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狂热的西方宪政民主的吹鼓手——评《炎黄春秋》今年第五期“印度的宪政之路”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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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今年第五期发表思源写的《印度的宪政之路》一文，竭力宣扬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
作者把印度的宪政民主制度吹到天上去了。认为，“未来十几年印度的发展速度将超过中国”，印度“犯罪率很低”，“印度堪称新兴国家中最完善的宪政民主体制范例之一”，“被誉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作者认为，印度国情与中国最为接近，都是历史悠久，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国民素质低，历史包袱重，建国前的经济基础也都十分落后。但是，“印度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使自己最主要的弱点变成了优势，而且推动了社会进步发展”。印度就要超过中国了，这有多么了不起！作者认为，根本在于制度，印度的“政治制度功不可没”。言中之意自然是中国要做到这点非得好好向印度学习，以印度为榜样，把宪政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国来不可了。
说别人怎么好，就非得说自己怎么怎么不好，否则，就比衬不出来。作者在盛赞热赞印度的同时，用影射、丑化、揭露疮疤的方式竭力贬压我们自己。作者说，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各党为争取权力，是争的议席多少”，“而不是通过抓枪杆子笔杆子夺权”，“60年来，印度历经重重挑战但仍能生存下来并蓬勃发展，就是因为它捞到了一个真理——在没有单一的权威的意识形态情况下管理国家”，“选举的逻辑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支配其他人。在这里，只有选票可以决定权力的更替。”作者说，“印度的经验再次表明，宪政民主体制具有较大的弹性，对缓解社会矛盾具有较强的协调能力”，印度“政府作为定期获得人民授权的公仆，也不得随心所欲、胡作非为、折腾社会。在印度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那种针对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在印度的宪政条件下，也不可能‘高举三面红旗’，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更不可能出现一个领袖，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竟导致整整十年的全国性浩劫。宪政民主被各界视为印度长期发展的可靠的制度性保障”。这样一对比，作者觉得印度的民主凸显出来了，印度宪政的活力也凸现出来了。既然印度的宪政民主“成为印度长期发展，可靠的制度性保障”，而中国恰恰缺乏印度这种制度。当然啰，中国的现行制度对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靠的，也是不能成为保障的了。
作者高调吹捧印度宪法。说，“每个印度公民都拥有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表达、信仰、集会、结社、迁徙以及选择职业和行业的自由。这些权利保护每个印度人，使其避免由于种族、种姓、宗教、性别和出生地等原因而受歧视。”但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印度社会仍存在着许多贱民歧视，种族种姓歧视、女性歧视等等丑行，这些作者在行文中是完全不顾及的，对于印度的新闻媒体，作者给予了强烈关注，说：“印度全部新闻媒体均属于民办，没有官办新闻媒体，没有任何主管部门对于媒体的编辑方针进行限制和干涉。”这句话似乎在说，印度媒体是完全不讲舆论导向、舆论调控的。这既不符合事实（不符合普天下各种制度国家的事实），又是安下了一颗钉子，隐射我们中国自己。作者还用无限欣赏的口气赞颂“印度媒体一向以思维活跃著称，……成为印度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种政治力量；对于监督政府运作，增加国家管理的透明度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有了公信力和信誉度，因而在印度社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非常大。”可见作者是如何热衷于使媒体成为制衡政府、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这支力量已有公信力和信誉度，又有号召力和影响力。但是令人生疑的是，我们从印度媒体中经常听到诋毁中国，损害中印友谊的不和谐噪音，也是其公信力和信誉度以及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表现了。这是向谁彰显公信力，又是对谁抬高信誉度，又是号召和影响印度社会去做什么呢？我们从作者的文章中饱览了作者对印度方方面面的吹捧，却未见用一件简单朴素的事实来反映和支持这种吹捧。
作者对于印度民主的推崇，莫过于吹捧印度的普选制度，认为，“印度普选制下的社会动员迅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意识。……印度民众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政治热情，选举的结果基本上反映了民意。……打破了印度传统社会中特有的封闭性和落后性，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开放。这无疑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方向。”在作者看来，普选制具有如此大的神通，它能促进社会的变革和开放，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方向。言下之意自然是如果不采取普选制，这个社会就注定封闭、落后下去了，谈不上社会能够向着进步的方向前进了。这个观点是作者的观点，当然也是《炎黄春秋》的一贯认识。本期另一奇文：“改革的可持续性决定执政的可持续性”，宣扬的也是这个观点。该文认为，近60年来，中国一直未实现当初在《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公民普选权，既未与国际接轨（例如与印度这样的国家接轨），又抛弃了57年前的民主承诺，“中国60年来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又何从体现”？两篇文章对照着读，人们很容易读明白，只有印度那种实现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谈得上优越性，而中国当下实行的政治制度是无从体现任何优越性的。由此可见，作者在下一个制度孰优孰劣的断语时，是完全不顾及中国在民主发展、制度选择等方面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具有什么样的国情的，这种不顾实际国情、信口雌黄，是思源这伙人再也治不好的痼疾。但是当着作者在讲述印度的种种好处时，人们不免要再之生疑：既然印度的政治制度如此优越，社会民主如此深入人心，但数十年来印度政坛的种种变异，政权的种种更迭，国大党的几次落败以及英甘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全印度强制实行“紧急状态”，又应作如何解释？作者称这是宪政民主制“初期的不确定状态”，而现在则走到了“根深叶茂”阶段，这个制度已经“成功定型”了。人们真是佩服作者敢于如此给别人，给资本主义制度拍胸脯，打保票。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
作者在渲染印度的宪政民主制特别是具有活力、具有弹性和协调能力时，人们特别注意到作者在引文中讲了一段印度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对私有制经济的倚重。这使人们马上想起了这位作者先生多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地狂热吹捧私有化的吹鼓手的身份活跃在中国的意识形态界。虽然作者的署名隐去了他的“曹”姓，在亮明身份时，挂的是“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的头衔，似乎使人一下想不起来这位曹思源先生究竟是谁来，但是他在文中多处吹捧私有制，例如热赞印度全部新闻媒体均属民办，说“幸亏印度宪法从来就保护私有财产……故私有经济的发展如鱼得水，没有体制性的障碍，没有‘所有制歧视’问题……目前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超过GDP的60%。”对私有制如此情有独钟，情意万种，为私有化唱赞歌的狐狸尾巴还是让人绝错不了眼地露了出来，抖动起来……
为了增重宣扬印度宪政民主无比优越的砝码，作者在文章的最后竟以中印两国在国际上“被接纳”的程度上的差别来作出证明。作者说：“中印两国的崛起，在国际上的接纳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别。全球‘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却未闻‘印度威胁论’。对于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不仅没有顾虑和猜忌，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还纷纷予以协助和鼓励。这究竟是为什么？待遇如此悬殊，关键究竟何在？说透了，就在‘宪政’二字。”真是画龙点睛啊！这段话可能是作者颇为得意的“妙笔”。它既是吹捧印度的颂辞，又是砍杀中国的杀手锏。但是这段话也恰恰暴露了作者是完全站在西方立场上思考问题、做出判断的。西方国家和印度同属资本主义世界，按照西方世界特别美国奉行的“价值观外交”的方针和政策，美国、西欧和日本对印度“纷纷予以协助和鼓励”，那是天经地义，他们怎么可能呛呛“印度威胁论”呢？怎么会对其产生顾虑和猜忌呢？对于中国，那就不同了。他们打着“中国威胁论”的旗号制造空气，心底里把中国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把中国当作最大的假想敌和潜在对手。西方国家的反动力量亡华之心从未止歇，必欲置华于死地而后快。中国在他们眼里是没有戴上无数国家帽子的无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一言一颦，一举手，一投足，怎么可能不产生无穷的顾虑和猜忌呢？而按曹思源先生的观点，如果中国也实行了宪政民主制度，则“中国威胁论”的调子就不会“甚嚣尘上”，而必然是烟消云散了。对中国也就不会再有“顾虑和猜忌了”，也就能享受到那种对待印度那样的含情脉脉的“协助和鼓励”了。这位曹先生就是如此如饥似渴地亟欲在中国实行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的。人们不会看错，只有这位万变不离其歌颂私有化之宗的曹思源先生才能写出“印度的宪政之路”这样的文章来，而且也只有《炎黄春秋》这样以宣扬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为自己天职的刊物，才能为这位曹先生如此慷慨地提供版面和阵地。这是人们意料中的事。
（《环球视野》2010年5月24日第2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