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六六（10-11）

10

这中间，我们还有幸参加了第二次批斗县委书记的大会。这一次真杀了他的威风。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对这一次批斗，几十个红卫兵组织做了一番准备，他也是有备而来，准备就硬抗到底。上一次是有人通风报信，假批真保，企图蒙混过关。这次红卫兵油盐不进的铁蚕豆，不透风，不稍假词色，动了真格的！过关，这才是第一关，今后的日子，长着呢！上次是在一个几间大的屋子里，只有一二百人。这次在一个正建着的大会堂，简陋却空旷，台上台下，坐着站着，有一二千人。一进会场，刚坐下就感到气氛紧张、凝重，静的可怕。他满有风度地朝大家招招手，还笑呢，还拉近乎呢，也许还想听听拍巴掌吧。台下及四周围得风雨不透，一个个怒目而视。他不服软、不倒架。见有人照像，不让照。见摆上了录音设备，就气不打一处来。大叫：“谁让摆的？不经我的同意，不准录音。立即撤掉！”没谁听他的，没谁动一动。他起身要走，身后两个红卫兵一声不吭将他按到座位上。主持人提问题，让他答复。他说，县委集体领导，要研究后才能答复。我个人无权答复。这就是“三不准”啦。他给红卫兵也来了个下马威。谁知这次就没谁吃这一套啦。台下有一二千人，主席台上围着几十人，一个话筒你争我抢，调门一个比一个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波高过一波。一方是上火，急赤白脸，另一方又摆出一副不容冒犯的样子，激火。本来也有几个保守色彩很浓的红卫兵头头混迹其间，抢麦克风，转移话题，试图救驾，无奈势单力孤，嘘声一片，只好识趣退到一边。有的红卫兵提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口称“中央首长王力同志指示如何如何”，他居然轻蔑地笑起来，一脸的不屑：不就是王力么。四九年南下时我们在一起，认识。大个子，能讲话，别的也没什么本事。怎么？他也成了中央首长了？王力文革前地位也已不低（副部级），文革一起，地位更显赫。这位随军记者出身的颇有点文墨的县委书记不可能不知道王力的地位与分量。他这样以满不在乎以至有点轻蔑的口吻提到王力，不过是抬高自己、威吓红卫兵。这一下激怒了正视中央文革为至高无尚的红卫兵，一阵又一阵口号声淹没了会场！这位书记一下子又多了一个“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于是火药味越来越浓。终于有人喊了一声：“静坐！”就好比升腾翻滚的蒸汽里加了一滴水，全场静场，鸦雀无声，一致静坐。书记大人慌了神了，百般哄劝撩拨，硬缠软磨，见了真功夫。可是无人理睬。他又说，和大家一起学毛主席语录，也没人响应。他就自己念，从第一页第一段开始，一段一段、一页一页念下去，中间几次停下来要大家和他一起学，没人理。他再念下去。他说上茅房，有人跟了去。念，不紧不慢，只有他一个人的干涩的声音在会场里回荡。他念的嘴角冒白沫。午饭的哨子响了，他起身要吃饭，又被按下。他说：“连饭也不让吃吗？”回答他的是一阵鄙夷不屑的哼哼声。静坐还加上了绝食！他又念下去，念念又停下来，表示关心同学们的健康：这么冷的天，不吃饭怎么行呢。吃了饭再开会也行么。回答他的是沉默，是扩音器里嗡嗡的回声。他一直念下去。你知道将一整本《毛主席语录》从头到尾念上一遍需要多长时间么？我们那时没想到他居然坚持念完，要为他记时；那时也没手段掐表记时。但我们亲闻亲见一个县委书记实实在在地把它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冬日的太阳从房顶照进来，照到会场东头。已经下午了，时间不早了。一二千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青年人在饿着肚子。随着时光流逝，也出现了骚动，出出进进的人多起来。静坐、绝食并不是计划中的，更没有设立几条纪律。也没有统一的指挥。这么一个具体的斗争大会并没有推举一个或冒出一个公认的自始至终的主持人。四五个小时了，全凭自觉，听其自然。但再这样迟延下去，整体坚持下去就更困难，几十上百个各不相属的红卫兵临时走到一起，乌合之众，群龙无首，难以制约，一旦涣散解体，丢人可大了，损失更不可挽回。不知谁吆喝一声：带某某某去省城！于是全体响应，十几个人挟持着书记大人上了路。从县委大院到汽车站很有一段矩离，一个平日里威风凛凛的县委书记，被一群情绪激昂的红卫兵裹挟着，在大马路上跌跌撞撞往前奔，那场面够惊心动魄的！那一时，学生动起来了，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城里人还只知道看热闹呢！看热闹的也不那么称心如意，他们还蒙懂且谨慎着呢。汽车站没车，向总站要，电话又时通时断，书记亮明身份要车，接话的女话务员非常客气地解释，对红卫兵就使性子了。邮电局也许不耐烦、不支持（半年后，邮电局成了全县保守派的大本营）。几个头头先是对着话筒吵，后来一声呐喊：砸邮局去！人群像潮水一般从车站涌出，冲向大街。书记大人见状软了：你们的条件我全接受。众人欢呼、奔走、散去。这已是下午三时半。此后再斗这位傲慢的书记，我们已走上了长征路。回来后听说，红卫兵押着书记大人还一起上了济南呢。

十几年后，他，还有同他一起上任当县委书记的邻县的一个书记，先后做了一个地区的主官，大刀阔斧，身手不凡。本来仕途都看好，同科的“战友”已升任省官。但他也许是操之急切，动作大，积怨甚多，上下左右关系未必那么和谐，告状的多，堵住了升迁之途。展转做了一个省部门的头，终于到点下课。他的心大着呢。至少也该到省一级。宏愿未遂，于心不甘？自弃晚节，居然为保住儿子的职位干起了雇凶杀同僚的勾当！而杀手正是文革正炽时他躲到乡下时结认的干儿子！凶器也是他私藏多年的一把德国造名牌手枪！当这一切都已披诸报端、于本世纪初大白于天下之时，此人却是死备哀荣、躺进革命公墓了。当然，开除党籍，取消悼词。没有再见到后续报道。没有更多的分析。自然，人是发展变化的。这一句颠簸不破的话也许能让许多对此大惑不解以至忿忿不平的人们不再想三想四、说三道四了吧？天底下的闷葫芦如此君者正不知有多少呢。

11

和同学们商定的出行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元旦。我们给自己放了几天假，回家准备被子衣物，换点粮票，凑点钱。我返回母校，领了代课的钱。按说不代课了，就不给代课费了，可还是发给了，还是由母校发给的（带学生徒步串联也还是代课吧）。领了几个月的、共领多少，记不清了。宣传医药杂费每月也有几元。一下子领这么多钱，我很高兴，也有点怕。怕什么？怕偷怕抢？那是没有的事。一路下来，就没让人偷走一分钱。和现在的污七八糟比起来，那一时可也称得上风清弊绝啦。夜不闭户？夜晚可以不闭户！道不拾遗？拾金不昧么！一个塑料包鼓鼓囊囊，到那里扔那里，居然就没发生任何意外！穷惯了，穷怕了，没想到一旦有了一二百块钱，也怕起来。这是属于自己的么？手续都有，签了字、画了押，怎么会不是呢？回家后告诉母亲，母亲也担心。没出过远门，还领着一帮子学生，行吗。真要出点什么事，咋办。去就去吧。也不是你一个。怎么现在又兴这个？临走又给母亲留下30块钱。母亲说哪来的，我说明了。母亲说，不缺吃的，还有钱花，今年可要过个好年罗。你带这么多钱，我给你缝到棉袄里吧。省着花。也别饿着。累了就歇，歇一天。那么远的路，啥时候跑到啊。可别太强了。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的上午，我从家往代课的学校赶。大雪如絮，漫天飞舞。途经母校所在地，在饭店买了两个大馒头，狠狠心又花二角五分钱买了一个白菜炖肉。开开荤，以壮行色。菜端上来了，一看，大吃一惊：竟是一碗明晃晃、颤悠悠的肥猪肉片子！连白菜叶也没几片。一问，说是新年猪肉降价三天，四角一斤（平时六七角一斤吧？农村的，很少有人买过），将全年赚的钱再赔进去，这叫货币回笼。已经实行两三年了。新鲜。有钱的这时候买上些猪肉，放到过年，咋还不过个肥年？实在吃不下这么多，挑了几块吃了。眼前这一切如在梦中：才吃了几天的饱饭呀，我还有吃饭剩下肉的这一天？莫非形势真的如所讲的、宣传的那样“今年比去年强，明年比今年更好”、一天比一天好了吗？

饭后，看着越下越大的雪、越来越暗的天空，想着还有近三十里的大雪覆盖着的路，而且也不熟，我心里打怵，犹豫了一阵。可一想到几十个同学那欢喜雀跃的样子，充满期待的一双双眼睛，我就来了勇气、来了精神、更来了劲！我顶着风，披一张包袱皮，就钻进漫天雪幕里去了。漫天大雪飞舞，大地一片白茫茫，雪野里空无一人。天地一色，景是好景。雪景年年有，看也看不够。今天心情急迫，一心赶路，实在无心赏景。只是雪势最大时，风也大，天也暗下来，只觉天旋地转，难辨东西，雪打脸知道，但分不清一团一块的雪究竟来自何处：是天上还是地下。走路更难。多年以后，读到托尔斯泰的《暴风雪》，后来又看了电影，竟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一天的遭遇大风雪。

到了学校，早已夜幕降临。学校还有人，见我来到，大吃一惊：这么大雪，你怎么来了？哎呀，你看你看，鞋都趟湿了，裤子也湿半截子了。我问学生来了么，说，“来了。又走了。一直等着你，问明天走不走。我们看着天不好，你大概来不了了，就告诉他们先回家等着吧，等你来了再定。明天是走不成了。”我累了乏了，就说，明天再说吧。喝点水，洗洗脚，就睡了。第二天,同学们都来了，说，老师，我们快走吧。我说，好吧，明天四点出发。

当晚，学生大都住在公社，办公室地上铺稻草。我带大家练习打背包。许多学生的父母也来对着我叮咛又叮咛。我都答应着、解释着、保证着。几十个孩子呢，他们的爸爸妈妈怎么就相信你呢？为了我的真诚和执著。一位学生没能参加，做爸爸的还借给了一本分省地图册。这一下子成了我们的宝贝。有了它，我们才找到了每天大致行动的方向和目的地，县城以上都标的清清楚楚。也由班长陪着，曾到几位同学家里访问，也是帮学生做做说服工作，向学生家长郑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