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时代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即便宝贝藏在犄角旮旯，也会有人找到他。大虾们更是搜宝寻珍的强中强，特别感谢左克网友。感谢是他把高尚全老先生五十多年前的文章展示在俺眼前。满足了我“开开眼，嗅一嗅那带着沉重历史味道的文章”而且真的嗅到了历史的沉墨余香。

我是个俗人所以也就比较小气，只要被误解就一定解释。我可从没怀疑过高老先生五十多年前的12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文章。倒也并不是我容易轻信，若我在27岁，有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更甭说还是第二版，就是在副刊一个犄角旮旯有我的名字（哪怕是同名同姓呢），我都可能把这张报纸好好保存，（好几亿人啊，有几个人的名字能上党报？）即便是我儿子不认为这是他老子的骄傲，不把这张报纸当成传家宝，等我去了八宝山，也一定不会忘记带上这张报纸。高老先生能够精确记忆到某日、某版，不仅念念不忘，且常常以此文章作为自我介绍的开篇，真的让我很羡慕，要不怎么能够对高老先生表示敬佩呢？

网友左克把高老先生的文章贴了出来，非常感谢他。拜读过五十多年前的文章，别说，还真闻到了那个时代的墨香，那时的文章真是有骨有肉有根有据。尽管所列举的事儿，让现代人看起来像讲故事。但是，文章的观点和建议却都是建立在所罗列的大量事实之上，通过表面现象发现问题实质，通过具体分析得出最后结论。哪像我这种从概念到概念，从文章到文章，从假设到假设码字码出的垃圾贴。就是《人民日报》与时俱进到了今天，似乎也把五十多年前的文风给具尽的差不多了。E时代有谁还懂得什么“文牍”更甭说还加上了“主义”。今天就是看高老先生自己的文章，和当年相比也大大的退步了，少了墨香味多了陈腐气。他现在的文章中就充斥着大批判文风留下的烙印，大量旁征博引领导讲话，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自己助阵，糊弄吓唬老百姓，还不断把陈腐过时的观点用时鲜的句子包装后，再来证明他的新思维。

把高老先生五十多年前的文章看完后，我偷偷一乐“我顾、我望”的似乎还贴谱。当然，也证明高老先生发表的文章也完全扣题（我就思忖着，跑了题的文再怎么也上不了党报不是）。只是当时文章的标题是“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并不是现在高老先生自述的“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若网友左克贴上来的文章没有错儿，那我就要批评高老先生。为什么把自己五十多年前的文章标题偷偷改掉了一个字儿？（按说批评别人应该在做过核实后，但我这点本事，在网上搜了一遛够愣是没找到。最近，有个感觉似乎别管用什么“狗”，越来越搜不到想找的东西了，不知这是不是个错觉）。如果有那位网友发现左克转发上来的文章确实有误，也转贴上来，我立马宣布，我关于高老先生偷改标题的话全是P话。

“望文生义”确实不是好文风。对一个俗人和对一个专家其实都一样。但是两者间影响力和破坏作用显然大大的不同。既然是显然不同，一个俗人嘛，就不必按专家的标准苛求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自然也该降低些。（否则都按专家标准要求俗人，俗人还不得让嘴一半儿的功能都变不遂了？俗人和专家同一标准，岂不是也让专家太没面子）我说了一箩筐P话还没有高老先生打个喷嚏影响大，因此，若冒犯了老先生，有您的资历和声望在，我是自讨其辱。您要是动动手指头，我可就体无完肤了。

高老先生就是高，所有他介或自介，1956年12月6日发表在党报上的文章时，标题均为“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就是高老先生最近发表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9期的文章也是这样。记忆精确到五十年前的某一日，居然会把文章标题中关键一字记错，如果高老先生有选择性记忆的习惯，就不清楚是不是成为专家的秘门绝技了。当然，也未可知是不是高老先生在无数次的自复和他复中，已经确信五十年前文章标题就是“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假如俗人要变为专家这是必备特质，那我宁可还当我这俗人。

为什么非抠文章标题呢？可能是我愚昧，也可能是我过于吹毛求疵。但我的俗见是觉得“治权”“主权”不是一码子事儿，企业的“治权”是管理问题，而“主权”就一定要涉及所有权了。从高老先生其后的人生经历来看，真有可能五十年前说的确实是企业“治权”问题。何以五十多年后，又要喋喋不休地说成上企业的“主权”问题呢？不会是非如此不能显示一个人的远见和一贯正确？非如此不能证明体制改革先驱是五十年前的那个27岁的年轻人？

读完五十年前的文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计划经济最初的建立阶段，文章作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企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改进的建议。可他并没有从罗列的现象中，得出企业管理发生的问题其根源是计划经济体制所致。他是发自内心的希望，新中国的国营企业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更好的运营。高老先生的文章最后有一句点睛之语：“总之，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让企业有一定的自治权，是精简国家机构、节约开支、提高企业积极性和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的重要措施。 ”至于说，企业有了他老人家说的那个治权后，有没有精简国家机构作用？看看现在的情况似乎P用没有。是不是可以节约开支、会不会提高企业积极性，一个27岁的年轻人未准就清楚，但肯定可以这样说。他所提出的问题若能得到纠正，确有节约开支和提高效率的作用。至于说这么做还是“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的重要措施。”显然是套话和空话了。官僚主义又不是由于企业缺少治权产生的，怎么可能因企业的治权大了就被克服呢？改变机关工作作风，克服机关工作中的文牍主义、事务主义，同样和企业有多大治权关系不大。当然，作为一篇年轻人的文章，说上几句时兴的话儿，能理解也很正常。

看过高老先生的文章，发现他真的是年轻老成，慎重又讲分寸，这应该是他顺利人生的关键。如果当年的年轻人个个都像他这样，该有多少年轻人能避免不是因思想仅仅因“出格”而遭受挫折。高老先生27岁时的文章竟然比他五十年后的文章还讲究分寸，这确实是他不同常人的地方。标题中“一定的”这个限制词，就使得“自治权”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被完全控制。这样的话题对于一般年轻人来说，为了吸引眼球很可能会把文章标题变成“企业一定要有自治权”。“要有一定”和“一定要有”的结果，可能就是“冰火两重天”了。其实高老先生的这种讲究分寸的性格，即便是三十年后也一如从前。当他的文章再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时，用的标题仍然极有分寸《有效地实现计划与市场内在的统一》。看标题，作者要表达的是将“计划”“市场”有效的实现内在统一。并非是要限制“计划”和扩大“市场”。但看到这篇文章出台的背景，后才发现这时的高老先生已经不是老成和极有分寸了，几乎达到了老谋深算的程度。

在网上搜到广州日报记者一年前对高老先生一个访谈，介绍1987年这篇文章的背景时有一段对话：

“记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了高频词，改革开放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那么，“市场”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

　　高尚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世界范围内有100年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就是强调计划经济作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让市场发挥一点补充作用。1985年初的时候，我就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提到过“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个提法的不匹配问题，这两个概念不是一个层次，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调节手段。而且这种提法还容易使人觉得有点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了的味道。 ”

高老先生在1985年时就非常明确的强调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个提法的不匹配问题，并且非常清楚社会制度和经济手段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可是两年后的1987年，他发表文章竟然是要有效实现“计划”和“市场”的统一。从这篇文章的标题看，仍然只讨论手段问题，不仅不涉及社会制度问题，连经济制度的问题也不涉及。可见高老先生的小心谨慎和深谋远虑结为一体的时候，他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家。高老先生批判的“传统观点却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是资本主义”，确实是传统的一锅糨子，即便是在“计划”“市场”后面加上“经济”二字，和政治制度仍然是两码事儿。高老先生的对手们居然是这种水平，这场正规军对盲流，专家对白痴的较量，在较量的开始结果便已经出来了。

我曾夸过高老先生是“中央政策的代表，改革形象的代言，正确方向的指路标”，记者访谈后面有一句恰恰证明了这绝不是妄言，高老先生确实名副其实。

“记者：您在1987年的时候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有效地实现计划与市场内在的统一》，其中就谈到了计划与市场都是一个手段，并不关系姓社姓资的问题，5年以后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明确作出了科学结论，从此基本结束了计划与市场的争论。

　　高尚全：是的，这是在1987年8月20日，党的十三大报告征求意见的时候，我提出了三点意见：......”

哈哈，咋样，“是的”多好的回答啊。五年以后总设计才明确作结论，从而基本结束了争论，可五年前高老先生就有了明确论断。2005年的高老先生，已经到了与圣人同样“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真可是“口无遮拦、信口开河”，还能做到“不逾矩”，圣人啊。可我就不相信，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是一时念起之作而非深思熟虑之举。如果是这样的话，高老先生和您年轻时相比，您的变化咋会这么大呢？

我说读高老先生文而嗅到历史墨香，绝对不是我拍马P。一个人若没有经历过上世纪的50年代，简直真是件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儿，高老先生不仅经历过，而且还为那个时代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正因于此，对他的崇敬油然而生。但是，高老先生的成长之路现在的年轻人学不了啦，相信从今以后，不要说超越，永远都不会再有年轻人能步其后尘。

历史的看，辩证的看，并不是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要再走上世纪中期的路（此一时彼一时，过去了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上个世纪中期，中国人的平均年龄35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还未到耳顺之年，人民总理也不过才到知命之时。若说高老先生年轻，可他谋差的那个部的部长也就比他年长17岁。在战争废墟上诞生的新中国，所有一切靠的都是些毛头大伙儿和小伙儿。新中国要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下重建国家，所有一切都是在摸索中前进。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计要如何划，他们不是吃螃蟹，而是没见过砒霜巴豆却要尝百药。因此，出现高老先生文中如同故事一样的事儿就不奇怪。高老先生说“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世界范围内有100年了”不知道他说的那个计划是个啥计划，总之，按照以往所说“计划”，应该是苏联开始，中国继承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苏共垮台时也就七十来年的历史，前面近三十年不知是谁和谁在争“计划与市场”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肯定从没进行过计划经济，但对市场经济肯定有经验，至少是有认识。

一个刚入不惑之年，曾经闹革命的部长，带着一帮子毛头小伙儿（其他部委的情况肯定都差不多），搞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计划经济”，刚开始时的“计划经济”肯定搞的是七不像八不像。甚至还带着浓浓的市场经济痕迹。但在付出代价之后，新中国在计划了一个个五年之后，终于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可那时的人学问不高，专家不多，顾不上遣词造句儿，也编不出“计划出现的问题是因为计划不彻底造成”这样的理由，更不会说中国封建统治几千年，国民党反动统治几十年，是计划阻力、建设问题的主要根源。即便是用现代的眼睛去看那段历史，都应该肯定和歌颂，那才是真正每时每刻都在创新的国家和时代。今天号召用刀叉，犯的上全面否定当年用筷子吗？

看高老先生文章，发现他老人家几十年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的文章和讲话很提气，但也提得让人真觉得肝儿颤。尤其是若对他老人家的观点发表不同意见后，要没有心跳加快血压增高的反映，那一定是没有看过他老人家个人介绍和《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他老人家不仅观点正确，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甚至还直达天庭。真是心深难测，我哆哆嗦嗦摘了高老先生的一些语录，。

“我希望中央十三大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铁映同志把我的材料转送中央领导”

（中央十三大理论的突破，高老先生您可是功不可没啊。连毛泽东思想都是集体智慧结晶。不会是李铁映同志把您老人家的材料送中央领导后，又有了下面的再送中央高层，才有了十三大理论的新突破吧）

“新上任的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选择了以理服人的做法，通过向中央送了两份材料，影响中央高层决策。我当时是陈锦华的助手，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晕，向中央送了高老先生材料，意图影响中央高层，有这么以理服人的吗？）

“这两份材料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当然，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小平同志。对全党通过的十三大报告，小平同志说一个字都不要改。”

（您老伟大，您老客气。怎么能仅仅是重要参考呢？小平同志都全盘照收，应该用“关键性、决定性”的词汇来评价嘛，）

“温家宝同志是我们起草组的大组长，他后来对我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写入决定他也没把握。我说，既然你赞成，我就有信心了。后来家宝同志给江总书记汇报，江总书记后来就把我写的‘应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材料批转给各政治局常委，各常委没什么意见，就确定下来，写入决定了。 ”

（您老可真是了得？看过之后有谁还说心跳血压没反应？若不是江总书记把你写的批转政治局常委，连温总理对你的意见都感到没有把握。）

你确实很不得了，2001年在深圳召开高级顾问会议“我即席讲了几条：第一条是‘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呢，是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基础’；第三是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第四是民主政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

（不知道您2001年的这个“以民为本”和胡总书记2003年七一讲话时提到的“以民为本”是不是同一个“民”和同一个“本”。您不会是说~~~~~~~？算了不说了。）

想哪说哪，没小心把话扯远了。还回到高老先生五十年前的文章上来。

说实在的您二十七岁时地位没有三十几年后那么显赫。但您的文章拿捏得极有分寸，尤其是对领导（可不像现在的您）。您反对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一看便知是反对机关的“店小二”。您原话“因为部长、主任、司长、局长等领导同志都很忙，如果走进他们的办公室就会确实感到他们是够忙的，电话铃不断地响，来人不断地找，公文电报源源而来，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着，他们很少有时间来考虑问题，而且许多事情也只有靠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来管”我要是个部长、主任、司长、局长五六的，看了你的文章心里一定会觉得暖暖的。有这么好的小伙儿，这么理解领导的辛苦，今后一定要大加重用。您反对“店小二”的官僚主义，好，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您的圆滑还体现在，反“店小二”的官僚主义还不忘对“店小二”必要的安抚。看下面一句：“‘小二’们也有苦恼，因为他们当不了家，常常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有时候，局里的意见给部里否定了；部长同意了，管具体工作的同志不同意；部里的意见又给计委、经委或建委否定了。”当然在为小二说话指责上司的时候，则用这样的词汇；“局里”“部里”“计委、经委或建委”。“小二们”晕吧。一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儿啊，能周到到这种程度，不易啊。谁有幸能和这么一个小伙儿做同事儿，不知道会是啥感觉？

当然看过高老先生1956年12月06日发表的文章，我说嗅到了五十多年前的墨香。也绝非泛泛的溢誉之词（我的大实话多过高老先生的自吹自擂）。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部长同意了，管具体工作的同志不同意”，在五十年代居然部长同意了的事儿，管具体工作的同志竟敢不同意？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具体工作的同志”是不是该琢磨着下岗待业以后能干啥了。别说现在在部长身边工作的同志，处长、科长同意了的事儿，有那个小二儿敢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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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写完后原只想把网友左克转贴高老先生五十年前的文章附在其后，我想很多网友大概也搜不到看不着这篇文章。可发贴前用“百毒”搜了一下“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文章虽然没找到，但是搜出高老先生大概是发表在《人民日报》2002年1月10日第九版上的题为“加快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的访谈文章。又有新想法就也附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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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这次访谈，大概是面对《人民日报》记者，高老先生的记忆完全恢复了，他亲口所说文章的题目确实是“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对当年的文章有一个还算客观的分析。他说：“实际上，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深刻，没有认识到其实质是计划经济体制问题，只是觉得企业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权（呵呵，狡猾），否则会导致办事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文牍主义。”

我曾说过，高老先生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看看高老先生的成长经历，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人明白今后该怎么做，自己看着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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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高老先生1956年12月0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上的文章

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　　

高尚全

让企业有一定的自治权，以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克服官僚主义，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 厂里自治权过小，中央主管机关集权过多、过细，到底有什么弊端呢？ 第一、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财力的浪费。由于中央主管机关管得太多、太细，企业的许多事情都要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即使是很小的事情，如盖一个厕所或买一架打字机也不例外。一般请示或要求上级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一、派专人来京；二、写公文；三、发电报；四、打电话。 先从企业派专人请示来看，以第一机械工业部为例，各企业派到北京来办事的人，每天有一千人以上。据10月23日的统计，这一天住在部内招待所的企业人员达一千四百四十四人，其中以西安仪表厂最多，有九十九人；洛阳拖拉机厂次之，有五十四人；一般企业派四人至八人最为普遍。据说在平时招待所最多每天住一千五百多人，最少也有一千二百人以上。几乎每个企业都派有专人常驻北京。这些同志来到北京后，一般要经过好几“关”才能把事办完，最多的要经过 “九关”，即局里“四关”（科员—科长—处长—局长），部里“五关”（科员—科长—处长—司长—部长）。他们普遍反映：来北京办事要比关云长“过五关”还难。据招待所的同志说：企业里的同志一般来北京后，最少要住上一、二个星期，最多的达十个月。一位厂长说，厂里来北京办事的人都摸索到了一条“经验”，就是到北京下火车后，首要任务是买一张北京日报，先瞧那里可以看戏，那里可以玩，那里有展览会。他们认为反正上面办事不会那么快，“看” “玩”几天，何乐而不为呢。 再从写公文、发电报、打电话来看，第一机械工业部（不包括局、院）每月收、发的公文达三万件以上，据统计，8月份共收发公文三万三千零六件，电报二千零四十二件。 中央对企业要的统计报表也太多、太细，例如企业的设备要逐台统计上报。因此不仅造成报表多，而且报上来就是一大本。仅第一机械部第二机器工业管理局1956年的统计报表就重达八吨。企业里的同志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报上来后，到底有人看吗？谁来看这些报表呢？ 上面所举的例子只是可以直接看到的一些，而更严重的是：层层扩大了组织机构，增加了人员编制。由于企业的权限小，许多事情都要通过派专人、写公文、发电报，以及打电话等方式来请示解决。不管那一种方式都需要人来做。例如，写公文就要拟稿、会稿、审核、打字和收发；派专人，一来就要几个人，厂长来了要带科长、工程师或科员。到北京来后，就要有人招待，仅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招待所就有一百五十多个工作人员。总之，这些事不仅企业要有人办，而且局、部、委员会等中央机关也要相应地增加人员编制。于是就形成了“机构越整越大，人员编制越编越多”的现象。而且有效劳动很少，正像第一机器工业管理局的一位科长说：“我们整天就为这些事跑腿、扯皮”。显然，如果企业有一定的自治权后，有些事情就可以不必派专人了，也不写公文、发电报和打电话了，厂里的人就可以减少，中央的机构和人员也可以大大的紧缩。 第二、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拿财务管理来说，厂长只有五百元的机动权，超过了五百元就不能作主。企业的利润要全部上缴，不能留出一部分由企业自己支配。这就是说，职工跟企业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及盈利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的，因此也不可能对它感到十分关心。如果规定企业利润留出一定的百分比给企业自己作扩大再生产和改善职工福利之用，这样就有一种物质力量促使职工人人都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精打细算，降低成本，群众性的管理和监督就会很自然地实现。这对国家、对企业、对职工都有好处。 给企业一定的自治权，也就加重了企业的责任感，会促使企业更主动更积极地设法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目前由于中央机构管得太多、太细，有些企业往往认为反正我们没有办法，困难问题只好提请上级解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依赖思想。 第三、助长了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中央机关管得太多、太细，能否管好呢？事实证明，什么事都管，什么事也不容易管好，而且也管不了，反而滋长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因为部长、主任、司长、局长等领导同志都很忙，如果走进他们的办公室就会确实感到他们是够忙的，电话铃不断地响，来人不断地找，公文电报源源而来，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着，他们很少有时间来考虑问题，而且许多事情也只有靠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来管（如第一机械工业部基本建设计划是由该部基建公司计划处管的，实际是处里一个人管一个局及其所属各厂的计划）。企业里的同志都怕这种“小二当家”的作法，认为这些同志对下面的意见往往不很好考虑。“小二”们也有苦恼，因为他们当不了家，常常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有时候，局里的意见给部里否定了；部长同意了，管具体工作的同志不同意；部里的意见又给计委、经委或建委否定了。因此，使企业觉得不好办事，不知听谁的好。 反过来看，如果中央机关多管一些原则性及较大的问题，一般性的问题让企业自己作主去解决，领导机关就不致陷于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里了。 为改进上述情况，在国家统一计划下，下列几方面企业的权力是值得考虑和研究的：如在技术管理方面，让企业有权采用新技术，发展新品种，在一定范围内企业的技术措施及增添新设备可由企业自己作主，不必经中央批准；在计划管理方面，让企业在保证完成年度计划下，有权修改季、月度计划，因时制宜地加以调剂平衡；在财务管理方面，让企业有一定的利润分配权，以提高职工的生活福利，鼓励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在人员组织管理方面，让企业有一定的权限招聘和使用人员，因地制宜地使用人员或设立必要的组织机构，中央可不作硬性的规定；在对外关系方面，让企业有权同外界建立协作关系，固定供销关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不能同外界建立固定的供需关系，只能靠国家定期或临时平衡，因此这个厂需要的自动机钢被平衡到由重庆供应，每吨运费达六十八元，如这个厂直接同本溪钢厂建立供需关系，每吨运费只需十二元。 总之，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让企业有一定的自治权，是精简国家机构、节约开支、提高企业积极性和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