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下的中国》序

卢麒元

学者蒯辙先生又一力作《危机下的中国》即将面世，作为朋友，笔者有幸先睹为快。同时，既深为蒯辙忧国忧民的拳拳学者之心所感动，也为蒯辙笔下解构的中国当前面临的危机所震撼。对于中国可能爆发的经济危机，笔者也多有论及。化解中国危机，还需多一点历史眼观和借鉴。

1949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期最经典的经济危机案例。由于中国特有的历史和社会形态，1949年的经济危机既表现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性特征，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遗憾的是，中国人一向不够重视经济史的研究。中国人对于1949年经济危机的研究较为肤浅和泛政治化，尚未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六十年后，会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历史再次重演呢？

笔者曾经痛彻地指出，中国历朝历代兴亡更替的根本原因之一，都是公共财政的缺失。是伤于财政，而毁于金融。公共财政之所以缺失，几乎没有例外，都是源于政府机会主义。当然，这一问题具有广谱性特征。全世界各类型经济危机，大体也无法逃脱这一逻辑。

1949年中华民国的崩溃，其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源于公共财政政策的彻底失败。其实，蒋介石先生的完败并非在于军事。蒋先生不懂经济、败坏经济才是他的致命伤。其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失败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1945年之后，国民政府没有能够建立合理有效的财政收支体系，庞大的公共财政支出没有支撑点。急功近利、贪腐无能的国民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支出的巨额缺口，竟然采取滥发金元券这样掠夺性的货币政策，制造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错误的经济政策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政治灭亡。与此同时，共产党统治区展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最终，解放区以不可思议的经济均衡，战胜了国统区的经济危机。

笔者参加工作的时候，接触过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经济工作者，他们对于经济的理解朴实、简单而深刻。笔者曾经说过，解放区的经济工作者，是共产党赢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他们的意义绝对不亚于任何元帅和将军。这很有意思，看似张良和韩信的胜利，其实更是陈平和萧何的胜利。晚年的蒋介石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蒋公日记的有关记叙具有重要的经济史料价值。

不了解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不了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的社会形态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缺乏哲学思辨和历史感悟的中国当代管理者，很容易走入政府机会主义的陷阱。当今中国，已经很难听到中国经济专家独立和深刻的见解。我们轻率地放弃了思想的主权。这一现象，在经济领域尤为严重。

通往天堂的路，从来就没有捷径。投机取巧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最终无不导入地狱之门。

中国管理层应当高度警觉。中国正在制造一个越来越庞大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国正在承受越来越庞大的公共财政支出。中国公共财政收入已经无法继续支持公共财政支出无限度扩张。当公共财政收入无法满足政府机构和个人需求的时候，政府机构和个人会突破道德和制度的边界，成为失去控制的野兽。

中国管理层应当高度警觉。中国已经形成依赖于行政体系的食利者阶层。依附于这个食利者阶层的人口规模应该已经达到一亿人以上。他们在事实上，早已经突破名义财政收入的限制，将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经济细胞。他们实际占有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越名义财政收入，可能已经超过名义财政收入的100%（10万亿人民币）以上。这实际上已经突破了经济体系承受能力的极限。这种特权下的特殊收入结构正在迅速改变中国的经济特征，形成各种中国经济特有的现象，形成中国资产市场怪异荒唐的价格冲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业已变相成为食利者阶层的狩猎场。

中国管理层应当高度警觉。政府的机会主义已经不是一种倾向，它已经成为随处可见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中国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技术层面，往往具有明显的利益导向。政府机会主义会不断吞噬政府信用，政府机会主义会不断吞噬社会财富，政府机会主义会不断降低社会生产效率。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当然，毫无例外，经济危机背后必然蕴含了深刻的社会危机。

中国管理层应当高度警觉。本国的政府机会主义必然与国际投机资本相结合，形成中国食利者阶层与国际食利者阶层的恶性互动。他们首先形成以资本为连接的庞大的财富食物链，而后进一步扩张到政治领域。西方国家推动的弱化中国中央集权的图谋正在成为现实。熟读历史的人们应该明白：无主权从来不能必然带来民主。相反，削弱中央集权和中央权威，在民众无法参政的情况下，必然形成强势资本主导。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这意味着，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可能变相丧失管理主权。国家管理主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国家领土主权。

当今，中国面临的是异常艰难的战略性选择。遗憾的是，中国还缺乏具有战略规划能力的学者和专家。不要以为1949年的国民政府素质很低，就形式而言，他们的素质远远高于由“泥腿子”组成的解放区政府。但是，就是这样一群战略白痴，设计和实施了一整套走向毁灭之路的制度和政策。中国老一代的经济专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新一代的经济专家更注重学历地位和西方理论，他们缺乏极为重要的战略规划能力和实战经验。尤其严重的是，他们普遍缺乏道义感和责任感，存在着严重的立场问题；他们普遍缺乏哲学和史学修养，存在着严重的实用主义倾向。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当前中国的政府机会主义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现象。

现实是严酷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经济增长日趋下滑，经济危机的脚步日渐临近。不能够深刻认识通货膨胀的本质，不能够深刻了解经济危机的本质，就谈不到防范和对抗。

我们应该极其珍惜共产党的宝贵历史经验，我们应该对国民党的历史教训深深引以为戒。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成果。但是，我们必须反对机械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过去没有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也不需要照抄和照搬弗里德曼和凯恩斯。在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完善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仍然需要必要的、理性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其中的核心在于，绝对不能轻易放松管理主权。特别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管理主权。中国近年来急剧地部门和地方分权，在缺乏有效民主制约的前提下，导致了政府机会主义的滥觞，成全了一些机构和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扩张，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必须警觉在集权向民主过渡时期的无主权状态，绝不能允许资本以无形之手窃取中国的管理主权，绝不能允许政府机会主义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性力量。事实上，如何解决政府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对执政党最严峻的考验。

请记住，中国如果发生了经济危机，那绝对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问题，它的真正根源就是政府机会主义。也请记住，经济危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经济现象，这不过是社会危机的一种表达形式。再请记住，任何危机本质上都是管理危机，所有公民统统负有社会管理的责任，也必须承担由于社会管理失败而导致的严重后果。

学者蒯辙先生是笔者的挚友。笔者有幸与蒯辙先生经常切磋，并从不同角度探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蒯辙先生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以简洁质朴的笔法，对当今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深刻的洞见。蒯辙先生没有一般书斋学者的迂阔。他贴近现实和真实，以独特的悟性直逼问题本质，总是能抓住焦点问题，并直接切入制度和政策的弊端与要害。

这是一个浮躁和浮华的年代，这是一个刺激和危险的年代。中国需要有蒯辙这样的，冷静的观察者，思考者，中国需要有蒯辙这样的觉悟者，中国弱势的民众需要有蒯辙这样的觉悟者引领和援助。

笔者看到蒯辙先生的努力，并为他的努力所感动。希望蒯辙先生的努力也可以感动中国。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