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民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湖湘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到了近现代交接之际，湖湘伟人毛泽东，则把以民为重的思想发展为“人民万岁”的思想，这是湖湘文发展史上的飞跃，是质的转变。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谈谈笔者对这一飞跃与转变的认识，以就教于方家。

一、从以民为重到人民当家作主

在中国历史上，自夏、商、周而降，至于清，皆为君主独裁政治，一切以统治者的利益为重，它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主线。但是，在思想领域里，却一直存在着“以民为重”意识，这又成为中国古代思想领域里的一条主线，与统治者的独裁政治相对抗。从现存的史料考察，“以民为重”的思想，源于原始社会晚期“尧”、“舜”时代。当时的尧与舜，虽贵为国君，但是他们的衣与食，与普通民众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化；他们朝兴夙寐，日夜操劳，目的是让所的人都过上好日子。但是，到了夏、商、周时代，奴隶制取代了民主制，社会下层的民众成了统治阶级的奴隶，以往的民主制度被彻底废弃。西周末年，人们由于不堪忍受暴君的统治，终于暴发了“国人起义”，给周统治者以致命的打击。这时，统治者中的开明人士逐渐认识到“民”的重要性，并正式提出了“以民为重”的主张，如随国大夫季梁就明确指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力于神。”其后，思想家史嚣更明确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代表人物孔、老、庄、墨、孟、荀的思想中，都反映出了“民为重”这一思想主题，尤其是儒家亚圣孟子则十分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则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此后，凡是进步的思想家，皆坚持着以为民重的思想观点与主张，大胆地为民请命。而统治者中的开民君主，则往往以“以民为重”的思想为准则，从而能够比较正确地解决好君民关系，使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如战国时赵威后就提出了“苟无民，何有君”的观点，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亦是当时的统治者能够正确地认识到“民”的重要性，采取了轻徭薄赋，予民休息等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因而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升平之世。但是，那些独裁心重的统治者，对于以民为重的思想是不能接受的，如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就曾扬言：如果孟轲生在当今之世，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诛灭九族。可见封建独裁者们对于“以民为重”的思想是何等地反感。尽管如此，“以民为重”的思想仍然一直在我国的思想领域里流传不息。

在传统的湖湘文化中，对以民为重谈得最多、最具体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他不仅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主张，而且提出“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及“王者储富于民，譬同室博弈，而金帛不出庭户，适足损有余以益不足”等以民为重的观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领袖毛泽东则将“以民为重”发展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他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所作的《两个中国之命运》和《论联合政》的报告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并提出了“人民的自由”、“人民的统一”、“人民的军队”等多项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主张。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的概念，与传统的湖湘文化中“民”的概念还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他所说的“人民”，不是笼统地指国家官吏以外的民众，而是指包括“一般贫民”在内的各劳动阶级。民主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主体，并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愿意和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级和进步人士一起，组成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度里的各级政权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制度，既体现了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毛泽东不仅是口头上说，而且在行动上真做，他领导全国人民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立即按照上述方针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并以宪法的形式，确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各级政权机构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从而真正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崇高理想与目标。

二、从忧国忧民到为人民服务

宋代名相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有句名言，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先下之乐而乐”，他又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忧国忧民意识。宋代大思想家张载提出的“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主张，就是忧国忧民的基本思想。在传统的湖湘文化中，忧国忧民意识尤为强烈。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哲学、史学、军事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研究历代国家兴亡治乱之道，为救国救民，复兴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目标服务；清朝中叶的大思想家魏源一生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富国强兵和忧国忧民的事业，他所提出的“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主张，首开中国近代“忧民”爱国思想新风；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相标榜；谭嗣同在青少年时代就刻意研求富国强兵，救民于水火之法。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深受湖湘文化薰染，同样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自勉。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社会阅历的日益丰富，尤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马列主在中国的传播，毛泽迅速觉悟，从传统的忧国忧民意识中解脱出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运用马列主义观察、分析世界和改造世界，树立了马列主义人生观，由传统的“忧民”意识，发展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由这一思想指导着他的整个人生。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在《一九四四年的任务》一文中，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在湖湘文化传统的忧民意识中，仅是希望国家政治清廉，吏治严明，轻徭薄赋，使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每当朝政昏乱，贪官污吏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或遇上水、旱、火、虫等自然灾害和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候，具有强烈忧民意识的湖湘知识分子，就会挺身而出，为民分忧。他们或启奏朝廷，力陈时弊；或组织武装，扑灭动乱；或著书立说，寻找富国强兵之道。但是，这种传统的“忧民”思想意识，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之下提出来的，他们要求在不损害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不损害封建统治制度的同时，适当地考虑民众的生存；他们的忧民主张，表面上是为民请命，实际上其目的仍在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使封建统治者的国祚长治久安。因此，他们的“忧民”思想，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毛泽东冲破传统的“忧民”思想意识，把一切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个前提倒过来，变为一切为人民服务。这首先体现在建立人民的政党、人民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这个政党、政权和军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其次是这个政党、政权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等，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人民的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其三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他们不因所处的职位而有任何的特权，他们的职责，都是为人民服务；其四是人民群众共同参政议政，共同参与管理国家，他们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可以提出批评意见，并责其改正，对政府机关中那些损害人民利益、违法乱纪的腐败、堕落分子，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将其清理出去。这就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基本精神，与湖湘文化中传统的“忧民”意识相比，产生了质的变化与飞跃。

三、从齐家治国平天下到解放全人类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基本宗旨，也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湖湘志士仁人，无不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湖湘文化的先驱们继承了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奠定了湖湘学派“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基础。宋人汪立叔对这一理论作了较明确的解释，即欲“学者之学，切问而近思，精义以致用，穷则行之家，行之乡党，以尽夫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伦；达则推之国，推之天下，以求夫致君泽民之事业”。明末学者王夫之鉴于明代的灭亡，致力于研究历代国家兴亡之道，以达救国救民，复兴中华之目的；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大思想家魏源，一生中潜心研究富国强兵和治国安邦之道；其后的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谭嗣同等一大批湖湘人物，无不以治国安帮为己任，在各个不同时期，显示出湖湘志士的杰出才华，并为维护国家的稳定、领土主权完整等做出了重大贡献；辛亥革命时期，湖湘大地涌现出来的英才更多，如黄兴、蔡锷、谭人凤、宋教仁、刘揆一、刘道一、焦达峰、陈作新，他们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为旗帜，唤起亿万同胞，一举摧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满清王朝，建立了以汉民族为主的民主政权。但是，从宋代的张载到清末民初的黄兴、蔡锷、谭人凤等，数百年间的湖湘志士仁人，他们所致力的“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归根到底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他们的治国，是治封建君主之国，或资产阶级执政之国；他们的“平天下”，是要使封建国家或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得以太平，即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所以，当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等人就成了镇压民众起义的刽子手；其后，在义和团起义、贺金声起义等民众革命运动中，当时那些名噪一时的湖湘名士，都统统站到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对起义的民众进行血醒镇压。由此可见，传统的湖湘文化中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其基本点仅仅是立足于少数统治者和剥削阶级的，对于被统治阶级，只是被看作应该接受剥削和压迫的对相而已。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接受了湖湘文化中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常以“身无分文，必忧天下”自勉。但是，他自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之后，就从传统的思想观念中脱胎出来，将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改造为“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的思想。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肖子升的信中谈到他所组织的新民学会的方针问题时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后来，随着革命实践经验的丰富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他在革命队伍中地位的提高，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更加明确化，提出了“解放全人类”的方针，即要把全世界受苦受难的劳苦民众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使之当家做主人。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主义。”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及其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将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终于摧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得到了彻底解放，建立了属于人民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那“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他始终站在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和人民的一边，从人力、物力和舆论等方面，支持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六十年代中末期的“抗美援越”等就是明证。直到晚年，他仍然不遗余力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斗争，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对于指导全世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从皇帝万岁到人民万岁

中国在原始社会晚期，曾有过三皇五帝，不过他们仅是统领一方的部落首领，而不是封建时代的皇帝。皇帝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战国末年，秦王嬴政经过远交近攻，南北转战，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王朝。他鉴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霸称王的情况，认为“王”这个称呼已不能显示其威风，故恢复古代“皇”与“帝”的称谓，将二者合而为一，称为“皇帝”。并自称为“始皇帝”，由此而一世、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因此，又令全国称皇帝为“万岁”，自此之后，历朝历代的封建君主，都被称呼为“万岁”。无论是文武百，还皇亲国戚，或平民百姓，见了皇帝就要下跪，并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尤其是明代的封建君主，为了加强皇权，还令全国各地刻立“皇帝万岁”碑。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至高无上，人们对于皇权是绝对服从。这一点，在传统的湖湘文化中是非常突出的，他们无不以效忠皇帝为主旨。如王夫之的反清复明思想，虽然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只反外族掌权，并不反对皇帝；魏源虽然能够大胆地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主张，但也不敢反对皇帝，而且对皇帝尽忠尽节，惟命是从；至于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等人，则是皇帝的奴仆，他们为维护封建皇帝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对人民群众所发动的起义，不惜血醒镇压；他们虽然一品当朝，成为湖湘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但他们的双手，却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因此，传统的湖湘文化中的代表人物，在皇帝与人民之间，他们是始终站在皇帝一边，替皇帝效命，并为其统治、奴役着广大的人民群众。

毛泽东则一反传统湖湘文化的观念，将皇帝与人民的位置颠倒了过来，提出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主张，并付诸实施。尤其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当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时，人民群众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以宏亮的声音高呼着“人民万岁！”“人民万岁”，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呼声，它震荡了全国，震荡了全世界！领袖高呼“人民万岁”，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声！是历史的里程碑，他宣告了旧时代的终结，新时代的开始。

从“皇帝万岁”到“人民万岁”，这是历史的大转变，是天翻地覆的大转变，他使湖湘文化在新的时代里发射出灿烂世界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