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　钱昌明　先生批驳辛子陵的文章，感到在反右这个问题上，如果把毛主席说成是好心办错事，或者不得已而随大流，就把毛主席高瞻远瞩的领袖地位降低到一般党员水平，也贬低了毛主席的智商。　　

毛主席自己对鸣放反右的总结是搞了一个“阳谋”。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毛主席说这是一个“阳谋”的含义，因而在批判辛子陵时完全不敢提“阳谋”。要批倒辛子陵，不能不从“阳谋”谈起。　　

从历史背景来看，1957年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要在中国长期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此举必不可少，并非搞好党群关系就能解决。　　

从上世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救国的热情高涨，做国家主人的意识日益增强，“天下是我们的天下，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其中一部分人开始信仰和传播共产主义。　　

抗战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我党适时提出反独裁、要搞联合政府、要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这些策略性口号。毛主席1945年在“窑洞对”时说我们找到了解决“兴勃亡忽”王朝周期律的一条道路，就是民主，后提出要在中国搞新民主主义。这些口号吸引了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尤其是知识份子的支持，出现了很多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民主人士，成为我党在三年内就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另一个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是分土地，得到穷苦农民的支持。　　

共产党的目标是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共产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其先锋队共产党来实行，共产党实行专政要靠其领袖来执行（大意）。这意味着胜利后的共产党要绝对控制国家机器。列宁的学说，再加上“打江山、坐江山”这一传统思想的存在，自然而然地要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接受被选举后才能执政的体制。　　

对那些作为“革命的同路人”的民主人士和一些并未真正接受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难以接受上述由共产党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是要搞民主宪政社会，即各党派通过选举执政，由老百姓通过选举来决定。为在胜利后顺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毛主席在1948年在战争大局基本已定的情况下开始提出要搞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样换了一个说法使更多人容易接受由共产党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　　

解放后，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开展了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杀了数十万原国民党残余份子。但对那些在思想上仍停留在解放战争初期的水平，仍幻想着要搞民主宪政政体的知识分子，是个很麻烦，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人所追求的社会结构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结构不同，不承认“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不认为国家一定要由共产党来掌握政权，而认为要通过老百姓选举来执政。他们必然对共产党在解放后不实行民主宪政而实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感到不满。在1957年鸣放时，从那些出格的右派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主张和不满。由于很多人长期参加救国运动和政治斗争，已经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且自认为对国家和民族有责任和发言权，对他们单靠教育来改变他们的思想是行不通的。他们之中很多人曾反对蒋介石独裁，是革命的同路人，因而不能像对待国民党残余份子一样把他们都杀掉。为了缓和他们的反对和不满，刚一解放就对他们进行了“招安”，包括召开政协会议、人大会议，把一些民主人士安排在各级政府机关任职等，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956年的波匈事件实质上是反苏反共的动乱，必然影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定性。高瞻远瞩的毛主席不会不看到这一点，不会不清楚国内那些主张民主宪政制度的知识份子会通过舆论对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威胁。　　

毛主席长时间与这些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交往、相处、斗争，对他们认识深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要对那些心怀不满的知识份子引蛇出洞，然后斩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阳谋”，是谋定而动，彻底解决问题，决不是个偶发事件。　　

为能真正取得震慑效果，一是打击要狠，定性为敌我矛盾，二是必须有足够的数量的被打击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在布置反右任务时对各单位有数量指标要求，要求达到一定比例。毛主席历来对反动份子的比例有所认识，经常指出：要团结国内95%以上的人，反动份子只占大约百分之一、二、三。在反右前，知识份子中的反动份子的比例要大一些，所以右派份子所占知识份子总人数的比例也要大一些，但在全国人数中仅占0.1%，远小于毛主席所确定的反动份子比例。　　

当然，这个“阳谋”也有副作用，55万右派分子再加上家属直接涉及数百万人，不少家庭家破人亡，55万右派份子中只有十多万活到了被平反。但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著的、彻底的：反右以后多少年来，几乎再无人敢挑战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再无人敢要求民主宪政，都变得“老老实实”。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由此得到极大巩固。　　

总而言之，简单地用“帮助党整风—出格言论—过渡反应”的格式来解释反右，维护毛主席，反而损害了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的伟大形象，模糊了反右斗争的实质和意义，也低估了读者的智商。　　

抗战结束后，毛主席一直在考虑夺取政权和国家的前途，考虑实现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将会遇到的阻力，了解社会个阶层的思想状况，很清楚一大批知识份子会对共产党绝对控制国家机器不满，要求建立通过选举执政的民主宪政体制。他不可能是毫无思想准备，在57年突然遇到挑战，反应有些过度。确实像毛主席所说的是个谋定而动的“阳谋”。　　

只有正面回击辛子陵的挑战，才能教育广大人民认清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