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的漏洞
伯恩斯坦主义、考茨基、费边社会主义皆是打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的旗号实际上在本质里实行着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相类似的社会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制度的——按照列宁同志的观点属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之范围。
当年列宁对于第二国际的“老爷”们做过如下斥责：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见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实则是对帝国主义者的妥协。列宁在《俄国革命的问题》里对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与本国教条主义者“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够”的质疑，做了针锋相对的回应：“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77页）
列宁同志将这段驳斥限定在了伯恩斯坦主义者们较为典型的唯生产力论，这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法宝，也是马克思遗留的一个问题。虽然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不同场合、不同著作中都对这一观点予以了补充说明并责备了伯恩斯坦的卑劣行为，但是伯恩斯坦主义者们依旧层出不穷，并且直接导致了第二国际走向消亡。
现在看来，列宁的这段反驳可能掉进了伯恩斯坦的语言陷阱，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漏洞，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方面是不堪一击的，只能糊弄糊弄那些高中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众所周知，脱离生产关系的劳动生产力是不可能存在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非生产力本身——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在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则旧的生产关系就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促使了更高层次生产关系的诞生。至于这种阻碍是什么，修正主义的老爷们卡在这里了：伯恩斯坦们认定，一定是在旧的生产关系下生产力高度发达，而生产关系无法适应这样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则被淘汰。可问题是，既然生产力高度发达怎么还会出现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状况？是不是这是一个临界点？今天生产力极度发达，明天生产关系就落后了，就需要新的关系来代替它？有量化标准吗？如果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比如1800年生产力高度发达了，1803年表现出生产关系的阻碍，那么这种发达究竟是1800年开始还是1803年开始？如果1800年就已经处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阶段，为何1800年不可以进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替工作？如果1803年这一工作进行了，那么又如何能说1800年生产力高度发达？
理论漏洞多多，现实也是如此——首先大面积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均为封建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比如中世纪末期极为落后简直就是刀耕火种的英格兰、尼德兰等地，而没有按照伯恩斯坦们的想法出现在封建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中国。恩格斯对于唯生产力论有过如下论述：经济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是其它因素，比如政治、意识形态乃至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甚至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这段话已经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阐明了道路，同时也对“阻碍” 有了一个全面的说明：这样的阻碍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因素而爆发出来，而更多的是由于地缘政治、本国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等因素而爆发出来，比如 1870年巴黎公社起义，就因为法军对普鲁士战败而引发。而恐怕谁也不能说该社会主义政权加以改造的是已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同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1836年英国的工人运动先是成为了无聊且无意义的“砸毁机器运动”，然后又变成了调和与妥协的宪章运动，直接形成了目前英国国会第一大党英国工党。
总而言之，伯恩斯坦主义者们的第一个漏洞属于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革命所造成的结果，伯恩斯坦在这个问题上不知道属于有意而为之还是好心办了坏事，但是他之后的人则一定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家伙。这一漏洞可以总结如下：既然较高/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不是新的生产关系形成的必要条件，为何生产力因素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阻碍？
我为什么要首先要把唯生产力论这只死老虎先拖出来再打打呢？因为苏联已经很不给力的解体了，1991年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一下子使马克思主义者在各国几乎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各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团体纷纷扰扰全出来了，各种“新观念”“新方法”简直层出不穷。典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说法如下：苏联的国家性质为国家资本主义而非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社会性质是如何形成的呢？“自然是”在生产力不够的情况下强行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接着不少人开始借题发挥，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比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落后啦、什么国家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啦——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本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明里是在说苏联，实际上矛头的指向还是我们自己。关于那个“生产力不够建设不了社会主义”我已经在上一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论证，就没必要再谈了。但是苏联的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强大的、看起来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国家会瞬间走向解体，几乎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伯恩斯坦们的说法就是正确的呢？显然不是。现代的伯恩斯坦们攻击的目标直指苏联国内的一次、二次分配，他们认定苏联的国家政治领袖以行政权力垄断了苏联社会生产的第一次分配过程，成为了事实上的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大资本家，因此，“苏联已经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更不应该、也不能成为攻击苏联社会性质的一个理由。首先，应当说明的是苏联在生产要素、劳动产品的分配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应当具有的公平，体现在苏联的社会环境下即可以表象为苏联所存在的政治领袖的公权力特权化、苏联的城乡差别、苏联的地区差别、苏联存在着独立核算的企业并且由此造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区别，但是这种差别是不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差别呢？不是的。要看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与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首先应当看这个国家的生产资料被掌握在谁的手里而不是看分配如何分配。苏联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资产阶级手中吗？显然没有。苏联领导人的特权促使了这些人向资产阶级的转化吗？理论上有这个可能，特权带来的一次分配不均，特权阶级可以获得更多的劳动产品，造就了不公平的出现，也可以造成最初的资本积累的出现。实际上，苏联应当存在这个趋势。但是直到1984年之前，这种趋势事实上并没有造就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无疑加剧了这一趋势。这种分配过程的不公平并不代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公平，苏联的国家工业掌握在九个工业部门手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负责苏联的本国经济建设工作。那么这些人应当是作为大资产阶级存在的，可他们是吗？不是。
至于第二个、第三个差别，本质上属于各国都客观存在的差别，而且即使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也无法彻底消除的差别。苏联的问题重点，应当是第一个因素，也就是苏联官僚的公权力特权化。这一问题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却不是社会主义自身的痼疾，更不是伯恩斯坦们强调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没有达到一个极高的水平的前提下、强行建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至于这一失误是如何造成的，可能属于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主义自身的问题：斯大林从个人品质上来说属于清教徒式的共产主义者，对于物质要求极低，而苏联建国之初国内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在经济层面上压制了苏联人民的物质需要，斯大林主义带来的“行政命令领导一切”则是从行政上压制了苏联人民的物质需要。而经济总是在发展的，行政命令也不总是万能的，物质需要——尤其是消费性的物质需要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增加的，指望于社会主义领导者的个人品质与人民群众的高觉悟来促使大家从精神丰富向物质丰富理性地、平衡地靠拢的趋势是不可靠的。只要领导者出现一些偏差，那么特权阶级就会顺理成章的出现，动用公权力迅速占有比老百姓更多的劳动产品——官僚主义造就差别，而不是社会性质出现问题。
这个首先由托洛茨基同志指出的官僚主义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两条道路：第一，走继续革命的道路；第二，完善监督。这个问题过于敏感，而且要提起来也不是这么好提的，所以就不提了。要写可以挑个时间写个东西。
说完了伯恩斯坦的第一个漏洞，然后回过头来看一看当年列宁对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申斥。伯恩斯坦的一句口号可以概括其全部的政治主张：最终的目的是不重要的，运动就是一切（《论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而这样的主张也可以说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有的其它类型的社会主义信徒——比如民主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所赞同的一项根本的行动原则。为什么我不说“斗争”而用“行动”加以概括呢？因为这些人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阶级分析的方法与阶级斗争理论。对于这些人来说，和平是他们的信条，调和是他们挂在嘴边抹了蜂蜜的口水，议会斗争是他们狭隘的手段，指望资本主义社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他们天真的幻想。这些人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没形成多大的气候，在共产国际与托洛茨基第四国际里也没搞出多大的风浪，可是在二战后，他们的机会来了，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具体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数量大增，以美国为例，1970年代以来美国最为自豪的就是——本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都是中产阶级人士。何为“中产阶级人士”呢？美国人居然还能量化一番定个标准——家庭汽车两辆，住房两百平方米以上，每年可以有一到两次休假并且外出旅游。可以自主还房贷，家庭年收入12到18万美元左右。
不管怎么说，美国的打造本国中产阶级、西欧打造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大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稳固了自身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面对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情况，伯恩斯坦主义者们又兴高采烈的跳出来了，认为他们的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面对着中国、古巴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往往会抬出瑞典、芬兰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变着手法要我们仿效之，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通过合法斗争，取得资产阶级的妥协，促使资产阶级出台高福利的分配政策，打造本国的中产阶级，才能算真正的“社会主义”，“正常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枣核形”是他们对人民的福音书。
很不幸，伯恩斯坦们在他们最得意的地方形成了他们的第二个漏洞，这一漏洞的出现是他们不了解国际环境、孤立的理解各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要知道，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从来就不是由单个国家简单组合所造就的，而是各个国家存在着的社会化大生产中的行业分工、社会分工乃至国家分工所有机结合起来的。在这一分工过程中“先进国家”——也就是掌握了高端产品生产权经营权的国家无疑处于上层，这些国家拥有良好的工业生产能力与金融投资能力，拥有极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与军事力量，这一切的国家力量直接作用于国家盈利链条，不仅开拓国内市场，而且主要的目光则是开拓国际市场。伯恩斯坦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革新不断的、极大的提高着劳动生产率，传统的无产阶级呈现转变成为“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的趋势，而没有看到这一过程背后的世界市场的因素。如果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看，西方各国都已经处于人口增长极为有限的时期，靠增加的人口来扩充本国市场已经不现实，如果提供超出于本国市场需要的劳动产品则必然会造成供大于求，生产过剩以危及到再生产的过程。而如果本国市场没有那么大的容量，永无止境的技术革新又有何意义？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革命，第一要务应当是开拓世界市场、提高世界市场占有率。而非直接服务于本国人民。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本国市场容量有限，而国际市场呢？容量也不是无限的。为此，“上层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可谓是绞尽脑汁，1900年以前全球殖民地化，只在本国发展工业化大生产，而将除本国以外的殖民地国家全部作为原料产地来剥削，这样使财富向本国集中；1900年以后不仅继续进行剥削，还以科技革命为契机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产品进入了世界市场，比如1910年美国的福特汽车率先使用流水线、标准化生产提高了700%的劳动生产率，使集中到本国的财富越来越多，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提出了一定的调和措施，比如增加福利、提高工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提供部分股份给工人之类的，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所造就的中产阶级社会，这就是基础。
当然，谁都会明白，这样的一个基础是不稳固的，是随时都处于倒塌的危险之中的。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可以是1950年以来的“美国梦”：1950年以后美国进行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一次革命给西方世界造就的最为深远的影响则是大型的社会生产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以及创意产业、文化产业的转变，纵观美国六十年以来的产业战略，无不深受这一社会革命成果的影响——首先是将工业革命带来的产品生产转移出去，保留部分电气化革命成果以保证本国的技术优势，比如东亚，1950年美国将低端产品的生产首先外包给了日本，1960年以后韩国也加入了进来；而到了1970到1980年代以后，形势变化了，日本、韩国开始在电气化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同美国展开竞争并且几乎迅速取得优势，而低端产业则外包给了中国。显而易见这样的竞争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1970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不再执行金本位制，直接目的则是出于耍赖的需要：一方面通过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来维持自己的优势，一方面找到了金融这个看不见摸得着的东西作为保持自己优势的工具，接着就是日美的《广场协定》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中国在1990年以后也作为一个玩家加入了进来，在2006年左右提出了“产业升级”，而且几乎是一个升级要升级完成美国两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并且直接与美国展开竞争。从时间上来看我们已经落后了，因为1990年以后的日本已经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同美国展开了竞争，而美国除了金融措施加以应对之外毫无办法。现在中国也加入了进来。
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入世界市场的玩家越来越多，而传统的“先进国家”维持自身技术优势以保证极高的国家利润的难度越来越大——一个池塘里以前只有一个人捞鱼，捞多少都是他自己的，现在一下冒出来三个人捞鱼，第一个捞的人自然就捞少了，第一个人就想，我要发明新型的捕鱼装置，先是用网捞，然后用电打，可问题是现在后面两个人也学会了这样的方式，大家都在用电电鱼，第一个人想保持技术优势，要么发明更好的办法，要么就是动用金融手段把后两个人卖鱼得来的钱都骗来以维持自己的高利润。喏，这就是美国赚钱的秘密。而美国的“中产阶级神话”，就建立在这样的秘密上。
东亚如此，而西欧也是如此。只不过西欧更像是美国的管家而不是竞争者——西欧是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尤其是马歇尔计划与北约组织建立以后简直成了美国的后院，就拿福利最高的瑞典来说——瑞典人有句话——瑞典是美国的情人。这句话应该没有人不懂。问题是老公可以大把大把的为情人甩钱，老公抛弃情人的时候情人又怎么办呢？
因此，总结一番：以美国、西欧、北欧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神话”是建立在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世界市场高端产品生产的位置、并且拥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料、低端产品的定价权的基础之上，在其它世界国家比如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纷纷在高端产品上与欧美国家展开竞争的现实国际环境下，则欧美国家这一领域内的优势将被逐步压缩，直接可以导致本国的国家盈利越来越少，从而危及自身中产阶级与高福利政策的安全。这一过程在1974年左右体现出一次，由于石油危机直接导致美国中产阶级萎缩；为了抵消这种劣势，欧美国家在新的科技革命并未到来之时采取了金融手段救急，靠剪同自己竞争的国家的羊毛来维持本国中产阶级的健康。这一过程可以说体现了帝国主义国家最为卑劣无耻的一面，但是同时也阻止不了中产阶级逐渐衰退的步伐：“90%的美国家庭收入自1973年以来就没有实质性的增长，而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收入却增长了至少三倍，最富有的15%的人口收入的总和占据了收入总和的55%以上，最糟糕的是流动性收入也逐渐减少，同时育儿、教育、住房、汽油、食品的价格也无一不涨。2007年的房贷危机更是让许多原本希望靠房子升值过活的中产阶级希望落空了……顶层的豪华公寓变得越来越大。中间的公寓变得越来越拥挤，底层人满为患。更糟糕的是，连电梯都坏掉了。这一点是最最令人沮丧的。”（哈佛经济学家拉里.凯茨）现在美国金融手段要玩到头了，奥巴马昨天讲话又祭出产业发展的旗子来，可是问题在于：现在进行第四次科技革命，世界各国都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且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一场科技革命会给美国那么多机会吗？
既然西方世界的本国无产阶级“泛资产阶级化”是这么来的，那么伯恩斯坦主义者们的“通过中产阶级大量形成并且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个无本之木的笑话。因为中产阶级自身就是不稳定、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消亡的阶层（注意，是阶层而非阶级），想通过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没有自身的意识形态的阶层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被资产阶级收买了的”（列宁同志语）“社会主义”，一个“中产阶级”，把伯恩斯坦们的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本质体现的足够充分了。
而这些，又岂能是伯恩斯坦们能理解、支持、践行的了的？
条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