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吉贤：从《读书》事件看当代中国知识界的生存状况

学术研讨会
主题：《读书》杂志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变迁
时间：2007年7月22日星期日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1308室
主办：书社（010-62760856）
网站：http://www.wyzxsx.com

下面是何吉贤先生的会议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我就讲一点。讲一下“《读书》事件”给整个中国知识界生存状况带来的变化问题。
首先，我不把《读书》事件看成一个简单的主编人事变更。目前《读书》主编的人事变更，是针对《读书》的一系列行动中的最新一波，是一个暂时的“顶点”，究竟目前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攻击《读书》和汪晖的人所希望的，这个还可以继续观察。我希望大家在讨论现在的《读书》事件时，不要把它孤立起来看。我觉得，对《读书》和汪晖本人的攻击，构成了这些年中国知识界的一道独特风景，至少从98年的所谓“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论争“浮出水面”后，这种声音就一直没断过。在公开媒体上，网络上，在个人的文章中，各种形式的报导中，有公开点名的，有匿名的，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一波又一波，波澜壮阔。如果有人对近些年中国知识界的生存状况感兴趣，可以去考察一下这个过程，那将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次《读书》的“换帅事件”必须放在这样一个脉络里来看，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看，我不同意将“《读书》事件”与“冰点事件”相类比。《读书》事件背后，有知识界的某种声音在“鼓动”，这种“鼓动”最终起了什么作用，也许并不好说，但不能否认这种声音的存在。而《读书》事件的最后这“一出戏”，也表明了知识界内部的这种声音与体制的暴力有着呼应，甚至“合谋”。这点必须看到，在这点上和稀泥是没必要的。
问题是《读书》和汪晖究竟触犯了知识界内部什么人的利益？是“主义”之争吗？我看未必！因为事情展开的过程并不像有些人鼓吹的“主义”那样，甚至是跟他们的“主义”刚好相反。汪晖老师上午说到了“新政治（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一些特点，这个说法还是客气了，有些人其实还是寄希望于意识形态暴力的“旧政治”，这个可能更管用。《读书》这十一年来的遭遇得放在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知识界，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分裂的背景里来考察才能理解。在我看来，《读书》如果有某种倾向的话，这种倾向也是被一步步逼出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中国知识界这趟混水里，爱惜自己的羽毛，可能吗？从“《读书》十年文选”系列书看，汪晖和黄平主编《读书》的时代，其实一直试图在“整合”中国的知识界，用汪晖先生的话来说，他们是在努力提供一种“反思性的空间”，发出某种“批评的声音”，有些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空间，不愿意听到这样的声音，你能反过来把这当作汪晖黄平的“罪过”吗？
早就有人宣布过中国知识界的分裂了，我觉得从《读书》事件中，从对《读书》及其主编的一波波攻击中，从《读书》主编更换的最终水落石出中，去读出中国知识界分裂的某种倾向，中国知识界生存状态的进一步恶化来，这也许是问题的某种实质。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读书》原来的体制有其特殊性。《读书》是三联的，三联是中国出版集团的，是国有的，而主编汪晖和黄平是三联之外的。由学者（或作家）主持一个刊物，这在当代中国的出版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但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种非常司空见惯的现象，当时的重要学者和作家，几乎都与一种或几种杂志有紧密的关系，主编过一种或多种杂志。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者或作家来主编杂志或报纸，对于创建一个批评性的反思空间，或者如有些人所说的“公共空间”有什么作用，是这些年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史中谈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但大家去谈论历史的时候，却忽视了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读书》事件又是针对所有希望有一个能够发出批评的声音，对我们的现实进行反思的空间的知识分子的事。如果一方面在说要自由，“反体制”，一方面又为《读书》发生的事“弹冠相庆、奔走相告”，那我就不能理解了，你说的那个“自由”我就要怀疑了。上午钱理群老师、王中忱老师等都说到了舆论空间的缩小问题，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
另外还补充一点，攻击《读书》的人说，《读书》这些年发人文方面的文章少了，让人看不懂了。我今天上午到会场一看，吓了一跳，怎么那么多中文系背景的人呀？绝大部分还都是北大中文系或是从这里出来的，难道这些人都把人文趣味和人文关怀还给自己的老师了？所以我真是希望那些以这种方式批评《读书》的人也反过来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的趣味有问题？也可以花点时间去学习学习，看看这些年人文学科都发生了些什么变化？中国社会都在发生些什么变化？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将来的《读书》编辑者重视的，这也可以说是“晖黄”时代的《读书》留给后来者的一个传统。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