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向——国家兴亡的风向标　　

朱耀宇　

古语有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得人才者得天下，去人才者亡天下，这是古今中外历史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一、人才流向预示着国家的兴亡　　

秦国重用魏鞅，魏国失去魏鞅，结果秦国凭借“商鞅变法”，国力大增，而魏国却步步落败，秦国终究凭借久积的实力统一了天下；燕昭王重金求贤，觅得乐毅，攻破齐国七十余城，威震诸侯，中兴弱燕，燕惠王逼走乐毅，代以骑劫，落得功败垂成；项羽刘邦楚汉之争，刘邦得到“汉初三杰”，最终由弱胜强，成就帝业。　　

远的不再赘述，就拿近代世界史，尤其是美国的崛起历史而言，一般人都将美国的崛起归为美国大发战争横财，其实这只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表现：美国利用二战前后欧洲混乱的政治局面网罗了大批科技精英，如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远程火箭专家布劳恩都是德国移民，利用铀核裂变开始了原子能利用的著名科学家费米是意大利移民，这类顶级科技人才加盟美国，为美国成为当代技术强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据黄安年所著《百科知识》介绍:仅仅在1967年到1973年11间的移民中，移民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有7万名。这一时期，美国无疑成为了人才流向的重要国家，因此也才使美国能够兴旺发达这么久。　　

同样的道理，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也经历了一个人才回流的局面。如1950年回国的数学专家华罗庚，1950年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的核理论研究专家邓稼先（与后来光辉一时的杨振宁形成鲜明对比），1950年回国的无机化学家、材料学专家严东生，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任新民，著名电子学家罗沛霖，1955年回国的导弹专家钱学森，从法国返回的著名放射物理学家杨承宗和从英国返回的彭桓武，从英国返回的地质学家李四光，还有许多诸如李政道、陈省身等著名科学家。这些优秀人才宁愿放弃国外优越待遇，打破重重阻挠，选择投身于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选择艰苦的工作环境，抛弃个人荣华富贵，这既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所散发出的极大魅力的光辉写照，也正是今日的中国在国际上能够享有巨大崇高地位的原因！！这正如苏轼在《管仲论》中所评述的一样：“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这种大量优秀科技人才的回流现象正是预示着新中国必将走向兴旺发达的方向标，一如当年大量欧洲学者移民美国促进了美国的繁荣一样！所以，根据一个国家的人才流入、流出现象，足以判断出一个国家时下的国家魅力和今后的兴盛和衰亡，这就是“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道理！　　

　　

二、今日中国日趋严重的人才外流倾向和优秀人才的“瓦釜雷鸣”现象原因探索　　

天下奇珍异宝难以一一搜集，但是有些人足不出户却可以拥有无数珠宝；天下山珍海味难以一一去捕捉，但是有些人足不出户却可以尽享人间美味。这些道理想必明白人一想就会知晓，因此，以我书生的陋见，在人才的使用上有三重境界：上者他才己用，中者己才己用，下者己才他用。美国可谓已经达到了上者境界，而中国就算新中国建国伊始而言也仅仅达到了中者境界而已，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国家心中一直抹不过去的沉痛！　　

前几天，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国家重要领导分别发表讲话，强调了人才兴国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正是一个“纲举目张”的明智抉择，体现了上层领导的卓越见识和无比智慧！社会上所谓的“当今国际竞争的是实质是科技实力的竞争”、“能源资源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等论调，其实都只是隔靴搔痒，没有洞察到国家竞争的最实质——人才的竞争！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决不是黄金珠宝，而是人才，杰出的人才！一个国家的人才在一定时期产出量肯定是有限的，这种对人才的占有绝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流出或流入问题，而是一个双方力量成几何增减的方程问题，本来应该属于你的人才非但没有为你所用，反而为别（敌）国所用，那这种损失和收益将是不可估算的！那么时下中国的人才问题最大的困局是什么呢？无非两个方面三大问题：日趋严重的名牌高校学生出国留学学成后的滞留不归问题、大量国内行业精英的移民国外问题和国内优秀人才难以得到人尽其才的人才运用机制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自身环境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和高中生选择了出国留学，但是到底有多少成为“海归派”，中国留学生归国效力祖国的几率到底是多少，媒体上列举的一些数据总是相左不一，相关部门也缺乏透明的公布，所以一直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但有一点大家能够形成共识：中国人才的流失问题已经很严重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人才外流现象呢？以我陋见，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句话：　　

教育理念落后是根本，现行重商主义政策是诱因，缺乏人才破格录用提拔制度是推手，全球经济文化交融是助力，官场陋习依存是瓶颈！　　

首先，教育理念落后是根本。　　

教育的本质就是促进一个国家民族精神上的蓬勃向上和物质上的不断富裕，以达到国家良性循环发展的效果。教育应该是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决不能按照产业化的方针来规划，如果将商业化强行复制到教育领域，除了催生教育牟利市场的到来，更可以导致从事教育的这个群体人员的素质下降和道德腐败，结果只会导致学生不能成才、老师不能教书、学校不成学校的局面。教育市场化、功利化、大众化、外向化是一种可以借鉴的方式，但是却绝对不能成为指引教育的方针，市场化的出现势必会加大教育的两极分化，导致教育质量的参差不齐，结果影响到教育公平的实现，比如现在的城市、农村教育，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在升学考试中的资源占用条件就是极度不公平的！此外市场化的教育观念会改变学校的育人观念，教育不再以为国家培育有用人才为出发点，而以提高学校所谓的排名为出发点，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教育功利化理念则更是危害不浅，一切以功利为目的，忽视人文关怀和人文教育，学生学习的目标低俗化、功利化，导致学生爱国观念淡薄、行为素质下降，功利化是社会传染的，但是功利化一旦被引入学校，那么其危害就是祸及数代人的。大众化的教育理念是一种平民化的教育理念，但这仅仅属于教育目的中的浅层次要求——启蒙民智、扫除民愚，这仅仅是一种开化教育，是简单初级的；而教育更有其深层次目的，那就是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培养真正能担当起国家兴旺发达的国之栋梁，群众是伟大的，是创造历史的主力军，但是这个主力军是要用先进技术设备来武装的，是要靠优秀的人员来组织管理的，没有优秀的人才，一个国家的民众再多，也只能任人宰割，所以平民化的教育不应该完全取代精英教育，这是个关系种族重大生存发展的重要理念问题，教育必须强调层次并且要有精而少的专门教育单位。外向化的教育理念也是偏离正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然有独特的适合本集团的教育方式，如果我们只考虑到教育的普遍性而忽视教育的特殊性，甚至将自己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忽略不计，而一味用别人的教育理念来主导自己，只看到了别人貌似成功的表面，只看到自己过去失败的表面，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会落后于别人；不错，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发达以及我们长期以来对自然科学技术的轻视是造成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外国欺凌的重要原因，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积极向西方学习，重视自然科技人才，这是英明之举，是改造积弱积贫的旧局面的必然选择，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将民族的千年文化精神发配冷宫，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文科”的轻视更是日趋严重，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今日我国民众的整体人文素养水平，还有，走向世界，学习外语，和外国接轨，这也体现推陈出新的思想，但哪有荒唐到一个国家从小学到大学居然将英语设置得如此重要的做法？很多中学生、大学生并不打算选读英语专业，为什么要强迫他们学习那些对他们而言极为得不偿失的东西？有必要逼着全民学英语吗？由此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极为危险的问题——我们国家缺乏一个正确的用人观念：用人如用度，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军人能够苦练杀敌本领舍身报国、文官能够清廉自律谙于政令、外交官能娴于辞令、工人能够工作技能精湛、医生能够医术精湛……，就已经足够了，你又何必强迫医生也要练得一个个武艺高强、军人一个个都满腹诗书、外交官一个个都医术高明呢？不错，全才当然更是宝贵，但是须知那是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只要将每个岗位的角色都训练得能尽本职职责也就够了，这个合成之后就是最佳的组合啊！　　

其次，现行重商主义政策是诱因。　　

衡量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准并不是GDP，衡量一个人幸福的标准也并不是财富占有量！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白银占有量占世界的近三分之一，结果怎么样？中日甲午战争，日本GDP根本不能和中国同日而语，战败后仅仅中国赔款的2.3亿两白银就相当当时日本全国GDP的3倍！因此，重视GDP且仅仅将其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向前发展的一个标准，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将扩大GDP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那无异于南辕北辙！重商主义的危害我已在其他文章中作过相关论述，一言以蔽之，就是重商主义催生了泛物欲主义的金钱膜拜，瓦解了民族优秀传统观念，导致了人才道德品质的下滑，“有奶便是娘”，有些人居然心安理得地打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旗帜，喝着中华大地上的水、吃着中华大地上产的五谷杂粮、血管里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占用了中华民族提供的宝贵教育资源，却“楚才晋用”，追慕国外的纸醉金迷，投效外人怀抱，国家既没有有效手段来遏制，又因把持着“重商主义”的盘子而投鼠忌器！　　

再次，缺乏人才破格录用提拔制度是推手。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溪举于市”，治国犹如治水，需“壅”“疏”并举，选才犹如用兵，需“奇”“正”相合。　　

一般而言，社会的运行，包括官员体制的运行，都要受到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环境的影响，其中体制内无疑是社会的主流，体制内的条条框框也往往是受社会精英很多年来积累而成的科学精髓，按照这一框架来打造人才，当然是适合众多人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点，框架是前人订立的，其设计者所定的条框一般都是自己成才的心得，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依据这种“心得”，我们怎敢奢求在这种体制下会产生更加优秀的人才、或是会发现游离于这种“心得”之外的人才呢？所以，对于体制内的按规选士和体制外的破格录用必须交相运用，因为框架当初的设计者未必就一定会永远都是最厉害的，这就好比一个城市的交通规划，其道路的设计都只针对小型车辆的单线运行，所有符合这个车型的车辆可以畅通无阻地奔驰在城市的各个干道，但是那些大型车辆呢？因为它本身就是游离在体制的设计之外，所以不可能进得了市内！所以，破格提拔制度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既要将体制内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在体制外破格录选在某一方面具有极其优异才能的人才，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不使大贤遗野。　　

第四，全球经济文化交融是助力。　　

生产技术科技化、交通工具高速化、交流渠道网络信息化，使国与国之间的各种交流更加频繁起来，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文化交融激荡，给主权国家的冲击更是史无前例。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构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早已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今天世界一天发生的变化甚至可以相当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几百年发生的变化，所以，我们决不能再以以往的那种时间尺度来衡量近日发生的事情和即将存在的变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国家之间还是存在的，但是主权国家在内部却不应该按照这种观念来执行国家事务，对外信奉，对内要排弃。既然存在着丛林法则，那么国家在参加国际活动交往时，就应该以国家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而且有时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强国意志的挟持，这种隐忍也是必要的，但是具体在涉及到国家人才储备使用的问题上时，必须巧妙周旋，切不可以畏惧外国之心而做出令本国才能之士寒心的举动来，对于人才的保全就是对国家几十年之后安全的保全。举个例子，《超限战》作者之一、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因和另一个军队战略研究家乔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合作写了这本书，据说就是因为以某某大国为战争假想敌，结果触怒了某某国家，被高层下令惩戒，结果背着处分的王湘穗不久就丢掉军籍，转业到地方，而乔良虽然因为某某将军力保而得以保留军籍，但从此备受冷落；此外还有已退役的李际均中将早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曾是中国王牌军38军的军长，潜心军队军事革新，在全军第一个进行陆军机械化集团军试点改革，80年代末，李际均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同时兼任军队改革办公室主任，54岁时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将，但是也是因为研究的理论不符合某某大国的利益，结果不过几年，如日中天的李际均一反常态地转赴军科院担任副职，直至退休……。因此，对于全球经济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对于外国旨在绞杀我们优秀人才的做法，一定要站稳立场，要竭尽全力保全这些栋梁。　　

最后，官场陋习依存是瓶颈。　　

我们是一个讲究论资排辈的国家，在官场上向来就有“任人唯亲”的传统，仕宦文化也很发达，因此，即使我们是最先进的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官场也难免会生出一些这样的沉弊，这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有胆量破除这些诸如“资格论”“外行领导内行观”的陋习，真正履行“以德选材、以才用材”的德才兼备用人观，那么人才得不到提拔、人才被压制的现象就会自然消减。“治国之本，在于治吏”，如果一个国家能将那些德才兼备而出身低贱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官场的关键部门，让那些尸位素餐的平庸之辈断无无藏身之所，不给那些“买官卖官”的人赖以生存的土壤，再辅以科学缜密的官员管理监督机制，那么势必会形成焕然一新的官场风貌，从而带动的国家民族新风尚必然会让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萌发出蓬勃生机，真正实现时代给予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三、应对方法初探　　

第一，改革教育制度，关键是要转变教育理念，要破除教育市场化、功利化、大众化和外向化的教育理念。将教育定性为社会公益性事业的方针不可动摇，要限制旨在通过创办私立学校而谋取经济利润的资本投资教育领域，要坚持政府教育经费的按额投放，在保障教师工资福利的基础上禁止有偿家教，在引进教师竞争机制的同时，要保证教师的养老、医疗保险无后顾之忧，加强师德建设教育，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道德风尚。要逐渐消除严重不公的择校费现象，取缔一切不正当收费条款，大力改建农村中小学校园环境建设和师资建设，提高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要坚决打破教师“教而优则仕”潜规则、学校一把手行政领导任命制和“校长负责制”，让真正优秀的教师能站久讲坛，发挥最大能量，一把手由当地行政领导任命制，给地方教育带来许多不好的影响，许多投机钻营的教师为了升任校长，走上了“跑官买官”的道路，地方行政领导过多干预学校教务，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使校园有逐渐向官场转变的趋势，一些有思想、有能力、在普通教师群体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优秀教师难以施展才华；校长负责制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同虚设使校长的个人权利凌驾于集体之上，校长茬茬换，规划也年年变，缺乏有力的监督致使权力产生腐败，基建、后勤、招待等支出情况模糊不清，让普　通　老师心生不满，严重影响到了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改革现行高考升学模式，将更多知识点提前放至初中阶段教学阶段，应将综合学科的普及知识传授工作完成在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就应该逐渐引导学生进入“专攻”领域，真正让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教育也能起到最大教化人才的效果，为此，必须改革中学英语教育模式，将英语“必考”改为“选考”，对于语文、数学的基础学科性质有必要保留，在文理两科之间任选一门纳入高考考试，采用“2（语文、数学）+1（语文、数学、英语、历史、政治、地理、化学、物理、生物、体育、音乐、美术）+1（时事政治常识和英语阅读）+1（高校自主加试科目）”模式，“2”为公共科目，高考必考，各100分；“1”为专业科目，分值150分；“时事政治常识和英语阅读”各占50分，满分100分；“高校自主加试科目”（由考生拟报考高校自主或联合组织），分值50分。要严格控制普通高校招生规模，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将本科教育4年制改为3年制，专科改为2年，将本科教学工作引入实地研究阶段，减少不必要的教育成本，研究生教育应成为真正的“精英教育”，教育部一定要限制全国高校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当不能高于全国当年报考人数的1%，重新实行免费的研究生教育，实行高额的研究生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坚持公派留学生出国制度。要为出国留学返回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鼓励他们引荐、引进优秀的外国人才，为我所用！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对待GDP,要将国家发展的经济成果切实转换到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要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政治环境，将我国打造成一个人民生活物质水平高、居住环境状况好、生活幸福指数高和思想道德素质好的文明大国形象，要能起到留住国内优秀人才和吸引外国优秀人才的效果。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程，政府官员要养成尊重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习惯，当经济GDP出现与人才培养相矛盾情况时，要将一时的经济发展放到培养人才之后，要多听意见，多学习。要大力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和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将其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大公无私教育结合起来，认真宣传“八荣八耻”精神，要让民众拥有健康有益的生活观、积极乐观的人生观、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蚀，鄙弃那些只顾个人荣辱利益而忽视国家集体利益的移民者。要大力挖掘优秀的民族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决打击那些崇洋媚外的自贱举止，取消外国公民在国内享有的一切“超国民待遇”。不能将经济进步的尺度作为衡量任何个人、任何群体是否功大与否的标准，引导民众树立吃苦耐劳、乐于奉献、自强不息的观念。做到这些，那么国内人才就不会流向国外。

第三，要花大力气筹建人才破格录用专门机构，努力探索人才破格录用方法，保护好、重用好那些具有战略眼光的军事人才。要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网络优势，搜集人才信息；要在各省市布设专门的针对一些有着特殊天赋的在校学生的才能展示平台，为他们提供展示机会，对于真正具有专门天赋的优秀人才，要统一建档管理；要重视对民间一些拥有家传技能人才的保护和引导，帮助他们扩大影响；要打破官场论资排辈、用人单位唯学历是用的用人机制，对于那些年轻的、有魄力的官员要大胆运用，对于学历低、能力高的人要破格提拔；要尤其重视国防科技领域的科研人才和军事战略研究的研究人才，对于军界那些被称为“鹰派”的人才，要特别注重保护。　　

第四，要高度重视官员考核监督机制建设，加大对违法乱纪官员处置力度，维护国法党纪尊严。要改革现行官场官员提拔机制，建立各级主政官员终身履历流动档案，将官员提拔（由谁提拔）、工作岗位和职位、任职时间、任职期内发生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重大业绩统一记录在档，实行官员举荐提拔责任追究制，如果事后发现被提拔的官员在提拔者主政期间发生过重大腐败行为，那么当初提拔者即使身居中央，也要受到问责。要加大对官员贪腐的处罚力度，不能连贪污上千万的巨贪也就判个无期，一旦法律的威严丧失，那么就让士林、民间寒心，才能之士就会心灰意懒，望而心寒，如此一来，优秀人才也就失去了信心，国家要想实行人才兴国的战略就不可能实现！归根结底，这还是因为“治官”就是“治国”，治官的态度就能反映一个政党治国的态度，而官往往又是管理人才的，一些贪官得不到应有的惩治，那么就有更多的人才得不到脱颖而出的机会！

　20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