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先驱”是捞政治资本

郭春孚

石仲泉撰文在《北京日报》上说，目前，不少媒体宣传十七大开始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那么，当前是否形成具有第一等级意义的思想解放大高潮了呢？恐怕不好这样说。在我看来，作为第一等级的思想解放大高潮，自1978年到现在只有两次：一次是1978年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再一次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其它几次恐怕都达不到这个等级。

石仲泉说，十七大报告无疑贯穿了思想解放的精神，是一篇思想解放的好报告；但是报告并没有专门段落论述解放思想，也未对解放思想提出具体的新要求。若讲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从一些媒体的言论看似较空泛，要解决什么问题不明确。这与前两次的情况大相径庭。

对于石仲泉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高潮并未形成”的观点，我是赞成的。尽管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地的领导亲自挂帅搞什么“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但并未在当地、更未在全国引起轰动、形成气候，成了当地领导的独角戏。因为人民不买账。

石仲泉还说，媒体为什么对当前思想解放的宣传这么热闹呢？应当说，这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期盼和渴望。人们对当前继续思想解放的期盼和渴望是什么？根据我的直觉，就是期望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度，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尽量相协调。

我认为，石仲泉的以上看法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人们期望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尽量相协调。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说媒体对当前思想解放的宣传这么热闹，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期盼和渴望，就值得推敲了。

首先，中央级媒体并未大张旗鼓地宣传“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对此表现热衷的是当地的媒体。当地的宣传部门、各种媒体为什么表现积极呢？因为一把手亲自抓，上面有压力，谁敢不积极？谁敢懈殆？谁敢反对？

其次，有的媒体可能被收买了。媒体是人办的，有的“记者”就是业务员、广告员，创收任务很重，在金钱面前，不可能无动于衷。有没有贿赂媒体的可能性呢？

第三，有人捞政治资本。一些领导不是扎扎实实抓经济建设、抓文化建设，而是习惯于出风头、摆花招子、搞形式主义。在圈文件、接电话、听汇报、开会之外，这些领导就不知干什么了，很少有人下基层、进工厂、深入农村搞调研、抓落实。只要下去，就前呼后拥、安排媒体报道，走一路指示一路，发表什么“重要讲话”。过去的干部是与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三同”；现在的干部是摆架子、摆阔气、摆威风，即“三摆”。他们通过什么来捞政治资本呢？就是揣摸上级领导的好恶、思想动向，甚至在个别人的授意下，大搞特搞思想解放，否定前人，否定他人，突出自己，为个人树碑立传。至于什么是对的，应该坚持；什么是错的，应该否定，他们才不管呢。

现实无情地给了这些思想解放的“先驱”一计响亮的耳光，对这种概念模糊、针对性不明、不知方向的改革，人民并不感兴趣。因为改来改去，改得老百姓一头雾水，物价一个劲涨，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
石仲泉说，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已深入到核心层次，发生了质变性、飞跃性、体系性的变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仍处于量变的、渐进的、要素性的改革层面。两大改革的不对称性，给权钱交易留下了很大空间，从而成为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温床，也是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必须通过改革的手段来解决。但是无论怎样改，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的，那就是不能将公有制改掉，实行私有制，更不能实行全盘西化。

2008年5月10日星期六于北京明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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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第三次思想解放高潮并未形成
　发布时间：2008-05-09

　　目前，不少媒体宣传十七大开始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当前是否形成具有第一等级意义的思想解放大高潮了呢？恐怕不好这样说。作为第一等级的大高潮，自1978年到现在只有两次：一次是1978年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再一次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
　
　十七大报告无疑贯穿了思想解放的精神，是一篇思想解放的好报告；但报告并没有专门段落论述对解放思想提出有哪些具体的新要求。关于当前思想解放的表述，还是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继续解放思想”这个提法比较科学。

　　媒体为什么对当前思想解放的宣传这么热闹呢？应当说，这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期盼和渴望。根据我的直觉，就是期望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度，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尽量相协调。

－－据《北京日报》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