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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逝去了。这是令许多人哀痛的，也是让另一些人庆幸的。每一个有信仰有立场的战士的逝去，概莫能外。那些只为金钱、美女活着的行尸走肉们除外。
　　浩然不仅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文学家，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杰出歌者，更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盖棺定论”，见于浩然治丧部门在其遗体告别仪式上发放的《浩然同志生平》。这个文献，如果还不能代表党中央对浩然的评价，至少也代表了中国作协及其党组、代表了中共北京市委对他一生的认定。
　　浩然无愧于这个光荣的称号。也正因为此，在他被病魔折磨的长达5年之久的植物人状态下，他依然被人诟病；在他带着深深的遗憾（他的创作计划未能完成）溘然长逝后，他仍然遭人诋毁。这让人想起两首诗。一首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一首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以目前中国文人的整体素质，我们不难想像出，会有那么一小撮人，因了浩然的辞世而弹冠相庆，或是躲在某个角落里，“没事偷着乐”。是否会纠集一伙“骂坛宿将”，开一个小小的欢庆会，以庆贺他们经过漫长的30年的不懈努力而最终骂死了浩然的“伟大胜利”，也未可知。
　　但我还是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善良的心灵揣度：他们躲在艳阳天的阴影里不管怎么闹，总不会再在媒体上公开叫骂了吧？一个5年多已不能开口讲话的病人，一个已化为尸骨永远也不能再为自己辩诬的老人，他招谁惹谁了？死者是解脱了，可那些每天吃着中国农民一个汗珠摔八瓣辛辛苦苦种出的大米饭的“精英”们，你们骂得就不累吗？
　　但我想错了。浩然是被累倒了，累病了，骂死了。但骂浩然的人，他们不累，精神着呢。
　　就在刚才，我无意中闯入了一个南方作家的博客。这个作家，他的一部小说在1970年代初期和中期，不被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接受，只能以手抄本的方式问世。这个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怪事，更不是这个作家独有的遭遇。即时在当时很受推崇的浩然，他的一部题材新颖、主题深刻、倾注了几多心血的中篇小说《新春》，也因为不适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被好心的出版社责任编辑、著名文学理论家巴人退还。为免祸患，浩然只好忍痛悄悄把书稿焚掉。知道了这个细节，或许会为某些人找回一点心理的平衡。试想，如果浩然不是把书稿烧掉，而是在不得出版的情况下任其在社会上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以此作为对当局的对抗，那浩然的下场，大概不会比这位蒙过冤狱的作家强多少，甚至更惨。当然，那样的话，浩然蹲了监狱，或是丢了性命，文革结束后一平反，也就成了无尚光荣的“文革受害者”，自然也就不被那些人忌恨和谩骂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浩然的悲剧也在这里：同为作家，我们蹲了监狱（或被冷落），你为什么活得好好的，甚至还比较风光？不骂骂你，心理能平衡吗？
　　但事情远远不是这样简单。看了某些人谩骂浩然的文章，听听他们是怎么骂和骂些什么，便会明白他们恨浩然、骂浩然是另有深意的。那位南方作家3月3日在他的博客里，发了《立此存照——关于浩然》一文，贴上了浩然在世时他在报刊发表的火药味甚浓的批判浩然的两篇文章，并在前面加了一段话，就浩然逝世借题发挥一番，意为“浩然死了，有些人在说胡话”。在《浩然的新“贡献”》一文中，这位作家说：“关于浩然的‘争议’确已持续多年，但我却从来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此人不值得‘争议’，甚至不值得一提。” 有网友就此发表评论说：“既然浩然‘不值得一提’，那你为啥又在这里‘大提特提’呢？而且大骂特骂，人家去世了还不肯放过，恨不得追到阴曹地府中去骂个痛快。但我们没有见过浩然骂张扬的文章，那才是真正的‘不值得一提’呢。”
　　真可谓滑稽得令人喷饭。但看了这位作家的文章和后面的网友评论，我笑不出来，却陷入了深思。也许，他对浩然“不感兴趣”，说浩然“不值得一提”，是他的真心话，并非刻意贬低。因为他自己承认，他没读过浩然的任何作品。如果真的是那样，我以为这不是浩然值不值得提的问题了，而是这位作家根本就不具备“提”人家的资格。你既不了解人家的作品，也与人家没有任何接触，更谈不上了解其人品，你还能“提”什么呢？只剩下了谩骂。就是骂人，也得选准个靶子吧？靠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其结果只能是穿凿附会、胡说八道。这样一来，在浩然的问题上，真正说胡话的，会是谁呢？
　　毕竟是作家，会作文章。他知道，浩然的作品拥有读者最多、发行量最大的，是《金光大道》（在国内外发行了500万册），于是就向《金光大道》下了刀子：“《金光大道》之类今天也还有人买，有人请作者签名。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证明人们有了文物观念，懂得了木乃伊的价值；而决不说明中国人想重过那种靠粮票布票火柴票煤油票维持生活，靠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时时斗维持生产的日子——从这种意义上说，《金光大道》跟它所鼓吹的‘精光大道’以及疯狂推行这套祸国殃民之术的江青之流已经一起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永世不得解脱！”他说得很明白：他们如此忌恨与谩骂浩然，是因为浩然写了《金光大道》。而《金光大道》歌颂的是“那种靠粮票布票火柴票煤油票维持生活，靠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时时斗维持生产的日子”，是“祸国殃民之术”，而这个“祸国殃民之术”，又是江青之流“疯狂推行”的。
　　读了这段话，我想这位作家没读过浩然的作品可能是真的。没有读过，人云亦云地说一些昏话，对这种自以为是的糊涂人可以原谅。但如果读过《金光大道》，再得出那样的结论，说出那样的话，就只能归结为立场的反动和蓄意构陷了。
　　《金光大道》是写什么的呢？我通读过200余万字的全书四卷（后两卷写于70年代中后期，1994年才得以出版），它写的是1950—1956年间的中国农村生活。写到结束时，是1956年中国农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金光大道》曾经拥有最广泛的读者，但那是前两卷。通读过全书四卷的人不是很多。一些人通常对《金光大道》的贬与褒，也是指70年代出版的前两卷。该书第二卷写到1952年底。请问，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党“疯狂地”推行过“祸国殃民之术”吗？那位作家说的“祸国殃民之术”究竟是指什么呢？那时江青等人还没有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的党政军等一切大权掌握在毛刘周朱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手里，这个“祸国殃民之术”又怎么会是江青“推行”的呢？这个作家骨子里究竟是在骂谁，是在骂什么？
　　那位作家说，中国人不想“重过那种靠粮票布票火柴票煤油票维持生活”的日子（我的少年时期生活在70年代，但没有听说过什么火柴票煤油票，火柴2分钱一盒，随便买，这个我记得清楚），这话绝对正确，但用在这里也绝对是一句废话。因为拿这句话来指责浩然及其《金光大道》，没有丝毫的道理和逻辑性。正如我说：“中国人民绝不向往过那种纸醉金迷、崇洋媚外、荒淫糜烂的腐朽生活”一样，这话也绝对正确，但如果拿它来指责《第二次握手》，有多少道理和逻辑性？
　　是的，建国初期，那个年代很穷。但这是谁造成的呢？在新中国成立前，即《金光大道》的故事发生之前，中国农村最广大的老百姓是靠什么过日子，过的是什么日子呢？是小康吗？可能有人过的是小康的日子，但那是极少数地主、土豪、资本家、官僚买办，是我们党的革命对象剥削阶级，而不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正是因为广大的农民太穷，是“光着屁股进入新社会的”（电影《金光大道》台词），许多人家没有牲口，没有劳动工具，土改后虽分得了土地，但靠一家一户的单干种地有困难，党中央、毛主席才号召几亿农民组织起来，穷帮穷，依靠集体的力量，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政策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巩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避免了两极分化和农村中新富农阶层的产生。当然，这也堵死了冯少怀之流靠剥削穷人实现“发家致富”梦想的邪道，他们及他们的子孙至今仍怀恨在心，指桑骂槐。
　　关于50年代的互助合作运动，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功过是非，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过较为客观的评价，新时期出版的中共党史著作中有较为公正的记述，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做了准确而精辟的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有人无视历史的真相和党中央的决议，把我们党领导的、几亿农民热情响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污蔑为“祸国殃民之术”，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该说的话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吗？
浩然的名字关联着一部《金光大道》，《金光大道》又关联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只要对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没有一个客观、正确、统一的认识（阶级立场不同，政治信仰不同，认识要“统一”也难），关于浩然的争议就不会有“尘埃落定”的一天。这也是在浩然已然故去的情况下，某些人“追到黄泉骂不休”的原因之一。是啊，浩然的肉体虽已消失了，但他的作品还在，他的巨大影响还在，他曾经的亿万读者还在，他为之虔诚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事业还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还在，曾经组织起来的、以战天斗地的革命气概忘我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几亿中国农民还在，某些人会轻易地放过他吗？

　　200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