄长，革命年龄长外，有的连标点符号都用不好，写文章也是语法不通的。”[20]

“王文锐是一个经过革命锻练的老干部，1952年10月调到水产学院负责行政和党的领导工作。……把水产学院的工作抓在自己的手里，独断独行，不和群众商量，不懂装懂，滥用批评，使教师们无所适从。张友声教授在讲义中写了“土产”两字，他莫明其妙地说这是帝国主义思想。在讲义中写了罗马字，他不认识，以为是阿拉伯字，又错误地批评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令人啼笑皆非。”[21]

“有一些不学无术的党员领导，却要硬充好汉。如有一位党员教导主任听了语文课后，竟向教师提出不能说作者刻画人物，而要说描写，因为他的理解刻画就必须用刀子！”[22]

不仅有关座谈会的报道上记录了这样的言论，一些讽刺意味很浓的话语也在评论文章和一些杂文中出现：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错认为自己革命有功，有功就应当居功自傲，应当恃功行事，得到比人丰厚的报酬，对于名誉、地位、待遇、享受等等，无不伸手向前。……这还不算，为的确保将这些将得或已得的“利益”，还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承认自己有功，不承认别人有功；把自己无能，冒称有能，把有能夸大为多能、万能，把别人的有能则视为无能，既是自大自满，自然就没有向别人虚心求教的意思了。”[23]　　

“一方面觉得我们革命革成功了，给你们包下来，才给你们饭吃的，……至于有些党员领导同志，时常露出解放者的面孔，如说“要是他们再啰嗦，我就叫他们没有饭吃”，如说“我们是靠革命吃饭不靠业务吃饭的”等等，那完全是功臣自居、居功自傲的态度，说是不要在党群之内，筑成一堵高墙，这又哪里可能呢？”[24]

“有一次，丁经理作报告，他批判‘摆老资格’说：‘你还要摆老资格？我没有摆你就摆了，我们来比比看，你们拿过枪吗？打过日本鬼子吗？’他自问自答地接着说：‘我拿过枪，打过日本鬼子，我还没有摆，你就摆了！’”[25]

文教界的这些座谈会和这些杂文大都登在《文汇报》上。这是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以徐铸成为总编辑，以民盟的罗隆基、浦熙修为社长。建国后，文汇报以中小学校教员，大中学生，文化工作者，店职员和基层工作者为主要对象，并一度于1956年初在中共上海市委的主持下与教育报合并，改为《教师报》。但在1956年4月在邓拓等人的支持下再度复刊，定位为知识分子刊物。复刊后的文汇报没有采用苏式版面，而是采取西欧《法共人道报》的排版方法，版式活泼。其内容以报道科教文艺界的动态为主，重点突出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大力介绍国内外文化、科学、技术新动向，副刊多为随笔闲谈，琴棋书画，梅兰竹霜，花鸟虫鱼无所不涉，充满文人趣味。邓拓以欣赏的眼光赞赏复刊后的文汇报的“书卷气”，称它是“读书人看的报纸” 。[26]因此，这份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刊物在双百方针和整风期间十分活跃，是知识分子发言的阵地。

1956年12月文汇报“笔会”专栏为了繁荣创作，征求三千字以下的短篇小说；到1957年3月底，应征来稿共收到2078篇。其中写知识分子的有741篇，写农民的有722篇，写工人的只有93篇，而写战士的也只有44篇。可以看出，写知识分子过多，写农民的也不少，而写工人与战士的则寥寥无几。[27]充分反映出这个时期文汇报主要阅读对象的偏好。

1957年4月13日，文汇报三版上发表了胡明树的一篇杂文《鸭子和社会主义、历史文物和迷信、猪和徐锡麟》，里面揭露了某些干部拆古塔拿砖头去铺路并由此造成文物的损毁的行为，以及占用徐锡麟墓场来办农业展览馆的行为，讽刺了干部重视生产不重视文化的偏向，矛头直指省一级农业领导，并模仿他们的证据嘲讽地说：

“也许他们还在这样骄傲地自夸：谁都知道，猪不会吃掉社会主义，相反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吃猪，谁不拥护社会主义？徐锡麟是什么东西？既不能充饥，又不能作补品！为了社会主义，让可爱的猪们出出风头吧！看呀，它们多胖多白！我们是唯物论者，宁愿爱‘唯物’的猪们，而不爱‘唯心’的先烈的坟墓的呀！”　　

这篇杂文里，“大老粗”与知识分子、经济建设与文化、领导干部与老百姓各种身分以对立的二元项出现，并显示出鲜明的褒贬态度。

这篇杂文发表后，4月末的文汇报发表了卢弓的一篇文章，批评胡明树杂文的语气过于尖锐，不是对同志的批评态度，文后刊附省农业厅解释占用陵墓的行为的一封信。但此后，文汇报又于5月22日发表批驳卢弓的杂文《讽刺与推论的灾难》，于5月28日发表胡明树的《能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对卢弓的辩护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攻击。直到6月8日形势变化后，才于10日发表了唐弢的论断性文章《杂文决不是棍子》作为收尾。这个时期攻击性杂文在文汇报上的大量出现，显示了知识分子们极度不满的情绪。

与新闻界的活跃相呼应，文学在双百期间出现了短暂的繁荣1956－1957年，随着苏联文艺上的“解冻”，文学界提出了对僵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的质疑，和单一的工农兵写作方向的不满，提出“写真实”“干预生活” 的暴露黑暗面的主张，提倡题材的丰富、风格的多样，走“广阔的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期间，《人民文学》、《新港》、《星星》、《萌芽》等一些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对所谓尝试新风格的文章，其中以《人民文学》发表的最为典型和突出，先后刊发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1956年第4期）、《本报内部消息》（1956年第6期）、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6年第9期）、耿龙祥《明镜台》（1957年第1期）、秦兆阳《沉默》（1957年第1期）、宗璞《红豆》（1957年第7期）。此外，还有邓友梅《在悬崖上》（《文学月刊》1956年第9期）、陆文夫《小巷深处》（《萌芽》1956年10月号）、刘绍棠的《西苑草》（《东海》1957年4月号）、《田野落霞》（《新港》1957年第3期）、耿龙祥的《入党》（《江淮文学》1957年6月号）等等。　　

这些小说之所以被批判，并不在于它们暴露了黑暗面，“以下犯上”地批判了官僚主义作风，而是在于它们批判时将工农干部放置在一个非常具有负面意义的位置上，他们往往是一些军队里转业来的老干部，文化粗俗，态度粗暴，占据领导岗位又不学无术，在技术上出问题、犯官僚主义、以公徇私的往往也是这些人，而与此相对，知识分子往往扮演了正面的新生力量，利用知识和技术，依靠上级领导的帮助与老干部做斗争。如《在桥梁工地上》中桥梁队长罗立正是解放战争后部队转业过来的，只具有专科毕业的水平，喜欢打猎，不爱读书。《本报内部消息》中脑筋僵化的总编陈立栋是个参加过革命的老党员，《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落后厂长王清泉解放前是部队里的情报人员，是一个作风不正，工作懒散，成天下棋打牌的人，《入党》中的李海山是个部队转业后的医院院长时，好大喜功，专断强硬。而相对的，与官僚主义做斗争的曾刚工程师是高级知识分子，林震是小学教员，赵慧文是文工团成员，《沉默》中与区长作斗争的县委书记的爱人也是县中学教师。也许用这样的阶级成分分析方法会落入“庸俗社会学”的窠臼，但我依旧觉得，文章中对这些人的身份交待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何况小说中的一些描写也无意识地流露出偏爱知识分子的倾向：

“这本是一间旧日俄国人的客厅改装成的办公室。墙上裱着一层深咖啡色的锦缎，皮沙发、写字台、厚窗帘也都是咖啡色的。整个房间，都浸润在咖啡色和绛红色里，独有那支大台灯的罩子是米黄色的。一张又大又厚又重的包着漆布的木门，把一切声响都隔在门外，而台灯的柔和得像乳液似的光线，越发使人感到安静而舒适。整个房间的布置，都给人以幽静、文雅之感，唯独一件东西，把整个气氛给破坏了。那就是墙壁上的一张画满了各种工作母机与农具的大广告画。挂着这幅广告画的地方原有两幅油画，一幅画的是早晨深谷中的森林，另一幅是名画“第九浪”的复制品，都被这办公室的主人摘掉了。陈立栋对于装饰品以及一切与工作无关的东西，从来是没有闲情逸致的。……这时，陈立栋就一言不发地在这人背后，直楞楞地望着窗外那片最平常的水，感到奇怪：这有什么看头呢？许是我看腻了？有时也打趣地说：你们都是诗人，我可是个大老粗！”（《本报内部消息（续）》）　　

可以看到，陈立栋不讨人喜欢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报社的总编，居然不具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趣味，不懂得欣赏名画，不懂得欣赏窗外的江景，生硬地用不合时宜的生产画报来破坏这间客厅的西洋风味。

何况像刘绍棠这样一些作者的小说中，的确流露出一股唯知识分子为高贵的傲气。他的小说代表作《西苑草》，通篇充满着北京大学青年才俊的浪漫气概，《田野落霞》中更是通通一边倒，一方面是对退伍军人高金海、张震武的丑恶嘴脸的穷形尽相的刻画，一方面突出以及知识分子夫妇刘秋果高雅趣味和正派气质，而正面人物大都与知识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一种过度渲染的意味。县委周书记是大学生出身，县委第一副书记陆寒江的妻子是一个小学校长，县委第二副书记俞山松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在他的小说时里，部队里出来的“泥腿子”们在知识分子正气凛然的斗争下颓然败北。

事实上，毛泽东在谈论到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是赞赏他对官僚主义的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的，因为毛泽东正是发起百花运动和整风运动，要求纠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第一人。他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写得不错，作品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这是好的，应该鼓励对我们工作的批评。我们是当权的党，最容易犯官僚主义，而且又最容易拒绝批评。我们应该欢迎批评。马寒冰他们的文章说，北京中央所在的地方不会出官僚主义，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对王蒙小说的不满之处就在于文中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如一起欣赏油画，一起吃荸荠、听音乐等片段。“这篇小说也有缺点，正面力量没有写好。林震写得无力，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林震和女朋友吃荸荠那一节。”[28]在《文艺学习》开展的关于《组织部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中，正面意见和反面意见平分秋色，其中正面意见多是赞扬文章揭批官僚主义之深刻，反面意见则聚焦在文中孤芳自赏的知识分子趣味（即小资产阶级情调）上，以及忽略魏鹤鸣等工人群众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力量而以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这一点。毛泽东最不满的，并不是老百姓对政权提出批评，他也并不排斥文人趣味，他曾当着文艺报的总编徐铸成的面赞赏文汇报的生动活泼、“琴棋书画”。[29]他不能容忍的，是知识分子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那种贵族气，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对无产者的认同。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他就说过看不惯姚雪垠《惠泉吃茶记》中表现出来的对普通百姓的自视甚高和不以为然。

1956-1957年间涌出的那些突破了所谓“教条”的小说中，的确有不少作品使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不大能接受。有些部队里的读者就在座谈会上反映，自己的阶级感情使自己看不下去报纸副刊上大量充斥的那许多探梅养鱼吃月饼的散文，那许多“吻”、“爱”之类的小说诗歌。他们还坦率地承认自己书读得少，知道得少，虽然不能提高到理论，可看不惯他们那一套。[30]从这个侧面可以反映出这个时期“百花小说”的受众之狭窄。

问题不仅在于作者写了怎样的小说，问题还在于谁使这些小说发表。掌握着刊物的编辑们手中握着筛选、录用、修改的权力，经他们审阅而发表的文章实际上不仅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更体现了编辑们的意图。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初稿和秦兆阳修改过后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文章是两种面貌。秦兆阳不仅删去了林震决心依靠组织和领导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心理片段，削弱林震作为一个年轻党员的积极主动性，还添进了大段的描写林震和赵慧文爱情关系的内容，有意加强对赵慧文婚外情的渲染，赵慧文、林震的知识分子情趣更加浓重。这样一来，修改过后的文章中知识分子色彩大大加强。毛泽东因此大为震怒，严厉指责秦兆阳 “缺德”、“损阴功”。[31]中国作协为此专门召开北京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讨论编辑在处理作品问题上的权力。[32]

因此可以说，掌握着新闻报纸、文艺期刊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掌握着社会的喉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管理者。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和

然而，毛泽东未曾料到知识分子们在通过新闻传媒、和文艺刊物发表了这么多反抗性的言论，不仅没有对工农的认同，还充满了轻视他们的倾向。这正是毛泽东最担心的一点——无产者言说权力的丧失。他终于不能坐视意识形态领域的这场动乱，判断：“右派的企图是先争局部后争全局，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学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33]

也正因为如此，6月中央发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后，在及时反映中央指示的《人民日报》上，迅速发表了多篇在工人中间举行的座谈会报道。如6月8日一版《石景山钢铁厂职工，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痛斥匿名恐吓的卑鄙手段》， 6月9日一版《北京国棉二厂职工座谈，不许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抬头》， 6月10日一版《工人说话了》， 6月11日《请听听农民的话》等。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大量工农阶层读者来信，落款处显示他们有胶印车间工人、京西矿务局机电修理厂、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职工、农民等。双百方针和鸣放期间一度被淹没在文艺、科教界声音中的工农兵的意见此时开始大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并占据显要篇幅，以充分显示出工农阶级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完全占领和绝对优势。

在总结这场运动时，毛泽东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上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九五七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34]

在知识分子历史上，反右运动或许是一个创痛不堪的回忆，但在一个从未拥有自己的“文化”的工农政权看来，那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绝对必要的步骤。没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工农阶级所占据的绝对主导的地位，是不可能完全巩固这一阶级在这个国家的统治的。

可惜的是，时光荏苒，世事变迁。经过毛泽东竭力组织的规划浩大的反右运动，以及之后更具彻底性与颠覆性的文化大革命后，夺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任务不仅没有完成，反而使人们对这个工农政权所领导的文化艺术产生了质疑与排斥。八十年代以知识分子为先锋的思想解放运动复兴了知识分子们对话语权的掌握，而九十年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大量输入，使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又一次变回了权力集团的扬声器，毛泽东时代的主人翁们，却渐次沦落回为真正的“无声”的群体。今天站在世纪之交，回顾五十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役，也许我们才更能理解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所竭力领导的那一场前所未有的阶级战争的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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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2]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版。

[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5]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P233。

[6]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8]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9]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1]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见于《文汇报》1957年4月2日（1版）

[12] 如1956年11月，复刊不久的上海《文汇报》组织了座谈“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14日，发了《国产影片上座率情况不好的消息》，并配以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么少？》。在其后三个月的时间里，用专栏发表包括电影导演、编剧、美工师、发行人、演员、观众（如孙瑜、老舍、韩尚义、杨村彬等）的文章四十余篇。1957年2月17日和3月11日关于《出版界当前的一些问题》的讨论，从1957年4月20日开始的《让话剧这朵花开得更灿烂》专栏讨论，4月26日开始的专栏《当前高等教育中存在些什么矛盾》。

[13] 《五十年干部队伍发展分析报告》，《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干部统计资料汇编，地方教育1949-1984》，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年版，P1。

[14]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5]《我国电影事业的一大跃进，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成立》，文汇报1957年4月2日（1版）。

[16]《把剧目“放”的权利交给艺人，挖掘、整理、上演剧目工作将进行全面安排——全国戏曲剧目会议圆满结束》，文汇报1957年4月25日（2版）。

[17]《寻找阻碍艺术花朵开放的原因》，文汇报1957年5月1日（2版）。

[18]《上海设计人员继续座谈，领导工作不应简单化》，文汇报1957年5月4日（1版）。

[19]《中小学教师初谈党群关系，一部分人仍担心墙高推不倒》，文汇报1957年5月9日（1版）。

[20]《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领导偏听偏信缺乏民主空气》，文汇报1957年5月14日（2版）。

[21]《水产学院开始出现新气象，王文锐专横粗暴压制民主已被解职》，文汇报1957年5月12日（2版）。

[22]《三大主义如泰山压顶——刘非为中小教师请命》，文汇报1957年5月18日（1版）。

[23]《谈“拆墙”》，文汇报1957年5月7日（2版）。

[24]《墙是怎样形成的》，文汇报1957年5月9日（2版）。

[25]《拆墙人语》，文汇报1957年5月23日（2版）。

[26]钦本立：《留在记忆里的片断》，《文汇报回忆录1·从风雨中走来》，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P136－137。

[27] 《花果集·序》，P1，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28]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城》 2006年2月，转引自http://www.mzdlib.com/xsyj/display.asp?Reco_ID=3599

[29]“你们的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青年不爱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条件反射”。一种东西，不一定所有的人都爱看。”见《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P78，内部刊行。

[30]韦君宜：《珍惜我们的阶级感情》，《文艺报》1957年第4期。

[31]据1957年4月14日郭小川日记载，这一天下午他给邵荃麟打电话，在电话中，“荃麟告诉我，说毛主席看了《宣教动态》登的《人民文学》怎样修改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大为震怒，说这是‘缺德’、‘损阴功’。 《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2期，第112页。转引自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32]《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在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摘要》，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7版。

[33]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34]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1957年11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