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经济理论》(全书文稿)
三川学术
私有经济理论
1 引论
1.1 本书的研究目标
中国自二十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80年代至今所实施的“经济改革”的基本线索是产权制度变迁:前30年1是以生产资料(土地、矿产资源和企业资产)所有权的“集体化”和“国有化”为核心的“公有化运动”,而后30年2则是以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矿产资源私人开采、一般工商业的私人经营和公有制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为核心的“私有化运动”。过度重视形式上的公有产权而忽视管理和经济绩效下的公有化运动的悲剧性结局已经历史性地证明了简单地追求形式化的公有产权制度不仅使社会主义追求全体社会成员整体生活质量最大化的目标越来越远3,并最终将若干国家的社会主义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导致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的自杀式死亡(如前苏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家)。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倒台的原因几乎都同出一辙—经济上形式化的公有制、经济集权以及政治上的集权和封闭。中国虽然避免了前苏联式结局,但是,在最初的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几乎完全走的是苏联式道路(苏联模式)。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苏联模式4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1、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0年代末大约三十年的时间。
2、即1980年代初至现今大约三十年的时间。
3、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被归纳为三大基本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
4、苏联在1917年至1990年间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以高度集权的经济计划、公有制和宣扬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社会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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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追求纯粹公有制的悲剧结局中返途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其它曾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似乎极其自然地走向了私有制,私有化也似乎成了经济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必然逻辑结论以及经济和社会制度殊途同归的必然历史结局。事实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也正是遵循着这一逻辑和过程演进的。公有化运动的悲剧性结局缘起于过度追求纯粹形式化的公有产权制度,而不是通过安排有效率的企业治理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来实现企业绩效以整体性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然而,与公有化运动相反的是,私有化运动则是沿着追求形式化的私有产权制度这样一条道路不断“前进”的。笔者怀着一种极端不安的心情对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运动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研究。令人震惊的是,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最近一次私有化运动与1950年代所进行的最近一次公有化运动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就是追求所有权制度的形式主义:公有化运动是追求公有产权形式,而私有化运动则是追求私有产权形式——两者都几乎毫无偏差地将经济效率的差异归结为所有权制度的形式上:在公有化运动中,居于运动决定地位的主流政治理论、主流经济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都一致地认为,公有制是效率和公平乃至实现社会主义的保障;而在私有化运动中,居于运动决定地位的主流政治理论、主流经济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都一致地认为,公有制是经济效率低下的原因,而私有制是经济效率高上的原因。前者是从资本主义的弊端中得到的结论,而后者却是从资本主义的好的方面得出的结论。问题只在于,决定社会制度变迁的主导者、主流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是看到了同一种制度的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显然,中国历史也没有摆脱世界历史的共同错误,中国经济改革的注意力被资本主义者(主要是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政治家和主流经济学家)引导到且仅引导到了产权制度“创新”方面。中国社会在前三十年的公有化改革与后三十年的私有化改革的这种相似性令笔者对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私有化运动产生了无法摆脱的担忧:中国的私有化运动是否也会象公有化运动那样形成悲剧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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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上述问题,笔者对私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期、仔细、全面和冷静的思考和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自八十年代中期就形成的整体性股份化改革思路几乎完全被否定了:股份制改革思路的幼稚性几乎让笔者对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前程都产生了巨大的、无法回避的怀疑。因此,笔者抱着一种极端谨慎的态度和对事实负责任的精神对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大规模进行的私有化运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笔者并不是妄加否定中国的改革事业,更不是为了简单地固守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笔者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改革才能实现改革目标5并使改革成本最小,保证全社会的效率与公平的实现。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被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理性甚至人性的自私和贪婪所左右,官僚资本主义、权力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正在无情地吞噬着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包括1978年以来的改革成果)。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笔者才着手进行私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当然,笔者认为,目前关于私有经济的研究并不够广泛和深入。例如,对沿海私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的研究只是建立在非普遍调查的基础上的。因此,可以认为,笔者对私有经济理论和中国私有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只有部分发言权。就此而言,笔者愿意与同行专家一起来探讨中国私有经济的有关问题,并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笔者进行私有经济研究的目的,不仅是想弄清私有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
5、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为普遍地提高人民群众(劳动者)的生活质量提供最优的制度环境。但是,在改革实践中,政府官员的注意力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引向了产权制度变迁上(即以变卖、贪污和剥夺公有资产为主的私有化)。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在公有资产私有化思路上的一拍即合符合经济人理性假定:在为公众提高生活质量提供制度供给方面,经济学家们和政府官员们无任何利益可图;而被标榜为“公有资产的战略性退出”的私有化(多么冠冕堂皇的标榜和华丽动听的词藻!)则是一次利用改革名誉进行大肆寻租和进行无成本的资本积累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笔者由此可以发现,过去利用改革名誉取得权力的当权者如今正利用在位者权力和改革名誉谋取个人利益以致破坏自1950年代以来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和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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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前程的影响,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澄清对私有经济的种种偏见和错误认识。例如,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和立场就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他们在公有化运动中盲目鼓吹公有制的好处,而在私有化运动中则又盲目鼓吹私有制的妙不可言,甚至用“新公有化运动”这样充满欺骗色彩的概念为权力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圈钱诡辩。通过这样的对比不难发现,这部分经济学家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学家,而是十足的投机家、学客甚至政客,不仅他们的理论是不可信的,而且他们的人格也是令人不齿的。
从私有经济的事实出发,笔者不难发现,私有经济在产权激励和产权监督下可以提高效率。但是,私有经济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剥削主义、反公平主义、拜金主义、颓废主义、权力和金钱对人性的奴役、贫富分化、贫民反抗(暴力犯罪、恐怖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与边缘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冲突等等。笔者认为,尊重科学就是尊重事实。研究私有经济必须客观、全面地看待私有经济的好坏优劣,而不能根据主观好恶或阶级立场6进行盲目评价、根据主观利益取舍利害(弃之,只言其弊;用之,只言其利。)。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本质上看就是一场私有化运动,即逐步放弃统治中国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公有经济制度,渐进式地发展私有经济。在这一改革进程中,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一)、公有制是否就是社会主义?放弃公有制是否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
6、笔者认为,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不同的立场上,对私有经济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私有化有利于当权者利用股份制改革之机寻租,一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和政府官员一起大肆瓜分公有财产,一夜之间成了大资本家,一些在为股份制改革鸣锣开道的经济学家也通过为资本家提供瓜分公有资产的理论或成为公有企业中的独立董事身份成为具备资本家附庸的投机分子,对于中国人民尤其是公有财富的创造者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所有制改革的一种悲剧。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家大体上已经分离成了站在两个不同阶级立场上的意识形态阵营:一部分充当着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新右派、新自由主义者),另一部分则是无产阶级利益和劳动者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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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持续了若干年,最后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给出了一个只要是有效率有就是好的实用主义答案。这一答案虽然平息了私有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还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争论,但在息事宁人之下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社会主义发展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事实说明,这种在意识形态上的突破可以说为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同时也为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结果也表明,离开公有制柜架提高的效率似乎也正是只是看到了私有制好的一面,而私有制的坏的那一面,例如财富的过度集中化趋势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趋势则走到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私有产权制度对广大劳动者权利保障和阻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性扩大方面存在着天然的缺陷。而公有产权制度在保障劳动者基本经济权利和阻止贫富差距扩大方面具有固有的优势。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公有制并不意味着就是社会主义本身,但是,公有制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目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或全体公民的整体生活质量)的实现具有不可动摇的意义。因此,私有制的问题和公有制的问题一样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实现社会主义提高全体公民的整体生活质量这一宗旨来看,私有制使人类离社会主义宗旨只会越来越远,因为私有制的天然缺陷就是导致财富的过度集中从而形成两极分化、激发人的自私性和贪婪性、金钱崇拜以及金钱对人的奴役最终形成金钱异化的社会和人的精神颓废、欺诈、暴力和与人追求生活质量相矛盾的对立性。因此,在公有经济内部建立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制度创新和人事制度创新以提高经济效率才是重要的7,而私有经济可以在个体商
7、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效率和实现公平分配,违背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进行改革是反改革的。改革者也是经济人,他们的理性会支配他们为私利行事。因此,笔者决不能将任何人设计成仁慈的上帝。当改革者利用改革取得了获利地位之后,他们也会打着改革的旗帜维护其既得利益,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而破坏改革就不可避免。因此,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应当不断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并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监督制度,以保证经济改革不被当权的经济人所利用,变成为改革而改革的形式下破坏改革成果和断送改革前程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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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领域以自然的形式适度发展,但没有必要将已经建立的公有经济强制进行私有化改造。
(二)、怎样正确处理好“私有经济发展度”?
私有经济发展需不需要有一个“度”?什么是“适度”的?这一问题毫无疑问地会决定着社会主义的未来和方向。因为,从两个极端点看,完全限制私有经济的存在及其发展是对社会主义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目的”这一根本宗旨的否定8;而完全发展私有经济则是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因此,在所有制问题上如何恰当地安排一个适度的所有权制度就是摆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的一个深刻、关键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人们普遍担心:私有经济的发展是否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的改革实践表明,私有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提高一方面繁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支撑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缓解就业压力做出了积极有效的贡献;另一方面,私有经济的发展也正在改变着中国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和利益关系(生产关系)。这实际上意味着,私有经济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是一把双刃剑:私有经济对社会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并存。
关于如何正确处理私有经济发展度与公有经济发展度之间的平衡关系问题,西方经济学理论给出的答案已经成为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指南,这一答案的基本含义就是:原则上,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而私人提供私人物品;在私人物品中,凡是私人没有能力提供或承担风险的行业(如铁路运输、航空运输和不确定性极大的高科技风险投资行业或项目)在私人进入之前仍然
8、例如,在完全公有制时代,家庭饲养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而这本身是有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的。依照一种自然的形式适度地发展私有经济可以肯定是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而完全发展私有经济(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也可以肯定是违背社会主义宗旨(实现普遍幸福)的。困为,私有制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一小部分人(资本家)的富裕(资本集中)建立在广大人民(无产阶级)的贫穷(无资本)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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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提供。但是,至目前为止,自19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这一幼稚的、偏执性的理论一直坚信不疑。结果导致了不仅对公有制而且对私有制的严重误解。这种误解的后果就是私有制被送上了神坛而公有制被打入了冷宫。与私有制受到崇拜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与资产阶级右翼理论家们一样,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仍然只是停留在或者表面上自欺欺人地宣扬“公有经济成份数量论”,即认为公有经济在数量上占绝对比重就是社会主义,而另一种观点“公有经济控制力论”则认为公有制经济在控制力上占优势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和主张。笔者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乃至社会主义本质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解。因为,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全社会全体公民(劳动者)生活质量的共同提高,而所有制本身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因此,所有制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或者混合所有制是否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即通过建立能够同时保证公平分配和经济效率的制度9来实现全体公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
关于私有制与公有制的所有制性质问题和衡量标准问题,邓小平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对经济学界的教条主义的一种强烈的否定。有意思的是,时至今日,
9、公平能够促进效率的实现,而效率则无法促进公平的实现。坚持效率原则能够提高财富的丰富水平,而坚持公平原则能够实现普遍富裕。在普遍生活贫困条件下(1980年代及其以前,整个中国就处于一种普遍生活贫困状态。),坚持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并重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一方面,要走出贫困恶性循环必须坚持效率原则;另一方面,在走出贫困恶性循环时期,一部分人将会先走向富裕(每一个人面临的条件是不同的,人的觉悟有先后,人的生死在先后,机会不可能给每一个人,在改革初期处于青壮年时期的先出生者、先觉悟者和有条件者将会获得机会,在阶级格局已经形成之后,后觉悟者、无条件者和后出生者(除已经发家者后代)不可能获得原始状态下的发展机会。因此,走出贫困恶性循环时期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都是极端关键的时期,它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未来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结构。在坚持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并重的条件下,整个社会将会向实现普遍幸福方向发展;而在单一坚持效率原则的条件下,整个社会将会陷入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加剧的新的恶性循环之中。社会摆脱了贫困所带来的问题之后又落入不公平所带来的问题的深渊。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始终应当得到坚持,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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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竟然来自非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这就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就成为对市场和所有制问题最有理解力和最现实的回答。这本身也是对中国理论工作者及其理论的无用性的最好证据和巨大嘲讽)。
和市场经济问题的实质是分配问题一样,所有制问题的实质同样是分配问题。因此,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关键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实现公平分配和效率保证。
显然,“公有经济成份数量论”和“公有经济控制力论”都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所有制形式的严重误解。从这一层面看,发展私有经济必须同时建立规范私有经济这种所有权决定的分配制度的更深层次的分配制度—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共同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在这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工会制度和利润分享制度是值得借鉴的。
(三)、社会意识问题:
所谓社会意识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共同生活的人群由于长期接受同样的文化、经济利益、政治适应性和政府行为模式适应性而形成的对事物的普遍看法和认识。社会意识是导致中国私有经济在1980年代发展未实现应有的发展动力和发展速度而1990年代反其道而行之地、大规模地进行剥夺式的私有化运动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社会中关于私有经济的社会意识主要表现为这样三个方面:
1、政策改变的社会意识,即在1990年代以前的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政府对发展私有经济的认识不够明确、政策不够稳定或即使已经比较稳定但按照在此之前的经验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发展私有经济的政策会改变,从而导致全社会整体参与私有经济发展的意识不强,这是1980年代中国私有经济发展形成“试探式模式”的重要原因。
2、社会商业意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中对商业和商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极端错误的认识(例如“无商不奸”),其主要原因在于:(1)、除沿海地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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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陆封闭的地理条件形成的是农业导向型的经济而不是商业导向型的经济;(2)、中国历代政府(尤其是长期的封建王朝和1950-1980年)的自定义词和轻商思想对中国商业发展起到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而1950年代初期至1970年末期的重投资轻消费也抑制了商业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整体性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3)、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短缺问题,这是导致中国商业不发达和公众商业意识薄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3、所有制身份的社会意识:所谓所有制身份的社会意识是指全社会对经济组织的所有制性质的普遍的观点、看法和认识。在中国社会中,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和三十年的大一统型的公有制经济形成了“吃皇粮的就是好的”(体面的、稳定的、有地位的)这样一种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迄今为止仍然对私有经济的社会地位和人们的就业观念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导致中国私有经济不发达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当然,由于缺乏法制基础,中国社会中奸商问题和私有经济中剥削率过高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实际利益,从而影响人们的从业观念。从现实中笔者不难发现,人们就业的一般选择都是首先选择行政事业单位,其次才选择公有企业,最后选择大型规范的私有企业,中小型私有企业和个体户中短暂打工只是人们不得已的、暂时的职业选择。从中国三十年来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给工人的待遇比较中也不难发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规范管理的大型私有企业的待遇和各种社会保障这些实际利益对从业者是有利的,因而也影响着从业者的从业倾向;而非规范的小型私有企业的待遇和保障这些实际利益对从业者一般是不利的(这要看“老板”的条件、良心和自私程度)。显然,这些事实说明,所有制身份的社会意识对于研究私有经济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
(四)、私有经济的地位问题:
私有经济的社会地位是影响私有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因素。在中国社会中,改革开放以前,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私有经济始终被人们认为是社会罪恶之源。因此,对私有经济的禁止和批判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发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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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一般公务员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识和行动的出发点。但是,在“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今天,私有经济的地位却又走到了1990年代以前的反面。目前,私有经济和私有制都得到了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崇10。问题还在于,私有经济是否能够得到政府官员的“尊重”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私有经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的贡献以及资本家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11。相对于公有经济12而言,私有经济的社会地位与私有经济与政府之间的扭曲关系直接相关(此种问题是私有经济制度天然就存在的,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法避免,在中国也是不可避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企业管理人员同时兼具着行政区别以及全民所有制企业与政府的天然联系的存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与集体权力和政府之间的天然联系的存在,导致了私有企业与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之间的社会地位的差异。
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对私有经济的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些影响包括:
1、投资条件不平等:与公有经济相比,私有经济在投资项目审批、投资税收政策、行业进入管制等方面的限制和支持完全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与私有企业的老板之间的关系:裙带关系、金钱关系和朋友关系可能能够获得比公有企业更加便利的条件,而缺乏关系者可能根本无法获得基本的投资条件。当然,随着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域经济竞争的激烈化,一些地方政府给私有企业的投资
10、在中国社会中,私有经济在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表现出相当普遍的高度剥削、欺诈、过度物质主义以及对社会和政府的腐蚀性等问题,因而使民众对私有经济抱有排斥态度。但是,当整个社会已经形成金钱万能的社会环境之后,私有经济以及有钱人就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因此,私有经济的社会地位与拜金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基础有着直接的联系。
11、寻租、官员占有干股形成官商共有经济和傀儡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傀儡而政府官员为实际上的老板)等使政府权力与资本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扭曲的私有经济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新的政企不分。
12、公有经济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从国有经济到集体经济的“坐次”问题以及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坐次”问题。国有经济的地位比集体经济的地位高,大企业的地位比小企业的地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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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正在不断地得到改善。
近几年来,虽然各地政府加大了对私有经济的支持力度,但实际上各地方私有经济投资条件差异巨大,私有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通过裙带关系或寻租来实现的。而这种寻租关系导致了人们在竞争上的不平等关系,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将由此产生。因此,如何改善这种在所有制、投资者与政府的关系和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的、有着巨大差异的投资条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在私有经济发展问题上当务之急的问题。
2、融资条件不平等:在一个正常运作的市场体系中,私有经济组织除其自身的资本金外,主要的融资渠道是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可以说,对于中国的私有经济组织而言,这两条融资渠道都存在着巨大的制度型障碍:首先,私有经济组织很难、甚至无法做到公开上市来筹措资金,这主要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设置的固有障碍;其次,私有经济组织通过金融机构筹措资金也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缺乏应有的向私有经济组织提供资金融通的制度安排;(2)、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的运行模式一直是官僚机构模式而不是融资机构模式;(3)、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内部腐败现象极其严重,私有经济组织取得资金融通的主要手段只能是非正式行为(寻租等),而很难通过正式行为实现其融资目的。
3、人力资源条件不平等:受所有制身份社会意识及其它因素的影响,人们的择业观念总是认为在公有企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工作要比在私有企业尤其是在个体户中稳定、有社会地位和较高的收入。同时,相当一部分私有经济组织也存在着低成本用工意识和制度,这种情况导致并不断加剧了私有经济组织人力资源积累不够和来源不足的问题,形成私有经济组织发展后劲不足、甚至组织生命周期短暂的严重后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私有经济用人制度表现出与公有经济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劳动力使用上以低工资、低待遇和试用期来实现低劳动力成本的目的,其后果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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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有经济缺乏发展后劲和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周期过度短暂等问题。
4、私有经济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扭曲:中国政府的集权主义基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官僚主义严重,而在政府职能方面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则是政府强调的是权力,而不是服务。虽然,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淡化集权主义,但是,政府官员的权力意识与服务意识的转换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各个地方、不同官员之间的权力意识和服务意识都差距巨大。
私有经济组织由于其本身的“先天不足”导致其与政府的关系就是一种“给予-接受”、“管制-被管制”和“求-被求”这样一种扭曲关系,手握大权的政府行政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对私有经济组织存在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瓜分”意识和行为慣性,“吃、拿、卡、要”也成为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
5、贸易条件不平等:在中国经济体系内部,私有经济组织与公有经济组织之间的贸易地位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公有经济组织与政府的天然联系使其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都能够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而私有经济组织的情况一般决定于私有经济组织的投资者或其高管与政府主管官员之间复杂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可能与私有经济组织的规模及其已经建立起来的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中小私有企业和个体户可能根本无法获得与公有企业和大型私有企业平等的贸易条件。
在国际贸易中,公有经济组织和部分大型私有企业或与政府官员关系良好的私有企业具有相当优越的条件可以获得出口权,而私有经济组织获得出口权是相当困难的。显然,这种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使整个经济体系无法形成公平的竞争,大量的私有经济组织尤其是中小私有企业和个体户可能长期处于不利的贸易条件中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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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书的研究方法
一、案例研究方法(THE METHOD OF CASE STUDY)
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实现人类幸福的学问。因此,经济学或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探索和发现那些能够有效地提高人类幸福水平(生活质量)的方法和途径。因此,经济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经济思想。最高层次的经济学研究也就成为一个经济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发现过程。在经济思想发现过程中,经济学家首先必须通过某种方法寻找到人类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途径。
从满足人类需要这一目的出发,经济学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设计人类每一个个体及其整个社会实现幸福最大化的制度。但是,在进行正式的制度设计之前,经济学(家)必须弄清楚所有现存制度以及人类可能生活的制度的优劣及其实现机制。例如,在经济制度设计上,笔者必须首先深入探究公有经济制度、私有经济制度以及人类可能生活的其它经济制度(如混合经济制度)在哪些方面能够实现人类幸福的最大化,在哪些方面存在着缺陷,如何设计一种使人类幸福最大化的经济制度并使其运行良好。可见,经济学理论的价值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完美,更不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复杂化(如采用艰深的数学方法13),而在于
13、人类幸福是人类对其存在以及影响其存在的生活方式的生理和心理感受。人类为存在并感受幸福就必须为或不为(不为实际上也是一种为,例如,睡觉就是一种不为之为,睡觉本身就是人类对幸福的体验过程。)。因此,人类存在、行为及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生理和心理感受组成了人类追求幸福的复杂的存在方式。经济学研究只有通过某种能够发现问题的敏锐天赋来发现实现人类幸福的途径。因此,一方面,数学无法描述人类行为及其生理和心理感受(即描述人类幸福);另一方面,数学描述人类行为及其生理和心理感受不是简洁化了,而是复杂化了。因此,在一个有效的范围内恰当地使用数学是可取的,而滥用数学不是使经济学变得更具有科学的性质而是使经济学成了披上了科学外衣的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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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真正发现了具有实际意义的实现人类幸福的方法和途径。因此,经济学研究本身不能建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之上,而只能建立在现实的或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并能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提供新思想的方法之上,这种方法必须能够从具体的事实中提练出具有一般意义和指导意义的理论。
案例研究方法就是一种从典型的、具体的实例中抽象出一般结论的方法。案例研究的一般过程实际上就是归纳法、演绎法和比较法的具体运用。其中,归纳法和演绎法构成案例研究的一个完整过程,而比较法则是在案例研究中对不同案例或同一案例中不同事实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是发掘经济学思想并将其抽象化和理论化的现实途径。
以下是对归纳法、演绎法和比较法在案例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的一个初步的简单论述。
(一)、归纳法:归纳法是从具体案例和实事中归纳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的方法。归纳法的运用构成案例研究的第一阶段。也可以认为,归纳法实际上就是案例研究中从具体事例中抽象出一般理论的过程。在进行经济学案例研究时,经济学家首先按照研究内容确定一个或若干个实际案例,然后对案例进行具体、深入和细致地观察、调查和取证,从中归纳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这就是从事实和现象中提练理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是将具体现象理论化。
在经济学家所做的理论化工作中,经济学家是否能够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对现象的理论化以及经济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具备符合事实性即科学性完全取决于经济学家对问题的敏锐性并提出和获得问题的实质性答案的天赋资质14以
14、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经济学家的个人天赋的基础之上的,几乎每一次经济学的重大发展都是与天才人物的出现相联系的。例如,亚当·斯密将经济学从哲学和伦理学中正式独立出来的开创性研究、卡尔·马克思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弊端的先驱性研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物理学中的均衡概念引入经济学以及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及其理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需求分析方法及其理论和政策结论,无一不是天才思想和伟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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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经济学家的立场15和观察问题的角度是否能够揭示真理16。因此,即使是对同一个案例进行研究,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中提取的理论可能是极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而且,经济学大师与一般的经济学家发现问题和总结理论的能力不同,决定着经济学大师能够比一般的经济学家从具体现象中抽象出更具有一般意义和深层次的理论。这种事实一般地表现为经济学家们的经济学思想上17。从现实中笔者也不难发现,拙劣的和仅仅只是为利益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可能会蓄意制造伪科学来套取不正当利益,“经济学家”们的所谓理论研究也只不过是利益的外在形式而已。
在经济学研究中,笔者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先入之见和空洞说教。否则,笔者将无法发现真理。因此,本书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从事实和现象中抽象出一般理论或结论的方法。本书的研究也正是通过对若干案例的研究,发现
15、在效率原则下,经济学并不存在立场问题;而在公平原则下,经济学的立场就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对于私有经济组织中利润来源的解释,西尼尔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得到的是节俭论,马克思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得到的是剩余价值论,马歇尔站在企业家的立场上得到的是企业家才能报酬论,等等。可见,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家的立场是紧密相关的。并且,经济学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现真理也与经济学家的立场相关。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学具有阶级性。
16、观察问题的角度对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于私有经济是否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可以从私有经济本身的发展角度利用统计数据说明私有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做出了贡献;而从私有经济发展挤占公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角度看,公有经济被私有经济挤占的量有可能大于私有经济本身对国民经济贡献的量,其结论就是私有经济发展促成了公有经济的倒退。进一步的结论是,在不发展私有经济的条件下发展公有经济形成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可能大于私有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17、由此,笔者也可以得到一个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最具一般性的结论,即经济学的内核是经济学思想,而不在于外在的形式。经济学模型、尤其是数学模型只不过是表述经济学思想的一种方式。流行于美国大学讲坛上以及跟随于美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追求形式而轻视经济学思想发现的形式主义实质上是对经济学本身的否定。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类行为的效率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不讲求效率的做法实在是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的一种无耻的自我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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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一般性问题。从具有典型意义的浙江沿海发达区域和云南边疆欠发达区域私有经济发展的现象中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或结论显然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只有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探索,笔者对私有经济发展的研究才是具有一般意义的。
(二)、演绎法:演绎法是将通过具体的典型案例和具体事实研究抽象出的一般理论或结论运用到具体的经济实践的方法。可以认为,归纳法是典型案例和具体事实研究的起点,而演绎法则是典型案例和具体事实研究的归宿。通过归纳法从典型案例和具体事实研究中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或结论。但是,如果仅仅得到理论就停止不前显然是背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宗旨的。因为,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而是通过理论研究澄清人们的认识问题(尤其是认识误区),并将理论或结论用于指导实践。
既然演绎法作为典型案例和具体事实研究的目的性方法进行运用,本书在进行典型案例和具体事实研究时首先通过具体事例或现象抽象出一般理论或结论,然后利用这些一般理论或结论得到具有指导性的政策含义,用于指导具体的经济实践。由此,在本书中,笔者大体上将每一章都安排为两个基本部分:首先是对典型案例和具体事实进行分析,得出一般性理论;其次是对这些理论的具体运用,给出适合于中国现实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含义。
(三)、比较法:比较法是在案例研究过程中对各种具体事例或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具体现象中具有一般意义的、规律性的结论或问题。因此,比较法在案例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是发现问题并得出一般性结论的重要方法。
笔者对私有经济的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那些人人都在重复的陈词滥调18,
18、对中国研究私有经济的东西已不仅仅是陈词滥调的问题。经济学家们“研究”论私有经济问题除了说假话和附合金钱之外,已经没有多少尊重事实的东西了。发展私有经济的声音已经成了“一边倒”的潮流,理论家都在充当着“风派经济学家”,真正反映实际问题或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看来是过于稀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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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通过对云南、江苏、浙江等区域间私有经济发展的横向比较以及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之间的比较来发现笔者至今尚不清楚或未弄清楚的问题。
比较法的具体运用可能需要相当全面地进行才能够反映问题的全貌。笔者甚至担心,可能存在由于案例不够全面或洞查的事实不够具体而得出错误抽象或错误结论的问题。因为,就目前的条件(资金和时间)而言,笔者无法收集更为详细和更加全面的资料。因此,笔者对中国私有经济的研究显然还是不全面的。不过,就目前的情况看,笔者只能暂时形成现在这样一个看起来还比较粗糙的理论研究体系。
笔者自1980年代起即开始研究企业的效率与企业制度问题,随着问题的深入,笔者的研究视野已经延伸到了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同时,笔者对问题的认识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甚至笔者已经从1990年代以前的资本主义思想转向了社会主义思想。笔者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研究也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体系。由于时间关系,笔者的理论体系只能以系列著作的形式逐步推出。
二、统计研究方法(THE STATISTIC METHOD)
统计研究方法是对能够反映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的数据进行调查、汇总、计算和分析的方法。统计研究方法是对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进行量化分析的有效工具,利用这种方法能够清楚地发现、说明或证明相关问题。但是,统计研究方法也存在着致命性缺陷:
(一)、统计研究方法受到量化限制的约束:笔者在进行经济研究时不难发现,并非所有的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计量统计的。事实上,几乎大部分人类行为都是不可计量和不可统计的。
(二)、统计研究方法容易产生统计偏离问题:统计数据和统计研究结论可能会与事实不符甚至完全与事实背离,从而产生统计偏离。产生统计偏离的原因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数据使用者有意识地利用统计数据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支持,即所谓“数据没有说谎,但说谎者在使用数据。”。在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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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数据使用者仅仅统计并使用那些能够支持其观点的数据,而对那些不支持甚至否定其观点的数据视而不见。因此,在数据使用者为某种既定观点辩护时,数据就会成为数据使用者的奴隶和科学外衣。统计研究方法也就从科学走向了它的反面。二是虽然数据使用者本着从数据中得到真实的结论,但数据本身偏离了事实,即所谓“数据使用者随着数据说了谎。”。在此种情况下,数据使用者希望从数据中得到结论,而不是先有结论再寻找数据支持。但是,数据偏离了事实。从而使用从数据中得到的结论也偏离了事实。可见,数据偏离事实的结果是,数据使用者成了数据的奴隶。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统计方法出现了问题,或者可能是统计数据的来源存在问题,还可能是数据使用者不恰当地使用了数据。
笔者在进行私有经济理论研究时,希望通过统计研究得到一些一般性的结论,或者利用统计研究方法将一些具体问题抽象化为一般理论19。因此,笔者利用了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但是,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简单地利用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这些数据极容易得到相当错误的结论。其原因是局部数据问题和统计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虚假数据。(一)、统计部门的数据是局部性的,而不是全面的。这些以偏概全的数据反应的只是私有经济问题的局部,而不是全部。笔者在研究中也发现,从局部数据中往往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结论。(二)、统计数据可能是虚假的,而不是真实的。产生虚假数据的原因有三点:一是统计方法存在着问题。笔者在进行中国私有经济问题研究中发现,同一指标不同部门的统计数据存在着相当的不一致性。二是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着说假话传统,统计数据的严肃性较差。三是在市场经济中各个利益主体为维护其自身利益将会利用统计数据为自己服务。例如,私有经济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将会隐瞒数据(如产值、利润等),而政府则会因为好大喜功而放统计卫星(夸大政绩性数据和缩小不利政绩性数据)。
19、笔者认为,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应当是从事实中得到结论,而不是有了结论后来寻找证据。坚持这种态度对于科学研究本身是至关重要的。科学态度本身是避免背叛科学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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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在统计研究中可能出现的违背事实的结论,笔者在进行私有经济问题研究时在采用统计研究的同时利用了调查法直接从个案中取得证据,对私有经济问题进行了大量具体案例研究。但是,笔者还是认为,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进行的研究还是不够全面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可能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费支持。按照笔者目前的打算,一些关于私有经济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准备留在《私有经济学》和《所有权制度经济学》中进行研究。
三、实证研究方法(THE METHOD OF POSITIVE STUDY)
在经济学里,实证研究方法用来回答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是什么”这类问题,即说明或证明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这些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具有某种特征或性质,需要采取怎样的方法来解决相关的经济问题,等等。因此,实证研究可以认为是对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的存在性、基本特性、性质及其解决方法(措施、政策等)的一种证实。但是,按照波普尔(Popper,1934)在《科学发现的逻辑》(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一书中的观点,科学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没有什么可以被彻底地证实,但是,只要有一个证伪就足够了。并且,杜恒-奎因命题(Duhem-Quine thesis)也表明确定地证伪一个假设与证实一个假设同样困难。可见,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坚持科学的证伪性而不是证实性。
可是,科学是有区分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规律性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从科学发现的逻辑出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内在逻辑。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作为研究人类行为及其对幸福的感受与追求的经济学显然不可能像化学那样存在着固定结构(例如,水的分子式为H2O是确定的。从化学角度看,人们喝下去的虽然都是H2O,但不同的人同时喝一口水得到的效用以及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喝一口水得到的效用是不同的和不确定性的。)。因此,经济学理论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具有完全确定的规律可循。即使笔者可以承认自然科学中波普尔主义的实用性,笔者也无法应用波普尔的方法论在经济学中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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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地解决问题。因为,在任何经济学理论几乎都可以找到证实与证伪的实际证据。
笔者在进行私有经济理论研究时,从实际调查的案例事实进行说明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些事实来证实私有经济存在的问题。当然,按照上面已经提及的观点,笔者也不难找到可以对笔者的结论进行证伪的事例。因此,笔者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十分谨慎地对具体事实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地从数据或不够全面的事例中得出结论。并且,在进行实证研究时,笔者还利用规范分析方法对数据和事例进行了带有笔者价值判断的评论。这些评论可能是理想主义的,但作者已经极力避免了对某些问题的偏见。
四、规范分析方法(THE METHOD OF NORMAL ANALYSIS)
经济问题反映的是人类行为,而人类行为本身是个人价值的外部表现。因此,经济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简单地对人类行为进行实证研究。
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研究行为方面看,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都是站在某个既定的价值观上看问题的。这种价值观可能与全人类的共同理想相关,也可能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或个人利益相关。然而,人类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充满着冲突与矛盾。因此,不同的经济学家即使是对同样一个经济问题的看法可能也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
在进行私有经济问题研究时,笔者发现,只要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经济学家们得到的几乎任何一个结论都可能是不同的。因而,经济学家的价值观念是泾渭分明的。例如,研究私有产权制度就可能得到至少三种不同的观点:一个受雇于资本家的经济学家肯定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其结论自然是要求国家毫无限制地发展私有经济;一个出身于工人家庭的经济学家也许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要求产权公有;而一个无阶级倾向的经济学家则可能会主张既限制公有产权又限制私有产权而走中间道路。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所有权制度不仅决定着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而且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公有产权制度下的国家集权政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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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是一种基于政治权力的奴役,而私有产权制度下企业集权政治对人的奴役则是一种基于经济权力的奴役。人类社会似乎摆脱不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和剥削。就此意义上看,人的存在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自一开始最终都只是勉强地生活在悲剧之中而无法解脱。
本书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实证研究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私有经济问题进行了探索,从研究方法上尽可能地保证研究过程及其结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是,私有经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私有产权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理想、社会发展以及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因此,研究私有经济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还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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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THE MAIN CONCLUSIONS)
[结论1-1] 所有权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内核,是社会制度的基础。
社会制度是由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等构成的保证社会按照一定原则和目标运行的社会体系。其中,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政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核心,法律制度则是社会制度的保障。经济制度由产权制度、分配制度、资源配置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或计划经济制度)、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行政调控制度或市场调控制度)、金融制度、财政制度等构成。产权制度又由组织及其财产的所有权制度、经营权制度、收益分配权制度、处置权制度、控制权制度和剩余索取权制度等制度构成。产权制度是经济制度的核心,而所有权制度又是产权制度的核心。因此,所有权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内核,是社会制度的基础。
[结论1-2] 所有权制度变迁是经济制度变迁的质的标志。
作为经济制度的内核,所有权制度决定着经济制度的其它方面。因此,所有权制度变迁意味着人们对财产权利的占有方式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财产权利从公有制度向私有制度的变迁表明社会已经由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财产走向了个人单独地占有财产。由此,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生产关系表现为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向财产占有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劳动雇佣关系。因此,所有权制度变迁在本质上标志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甚至整个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结论1-3] 产权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
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公有企业改革,至今正在进行的私有化运动远未结束。农村改革的实质是土地制度创新,即在集
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实行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制度。公有企业改革在第一阶段进行的仍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制度创新—承包制,而在第二阶段进行的是直接进行所有权制度创新—以股份化和公有资产出售为主要特征的私有化。因此,关于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笔者可以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就是产权制度创新。
[结论1-4] 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原则。
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遵循效率原则,否则社会主义将无法实现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一根本宗旨。邓小平提出的“白猫黑猫论”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效率原则的形象表述,也表明了一个非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这也是邓小平时代对中国改革的追求。
[结论1-5] 社会主义经济的公平原则。
毛泽东时代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公平原则。但是,这一时期由于过分追求形式主义式的经济平均主义20,而忽视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原则和个人消费及其所带来的生活质量,致使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之一,即从物质上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甚至陷入了“越穷越光荣”的“比贫困陷阱”和“高积累低消费”的宏观经济失衡之中。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经济过分强调效率原则而忽视公平原则,那么,社会主义经济也会背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一根本宗旨。因为,所谓人民群众指的是整个社会中的全体成员—至少是占绝大部分社会成员中的劳动者。让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的途径肯定需要通过公平分配来实现。因此,如何实现公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课题。
[结论1-6] 经济学案例研究方法是从具体经济现象中提炼经济学理论的一条重要途径。
经济学是实践的科学。因此,笔者研究经济学理论必须强调实践对理论的
20、在此,笔者暂不研究权力带来的一些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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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意义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如果一种经济学理论无法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实践,或者经济学理论不能对人类行为作出解释,那么,这种经济学理论就是没有价值的理论,甚至根本就不是理论。经济学案例研究方法是一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方法。按照这种研究方法,经济学家们可以以具体的经济现象(经济事实)为案例,从具体的经济现象中提炼出经济学一般原理或结论,并用这些原理或结论指导经济实践。
[结论1-7] 统计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具有不可完全置信性。
统计研究方法可以为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证据支持。但是,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在生理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对幸福的追求的学问。并且,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经济现象,统计造假也是一种利用科学工具伪装事实的普遍现象。因此,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应当克服统计研究方法完全可置信的“统计信念”,也要避免从统计到统计或从数学到数学的伪科学。
[结论1-8] 实证研究方法与规范研究方法是互补的。
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方法,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实证研究方法能够从事实上描述、说明、解释或证明经济现象、经济事实、经济问题或经济学原理。但是,实证研究缺乏价值判断。然而,在经济学研究中,人类行为总是存在着价值判断问题的。例如,私有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分析和说明,但是,私有经济发展是否是一件好事则需要利用规范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因此,实证研究方法与规范研究方法是相互补充的,经济学研究需要恰当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来描述、说明、解释或证明经济现象、经济事实、经济问题或经济学原理。
二、政策含义(THE POLICY IMPLICATION)
[政策含义1-1] 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仅要进行产权制度变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产权制度变革进行的。产权制度创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形成一定的激励机制。但是,如果过度依赖于产权制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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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来实现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极端危险的。然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似乎已经走入了所有制怪圈而不能自拔。经济学家们无法创造新的改革理论或改革方案以为改革提供指导,政府官员的改革思路也在所有制变革潮流中积重难返,公有制企业中的内部人(尤其是高管)正好钻到所有制改革的空子大肆侵吞公有资产。因此,中国目前的改革首先应当从所有制变革的怪圈中解脱出来,致力于国有企业内部公司治理制度创新上,从而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才是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政府要做的工作不是如何把公有企业卖掉,更不是跟在资本家的屁股后面瞎转,而是在放任私有企业自由发展的同时,为公有企业安排治理制度,集中精力做好宏观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
[政策含义1-2] 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
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是要不断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不仅要按照效率原则不断增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要按照公平原则不断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在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之间,公平能够有效地促进效率的实现,而效率则无法促进公平;反之,非公平将会导致效率损失,而非效率则不会导致公平损失。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效率优先原则和公平优先原则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21。
21、中国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贫困就是过分强调公平原则的结果,而1980年代至今的贫富分化则是过分强调效率优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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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有经济的概念问题
2.1 私有经济的概念
在中国业已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建设中,政府官员22和学术界23对私有经济的认识都是相当混乱的。人们普遍认为,私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24是水火不相容的。其结果是完全回避对私有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上对私有经济的利用。对私有经济理论研究的
22、政府官员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者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者,他们对私有经济问题的认识在是否允许发展私有经济甚至怎样发展私有经济方面起着决定作用。
23、中国学术界一般分为官房学派、学院学派和自由学派,官房学派一般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研究机构和秘书机构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行政秘书组成,他们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对整个学术界和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学院派是主流派的附庸,是官房学术的栓释者。某些学院派其实是经济学投机分子,他们以玩弄学术游戏盗取行政资源、政治资源、权力(官职)和学术资源(不成功者仅仅只是混个饭碗)。学院派对学术本身和政府行为的影响要看其是否已经和官方形成某种联系。官房派和学院派形成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自由派的成员主要是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中立主义者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是独立地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群。自由派中的激进分子的立场总是站在人民利益这一边而处于经济学界边缘甚至被迫害地位,他们的学术理论一般得不到正式承认甚至无法正式出版。官房派和学院派职的资本主义者组成了新右派(主流派),而自由派中的社会主义者构成了新左派(反主流派)。
24、“公有经济”也称为“公有制经济”,一般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笔者认为,“国有经济”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标准的公有经济,从名称上应该称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简称“民有经济”,因为它是全体所有的而不是国家所有的,国家只是接受人民之委托的一个代理机构。集体经济与股份制经济一样都属于部分公民所有制经济,可称为半公有(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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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造成了这一领域的理论空白和认识误区,而社会主义实践回避对私有经济的实际利用则导致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的公有制度的过度性25。并且,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所进行的公有化运动与目前正在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私有化运动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在过去那个以贫穷为荣的社会中,个人拥有任何私人物品—哪怕是家庭院落里养一只鸡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强行“割掉”和大肆批判;而在现在的金钱至上的社会中,个人拥有多多愈善的财货—哪怕是通过欺诈、盗窃、贪污、走私甚至抢劫或贩卖毒品所得也是荣耀非凡和令世人顶礼膜拜的。公有化运动中对私有经济的谈虎色变与私有化运动中避而不谈私有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着天壤之别—从追求极端贫穷到追求极端物质利益和金钱利益只在对私有经济的理解之间。不同的灾难出自同样的根源—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对私有经济的理论研究不仅是认识和理解私有经济的出发点,而且也是正确理解社会理想和现实矛盾的一条根本途径。由此,笔者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对私有经济概念的提法及其概念界定以及澄清理论上和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私有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笔者在进行私有经济研究时首先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对私有经济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定义1][私有经济](Private-owned economy)是指资本所有权属于私人拥有的经济组织和混合经济组织中的私人所有成份的集合,以及这些经济组织(经济成份)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总称。
正确理解私有经济的概念是研究全部私有经济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由于中国在发展私有经济过程中过分担心私有经济可能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冲突,私有经济的概念已经被其它一些名不符实的概念所置换。概念置换的结果导致了统计、私有经济研究及其实践上的相当严重的混乱。因此,笔者在给出上述定义之后,有必要对私有经济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25、公有制度的过度性表现在私人不能拥有任何私人财产或物品,例如鸡、猪等生活资料和个体劳动均被严格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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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有经济的产权性质问题:
从私有经济的产权性质上看,私有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私有产权性质。并且,私有经济是与公有经济(Public-owned economy)在所有权性质上完全不相同的一种经济体系和经济成份。就私有经济的产权性质而言,恐怕不会有不同见解。但是,接下来问题是,私有经济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属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可以存在私有经济?对于此类问题的答案将会因人而异、因对私有经济的理解而异。这也正是需要对私有经济进行深入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关于“私有经济”与“私人经济”概念的提法问题:
中国社会为回避私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和矛盾,人们一般都不直接提“私有经济”这一概念,而以“私人经济”(Private economy)概念取而代之。事实上,“私有经济”是与“私人经济”含义完全一致的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于,“私有经济”在概念上强调经济组织净资产所有权的私有性质,而“私人经济”则是在概念上强调经济组织活动及其行为结果的私人性质;前者从产权角度界定了“经济”的“私有”性质,而后者则是从“经济”的“私人”属性方面定义的,包含着全部私人经济活动。笔者认为,采用“私有经济”概念要比采用“私人经济”概念指向更为明确、更能体现人们所关注的产权问题。因此,在本书中,笔者倾向于采用“私有经济”概念,而一般不用“私人经济”概念。
(三)、关于“私有经济”与“私营经济”概念的提法问题:
“私营经济”(Private-run economy)这一概念提法上出自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经济”(Nation-run economy)概念,由其引申而来。“私营经济”概念是传承“公营经济”(Public-run economy)26概念提出的一个概念。从字面含义上看,“私营经济”中的“营”是指“经营”,而不是“所有”。因此,
26、公营经济实际上主要指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一般被政府和理论研究所忽视,股份制经济在理论上被中国经济学界作为一种“新公有制经济”形式看待,但实践中一般被视为私有经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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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利界定上是指“经营权”属于私人,而不是“所有权”的私人属性。这样,“私营企业”的含义就是指由私人拥有经营权的经济企业。从产权关系上看,“私营”不是指私人对经济组织拥有所有权,而是指私人对其所经营的经济组织拥有经营权。因此,“私营经济”与原来使用的“国营经济”一样存在着概念误用问题。这样,“私营经济”的含义应当是指由私人拥有和行使经营权的经济组织以及这些经济组织所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总称。但是,在经济实践上,“私营经济”的含义既指“私人经营”(Private-run),也指“私人所有”(Private-owned)。显然,这一含义是在私有制下经济组织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集中的表现。
然而,仔细分析“私营经济”的概念后笔者会发现,“私营经济”概念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从“私人经营”这一含义出发,由于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行为均实质上地由个人执行其组织行为活动,无论是全民所有制经济(传统提法称为“国有经济”)还是私有经济,在本质上都是由私人代理其经营权的。例如,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经营权通过委派制或聘任制委托给经理(厂长)行使。因此,经理(厂长)具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权,但不具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与此意义相同的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也是通过国家元首(总统、主席等)这种私人(个人)行为代理的形式完成的,而不是国家这种非人格化的组织机构行使其权力的。由此,笔者可以得出下面的公理:
[公理1][组织行为人格化公理] (Axiom of personification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任何一个组织实施的行为都是通过该组织行为的人格化来实现的。
组织行为的人格化可以进一步解释为:组织(包括经济组织和非经济组织)行为是由组织内部以法人代表为核心的组织成员的行为来代理的。
根据上述公理,任何一个企业都是由某一个或若干个具体的个人(经营团队)来经营的,经理及其经营团队只拥有企业的经营权,而且这种经营权是由所有权人委托给经理及其经营团队的,经理及其经营团队只是企业所有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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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完全重合的情况下,即企业的经营者就是企业的所有者,这种企业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未分享条件下的私有企业。
由上述分析不难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私营经济”概念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为避免概念上的混淆,笔者主张不使用“私营经济”这一概念,而使用“私有经济”概念,本书将按照这种思路和定义使用“私有经济”概念。
四、“私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概念的提法问题:
目前还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就是“民营经济”(People-run economy)只不过是“私营经济”的同意词。并且,“民营经济”的“民”其字面含义就是“民间”(相对于官方)27拥有“所有权”,而不是“经营权”。在这种错误认识中,“民营经济”概念的“民”实际上就是“私人”而不是指“人民”。然而,从“民”的含义上看,“民”就是指“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而不是指“私人”这个具体名词。因此,用“民营经济”代替“私营经济”比用“私营经济”代替“私有经济”概念更加模糊了。这种概念替代的最初目的仅仅在于回避私有产权问题。但是,在实际使用中,经济学家们对“民有经济”理解是不言自明的:没有人会否定“民营经济”与“私有经济”概念在实质含义上的等价性(即“民营经济”就是“私有经济”)。在一些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中,民营经济中的“民”就是指“人民”、“老百姓”和“民间”(这都是具体名词对集合名词的偷换和非人格性概念对人格性概念的偷换),就是指那些拥有企业所有权的资本家。因此,“民营经济”中的“民”被偷换了概念之后,在实践中成为资本家借人民名义与人民争利的理论武器。
五、“私有经济”与“民有经济”(People-owned economy)概念的提法问题:
除“民营经济”外,“民有经济”(People-owned economy)也是代替“私
27、“民间”不象私人和人民那样指人,而包括所有权和经营权在内的所有财产权利的主体都只能是人,而不可能是抽象的“民间”或“官方”。并且,“民间”也是一个集合名词,不可能与具体的某个或某些私人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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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济”概念的一个常用概念。“民有”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和实践上被歪曲为“私有”。但是,如前所述,“民”是一个集合概念,其含义可以指“(全体)人民”、“民间”或“老百姓”(也是一个集合名词),而不是指具体的、个别或部分的人,而在“民有经济”概念中也不可以指“民间”。因此,在“民有经济”概念中的“民”只能指“人民”或“老百姓”(这两个概念是等价的)。这样,“民有”的含义实际上是指“全体人民所有”、“民间所有”或“全体老百姓所有”。因此,全体人民(全体老百姓)拥有所有权的企业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即民有企业(其经济就是民有经济),而个别人或单个个人或家庭拥有所有权的企业就是私有企业(其经济就是私有经济)。
笔者还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同“官方”的“官”是个集合概念一样(“官方”概念或“官方”概念中的“官”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官,而是指一个国家全体政府官员或各级政府中的全体官员的集合),“民间”的“民”也是集合概念,是与“官方”相对的概念,它不是指民间中的个别私人,而是指“官方”的对应面即“非官方的那些老百姓一方”(就是人民一方,与人民也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人格性概念,而后者却是一个非人格概念)。这样,同“民营经济”概念一样,“民有经济”也应该是指“全体人民所有制经济”,而不是指“私人所有制经济”。
在实践上,“民有经济”概念显然也成为资本家与真实的全体人民和公有经济争利的一个有力的理论武器。显然,使用这种概念也是容易造成混乱的甚至是为谋取金钱、权力或学术资源而为私有企业的老板们辩护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蓄意所为28。
28、这种混乱实际上是经济学家们为回避被他们自己认为比较尖锐的产权问题—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被认为是属于资本主义还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文字游戏不仅是自欺欺人的,而且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是极不足取的。与其为回避概念而造成概念本身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不如正视私有产权概念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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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私有经济的特征
一、所有权私有
所有权是产权最核心的内容。但是,所有权并不能代表产权的所有内容。产权的全部内容包括所有权、经营权、(收益)分配权、处置权、抵押权(质押权)、控制权、监督权等一系列的权利。产权不仅是人们(个人、集体或全体人民)拥有的对某个组织的全部权利,而且还指人们所拥有的对某项财产的全部权利。
显然,财产所有权明确地划分给具体的私人所有是私有企业和私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所有权绝对私有的原因在于:虽然,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公有性质不存在任何异议。但是,集体所有制经济(集体经济)和股权所有制经济(股份制经济)的产权性质界定就是存在极大争议性的:这两种经济都只是部分人拥有组织及其净资产的所有权。集体经济与股份经济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没有明确界定集体中每一个私人(个人或家庭)拥有集体经济组织财产的具体数量,而后者则以持有股份数量来明确界定个人拥有股份经济组织财产的具体数量。可见,集体经济和股份经济既有别于全民所有制经济(一般被称为“国家所有制经济”简称“国有经济”),亦有别于私有经济,可以界定为“半公有(制)经济”。与此相反,私有经济的所有权具有绝对私有的性质,即私有经济的所有权只属于个别私人拥有。“个别私人”指单个个人(单个家庭)或少数个人(少数家庭)。
将单个个人或单个家庭拥有经济组织财产所有权的经济列为私有经济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对于少数个人或少数家庭拥有经济组织或财产的所有权的经济列为私有经济就是存在问题的:究竟多少个人(家庭)拥有经济组织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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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私有经济?多少个人(家庭)拥有经济组织所有权的是半公有经济或公有经济?笔者认为,划分私有经济与半公有(制)经济界线标准不能采用数量标准,即“少数个人或家庭”不是简单地指私有经济中产权人的数量,而是指这些个人或家庭的特殊权利(或者说具有特殊权力的个人或家庭)。按照私有经济的存在状况,笔者可以规定这样一种划分原则:凡是全体公民拥有财产所有权受到限制(即只有部分有特权的个人或家庭拥有所有权)的经济组织以及这些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及其创造的国民收入都属于私有经济,而凡是全体公民拥有财产所有权不受限制(即所有个人或家庭只要愿意拥有某个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就可以随时通过交易得到)的经济组织以及这些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及其创造的国民收入都属于半公有(制)经济。按照这样的划分原则,中国经济中目前存在的本国和外国个体经济(包括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私有企业)、非公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无限公司以及这些公司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财产和由这些财产引致的经济活动及其国民收入均属于私有经济,而集体经济和公开上市公司及其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财产和由这些财产引致的经济活动及其国民收入均属于半公有(制)经济29。由此,笔者可以得到下述定义:
[定义2][半公有经济](Semi-public-owned economy) 即半公有制经济,也可以称为半私有(制)经济,是指由部分较多公民无限制地通过交易拥有所有权或按照身份划分所有权的经济组织以及这些组织的经济活动及其创造的国民收入。
由上述定义可见,半公有经济实际上包括集体经济和股份经济。因此,我
29、集体经济一般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模式,股份制经济则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典型模式。前者可能起因于“公有就是大家所有”这样一种盲目观念,后者可能仅仅是因为股份制产生(1640年的东印度公司)并发展于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笔者认为,集体经济和股份经济一样都只是部分人拥有财产所有权,这两种经济都是非公非私性质的经济,没有任何理由作为公有制或者私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笔者也反对某些经济学家把目前的私有化运动称为“新公有化运动”并将股份化作为公有化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这种具有欺骗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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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认为,过去将集体经济划归为公有经济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而且从个体经济实践来看,个体经济实质上也只是部分个人拥有财产权利的一种经济形式,与全民所有制经济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二、所有权明晰
在西方经济家们的理论中,产权被简单地以所有权代替了。例如,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提“所有权明晰”,而是提“产权明晰”。而产权明晰可能只在个体户这种经济组织中存在,而不会在其它经济组织中存在。因为,产权明晰是指某个组织的净资产或某项财产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分配权、处置权、抵押权(质押权)、控制权、监督权等权利明确地划分给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个人或家庭(甚至家庭都不能算是明晰的,而要求划分给具体的个人才能算是明晰的),而所有权明晰则仅指某个组织的净资产或某项财产的所有权明确地划分给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个人或家庭(还是要求划分到具体的个人)。显然,所有权明晰在某一组织净资产的数量或某项财产的具体数量划分给具体的个人的情况下是明晰的。显然,个体户、私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所有权是明确地划分给具体的私人或家庭的,这类经济组织及其净资产的所有权是明晰的。但是,产权明晰意味着不仅组织或资产的所有权明确地划分给具体的个人,而且意味着组织或资产的经营权、(收益)分配权、处置权、抵押权(质押权)、控制权、监督权等权利也明确地划分给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个人。而事实上,除个体户和所有权与经营权、(收益)分配权、处置权、抵押权(质押权)、控制权、监督权等权利完全集中于某一个具体的个人的私有企业之外,一般情况下,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享,而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享,其它权利尤其是控制权也不同程度地与所有权实现了分享,这种分享的结果就是作为代理人的经理可以不同程度地实现内部人控制,最终使作为委托人的所有权人的由所有权派生的其它各项权利被不同程度地剥夺。因此,完全的产权明晰在任何所有权与经营权分享的企业中都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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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有经济中,任何财产都是明确地属于个人或家庭所有的。这不仅表现为个人或家庭对其私有经济组织中的全部资产具有明确的所有权,而且还表现为个人或家庭对其私有经济组织中的全部债务具有偿还责任。因此,私有经济具备所有权明晰这一重要特征。私有经济所有权的明晰性特征在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私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在于,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私有企业财产所有权整体性地属于单个个人或单个家庭。在有多个所有权人的私有经济组织中(如无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组织财产的明晰性表现为各个所有权人对组织财产的明确分割上。
笔者的研究发现,经济组织产权明晰的程度与经济组织所有权人的数量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私有经济组织中所有权人数量的增加,经济组织的产权关系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所有权人将会越来越失去对经济组织的财产权利(尤其是控制权)。因此,一个只有一个人拥有的经济组织与一个有成百上千万股东的上市公司相比,前者的产权是明晰的,而后者的产权明晰就只是一种形式而已30。因此,产权明晰实际上只限于所有权人便于行使财产权利的范围之内,随着所有权人数量的增加,私有经济组织也会变得越来越象公有经济组织那样产权越来越模糊。由此,笔者可以得到下述公理:
[公理2][产权模糊化公理] (Axiom of vagueness of property rights)任何一个组织的产权都会随其所有权拥有人的增加而越来越模糊。
30、从股东所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上看,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是明晰的。但是,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量只是股东对公司所有权的一种形式,而无法明确地、具体地表示股东对公司净资产所有权的数量。这是因为,首先,股东所持有的股票在证券市场上的价值与公司净资产并不形成对应关系,股票价值不是简单地由公司净资产决定的,甚至不由公司经营状况决定,而是由证券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投机、股票操纵甚至心理因素决定。其次,随着股份公司股东数量的增加,作为产权所有者的股东控制、管理和监督公司的能力越来越弱,甚至出现股东完全放弃(被迫或主动)行使股东权利的结果。相反,随着公司股东数量或资产数量的增加,公司经理及其从业人员尤其是公司高管这些内部人形成对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力会越来越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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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经济组织中,无论其资产、负债及其净资产多大,这些资产、负债及其净资产最终都归属所有者(同时也是经营者)。在个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的条件下,不会导致经营权、(收益)分配权、处置权、抵押权(质押权)、控制权、监督权等权利问题。因此,个体经济组织产权最明晰的经济组织。由于在个体经济组织中,业主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因此,笔者可以由产权模糊化公理得到下面的推论:
[推论1][产权模糊化公理推论1] (The first inference of the axiom of vagueness of property rights)个体经济组织是一种产权明晰的经济组织。
然而,半公有经济组织和公有经济组织则与个体经济组织不同。根据产权模糊化公理,在半公有经济组织中,所有权属于一部分人(集体成员或股东)所有,随着组织内部所有权人数量的增加,产权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半公有经济组织产权的明晰性或模糊性决定于组织内部所有权人数量:所有权人数量越多,产权越模糊;所有权人数量越少,产权越明晰。由此,笔者可以得到下述推论:
[推论2][产权模糊化公理推论2] (The second inference of the axiom of vagueness of property rights)半公有经济组织产权的模糊性决定于组织内部产权人数量。
完全的公有经济组织(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属于全体公民。至于具体每一个公民对公有经济组织拥有多少所有权则无法明确界定。因此,公有经济组织是一种完全的产权模糊的经济组织。这样,可以得到下面的产权模糊化公理的第三个推论:
[推论3][产权模糊化公理推论3] (The third inference of the axiom of vagueness of property rights)公有经济组织是一种产权模糊的经济组织。
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一种纯粹的公有制企业,而其它任何企业形式(包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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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有制和股份制)都不属于公有制企业。同时,从产权的明晰性来看,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最不明晰的企业组织形式(或者说是产权最模糊的企业组织形式),而个体户也只有个体户才是产权最明晰的企业组织形式(或者说是产权最不模糊的企业组织形式)。
笔者的研究发现,产权明晰能够产生产权监督而形成所有者对组织的责任进而形成一定的监督机制。但是,这种产权监督的作用是有限的,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产权监督作用也随之降低。同时,笔者还发现,产权明晰并不能保证组织效率,产权明晰与组织效率关系相当小,而只与财产占有和收益分配有关。在产权明晰或产权模糊的条件下,组织效率都与组织结构和组织治理制度安排相关。
综上所述,所有权明晰与产权明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私有经济组织和股份经济组织及其净资产的所有权是明晰的,而公有经济组织(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权是不明晰的。但是,如果看经济组织(实际上包括所有的组织及其净资产,如政府财产、党产等)的产权是否明晰则要看经济组织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否分享,一旦经济组织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享,则经营权、(收益)分配权、处置权、抵押权(质押权)、控制权、监督权等权利的模糊就是不可避免的。而笔者的研究发现,任何组织的效率与所有权明晰的关系相当小,组织效率主要决定于组织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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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私有经济的类型
从总体上看,不同类型的私有经济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征。但是,仅仅理解私有经济的这些特征是无法全面理解私有经济问题的。而且,在经济统计、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等方面,都需要对私有经济进行分类。因此,在研究私有经济的概念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对私有经济的类型作出一些基本划分也是重要的。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笔者可以将私有经济进行不同的分类。
(一)、按照所有权人的数量划分。
按照所有权人的数量划分,私有经济可以分为个体私有经济和非个体私有经济。
[定义3][个体私有经济](Inpidual private-owned economy)简称个体经济,是指由单个家庭依照法定程序成立、并且由其自身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为主、而不以雇佣非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员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经济组织及其集合、以及由这些经济组织进行的经济活动及其国民收入的总和。
我国的个体私有经济组织称为“个体工商户”,而个体私有经济则指由个体工商户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国民收入的总和。
[定义4][非个体私有经济](Non-inpidual private-owned economy)是指由单个个人、家庭或若干个不属于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依照法定程序成立的、主要通过雇佣非家庭成员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私有经济组织及其集合、以及这些经济组织进行的经济活动及其国民收入的总和。
非个体私有经济则包括本国私有企业、外国私有企业和国内外(中外)合资私有企业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以及股份制企业中的上述企业所持有的股份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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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经济活动及其所创造的国民收入。
从理论上讲,非个体私有经济应当包括除个体私有经济之外的全部私有经济。但是,我国在进行私有经济统计时将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和联营企业单独进行统计。因此,狭义的非个体私有经济不包括上述企业及其所进行的经济活动。
在我国,非个体私有经济组织称为“私营企业”,而其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国民收入的总和则称为“私营经济”。笔者认为,“私营企业”在概念上不能说明企业的产权属性(即说明第一权能的所有权属性),因而“私营企业”的概念不科学。同样,“私营经济”的概念也存在没有从产权的所有权这样一个核心的经济性质方面说明其概念的内涵,因而“私营经济”概念也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为避免此种概念上的混乱,笔者对个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作出下述明确的定义:
[定义5][个体工商户](Inpidu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family)是指由所有权人及其家庭成员自己从事生产、经营及其具体业务劳动或仅存在偶然的或短期的雇佣劳动的经济组织。
个体工商户的实际上是一个从事工业活动或商业活动的家庭。从事工业活动的家庭称为“家庭作坊”,从事商业活动的家庭称为“商贩”。如果从劳动雇佣关系来定义,个体工商户就是一种典型的“自己雇佣自己”的私有经济组织。因此,个体工商户也称为“自雇佣个体户”(Self-employed inpidual)。
[定义6][私有企业](Private-owned enterprise)是指长期雇佣非所有权人从事劳动的私有经济组织。
“个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是两种既相互区别又存在一定内在联系的经济组织(概念),为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进行探讨。
“个体工商户”与“私有企业”的联系在于:
(一)、社会性质相同:“个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都具有资本主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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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从个人理性和组织理论方面看,无论是个体工商户还是私有企业都是经济人,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都是为获取最大化利润。任何一个私有经济组织都不可能脱离利润这种资本积累形式和资本至上这一资本主义的核心假定和中心理念来采取自己的行动。个体工商户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积累资本以实现向私有企业的过渡,而私有企业则是通过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实现的资本积累完成其组织构造的。并且,私有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普遍的生活质量,而是为了追求资本本身,存在着通过资本占有而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及其成果的本能和潜在倾向。
(二)、法律性质相同:从法律性质上看,“个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都是一种依照法定程序成立的法人。个体工商户必须按照法定的登记程序进行注册登记后依法成立,私有企业也必须按照规定的注册程序登记后依法成立。
(三)、产权性质相同:从产权性质方面看,“个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都属于私人所有权性质。并且,个体工商户一般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而私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一般会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分离。
(四)、组织目标相同:从组织目标方面看,“个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就此而言,个体工商户实际上就是不存在雇佣工人或偶然少量雇佣工人的私有企业。
“个体工商户”与“私有企业”的区别在于:
(一)、资本主义的成份不同:“个体工商户”的资本的本体性较低,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商品经济不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而“私有企业”的资本的本体性较高,是一种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
(二)、政治关系的结构不同:“个体工商户”是一种典型的私有产权人“自己雇佣自己”的劳动关系,而“私有企业”则是主要通过资本雇佣工人形成的雇佣关系构成其政治关系结构的,是一种典型的“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劳资关系,存在着潜在的资本家(强势群体)剥削工人(弱势群体)的本能冲动和潜在危险。因此,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在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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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政治现象。
(三)、资本结构不同:“个体工商户”的资本完全是一种“家庭资本”(即组织的净资产属于单个家庭),而“私有企业”的资本则一般情况下是一种“社会资本”(即组织的净资产属于来自不同的个人或家庭成员),也可以是一种“家庭资本”。从资本积累方面看,“个体工商户”基本上只能依靠业主自身积累资本,而“私有企业”则是可以依靠业主自身和“剥削”、“投机”、“寻租”等多种渠道积累资本,其经营期间资本的形成是完全不同的。
(四)、组织形式不同:“个体工商户”是以组织净资产所有权人“雇佣”所有权人(家庭成员)为主的组织,而“私有企业”则是以雇佣非所有权人为主的组织。马克思曾经将雇佣7人以上的企业称为“资本主义企业”,而将雇佣7人以下的企业不列为资本主义企业(暗含着雇佣7人以下的企业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意义?),至于为什么雇佣7人可能作为划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线马克思没有解释。笔者认为,这显然是一种牵强附会的理论,而不是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科学的界定。中国在对“个体工商户”与“私有企业”(官方概念中的“私营企业”)的划分上也是沿用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实践中造成了相当混乱的影响。
个体工商户作为经济组织与作为社会组织的家庭是两位一体的,即个体工商户就是单个个人或家庭本身;而私有企业作为经济组织与作为社会组织的家庭在组织形式上是分离的,企业与家庭之间只存在所有权关系(即企业为家庭所有)。
(五)、组织结构不同:“个体工商户”是一种极其典型的“家族式经营模式”,而“私有企业”则是排斥“家族式经营模式”而倾向于采用“法人代表模式”和“委托代理模式”的组织结构。个体工商户的家族经营模式是有效率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在私有企业中推广家族式经营模式会降低效率。中国目前存在相当多的私有企业仍然采用家族式经营模式,说明中国私有企业的经营是相当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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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济活动的性质不同:“个体工商户”是以组织净资产所有权人直接从事的生产、经营及其具体劳动为主,而“私有企业”则是以组织所有权人雇佣劳动的生产、经营或具体劳动为主,其财富创造主要来自雇佣劳动而不是资本家直接从事的劳动。
(七)、责任性质不同:个体工商户一般属于具有无限责任的法人,而私有企业一般为具有有限责任的法人。因此,个体工商户与私有企业存在着一定的法律地位区别。
(八)、经营场地上的区别:个体工商户一般只以家庭作为经营场地,没有正式的、成规模的办公设施;而个体企业则单独建有生产经营场地,具备一定的规模化的办公设施。
(九)、规模不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规模比较小,而个体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较大。
(十)、社会贡献不同:从就业贡献方面看,个体工商户极少雇佣社会成员,对就业的贡献是相当小的甚至没有,而私有企业由于其大量雇佣工人使其对就业的贡献相对较大。从国民收入方面看,个体工商户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相对小,而私有企业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相对较大。
私有企业可以按照所属国别分为本国私有企业、外国私有企业和国内外合资私有企业。本国私有企业和外国私有企业都可以按照组织形式分为个体私有企业、股份制私有企业、合伙制私有企业和合资私有企业等类型。
[定义7][个体企业](Inpidual enterprise)即个体私有企业,是指长期雇佣非所有权人从事劳动、所有权为某一个人或家庭拥有的经济组织。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个体工商户和个体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和个体企业都是单个个人或单个家庭拥有经济组织的财产所有权的个体经济组织。但是,个体工商户和个体企业也是存在着严格区别的。这种区别正如上面笔者已经讨论过的个体工商户与私有企业之间的区别一样,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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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企业又可以按照企业是否隶属本国分为本国个体企业和外国个体企业,外国个体企业还可以进一步按照隶属国别进行细分。
[定义8][股份制私有企业](joint-stock private-owned enterprise)是指由若干个独立的自然人或私有法人作为所有权人拥有股份的私有经济组织。
股份制私有企业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
(1)、股份制特征:企业净资产被等额划分为若干股份。
(2)、私人股东:企业股东全部为个人或私有法人。
[定义9][有限责任制私有企业](Limited private-owned enterprise)是指由若干个自然人或私有法人作为所有权人共同承担债务的私有经济组织。
有限责任制私有企业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
(1)、有限责任特征:以企业资产为偿债最高限额。
(2)、私有产权特征:企业净资产全部归个人或私有法人所有。
[定义10][合伙制私有企业](Partnership private-owned enterprise)是指由若干个独立的自然人共同出劳动力、共同拥有所有权的私有经济组织。
合伙制私有企业的基本特征是:
(1)、共同所有权特征:企业的所有权为全体合伙人共同拥有。
(2)、共同劳动特征:企业由合伙人共同出劳动力来实现其运作。
(3)、产权私有特征:企业的全部净资产所有权归合伙人私人所有。
[定义11][合资私有企业](joint private-owned enterprise)是指由若干个自然人或私有法人共同出资成立的私有经济组织。
合资私有企业的基本特征是:
(1)、共同出资特征:企业由合资各方共同出资成立和运作。
(2)、共同所有权特征:企业的所有权为全体合资方共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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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权私有特征:企业的全部净资产为私人或私有法人拥有。
(二)、按照所有权性质的结构划分。
按照所有权性质的结构标准划分,可以将私有经济分为独立私有经济和混合私有经济。
[定义12][独立私有经济](Independent private-owned economy)是指由一个或若干个自然人或私有法人出资成立、所有权全部归私人拥有的私有经济组织以及此类经济组织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总和。
独立私有经济组织称为独立私有企业,即由一个或若干个自然人或私有法人出资成立、所有权全部归私人(自然人或私有法人)拥有的私有经济组织。
独立私有企业的基本特征是:
(1)、所有权私有特征:企业净资产全部归私人所有。
(2)、所有权人数量的不确定性特征:所有权人可以是唯一的,也可以是多个所有权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独立私有企业与独资私有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私有经济组织。独资私有企业是由一个独立的自然人出资成立并拥有全部净资产所有权的经济组织。独资私有企业分为本国独资私有企业和外国独资私有企业两种类型。
独资私有企业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
(1)、所有权唯一性特征: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全部归一个独立的出资人所有。
(2)、所有权私有性特征: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人是一个独立的自然人或由一个独立的自然人成立的法人。
由上述分析可见,独资私有企业是独立私有企业的一种特殊形式。
[定义13][混合私有经济](Mixed private-owned economy)是指由一个或若干个自然人或私有法人与政府或公有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成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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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归私人、国家或公有经济组织共同拥有的经济组织以及此类经济组织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总和。
混合私有经济的实质是组织资产的公私共有。因此,混合私有经济也可以称为混合公有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economy of the mixed right of ownership)或直接称为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
混合经济组织称为混合企业(Mixed enterprise)。混合企业可以按照所有权隶属国别分为国内混合企业、国外混合企业和国际混合企业三种类型。其中,国内混合企业是指由一个国家内的个人或私有法人与政府或公有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成立的经济组织,又分为合资混合企业和股份制混合企业和有限责任制混合企业三种类型。国外混合企业是指由一个国家之外其它国家的个人或私有法人与其所在国政府或公有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成立的经济组织,又分为国外合资混合企业和国外股份制混合企业和国外有限责任制混合企业三种类型。国际混合企业是指由一个国家之外的其它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的个人或私有法人与这些国家的政府或公有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成立的经济组织,又分为国际合资混合企业和国际股份制混合企业和国际有限责任制混合企业三种类型。
(三)、按规模划分。
按照资产规模划分即是根据私有经济组织净资产、产值或利润总额规模将私有经济分为规模以上私有经济和规模以下私有经济。其中,规模以上私有经济是指净资产、产值或利润总额超过一定数额(例如,500万元)的私有经济组织以及这些经济组织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总和;而规模以下私有经济则是指净资产、产值或利润总额低于一定数额(例如,500万元)的私有经济组织以及这些经济组织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总和。
按照此种方法,私有经济组织也可以划分为规模以上私有经济组织和规模以下私有经济组织。其中,规模以上私有经济组织是指净资产、产值或利润总额超过一定数额(例如,500万元)的私有经济组织;而规模以下私有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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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则是指净资产、产值或利润总额低于一定数额(例如,500万元)的私有经济组织。规模以下私有经济组织又分为规模以下个体工商户、规模以下私有企业等类型。规模以上私有经济组织一般又可以分为小型私有企业、中型私有企业、大型私有企业和特大型私有企业。
(四)、按照产业划分。
按照私有经济所属产业划分,可以将私有经济分为第一产业私有经济、第二产业私有经济、第三产业私有经济和第四产业私有经济。第一产业私有经济是指在第一产业(农业)内部的全部私有经济组织以及这些经济组织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总和。第二产业私有经济是指在第二产业(工业)内部的全部私有经济组织以及这些经济组织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总和。第三产业私有经济是指在第三产业(服务业)内部的全部私有经济组织以及这些经济组织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总和。第四产业私有经济是指在第四产业(信息产业)内部的全部私有经济组织以及这些经济组织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总和。
按照这一划分标准,私有经济组织也可以分为第一产业私有经济组织(或称为农业私有经济组织)、第二产业私有经济组织(或称为工业私有经济组织)、第三产业私有经济组织(或称为服务业私有经济组织)、第四产业私有经济组织(或称为信息产业私有经济组织)四种类型。其中,第一产业私有经济组织又分为第一产业个体工商户(或称为农业个体工商户)和第一产业私有企业(农业私有企业);第二产业私有经济组织又分为第二产业个体工商户(或称为工业个体工商户)和第二产业私有企业(工业私有企业);第三产业私有经济组织又分为第三产业个体工商户(或称为服务业个体工商户)和第三产业私有企业(服务业私有企业);第四产业私有经济组织又分为第四产业个体工商户(或称为信息产业个体工商户)和第四产业私有企业(信息产业私有企业)。
(五)、按照行业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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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私有经济所属行业为标准,可以将私有经济分为农业私有经济、林业私有经济、畜牧业私有经济、渔业私有经济、采掘业私有经济、制造业私有经济、建筑业私有经济、教育产业私有经济、金融业私有经济、文化产业私有经济、房地产产业私有经济、公用服务业私有经济、卫生保健业私有经济、科研产业私有经济、家政服务业私有经济、体育产业私有经济、运输业私有经济、邮电通信业私有经济、商业私有经济、宾馆餐饮业私有经济、信息产业私有经济、环保产业私有经济等类型。
按照这一划分标准,私有经济组织也可以分为农业私有经济组织(包括农业个体户和农业私有企业)、林业私有经济组织(包括林业个体户和林业私有企业)、畜牧业私有经济组织(包括畜牧业个体户和畜牧业私有企业)、渔业私有经济组织(包括渔业个体户和渔业私有企业)、采掘业私有经济组织(采掘业私有企业)、制造业私有经济组织(包括制造业个体户和制造业私有企业)、建筑业私有经济组织(包括建筑业个体户和建筑业私有企业)、教育产业私有经济组织(教育产业私有企业)、金融业私有经济组织(金融业私有企业)、文化产业私有经济组织(包括文化产业个体户和文化产业私有企业)、房地产产业私有经济组织(房地产产业私有企业)、公用服务业私有经济组织(公用服务业私有企业)、卫生保健业私有经济组织(包括卫生保健业个体户和卫生保健业私有企业)、科研产业私有经济组织(科研产业私有企业)、家政服务业私有经济组织(包括家政服务业个体户和家政服务业私有企业)、体育产业私有经济组织(体育产业私有企业)、运输业私有经济组织(包括运输业个体户和运输业私有企业)、邮电通信业私有经济组织(邮电通信业私有企业)、商业私有经济组织(包括商业个体户和商业私有企业)、宾馆餐饮业私有经济组织(包括宾馆餐饮业个体户和宾馆餐饮业私有企业)、信息产业私有经济组织(包括信息产业个体户和信息产业私有企业)、环保产业私有经济组织(环保产业私有企业)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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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THE MAIN CONCLUSIONS)
[结论2-1] 私有经济是净资产(资本)所有权属于私人拥有的经济单位的集合以及这些经济单位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总称。
在概念提法上,私有经济概念直接指向所有权这一经济组织的核心内容,而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则将概念指向经济组织中次要的和不明晰的经营权,实际上是回避在形式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看来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进行区分的具有本质意义的所有权问题。在产权形式上,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与社会形态或政治形态有着必然的联系。基于人性对物质的依赖性和倾向性,从所有权方面定义,在追逐利润目标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大体上可以界定为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私有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模式,而公有经济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模式。
[结论2-2] 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的竞争性发展。
(一)、笔者主张发展私有经济并不意味着要全面放弃公有经济。
(二)、中国目前进行的盲目的“私有化运动”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所进行的盲目的“公有化运动”都是极其有害的。其理由在于:
1、一个社会中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提供需要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所有制度共同存在和发展才是有效率的。
2、公有制和私有制是用于生产人类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两种相互补充的所有制制度安排,两者的优点和缺点是共存的和互补的,并不存在其中一种所有制比另一种所有制绝对优越的性质。
3、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平等的分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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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等经济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是简单地通过一种所有制,而是通过复杂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实现的。因此,所有制的纯洁性不表明社会主义的纯洁性。
4、中国公有经济(包括一般定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核心问题不在于所有权制度,而在于公有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中国目前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将私有化作为其改革的方向使中国社会正在构筑着中国社会的悲剧。这种改革的主要根源在于:一是对产权制度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认识(基于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代公有企业的弊端);二是中国经济学界欺人盗世者的利己主义(为出名、为发表文章和当私有化者的枪手而编造诸如建立国有经济退出机制等似是而非的改革方案);三是各级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既不理解企业的微观经济也不懂宏观经济管理的官员,这些官员的利己主义(政府官员不但可以在私有化中得到吃国有资产的好处,而且还可以在私有化后与资本家之间建立“官商经济”中得到好处)行为正在走向极端化。
[结论2-3] 产权模糊是所有大众经济组织的共同特征。
大众经济组织是指由众多的所有权人共同拥有的经济组织,而不指资产规模、销售收入或利润大小。
产权只有在个人和家庭中才是最清晰的,两个人以上共同拥有财产就会出现产权模糊问题。即使在家庭中,除单个个人家庭之外,只要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产权模糊问题就自然地产生了。在经济组织中,只要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所有权人,产权模糊问题就会产生。只是在经济组织中,笔者可以通过对财产及其权利进行明确划分来实现产权的明晰化。但是,财产权利划分只能部分地解决产权模糊问题,因为财产价值和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和组织资产之间的非对称性会经常性地导致二人经济组织产生产权模糊问题。随着经济组织中产权所有者人数的增加,产权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无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还是其它任何所有制企业,都不可能脱离这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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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2-4] 完全的私有经济会阻断社会主义实现普遍幸福的通道。
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幸福。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致力于建立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而不是某个或某些阶级、更不是个别人)实现幸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不仅要遵循效率原则,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还要遵循公平原则。但是,私有经济只能实现效率,而无法实现公平。因此,完全的私有经济会阻断社会主义实现普遍幸福的通道。事实上,完全的私有经济意味着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结论2-5] 公有制主导型计划市场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私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资本主义之所以称为资本主义就是因为私有经济利润至上、金钱为本这一根本性质决定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不应当再成为整个经济系统甚至整个社会体系的核心,资本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一种工具,社会主义之所以称为社会主义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只利用金钱来实现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而资本主义的金钱本位让位于社会主义的人本位。所以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人本主义。
公有制是实现社会成员平等关系的基础。在公有制下,任何社会成员都可以远离金钱(资本)对人的奴役(但是,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避免权力对人的奴役。)。公有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既能够发挥公有产权制度的优势,同时也能够发挥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两种优势结合的结果就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对公平和效率的追求。因此,公有制主导型计划市场经济制度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从理论逻辑到历史经验都表明,只有公有制而没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既不可能实现效率,也不可能实现公平,更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不断提高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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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目标;反之,只有私有制而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也同样既不可能实现公平,也不可能实现效率,更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目标。同时,完全的私有制肯定只会导致以资本和金钱为本位的资本主义,而完全的公有制则有可能使社会陷入过度集权政治和忽视个人发展和个人生活质量的社会之中。因此,公有制和私有制按照自然的方式存在和发展才是符合人类社会规律和人类共同发展之需要的社会存在和发展方式。
同样,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也是共生共存的。只有市场而没有计划是不可能实现效率最大化的,而只有计划没有市场也是难以实现效率最大化的。计划经济的特征就是国家制定并实施宏观经济计划,而实事证明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对经济效率最大化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样,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国家不制度宏观经济计划,而企业制定微观经济计划。因此,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经济计划是不可缺少的。在计划这一问题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市场经济的计划在企业(微观),而计划经济的计划同时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宏观和中观)和企业。在缺乏国家宏观经济计划条件下,企业制定的微观经济计划会存在大量失误并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生产过剩、重复建设、因恶性竞争而造成的大量企业和因人力资源配置错位而大量人才浪费等)。因此,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需要计划,问题只在于怎样制定和实施计划的问题。同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需要市场,完全没有市场存在的经济是不存在的。因为,计划就是对市场(产品、劳动、资源等)的计划,市场是计划的基础。可见,计划市场经济制度才是真正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实现其根本宗旨的经济制度。
二、政策含义(THE POLICY IMPLICATION)
[政策含义2-1] 放任私有经济发展。
既然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可以共同存在、共同发展,那么,政府就没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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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限制私有经济的发展,更不应完全禁止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同时,由于私有经济不能在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方面沿着社会主义目标发展,完全的私有经济也不可能实现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政府也没有必要去扶持私有经济的发展,更不应将税收资源配置于支持私有经济的发展。因为,按照私有经济发展的逻辑,政府的职能就是提供公正的法律这样的社会秩序,而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政府的责任;并且,政府扶持私有经济发展的结果肯定会导致新的政企不分和官商勾结,这种新的政企不分和官员勾结可能会使社会政治比集权政治更加黑暗,人民会被迫接受资本对人的奴役,从而使社会离社会主义目标越来越远。
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未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可以允许私有经济在不影响公平并有利于提高效率的领域、以符合正义和社会秩序的方式放任自由地发展。国家既不扶持特定的私有经济组织的发展,也不限制私有经济的行业门坎和融资条件。私有经济在行业进入、税收、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一律与公有经济等同。国家只负责对私有经济组织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监管。
[政策含义2-2] 正常发展公有经济。
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在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此,任何与这一根本宗旨相违背的制度、行为和意识形态都是与社会主义反其道而行之的。在所有制问题上,私有制只会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同时使其他大部分人因为受到资本奴役而处于贫穷状态。实践证明,私有制导致的资本对人的奴役比权力对人的奴役更加残酷(“温柔的暴力”),私有制导致的金钱崇拜、两极分化、精神颓废、新的政企不分、官商勾结、官僚经济以及由这些问题而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发展离社会主义目标越来越遥远。因此,私有制不可能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金色大道。
公有制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被聚集在一个共同的利益结构中奋斗和生活,每一个人的发展机会和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最大化的条件均等起来,而不会导致私有制那样的金钱崇拜、两极分化、精神颓废、新的政企不分、官商勾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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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经济问题,也不会形成社会矛盾的积累,从而也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金色大道。
因此,从社会主义不断提高全体公民的生活质量这一根本宗旨出发,按照社会主义的逻辑和方式正常发展公有经济,使公有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的主体,才可能使社会主义理想变成现实。
[政策含义2-3] 改革政府行政方式。
在公有制主导型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基本职能在于:(一)、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计划;(二)、建立和发展公有经济组织,鼓励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之间以及各种经济内部开展有序竞争;(三)、安排公有经济组织治理制度;(四)、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五)、对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进行监管;(六)、管理国家财政收支;(七)、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因此,政府行为模式需要从指挥模式转向服务模式,从家长模式转向协调模式,从权力模式转向管理模式,从会议模式转向实践模式。
[政策含义2-4] 改革公有经济组织的治理制度。
公有经济组织效率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公有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上,而在于公有经济组织的治理制度方面。并且,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市场经济制度的目的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因此,国家改革公有经济组织的目的不是将公有经济组织进行私有化,更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有效地提高公有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效率。和其它任何经济组织一样,公有经济组织提高组织效率的途径也在于具有安排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的治理结构或治理制度,使其产生主要是对人而不主要是对组织的创造激励和贡献激励。因此,改革公有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或制度应当成为中国公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和主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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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私有经济的存在价值问题
3.1 私有经济对于实现社会理想的存在价值问题
社会理想是一个社会中按照社会制度建立之初由社会制度的建立者确定下来的理想的社会制度、社会目标和符合制度创建者要求的主流人群的生活方式。主流阶级(统治阶级及其附属阶级)的共同愿望和追求形成主流社会理想,而非主流阶级的共同愿望和追求形成非主流社会理想。社会理想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理想社会及其生活方式设想的一致表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但是,当一个社会的制度创建者及其维护阶级因自然死亡等原因而离开统治位置之后,社会理想也会被其继位者消灭。这种消灭如果不是通过建立新政权来完成的,那么社会理想还会以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和主流信仰形式存在(这是统治权力接替者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的基础),但它只是一种借助制度建立者及其社会理传承权力的意识形态力量,而社会理想已经被实质性地消灭。
人类既是一种需要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并关注共同利益的政治动物和社会动物31,又是一种以经济人理性为主的利己主义经济动物。因此,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的。从人的政治动物和社会动物这一性质
31、人类成为社会动物的原因: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社会的需要,例如,性的需要、交流(消除孤独)的需要、获得安全感的需要等;二是人没有除人类社会以外的空间,即人只能被迫与人结成社会——人不可能离开人与其它动物相处(因为人既不可能与其它动物交流,也不可能从其它动物那里获得人所需要的东西),就此而论,人离开人就不可能有别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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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个人不可能离开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32。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生产、生活和其它社会活动中,为避免因争斗而导致的两败俱伤,人们必须建立一些有利于维护全社会共同利益的制度。在这些共同制度中,已经实际安排下来的制度就是现存制度,而那些暂时无法成为现存制度的部分就会构成人们(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共同追求—社会理想的内核—理想制度。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如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都会有一个按照这个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构筑起来的社会理想33。但是,从人的利己性方面看,个人幸福一般地建立在对物欲、性欲和权力欲的追求与满足上,人们为追求和满足这些本能欲望会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全体社会成员为在其追求个人幸福时不受他人损害而要求建立一个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尽可能完美的社会秩序,同时,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不停地为追求个人幸福而破坏理想社会的实现。从历史上看,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之间的这种矛盾导致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断裂甚至倒退。
社会理想的实现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来完成的。在全部促成社会理想实现的因素中,组织和财产的所有权制度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因素之一。从理论逻辑到历史事实都表明,所有权制度安排在实现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一个社会(国家)中的所有权制度决定着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取得、占有、分配、控制和处置等权利及其方式34:
在公有制经济制度中,在权力受到严格约束的条件下(需要通过安排良好的政治制度来实现),全社会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只能通过劳动和贡献获取、占
32、这种联系可能是互利的(别人的需要也就是自己的需要),也可能是互害的(如相互利用、残害等)。
33、这种社会理想不仅决定于人们普遍的价值观,而且还会与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历史、历史人物和思想家以及文化的影响等因素直接相关。
34、笔者只讨论正常或社会公认的财富的取得、占有、分配、控制和处置等权利及其方式,对于通过权力、偷盗、抢劫、受贿、贪污和剥削等不符合正义的方式(从正义角度看这些已经不是权利,也可以说是非正义的权利)暂时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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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分配其应得之财富35,从而存在着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按劳分配的可能性(而不一定是现实的,现实的按劳分配只能部分而不是完全地做到,并且需要相当严格的制度来保证);而在私有制下,人们获得、占有和分配财富的方式大体上分成了两类(与公制条件下权力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的条件一样):一类是通过对资本和资源的占有而取得、占有和财富,另一类是通过劳动获得、占有和分配财富36。并且,公有制条件下通过劳动取得财富的方式和私有制条件下通过劳动取得财富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二)、所有权制度决定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
公有制决定着社会成员对基本(主要)财富的平等(而不是平均)占有权利,从而决定着社会成员之间可以形成平等的经济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37。但是,私有制决定着社会成员对财富的不平等占有,这种不平等不可能形成平等的经济关系,而且,由这种经济关系决定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不可能是平等的。私有制决定着社会制度所安排的、人们共同认可的规则就是人们可以通过对资本的占有而占有更多的财富甚至占有人本身,人必须接受资本的奴役,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必须服从金钱支配行为的资本主义秩序。可见,公有制可能产生权力对人的奴役38,而私有制则无法避免资本对人的奴
35、公有制条件下,分配制度是由全社会或国家来安排的,是否能够安排一种好的分配制度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
36、在私有制条件下,分配制度天然地由资本家决定,国家只能对私有企业实施最低工资保障,但不可能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效果。
37、公有制也容易产生权力对人的奴役和权力对财富的占有。但是,这不是天然的,也不是不可克服的。通过民主的政治制度、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自由的和受到监督的人事制度等能够控制权力滥用的若干制度安排是能够克服公有制的这种缺陷的。
38、公有制可能而还是必然产生权力对人的奴役,在缺乏对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的制度的条件下,权力对人的奴役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着一个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建立相应的权力约束制度和监督制度。公有制必须在民主、自由和法律的保障下才能使其实现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最大化的作用并使社会主义根本宗旨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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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但是,公有制中权力对人的奴役不是天经地义的,也不是必然形式的39,因此,公有制中权力对人的奴役不是天然的,也不是不可克服的。然而,私有制中资本对人的奴役却是天经地义,是必然形成的,因而私有制中资本对人的奴役却是天然的40。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谊、及至对社会和自然的关怀都被金钱关系所取代,整个社会的任何在利己主义原则和经济人原则下的行为和目的都会自然地被金钱所异化。
(三)、所有权制度决定着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
在公有制条件下,社会成员无法通过某种方式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人们不可能把追求物质利益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人可以按照自己本来的那种方式生活,而不会为金钱而活着。而在私有制条件下,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只有两种选择:不是成为资本家就是成为雇佣工人41。资本家必须成为利润的奴隶,而工人必须成为工资的奴隶。因此,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可避免地成为金钱的奴隶,人与物质以及人与金钱之间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42。资本家必须剥削工人,工人也必须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剥削成为不可避免的生产关系:资本家通过剥
39、人们不可能认可权力可以奴役人,因而,人们可以通过合作方式来寻求一种能够控制或消除权力奴役人的制度。
40、人们不但认可这种资本与人之间的奴役关系——资本家雇佣你,你就必须听从于资本家的任何安排(哪怕是有侮人格的事情)——你可以不听,但你就只有走人——在私有制社会中,为了生活,无产者的命运就是依附于一个资本家——社会中有N个资本家,你就只有在这N个资本家中选择一个作为你为之效劳的主子,否则,要就是你自己成为让别人为你效劳的资本家,或者成为一个个体户,或者成为饿死鬼。
41、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政府公务员、个体户或食利阶层,这些社会成员也同样会为金钱而终日操劳,公务员要设法怎样与资本家合作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个体户也要为利润而不停地盘算,食利阶层则更会像守财奴那样为金钱而活着。
42、在私有制条件下,每一个社会成员不管你是否愿意都必须放下一切去获利金钱,而人们为了获利金钱不仅放弃了自己本原应该的那种生活方式,人的理想才只能是得到并拥有金钱。人的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金钱,人成为金钱的奴隶,而金钱也不可能只是人的工具。人的一切行为都被金钱异化成为本来之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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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来积累资本,而工人则通过接受剥削来获得生活资料。这样,两极分化也必然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社会矛盾也必然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不断激化。
(四)、所有权制度决定着社会价值取向:
在公有制条件下,人的物欲以及人的丑恶本性会受到适当限制,物质和金钱仅仅作为人生存和生活的条件而存在,人们不必要为生存或穷奢极欲而千方百计地弄钱(劳动、剥削、抢劫、诈骗、贪污、受贿和偷窃都是获利金钱的一般形式),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就是珍惜生命、关爱生活、崇尚人类的共同利益。然而,私有制不但不可能约束人的物欲及人的丑恶本性,而且还会不断刺激人们永无止境地追求物欲。人们为了满足不停地膨胀的欲望而形成对金钱的贪婪追求,进而刺激人的丑恶本性极端地表现出来。因此,私有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就是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颓废主义甚至完全否定一切正义。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下,欺诈、偷盗、抢劫、贪污、贿赂、职位买卖、职称买卖、文凭买卖、文章买卖……一切人性中丑恶的东西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社会风气败坏,腐败不可遏止。
综上所述,私有经济不利于实现人类追求民主的、自由的、社会成员和谐生活的大同社会理想、尤其不利于实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理想。因此,私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存在价值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是需要引起政府高层决策者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根据笔者的调查和研究,同时,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得到的结论是:
(一)、既然私有经济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中国发展私有经济就不应当形成公有经济让位给私有经济的整体趋势,更不应当为了发展私有经济而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已经经营了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的公有企业进行简单的、野蛮的、抢夺式的私有化。
(二)、私有经济的发展只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准备条件的一个阶段,在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的条件下,私有经济的发展应当向公有经济方向过渡,即在条件成熟之后应当对现存的私有企业尤其是那些被私有化了的企业及其资产和非法发展起来的私有企业以及通过掠夺资源的方式发展起来的私有企业进行新一轮的公有化。
(三)、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可以按照“自由放任原则”发展私有经济,政府既不要大力扶持,也不要进行管制。因为政府的扶持必然会导致官商勾结,必然会导致行政腐败。况且,政府用全体民众创造的财政资源去扶持个别人投资、经营只属于个别人的企业本身就是在制造不公平,这是完全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
(四)、政府管理经济的目标应当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让每一个劳动者和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的创造者公正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让不放弃劳动的人和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这些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而那些放弃了劳动和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包括任何不劳而获的抢劫犯、贪污犯、盗窃犯和不再参加劳动创造的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后代等)应当被社会主义社会以任何方式加以抛弃。
因此,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基本责任和任务就是:
第一、集中精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第二、集中精力搞好宏观经济管理。
(五)、不论在任何一个领域,政府都有责任努力建设好公有制企业,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保障社会主义方向的主导力,保持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履行好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基本责任,不断提高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能力。
(六)、让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行发展,形成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竞争的格局,充分发挥私有经济的效率优势来刺激公有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公有经济的公平优势限制私有经济的非公平行为43。
43、例如,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公有经济工资领导效应来约束私有经济中高管的工资水平和提高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可以提高私有经济中工资待遇的公平度。当然,国家允许各企业和行业成立与资本家对立的工会组织也是一个较好的实现公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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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私有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存在价值问题
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市场有效运行的经济组织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公有经济组织、半公有经济组织(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和股份经济组织)私有经济组织。一般情况下,公有经济组织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私人不愿意提供或无能力提供的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以及大量公有经济组织能够建立起来提供而不影响效率的私人物品。私有经济组织则为社会提供无法通过规模化生产经营来实现公有经济组织向社会提供的私人物品。但是,在社会主义进入高级阶段之前,在国民经济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让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开展有序竞争来实现提供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效率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利用私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活跃成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市场经济制度中,经济组织是市场能够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发展市场经济组织为基础。私有经济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本身也是市场经济组织发展的一部分。笔者认为,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至少在如下五个方面对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产生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一)、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建立价格机制方面的作用:
首先,经济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市场经济的一个条件,而价格机制又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和市场经济实现高效率运作的内核。同时,私有经济组织和公有经济组织一样都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因此,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建立和完善价格机制。
其次,私有经济天然地存在着于组织本身趋利避害的本能(而不是于社会),利润最大化动机将会引导私人经济组织不断补充供给不足的产业领域尤其是那些个体户活跃的领域(这些领域并不适合规模性的公有经济),并不断从需求过剩的产业领域退出。因此,私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在经济系统中引入竞争性的价格机制,适时调节市场价格,完善市场经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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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建立供需调节机制方面的作用:
私有经济在建立供需调节机制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市场价格和利润最大化动机的诱导下,私有经济组织能够自动从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产业领域退出,并自动地进入供给不足、需求旺盛的产业领域。这样,市场能够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供需机制。
二是私有经济能够有效地与公有经济形成配合,即公有经济主要在私人经济组织缺乏投资动机或投资能力不足的领域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而私有经济组织则主要在风险不足以阻止私人投资进入并且能够有效地组织投资的领域向社会提供私人物品。
因此,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共同存在和发展的结果将会有利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中建立供需机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长。
(三)、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建立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方面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宏观经济失控就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充当宏观经济调控主体。在宏观经济失控的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责在于如何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恢复经济的动态均衡,并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和高速发展。
在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制度中,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总体上可以分为这样两类:一是行政手段(包括计划手段),二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主要是依靠政府的经济计划和行政指令两种方式实施的,而法律手段在一般情况下基本上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原因在于:在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系统中,法律已经被行政命令和政府政策所取代(这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计划经济制度中,政府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施宏观经济调控。
行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致命缺陷在于:
1、行政手段必然通过制定统一的计划、方针、政策和行政指令并加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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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行政手段将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2、行政手段容易受个别制定计划、方针、政策和行政指令的行政官员的主观意志、认识、能力甚至性格的局限,极有可能形成整个宏观经济受制于个别行政官员的主观意志和认识水平的严重影响。
3、行政命令一般是从整个宏观经济利益角度出发制定和实施的,而宏观经济利益往往与微观主体的利益和地方经济利益相矛盾。因此,中央政府下达的行政命令必然会遭到地方政府和公有经济组织甚至组织内部控制人的变相抵制。地方政府下达的行政命令也会遭到公有经济组织这一最终的行政指令执行主体的抵制。可见,在整个经济系统中,行政调控手段可能无法保证其实施效果。
4、行政手段的实施需要建立在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的基础上,而中央为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经济方针和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十分巨大的行政成本,这种成本本身就是经济系统效率的重大损失。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制度向计划市场经济制度的置换有利于建立新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政府转换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提供了一种引入竞争机制的条件,即在私有经济参与经济建设和经济竞争的条件下,市场机制自发地形成并发挥作用,从而促使政府从在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系统中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只能在规范公有经济单位的经济秩序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而无法形成宏观调控能力。)实施宏观经济调控走向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共同发挥作用的多元化调控模式。
实践证明,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政府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经济手段成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核心手段,大大丰富了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
2、与行政手段相比,经济手段的调控成本是有时是相对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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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手段不象行政手段那样必须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实施,而是依靠经济组织自下而上自愿、自动地完成的,效率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
4、经济手段有利于规范市场行为、尤其有利于引导和规模公有经济组织的市场行为,这对于促进宏观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建立资源配置机制方面的作用: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系统中,资源配置机制一般分为如下三种:
1、行政命令型资源配置机制:是指在整个经济系统中,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包括经济计划)对资源在各个不同产业和不同经济组织之间进行配置的资源配置机制。
2、市场调配型资源配置机制:是指在整个经济系统中,通过市场调节实现资源在各个不同产业和不同经济组织之间进行配置的资源配置机制。
3、混合型资源配置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资源是通过政府行政命令和市场调节来实现其在各个不同产业和不同经济组织之间进行配置的资源配置机制。
笔者的研究发现,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整个经济系统有行政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协同配合来共同满足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并且,混合型资源配置机制一般都是按照这样的组合模式实现的:政府的行政机制作用于经济系统是建立在市场调配机制的基础上的,市场调配机制在经济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央政府行政资源配置机制的作用以微观经济组织的经济计划机制为条件。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中,在私有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市场对资源的调配机制就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在私有经济尚未建立或私有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的物质基础将会不充分,市场调配型资源配置机制也难以实现其效率的最大化目标。
(五)、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建立竞争机制方面的作用:
竞争机制的形成条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必必在同一个经济系统中存在充分多的经济组织,而不是仅存在一个或几个经济组织;二是这些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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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必须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即投资计划、生产计划、财务计划、人事制度和定价机制的选择都应当是独立的;三是不存在产业壁垒,即任何个人或经济组织均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进入任何产业从事经济活动。
在过去大一统的公有经济系统中,经济计划是实现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而经济计划本身并不形成竞争激励。因此,纯粹的公有经济系统中并不存在有效的竞争机制。而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将会全面打破单一的公有经济系统中不存在有效的竞争机制的格局,在经济系统中引入竞争机制。其理由在于:1、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打破了公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从而形成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存的格局;2、私有经济是由数量充分多的私人经济组织组成的一个集合体,各个经济组织之间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即经济组织在投资计划、生产计划、财务计划、人事制度和定价机制的选择等方面都是独立的;3、政府难以直接对私人经济组织实施行政干预,而只能利用以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的方式进行宏观经济调控;4、私人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促进了公有经济整体在管理模式方面的改革,即国家在市场经济的总体背景下放弃以单一的计划为核心的行政管理模式,将公有经济组织推向市场,使其逐步参与私人经济组织的竞争;5、私有经济的成长壮大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又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培育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必由之路,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建立和发展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使组织具备强大效力的基本前提。因此,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既有利于国内竞争环境的培育,同时也有利于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促进国民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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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私有经济对政府职能的存在价值问题
政府职能是政府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而政府的经济职能则是指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在不同社会、不同经济制度中,政府的经济职能是不同的。
在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一)、制定和组织实施宏观经济计划(包括产量计划和价格计划);(二)、建立和扩大公有经济组织并促进其健康发展;(三)、制定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四)、管理税务和财政;(五)、进行经济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六)、促进对外贸易,协调国际经济关系。因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职能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一)、直接实施经济行为: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中,政府不是通过独立的经济组织(企业、金融机构和其它经济组织)向社会提供商品,而是在现有的技术约束条件下、按照宏观经济计划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政府直接参与并主导投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全过程经济活动,而私人或私人组织则无权参与任何国家经济计划范围内或与其相关的经济活动,政府是实施经济行为的唯一主体。
(二)、直接实施宏观调控:在纯粹的计划经济体系中,政府既是微观经济组织的法定主体,同时也是宏观经济调控主体。并且,宏观经济计划和宏观经济调控都出自同一主体和同一行为模式。
(三)、直接进行行政管理:在计划经济中,政府管理经济无法采用经济手段,而只能采用行政指令手段和法律手段,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成为政府实施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唯一方式。
(四)、形式化的行为模式:政府直接主导、参与和管理经济并在保证完成经济计划和经济任务上所采用的行政命令方式,必然导致公有经济组织中的管理人员、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为政绩或完成上级下达的经济任务而追求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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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业绩的结果。因此,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极容易产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五)、目标错位:政府行政官员及其普通公务员(也广泛地包括行政机构的公务员和公有经济组织中具有行政级别的管理人员)的私人目标函数与政府目标函数相冲突。其结果是,政府行政官员及其普通公务员将会利用职权假公济私,而公有经济组织的存在则正好为其假公济私行为提供了最好的寻租渠道和租金来源。
市场经济制度分为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公有制市场经济制度和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制度三种类型。严格地说,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和纯粹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制度都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因此,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制度是最现实的一种市场经济制度。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制度又分为公有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和私有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两种类型。政府职能在公有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和私有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中是存在严格区分的:在私有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中,政府的公共投资一般只限于非竞争性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而在公有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中,政府的公共投资是没有限制的,即政府不仅可以在非经济领域和非竞争性经济领域进行公共投资,而且还可以在竞争性经济领域进行公共投资并与私有经济开展竞争。
在私有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中,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在于:(一)、建立、完善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其核心任务是进行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规范个人和组织的经济行为;(二)、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三)、进行公共投资:在民间投资无力涉足或不愿涉足的非盈利事业或风险投资领域进行投资,以实现:1、向公众免费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2、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四)、实施宏观调控: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及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并加以实施;(五)、实行公共定价:政府对非免费使用的公共物品、容易形成价格扭曲的私人物品(尤其是一些具有垄断性质和政府在履行其职能的过程中向社会提供的服务方面)实行公共定价;(六)、促进信息的充分化:按照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信息不完全是导致价格扭曲和低效率资源配置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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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解决如何实现充分信息这一问题的最佳主体就是政府。(七)、建立公有企业并进行管理,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政府理应在促进信息的充分化方面履行其职责;(八)、促进对外贸易,协调国际经济关系。
但是,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都可能超越其固有职能行事,其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主要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一)、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打乱: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政府的基本职责在于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提供私人物品的责任则一般只由市场和市场中的经济组织,这是政府与市场职责范围划分的一个基本原则。政府一般不能超越其固有职能去做本应由市场做的事情,否则,正常的市场秩序将会被打乱。
(二)、经济效率大大降低:政府超越其固有职能将会导致政府一方面无法集中精力履行好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另一方面会由于政府去直接管理其本不“善长”的企业的事而形成低效率运作的后果。并且,政府直接插手企业将导致全民所有制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从而打击私有企业的积极性,最终导致市场体系中经济效率的损失。
(三)、政府行为发生扭曲:政府超越其固有职能范围“履行”本不该由政府履行的“职责”,其结果将会导致政府超越其权限范围滥用行政权力,最终形成政府行为的扭曲。这种政府行为扭曲的基本表现是,政府该做的事情不做,该做好的事情无法做好,而不该做的事情则抢着去做。
(四)、行政腐败滋生:政府超越其固有职能行事的一个严重不利后果是,政府越职直接从事市场行为将为政府行政官员和普通公务员提供租金源(公有有企业和政府直接干预的市场部分),这种租金源的存在将成为政府行政官员和普通公务员滋生行政腐败的温床。
(五)、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泛滥:政府超越其固有职能行事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政府官员为追逐行政业绩而过渡形式化地讲求表面政绩(例如,政府往往只注重大规模地进行公有企业投资和市政建设投资,而不重视公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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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和效益),从而导致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只养鸡不下蛋的结果。并且,公有经济的整体管理模式和内部管理方式都无法摆脱行政习气、行政规则和行政潜规则,从而形成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
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规范政府的行事范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44。
由此,笔者可以归纳出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一个基本公理:
[公理3][私有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中政府职能公理] (The axiom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in market economic system)在私有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中,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提供公共物品。
上述公理包含着前面所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七个方面的基本职能。但是,在中国现阶段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共同发展的条件下,政府在公有经济发展方面的职能是什么?笔者认为,政府在促进公有经济发展方面的基本职能就是:(一)、负责建立和扩大公有经济组织;(二)、建立公有经济组织管理的委托代理制度;(三)、建立公有经济组织内部激励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
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私有经济对于政府职能又产生怎样的影响?笔者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所起的起着一定积极的作用,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引导政府行政观念和行政模式的转变:
在过去完全的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管理经济主要是按照行政命令方式进行的,政府官员和普通公务员一般都习惯于经济服从于政府行政和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服从国家经济力量和个人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这实际上违背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宗旨)。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但会使政府认识到私有经济对提高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增强国
44、关于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请读者参阅拙著《私有化运动-中国公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制度变迁》、《私有经济学》、《政府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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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济的整体实力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方面的重要性,而且会促使政府树立起政府行政为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不是经济建设为政府行政服务的基本行政观念。在政府行政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基础上,私有经济也有力地推进了政府行政模式的转变。政府的存在不是为了控制或直接参与私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而是为私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促进政府强化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职能:
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从根本上重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即原来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体系变成了现在的公有制经济与私有经济共同存在和共同发展的体系结构。这一结构所导致的基本结果是,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形成一种有利于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竞争机制。而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竞争格局的形成一方面促使政府肩负起了管理私有经济的职责,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政府在加强公有制经济管理方面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让私有经济参与国民经济建设,这就使政府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二是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竞争,迫使公有经济组织引入竞争机制,从而有利于提高公有经济的竞争能力;三是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形成的管理创新机制将会为公有经济的管理创新提供示范和借鉴来源。
(三)、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公有经济组织的管理水平:
首先,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形成了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两大体系,而两大体系之间的竞争必然导致公有经济组织提高管理水平,而不会完全忽视管理和经济效率。
其次,在单一公有经济体系中,无论是政府在宏观上还是公有经济单位内部在微观上都不存在管理创新的动力和创新机制;而在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共同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下,私有经济由于其天然的竞争性而使其具有管理创新的压力和机制,私有经济的管理创新又会为公有经济提供示范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有经济的管理机制,进而有效地提高公有经济的竞争力和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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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四)、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政府重视经济的实际效率:
公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绩最大化为其追逐目标的,即公有经济主要考虑当届政府的行政业绩。并且,公有经济往往主要服从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由于政府政策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而公有经济中的管理者及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与公有经济单位本身的目标函数之间形成一对公有经济的主要矛盾。因此,公有经济中的管理者只有政绩激励,而没有提高实际经济效率的激励。但是,私有经济主要以利润最大化为其追逐目标,而公有经济则不会简单地以利润最大化为其追逐目标。私有经济追逐利润目标的行为会为政府提供一种示范,从而使政府向公有企业施加重视效率的压力,这将会形成与公有企业面临私有企业竞争压力一起共同促使公有企业重视实际经济效率的结果。
当然,在改革过程中,公有经济中的个人目标与经济单位目标之间的矛盾会在中央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激化,即公有经济单位中具有实际控制权力的内部人将会利用改革之机通过建立卫星企业45转移公有资产或通过蓄意降低公有企业效率来达到私有化目的最终实现瓜分公有资产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目标。因此,在私有化环境下,在公有经济中容易形成高管对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最终不但无法提高企业效率,而且还会存在高管通过降低企业效率来达到破产并瓜分公有企业的目的。这样公有企业的改革就会以失败告终。
(五)、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克服政府行政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首先,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政府官员正确认识政府职能在于服务经济、社会和政治,从而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
45、卫星企业是指公有企业的高管自己建立围绕公有企业业务经营的属于这些高管自己的私有企业,公有企业利用公有企业的资源和营销渠道来为自己的卫星企业谋利甚至直接将公有企业的资产转移到自己的卫星企业。建立卫星企业谋利和转移公有资产是中国公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政府官员建立权力经济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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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将会逐步减少并最终阻止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行为,从而有利于市场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发展,也有利于政府致力于履行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因此,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将会有力地促进政府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经济下形成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中走出来,转向为社会提供法律秩序、公共安全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服务上来,从而有利于政府推动国民经济有序、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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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私有经济对于市场需求的存在价值问题
市场需求分为国内需求(内需)和国外需求(外需)两个方面,而国内需求又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因此,私有经济对于市场需求的存在价值可以从私有经济对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的影响来看。
首先,随着私有经济的屜,私有经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在逐年提高,成为拉动国内投资需求的重要力量,而这种对投资需求的拉动对于缓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所形成的通货紧缩和较为严重的需求不足问题以及对于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笔者也必须强调,私有经济投资对公有经济投资存在着相当大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消费方面看,私有经济已经成为向社会供应商品、疏通市场销售渠道和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力量。在经济危机时期,私有经济对于缓解内需不足条件下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保持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具现实意义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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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私有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存在价值问题
私有经济对于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其存在价值?这是研究私有经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应当只有在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的条件下才能够成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私有经济的理由。而私有经济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需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私有经济是否有利于实现公平分配;二是私有经济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效率,以通过财富增长来实现社会主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宗旨。从前面的论述中笔者已经得到的结论是,私有经济在实现公平分配和普遍幸福方面无法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但是,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笔者也必须认识到,私有经济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既促进了国民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对公有经济的“挤出效应”:私有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公有经济增长。对于这一问题由于缺乏实证数据,笔者目前还无法进行实证研究。但是,从理论上看,这种挤出效应是存在的。
同时,政府在扶持私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和自然资源,而对财政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耗是否一定比公有经济的效率更高以及这种消耗是否值得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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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私有经济对财政的存在价值问题
私有经济的存在应当有利于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社会公平。从一定角度上看,私有经济对于促进社会公平的意义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通过其自身的奋斗成为资本家。但是,并非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发家致富的机会。从现实和历史中不难发现,一个社会中有资本家存在就必定就有无产阶级存在,并且,一个资本家一般性地需要对应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产者。从逻辑到现实都可以证明,不可能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资本家,也不可能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自由竞争(更何况不存在着相当不平等的竞争)中走上幸福之路。因此,资本积累的自由的后面可能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社会公平在私有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私有经济是否能够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私有经济是否能够促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二是私有经济是否能够增进国家财富?三是私有经济是否能够增进个人财富?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私有经济对于国家的存在价值问题或者说私有经济对于财政的存在价值问题,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私有经济对于国家是否存在经济上的贡献的问题。
从实际数据中笔者可以发现,私有经济对于财政具有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与私有经济对公有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相比,是挤出效应大还是私有经济贡献大?这也是一个值得进行深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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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私有经济对就业的存在价值问题
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生活是否能够得到最基本的保障的问题,而且是社会财富是否能够惠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问题。当一个社会中就业问题表现得比较严重时可能还会引起政治动荡。因此,就业问题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
私有经济对于就业的存在价值即是私有经济对于就业是否具有一定的贡献。
从实际观察和统计数据不难发现,私有经济对就业的贡献是相当明显的。但是,正如前所述,笔者还必须考虑私有经济对公有经济的就业挤出效应。在考虑了挤出效应后,私有经济对就业的贡献是否还是正的?这一问题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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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私有经济对公众生活的存在价值问题
私有经济是否具有存在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公有经济相比,私有经济是否能够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其中包含着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私有经济是否能够普遍地提高社会成员整体的收入水平;二是私有经济是否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三是私有经济是否能够让一般社会成员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例如,社会成员之间更加和谐的关系,闲暇的增加,心理压力的减少,人们的物欲、性欲和神欲是否能够得到适当的满足等等。
从云南省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与全民所有制经济相比,私有经济对社会的收入贡献为90亿元,仅相当于全民所有制经济225.3亿元的40%;私有经济中劳动者人均年收入为5995元,比全民所有制经济的10880元少4885元,全民所有制经济劳动者收入几乎是私有经济雇佣劳动者收入的近两倍。可见,从收入水平来看,私有经济中雇佣劳动者的收入状况远远比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劳动者收入状况差。并且,笔者的研究还表明,随着因人口基数扩大而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数量的增多、农业劳动者向其它行业转移和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私有经济中雇佣工人实际工资存在着向下的压力。
笔者发现,目前,中国社会中的收入状况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全民所有制经济与私有经济之间出现收入背反:即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员工的收入在逐步提高,而私有经济中员工的收入存在下降趋势;二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出现不同阶层人员收入水平的非同步增长: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形成按职位分配的新的分配形式,高层管理阶层、中层管理阶层、低层管理阶层与一般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甚至出现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收入背反现象,即出现了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管理人员收入的剧增与一般员工收入锐减并存的现象。三是私有经济内部呈现出四大阶层分离的格局:即资产阶级、管理阶级、技术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形成背反现象,资产阶级、管理阶级、技术阶级的收入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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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的趋势,而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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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私有经济对外贸的存在价值问题
从理论上看,私有经济在对外贸易中可能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因此,私有经济有可能成为对外贸易的活跃力量。并且,通过私有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有可能促进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过,笔者也必须清楚,私有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可能会由于过度追求利润目标而损害国家利益(如走私、骗税等)和对外贸易的整体利益。因此,如何发展私有经济对外贸易问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而且,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私有经济是否有利于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一个难以下结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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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THE MAIN CONCLUSIONS)
[结论3-1] 私有经济发展的自由放任原则。
私有经济的盈利动机会驱使私有经济组织自动地寻找能够为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业和产品。因此,政府在界定应当发展哪些私有经济的问题上需要做的事情就只是界定私人所提供的产品是否符合正义,并制定法律对私人提供的产品进行监管。例如,法律规定,不允许任何经济组织向社会提供毒品、不合健康标准的产品、污染物(产品的副产品)、走私品等等。但是,政府应当避免将监管变成管制。因为,行业管制的结果不但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还会形成寻租激励(私有经济组织会通过寻租来消除管制,因而管制会产生私有经济组织向政府中的管理者尤其是政府高管进行寻租的激励)和管制激励(与资本家用资本来获得利益和工人用劳动来获得利益相反,政府官员是通过管制来取得租金作为以权力获得利益的,因而管制会产生公务员尤其是政府官员设置管制的激励),进而造成社会风气败坏和人类生存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恶化。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走到管制的反面同样也是危险的,政府不遗余力地鼓励发展私有经济或扶持私有经济发展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政府行为失去原则。其原因在于:
(一)、政府鼓励发展私有经济必然会形成行政权力与私有资本的媾合,甚至形成严重的官僚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
(二)、政府用财政资金扶持私有经济发展必然会成为政府官员与资本家之间合作侵食政府财政资源恶果,从而形成严重的行政腐败;同时,政府用财政资金扶持私有经济的发展是用纳税人的钱为资本家做事,本身是在制造不公平,是与社会主义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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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励和扶持私有经济发展必然扭曲政府行政行为(政府的行政职责不是去帮扶资本家如何赚钱),转移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注意力和精力,其结果是政府可能干了不该干的事,而该干的事却没干或没干好。因此,放任私有经济发展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对发展私有经济的一种正确态度。
[结论3-2] 制定《私有化法》是公正地进行私有化运动的前提。
首先,笔者必须明确地反对私有化运动。但是,从目前中国实际情况看,无论是否有人反对私有化,私有化运动都在实际地进行着。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笔者要做的工作就只能是解决怎样公正地进行私有化的问题了。笔者认为,为避免公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应当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私有化运动,已经私有化的政府行政资产、自然资源、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资产都应当依法收回。在此基础上,首先制定私有化法,然后进行试点,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再逐步推进私有化。如果私有化后的企业的效率和公平并不比私有化之前的企业的效率和公平更好(例如企业和工人的收入没有增加,产品质量假冒伪劣化等),私有化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就不应该进行私有化。
二、政策含义(THE POLICY IMPLICATION)
[政策含义3-1] 鼓励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之间开展有序竞争。
在科学技术发展到足以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足够的物质需要之前,私有经济可以在不受任何非正义性限制的条件下自由放任地发展。国家在不同行业均建立公有经济组织,并使公有经济组织与私有经济组织之间开展有序竞争。这样既可以提高公有经济组织的效率,也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在不改变性质的条件下得到持续性发展。
[政策含义3-2] 制定和实施《私有化法》。
制定和实施《私有化法》是保证私有化运动不失去它的公正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目前的私有化状况已经突出地表明,制定和实施《私有化法》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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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私有化法应当至少包括这样一些规定:
(一)、公有经济组织的私有化仅限于无法解决效率问题而阻碍组织发展的情况。
(二)、公有经济组织在进行私有化时必须将组织资产进行公开评估并在媒体上公布评估结果、评估责任人的相关情况,发现评估舞弊行为的,应当追究评估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三)、评估后的资产应当划分为若干股份通过法定程序公开向全社会出售,不得向特定个人或群体出售,更不能无偿转移公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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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私有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4.1 中国私有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的背景和条件
一、中国私有经济形成和发展的认识背景和认识条件(THE ACKLOLIGYMENT BACKGROUND AND CONDITION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OWNED ECONOMY)
人的思想认识决定着人的行为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主流阶层的认识则决定着这个社会重大制度的变迁方向。因此,在一个社会中,主流阶层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决定着这个社会是否允许私有经济存在,进而也决定着这个社会是鼓励还是限制私有经济的发展。事实表明,私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地不是决定于公众对私有经济的认识,而是决定于国家主要决策者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并且,国家主要决策者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又会直接受到为其提供理论支持的经济学家认识的影响。
中国政府决策者及中国经济学界对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认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和两种看法。其中,两个阶段是:第一阶段自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第二阶段自1980年代初至今;两个种看法是:“私有经济有害论”和“私有经济有利论”。
(一)、“私有经济有害论”:这是第一阶段对是否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这一问题的主流认识和基本认识。持这一认识的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私有经济的存在将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纯洁性,从而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不利于实现社会主义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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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发展公有制经济。在这一认识条件下,中国社会自195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官僚资本、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公有化运动”,整个1950年代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从中国社会中销声匿迹了。
(二)、“私有经济有利论”:这是第二阶段对是否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这一问题的主流认识和基本认识。持这一认识的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私有经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因此,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通过发展私有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按照这样的认识,中国社会自1980年代开始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并且,企业改革的重点也放到了所有制改造上(即进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和私有化)。总体来看,中国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私有化过程,这一过程笔者称之为“私有化运动”。
二、中国私有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制度背景和制度条件(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AND CONDITION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OWNED ECONOMY)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发展程度一般性地与这样四个因素相关:
一是制度安排,即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否选择了一种适合于该国或该地区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制度。在制度安排方面,产权制度对于经济系统的健康运行及其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生活在这个国家或地区及其邻区的公众具备的商业意识及其经济素质,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育程度和经济成长进程。
三是资源状况,一般而言,自然资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自然资源状况对于经济的作用可以是双重性的: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但也可能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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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而形成阻碍发展的严重惰性46。
四是政府行为,政府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调控和日常行为对于该国或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速度和潜力都会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本身就是一个由已经失去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而私有经济则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一支新生力量。因此,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私有经济发展的过程。从总体上看,私有经济制度变迁大体上可以概括为“禁止发展的制度安排”到“补充发展的制度安排”再到“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最后到“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这样一个演进过程。
(一)、禁止发展的制度安排: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以前(1950年-1978年),在纯粹公有制下,禁止发展私有经济的制度安排。这一时期确立经济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对立论”,即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私有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完全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的东西社会主义社会就一定不能有。在这样一种“对立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全社会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兴起了一场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的“公有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是,私有经济以及除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以外的私有财产彻底地在中国社会消失了。
(二)、补充发展的制度安排:这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初期(1982年-1993 年),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将私有经济作为公有经济的补充来发展私有经济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是经过两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完成的:第一次制度变迁发生于1982年,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个体
46、例如,云南就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生活在这一区域内的民众提供了较好的生存条件,养成了此间人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人们按照自然的状态生活的生活质量可能并不比按照现代资本主义追求物质与金钱的生活方式的生活质量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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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的法律地位47;第二次制度变迁发生于1988年,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全面确立了私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和私有企业)的法律地位48。这一时期确立经济制度的指导思想是“补充论”,即私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进行发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私有经济步入了快速、稳定的发展阶段。
(三)、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这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1993年-1995年),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这一时期确立经济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共同论”,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私有经济(包括民族私有经济和外国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共同发展4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私有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制度和政策障碍的高速发展轨道。
(四)、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1995年以后,一方面,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被决策层和理论界(主要是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界)认定为“缺乏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同时,公有企业也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私人物品”的资本主义行为标准,从而促成了公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战略的构建,最终促成了私有化运动的形成。另一方面,政府在发展私有经济过程中已经极其自然地形成了各个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而在财政投资不足且受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各地方政府创造政绩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大力发展私
47、宪法原文是“在法律规定的城乡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48、宪法原文是“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49、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确立了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决定》明确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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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济:招商引资成为政府增加GDP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发展地方经济的出路。显然,由此笔者不难发现,坐在台上的政府官员普遍没有共产主义信念,也不是意志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否则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从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另一面即公有经济的退出来看,随着中国政府对私有经济发展的鼓励和公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理论被决策层的接受,公有经济内部尤其是掌握着公有企业控制权的公有企业高管已经普遍地把将公有企业私有化为自己的资产(企业)当作最快速、最简单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方式,而敢于率先冒险的公有企业高管私有化公有企业及其资产的示范效应极大地促进了私有化运动的迅速展开。事实表明,私有化运动是在中央似不知情和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由公有企业高管配合西方新自由主义者(提供理论支持)源自损人利己原则通过学习效应迅速地开展起来的。而私有化运动的激励源泉就在于公有企业中的高管可以通过私有化来迅速实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目的。显然,公有经济大规模退出(私有化)不仅在时间上、空间上和资源上给私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大量的公有经济直接通过私有化变成了私有经济。这样,大量私有经济在原来公有经济退出的领地上建立起来,赶上私有化运动的原公有企业高管和在原来公有经济退出的空地上投机以及直接圈到本该属于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的强盗和奸商成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一批暴发户。更加严重的是,赶上私有化运动的政府行政人员尤其是当权的行政官员通过变卖行政资产和通过“扶持”私有经济、建立垄断资源的私有企业等成为一批批的官僚资本家。
从中国私有经济发展制度变迁中笔者不难发现,中国私有经济的制度变迁表现出十分显著的下列四个特征:
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中国私有经济发展过程中共同作用,完成了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制度变迁。
二是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私有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和发展后劲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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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私有经济发展出现了十分巨大的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明显快于西部地区和北方地区。
四是私有经济组织缺乏企业家类型的创新型人才,相当一部分私有经济组织本身的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弱。并且,大量私有经济组织中的人才都是从原来的公有经济组织中“挖”来的,一些私有经济组织的高管或中层管理者甚至只是通过其原来在行政或事业管理机构中的地位或关系来发挥他们的“生产力”或“管理才能”。因此,笔者认为,发展私有经济应当注重培养企业家队伍,并且,政府应当深入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提高各类经济组织的经济效率。
中国私有经济制度变迁的演进可以用框图描述如下:
1950-1978
1978-1993
1993-1995
禁止发展
制度安排
补充发展
制度安排
共同发展
制度安排
对立论
补充论
共同论
大力发展
制度安排
大力论
1995-现存
时
间
理
论
制
度
三、中国私有经济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CONDITION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OWNED ECONOMY)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前提,而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都是以一定性质的所有制为前提的。人的利己本性(利己主义)和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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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排他性决定了财产的私有制存在的天然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全部财产都是私有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人类的利他主义倾向以及最终从人类追求生活质量的目的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安排需要公有制。)。人的利己性表明,人类天生就有占有并不断增加财富的欲望,这种欲望本身就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源泉。但是,中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是沿着一条纯粹的公有产权制度路线前进的,其问题在于:
(一)、过分追求形式化的公有产权制度:公有产权制度曾经50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并且,一切财产都被界定在“公有”的范畴之内,不允许任何人拥有任何私有财产。笔者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各阶级之间)的互助合作、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而不是简单的财产公有制度。财产公有制度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但不是全部或唯一途径。
过分追求简单的财产公有制度的结果是:
1、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本末倒置:在过度追求简单的、形式化的公有制的结果是,社会追求的不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是对贫困的忍受。而在过度信仰共产主义的情况下可能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为意识形态而斗争的社会中,前苏联、北朝鲜、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东区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历史说明,正是对共产主义宗教式信仰(而不是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制度来追求)和不切实际的社会理想信仰使社会陷入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旋涡之中。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事实表明,在高度集权的、缺乏法制和民主监督的情况下,在纯粹的公有制度下,只有极少部分人利用其所拥有的特权进行职位消费而保持了一种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事实上,这种状况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根本宗旨。
50、目前,理论界已经不再提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私有制确实是实现社会主义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根本目标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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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致了严重的形式主义:在简单的完全的公制社会中,人们追求的是形式化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而这种形式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建设被完全流于形式甚至人们不再去搞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将精力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斗争上,最终使整个社会离社会主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目标越来越远。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国目前仍然在进行所有权制度变迁(包括追逐GDP增长速度)的形式主义运动51,只不过这种运动的方向与过去正好相反而已: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改革 (“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所有制形式上的公有化运动,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是在所有制形式上的私有化运动52。笔者坚持认为,公有制是保证公平和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障,公司治理结构则是企业效率的根源。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条件下都是无效率的。因此,笔者既反对盲目的公有化,也反对盲目的私有化。同时,完全的公有制或完全的私有制统治一个社会都会使社会悲剧不可避免。
(二)、过分追求财产均等和收入平均分配:公有制是实现个人收入公平分配的一条途径53。在公有制下,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归社会共同占有。这样就阻断了拉大贫富差距的通道。但是,在公有制下的分配制度对资源
51、在形式主义的社会主义中人们以贫穷为荣,而当社会走向了它的反而的时候却又以奢华为荣和形式化地追逐GDP增长政绩:两者都背离了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本来的生活方式。
52、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这不是“私有化”而是“新公有化”的荒唐论调。
53、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但不能因为它符合人的自私本性(人性)就激励人们去搞私有经济,就象强奸、杀人和贩毒也符合人的自私本性而不能激励人们去强奸、杀人和贩毒一样,私有经济并不存在值得整个社会大力去发展。从整个社会共同提高生活质量这一社会主义目标来看,由于私有制导致的是两极分化,而公有制不可能导致两极分化。因此,公有制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但不是必然),即公有制是实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宗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通过完善企业治理制度和政治制度来不断提高企业效率和人民生活的政治环境才能真正把社会主义目标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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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效率和贫富差距也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和分配制度都是为平均主义服务的:一方面,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个人只能领取固定工资也不占有必要的生活资料。其结果是,平均主义使天赋不等的人们拥有相等的收入,贡献不同者得到相同的报酬。这就激励了偷懒,同时也打击了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和贡献精神,最终压制了效率。最后的结果就是企业效率的下降和经济的不发展甚至将人的精力转移到意识形态斗争和其它斗争中。
追求形式化的财产公有制度的结果是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注重所有权的公有制形式,而忽视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这种结果显然是与人类生存的目的(即追求尽可能好的生活质量)背道而驰的。过分追求财产平均的结果是压制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也是违背人类生存追求尽可能好的生活质量的目标的。笔者可以这样认为,打破过分追求形式化的公有制度和过分追求财产均等的平均主义正是1978年以后中国私有经济形成的最基本的动力。换句话说,发展私有经济是满足人的自利本性的需要54,但不是全体人民共同实现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共同组成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两条途径,纯粹的公有经济或纯粹的私有经济都不可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四、中国私有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政策背景和政策条件(THE POLICY BACKGROUND AND CONDITION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OWNED ECONOMY)
54、人性主要是利己主义的而其次的才是利他主义的。但是,正如人们为自己的利益要杀死自己的竞争者、要贩卖毒品、要偷懒、要诈骗、要偷窃而不能鼓励人们去杀人、贩毒、偷懒、诈骗或偷窃一样,笔者必须限制而不是鼓励人们去杀人、贩毒、偷懒、诈骗或偷窃。因此,一种好的社会制度应当能够有效地限制人的损人利己的行为。资本主义主要是去激励人的利己主义行为,而社会主义主要是去激励人的利他主义行为。但是,过度激励人的利己主义行为或过度激励人的利他主义行为都会给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制造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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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保护个人财产和发展私有经济的相关内容被写进了宪法和相关法律,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了大量的鼓励私有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私有经济业主(资本家)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同步实现。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确立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法律地位,从而使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发展私有经济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支持。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个体经济的法律地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合法的权利和权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同时确立了外商投资的宪法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它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确立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地位,198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和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私有经济的法律地位(“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私有经济的法律地位(“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对私有经济的确立和鼓励发展私有经济的经济政策成为推动中国私有经济蓬勃发展的主要力量。
显然,从1980年代开始,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越来越有利私有经济的发展。但是,笔者同时也发现,在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同时,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件对私有经济的有利性过度化了,这种过度化有利性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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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当严重的问题:
(一)、新的政企不分55:在各级政府所管辖的各个不同区域面临区域经济竞争而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条件下,政府行政官员、金融机构管理层、公有企业中的管理层等实权控制者以私有企业的幕后主人的形式全权控制或部分控制(入实股或参干股形式)私有企业,形成了新的政企不分。这种新的政企不分比传统的政企不分56更加有害,因为,这些私有企业在形式上披着合法的外衣而实际上是非法的甚至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根据笔者的调查,这种情况在中国社会相当普遍,也相当具有破坏性。笔者可以毫无疑问地认认为,新的政企不分和私有化运动下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毒瘤,成为破坏社会主义大业最具有威胁性的反社会主义力量。
(二)、资源配置扭曲:在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背景下,政府将大量的财政资源用于扶持私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不公平再分配。私有企业利
55、新的政企不分是指政府公务人员或权力(主要是行政权力、经济权力和融资权力)行使者利用各种权力建立属于自己的独资企业或参股私有企业而形成的政企不分。新的政企不分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权贵独资企业,二是权贵参股企业。权贵独资企业是政府公务人员(主要是有实权的政府行政高管)、事业单位的实权掌控者、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高管、金融机构的高管及其他掌握实权者或其亲属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在暴利行业建立属于自己的、形式上有法人代表傀儡、合法化的外表的私有企业。这些私有企业的老板利用权力进行自己的私有企业的审批、投资和运作,形成独占资源式经营或通过剥夺式经营和霸权经营获取非法暴利。例如,某县县长自己给自己审批、投资和经营煤矿,煤矿的法人代表是自己一亲属,县长则是幕后老板。权贵参股企业是政府公务人员(主要是有实权的政府行政高管)、事业单位的实权掌控者、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高管、金融机构的高管及其他掌握实权者或其亲属利用其掌握的权力直接参与暴利行业的私有企业的股份(当权者只进行象征性投资或直接拥有无投资的干股),企业的法人代表与当权者之间共同勾结利用行政资源和自然资源谋取暴利。例如,某县建设银行的行长在某煤矿中入干股,对煤矿得到批文后给予贷款支持,该行长每年从煤矿获得巨额“分红”。
56、传统的政企不分是指在公有制下政府被定位为公有企业(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和经营者,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有关分析请参阅拙著《私有化运动-中国公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制度变迁》、《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所有权制度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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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家的扶持政策通过对掌握拨款权力的政府官员进行大肆贿赂来获得巨额无偿或无息资金,甚至有大量的被扶持私有企业就是依靠此种方式来获取巨额利润的—其利润来源就是财政拨款本身,而不是产品利润(这些企业的产品是亏损的)。同时,私有企业普遍地是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来获得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来获取暴利。其结果导致了相当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资源浪费极其严重,分配不分问题日益突出。
(三)、贫富差距加大:私有经济的发展机遇不可能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私有经济原始积累初期的1980处于青壮年并敢于冒险者和处于私有化运动的1990年代中的公有企业中的当权者无疑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家机遇。而此后才成长起来的人创业的机遇是非常小的,他们所面临的竞争不要说想成为雇佣别人的资本家,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被资本家雇佣的位置都是相当困难的。并且,私有经济制度的特点就是一个社会中只可能有少数是资本家,而绝大多数人必然要成为无产阶级。因为,一个资本家不可能只对应一个工人,而是对应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个工人。发展私有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制造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收入也不可能与资本家同日而语。这样的逻辑结果就是财富越来越集中到部分人的手中,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成为私有经济发展的天然结果。而贫富差距正是一切社会问题最原始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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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阶段
一、中国私有经济的三大发展阶段(THE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OF PRIVATE ECONOMY OF CHINA)
中国私有经济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萌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历了清王朝末期和民国时期,民间资本与官僚资本共同发展的阶级。1950年以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公有化运动”,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私有经济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完全消失。自1978年起,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国内城乡居民开始举办个体私营企业,私有经济开始逐步形成。
笔者从上述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主要线索不难发现,中国私有经济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一个“发展-消灭-再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中国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阶段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1890年代至 1949年,这一阶段可称为中国私有经济的始发阶段。第二阶段是1950年至1979年,这一阶段可以称为中国私有经济的消灭阶段;第三阶段是1980年至今,这一阶段可以称为中国私有经济的“再发展阶段”。笔者的研究主要是如何进一步划分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阶段”的阶段问题。
二、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阶段的划分(THE DIVIDE OF THE REDEVELOPMENT STAGES OF PRIVATE ECONOMY OF CHINA)
中国私有经济的再发展的阶段划分不仅可以表明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也可以从中发现是什么力量促成了中国私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这样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对于研究中国私有经济发展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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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划分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的阶段?笔者认为,可以根据这样三个基本标志划分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的阶段:一是统计数据所显示的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的基本状况;二是中国私有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某些总体特征;三是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的轨迹。据此,笔者可以将中国私有经济的再发展阶段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一)、私有经济复苏阶段:这是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的第一阶段,时间自1978年开始至1990年结束。这一阶段是中国私有经济再次经历萌芽和复苏的时期,因此,笔者将其称为中国私有经济的“复苏阶段”。在此阶段,自1978年开始,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央政策的鼓励下,中国私有经济打破了公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从零开始,进入了复苏时期。自1978年起,随着政府逐步放弃禁止发展私有经济的政策,全国各地城乡居民中形成一部分商业意识蒙发较早、敢于为致富冒风险(主要是政治风险,也有一定的商业风险)的人们自发从事经济活动的发展阶段。至1980年,全国私有经济产值实现25.1亿元,占全部产值的0.49%,私有经济在中国开始逐步复苏。
(二)、私有经济成长阶段:这是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的第二阶段,时间自1991年开始至1999年。在这一阶段,中国私有经济发展迅速进入高速成长时期。因此,笔者将此阶段称为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的“成长阶段”。在此阶段,自1992年起,中国私有经济开始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扶持,私有经济发展表现出“私有经济运动”性特征,这也是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种十分显著的现象。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私有经济在这一阶段呈现出高速成长的态势。1992年,全国私有经济产值由1980年的25.1亿元增加达到5140.38亿元,产值增长率达60.2%,占全部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0.49%上升到1992年的13.87%。
(三)、私有经济高度化阶段:这是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的第三阶段。此阶段时间起始于2000年开始至今。在这一时期,中国私有经济开始进入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三分天下”的格局。因此,笔者将此时期称为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高度化阶段”。在此阶段,事实上,1995年,中国私有经济产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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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达到了29.44%,此后逐年形成迅速上升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中国政府开始并逐步扩大了公有资产的私有化改革,内部人持股、内部人收购和管理者收购成为改革的重点。(二)、各级政府实际上已经将招商引资和扶持私有经济发展作为全部工作的重心。(三)、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资产开始规模化地向私有经济组织(包括现有组织和更换所有权人的新组织)转换。
由统计数据笔者可以发现,中国私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现象:一是1978年到1985年的第一次增长期和1991年至1997年的第二次增长期,二是1985年至1991年的第一次停滞期和1997年至2001年的第二次停滞期(这一时期的私有经济发展规模主要来源于公有企业的私有化)。笔者发现,两次增长期都源于私有经济运动:第一次私有经济发展期是在中央领导“先富论”的号召下形成的,第二次私有经济发展期是在中央领导“白猫黑猫论”的号召下形成的。因此,实际上,中国私有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运动性特征。同时,笔者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中央最高决策层对所有制的认识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因此,可以认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高层如何认识所有制问题、经济发展途径问题以及如何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政策。两次停滞期的形成似乎也提示了两种影响经济发展的力量:第一次私有经济发展的停滞期的出现与权力经济(“官倒”)对政治的冲击以及权力经济与国民经济(包括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冲突直接相关,第二次停滞期的形成则是官僚资本、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对私有经济的打击和公有经济衰败的结果。
2007年至2009年的私有经济衰退与世界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相关,这种衰退同时也表明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都存在严重缺陷,市场和私有制无法避免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而中国经济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存在着一定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其原因也正是中国治理经济没有完全放弃行政机制和公有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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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特征
一、中国私有经济复苏阶段的发展特征(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PRIVATE ECONOMY OF CHINA IN REVIVING STAGE)
中国私有经济在其再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规律。总结这些发展规律不仅对于理解私有经济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也是正确处理私有经济发展问题的一条途径。
自1978年起,中国私有经济进入再发展的复苏阶段,直至1990年结束。在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的复苏阶段,中国私有经济从复兴到初步发展的过程表现出若干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
(一)、自发性特征(The characteristic of spontaneity):自1978年起,中国私有经济开始进入复苏阶段。在此阶段,中国私有经济发展表现出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发展的自发性。
自发性特征的表现在于:
(1)、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允许私有经济存在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没有定论,更没有鼓励发展私有经济的政策(甚至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回避“私有经济”的提法,而将“私有经济”概念隐晦地以“私营经济”置换。)。但是,私有经济(最初主要是个体私有经济)则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白猫黑猫论”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私有经济的形成不是政府鼓励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放松对私有经济管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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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私有经济的形成是人们谋生致富愿望的结果:中国自1950年代至1970年代数十年的以贫为荣57的时代使相当一部分人已经缺乏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甚至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濒临丧失。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一旦放松对人们某生的管制,人们即本能地开始寻找谋生之路。这样,一部分城乡居民为谋生的需要和实现致富的愿望,在政府逐步放松对经济的严厉管制的条件下开始出来贩卖商品或兴办个体工商企业。
(3)、私有经济的形成是人们商业观念形成的一个直接结果:1978年以后,中央开始制定并实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计划经济制度开始动摇,而市场经济观念开始逐步树立,具有一定冒险精神的个人和家庭开始经商办厂创业。
(二)、不平衡发展特征(The characteristic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中国私有经济自始至终都表现出极为显著的不平衡发展特征,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是:
1、区域间私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私有经济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主要表现为:(1)、沿海与内陆之间的不平衡发展;(2)、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3)、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4)、发达程度不同的城市之间的不平衡发展;(5)、发达程度不同的农村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仅就私有经济在城乡间的不平衡发展而言,其特征表现在:
(1)、城镇私有经济发展与农村私有经济发展存在着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上的差距:城镇私有经济发展规模比农村大,同时城镇私有经济发展速度比农
57、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社会将阶层划分为贫下中农、富农和地主。在政治待遇、社会地位和收入分配上贫下中农比富农高,地主最低。这就促使人们建立起以贫为荣的扭曲观念。实际上,当时划分阶层的目的在于提高贫下中农的地位而打击原来的富人尤其是地主,但政策过激,造成了人们不敢追求生活质量的错误认识。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来看,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已经完成了对原来的旧制度的改造且已经使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条件下,没有必要再划分阶级,更没有必要对不同的阶级给予不同的地位,而是应该对全体社会成员一视同仁地形成平等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关系,中国社会可能不会出现以贫为荣、忽视公民的生活质量等一系列的问题,企业效率也会比实际的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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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快。
(2)、城镇私有经济发展与农村私有经济发展存在着发展起步上的差距:城镇私有经济发展起步比农村早。其原因在于:首先,城镇尤其是大中城市中的商业企业中的一些职工(如经理、采购员等)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商业渠道和商业关系,这些商业渠道和商业关系使这些人首先树立起经商观念并为其提供了发财机遇。其次,在改革开放初期,人心思变和一些公有企业中的高管开始为自己谋出路而不是为企业谋出路,结果导致了公有企业效率下降甚至倒闭。职工在企业倒闭的条件下只有自谋出路,而不可能象农民那样可以依靠耕地来维持生活。
(3)、城镇私有经济发展与农村私有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发展趋势上的差距:1995年以前,农村私有经济发展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发展速度较快;相反,在此时期的城镇私有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极其缓慢状态。1995年以后,城镇与农村之间私有经济发展呈现出背反现象,城镇私有经济发展开始进入高速发展轨道,而农村私有经济发展则明显放慢,且城镇私有经济发展在1999年超过了农村。
私有经济发展形成城乡差距的原因在于:
(1)、中国经济改革起始于农村,回归于城市。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发展私有经济提供了外部条件,且后来大量的私有经济是通过私有化乡镇企业而来的。因此,私有经济发展在农村呈现出先快后慢的特征。由于农村市场消费能力无法与城市相比,加之城市发展工商业的基础设施比农村优越,更由于城市公有企业数十年的经营为私有企业建立了资本、营销渠道和人才储备,在私有化实现之后,城市私有经济可以迅速成长起来甚至一夜之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显然,城市发展私有经济的后劲就比农村强,从而导致了城市私有经济发展比农村迅猛的结果。
(2)、1980年代的农民生活已经处于只能冒险经商才能找到生存出路的境地,这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状况反而促成了农村私有经济的发展;而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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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存在生存危机,人们宁愿抱着“铁饭碗”不放,私有经济发展缺乏刺激人对财富的本能冲动的力量。
(3)、公有经济产权私有化改革促进了公有资产向个人的转移,城镇私有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势所趋。
(4)、公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给私有经济留出了趁虚而入的市场空间。
(5)、城镇私有经济发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而农村的私有经济发展则受到乡官的遏制。并且,官僚资本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与权力的结合阻断了新的平民资本的形成(官僚资本和既有资本则形成一种行业壁垒,阻止了新的平民资本的形成。)。
(6)、农村与城镇之间存在着投资环境和商业环境上的差距,城镇投资环境和商业环境优于农村。
2、家庭间私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以及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在不同的家庭之间的私有经济发展差别巨大。
家庭间私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出如下一些特征:
(1)、私有经济发展与文化层次成反比关系:即文化层次越高的家庭和个人越不从事私有经济活动。
(2)、私有经济发展与家庭收入的稳定性成反比关系:即收入越稳定的家庭和个人越不从事私有经济活动。
(3)、私有经济发展与家庭的风险意识成正比关系:即风险意识越强的家庭和个人越愿意从事私有经济活动。
(4)、私有经济发展与法律意识成反比关系:即法律意识越强的家庭和个人越不从事私有经济活动。
3、时期间的不平衡发展:1985年、1992年和1995年是中国私有经济发展中的三次“飞跃”。
第一次飞跃:1985年是中国私有经济实现第一次“飞跃”的年头,当年全国私有经济产值达到297.16亿元,增长速度是224.73%,占全部产值的比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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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了3.06%。
第二次飞跃:1992年是中国私有经济实现第二次“飞跃”的年头,当年全国私有经济产值达到5140.38亿元,增长率为60.2%,当年私有经济比重升至13.87%。
第三次飞跃:1995年是中国私有经济实现第三次“飞跃”的年头,全国私有经济产值达到27051.44亿元,增长率为40.35,比重提高到29.44,当年“国有经济”比重为33.97%,集体经济比重为36.59%,基本上形成“三足立”局面。
(三)、阶段性特征(The stagic characteristic):如前所述,中国私有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始发阶段、消灭阶段和再发展阶段三大阶段。其中,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阶段又分为复苏阶段、成长阶段和高度化阶段。
复苏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至1985年的“萌发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个体私有经济高速成长时期,个体私有经济发展极其迅速。
第二阶段是1986年至1990年的“调整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私有经济呈现出抑制性缓慢增长。成长阶段又分为1991年至1995年的高速成长期和1995年至1999年的转型成长期两个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私有化运动,期间私有企业的资本积累和私有经济的“发展”主要来自于对公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公有经济退出的市场所形成的发展机遇),前者的主要特征是民间私有经济呈现出高速成长的态势,后者的基本特征是公有经济私有化。
(四)、小规模特征(The characteristic of small scale):在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的复苏阶段,私有经济组织表现出显著的小规模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私有经济组织主要以个体工商户为主,而个体工商户则为典型的家庭成员拥有产权并直接由所有者自己经营。
二是投资规模小。
三是平均每个单位的就业人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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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业性特征(The commercial characteristic):中国私有经济在其再发展的复苏阶段具有极强的商业性特征。
私有经济发展的商业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这一时期的私有经济主要集中于商业领域从事流通活动(即商店和当时所称的“投机倒把”:“私倒”和“官倒”),并以个体工商户家庭商店、夫妻店和倒卖个体户为主。
二是这一时期的私有经济组织主要以个体工商户为主力军,并主要从事小规模的零售业。
(六)、外围性特征(The peripheral characteristic):所谓外围性特征是指私有经济被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公有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相对立的经济体系,处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外围,而非市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的特征。
外围性特征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在认识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私有经济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
第二,在政策方面,由于决策层和对决策产生影响的主流理论尚未认识到私有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理论上尚未解决私有经济是否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所有制形式问题,私有经济的发展受到严格的限制。
第三,从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看,私有经济在其发展初期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七)、个别性权力资本化特征(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apitalization of exceptional power):中国私有经济自其复苏之初就形成了平民私有经济发展道路与贵族私有经济发展道路的区分。平民私有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是机遇、胆识、苦干和能力。但是,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平民私有经济发展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权力化问题(资本家与政府官员建立的关系),即平民私有经济利用政府官员(包括事业单位、公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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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的权力来实现其发展。
笔者认为,在任何一种市场经济制度中,平民资本与权力的结合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在不同的法制水平和监管条件下可能会有程度上的区别而已。这也正是私有经济或者说私有制的致命弱点之一。
事实证明,贵族私有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与平民私有经济发展条件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贵族私有经济自一开始就是依靠官员或其家族势力发迹的。官员和家族势力一般都是建立在行政权力(至少有一人手握实权而形成官倒经济)、原有的经济势力或社会势力的基础之上的。从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来看,中国社会在私有经济再发展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族)具备已有的经济势力(每一个家庭在1980年代的私有经济量均为0)。因此,贵族私有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行政权力和社会势力,即贵族私有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家族成员在政府中的既得职位所形成的行政权力以及由这种行政权力派生的社会势力的基础上的。
中国1980年代的贵族私有经济不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是个别的政治经济现象。但是,贵族私有经济正是从这时开始形成并逐渐通过学习效应向整个社会渗透。至1990年代,中国贵族私有经济由个别现象演变成了普遍现象。至此,腐败问题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
产生贵族私有经济即权力资本化的原因在于:
1、行政权力过度集中:行政权力的集中使挑拨行政权力的政府官员可以垄断行政资源甚至直接参与自然资源和财政资源的分配和投机,使贵族私有经济恶性膨胀。
2、行政权力干预、指挥和参与经济:在行政权力的干预、指挥甚至直接参与下,官员或拥有职权的公务人员会利用这种权力分割可以分割的财富。
3、政府行政职能模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行政职能主要不是去扶持私有经济的发展,而是维护好市场秩序和管理好宏观经济。但是,在转型时期,政府的职能会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下的职能中徘徊,甚至可能会出现保持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利于履职者利益的职能并发展那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利于履职者利益的职能的结果。
4、行政官员的双重身份58问题:政府行政官员和普通公务员既要按照利己主义原则为自己谋利,同时也要按照政府规定的目标为公众谋利。如果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政府官员和普通公务员在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将会一般地选择个人利益。
5、缺乏有效的行政监督和行政约束的制度安排:对政府官员进行行政监督和行政约束是保证权力不被资本化的两个重要条件。在缺乏有效的行政监督和行政约束的制度安排的条件下,权力对资本的参与就是不可避免的,而贵族私有经济的形成本身就是权力对资本的参与的一个直接结果。
二、中国私有经济成长阶段的发展特征(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PRIVATE ECONOMY OF CHINA IN REVIVING STAGE)
自1991年起,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进入成长阶段,至1999年结束。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的成长阶段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
(一)、扶持性特征:在中国私有经济成长阶段,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得到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邓小平南巡讲话欣起了市场化改革的第二次高潮,为私有经济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总体方向。在GDP政绩指标的压力下,从此,地方政府之间开始展开区域经济竞争。为做出政绩,地方政府开始大力扶持私有经济的发展。
第二、1992年后,中国各级政府都相继出台了若干扶持私有经济发展的政
58、按照经济人假定,人人都是为自己谋利的利己主义者。因此,政府官员必然也会为自己谋私利。但是,政府官员的基本职责是为公众谋利。按照利己主义假定,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人首先会选择个人利益。因此,政府官员必然成为表面上为公众谋利而实际上为个人谋利的双重身份者。只要缺乏约束机制,行政官员的双重身份问题就会变得日益严重。私有制、市场和集权为行政官员的双重行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不仅是中国私有经济发展中的个别问题,也是所有私有制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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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二)、边缘性特征:中国私有经济在认识上经历了“否定-争议-肯定”这样一个过程,而在实践上则经历了“不发展-限制发展-外围发展-边缘发展-大力发展”的过程。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从认识上充分肯定了私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发展。因此,在1991年以前,可以说私有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系统体外发展,而自1992年开始,私有经济开始入围中国市场经济主流体系。
(三)、局部的官僚资本化特征:1990年代,中国私有经济发展开始由个别的权力资本化进入局部的官僚资本化。权力资本只是一种权力与资本的简单结合59,而官僚资本则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更为深刻的内容。研究发现,权力资本化的原始形式是通过间接利用行政权力来谋取个人利益(包括私有经济组织)的。但是,官僚资本化则是直接的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其基本形式包括行政官员(包括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中的管理人员)参股和行政官员自有企业两种形式。可见,官僚资本化的结果是造就了具有行政官员和资本家双重身份集一身的官僚资本家。官僚资本家利用其行政权力“发展”其私有经济的结果表面上会构筑经济的繁荣局面,而实质上则会彻底破坏社会实现正常运行所依赖的三大制度环境: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但是,官僚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只要允许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就无法完全避免官僚资本主义的存在(一般以黑社会的形式存在),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的催生婆。
因此,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只有法制建设、民主监督、权力分散和权力制衡才能一定程度地避免和遏制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但是,笔者必须
59、权力资本化的原始形态是贵族私有经济和平民私有经济中的关系经济。贵族私有经济是家族中非在位官员利用其家族中在位官员的行政权力形成的社会影响谋取经济利益的,平民私有经济中的关系经济是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易谋取经济利益的。因此,权力资本化的原始状态是间接的资本与权力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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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认识到,法制是建立在文化背景中的,中国权力文化对法制的同化作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并且,民主监督、权力分散和权力制衡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只要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存在,官僚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
(四)、私有经济形成了对公有经济的政策性掠夺:在私有经济再发展的第一阶段(复苏阶段),政府与私有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正常的。这种正常关系表现为政府官员不参与私有经济的任何经济活动,意味着私有经济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发展之中。但是,自私有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开始,中国经济改革不再围绕着以提高公有经济组织效率为中心目标(这是改革的基本目标)进行,而是围绕着以产权私有化和扶持私有经济发展为中心目标进行。后者不仅背离了改革的目标,而且表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已经不再是提高经济效率,而是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60。并且,随着这种改革性质的变化,本来效益尚可甚至效率很高(公有企业的效率一般取决于企业的高管尤其是第一把手的责任、人品和能力)公有企业也为使企业能够私有化成自己的企业而蓄意将企业的管理搞乱、效益搞垮,甚至通过职位消费将企业吃垮或直接转移资产,从而
60、中国是在没有认真准备的情况下,完全凭着对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感性认识(而不是理性认识)发展私有经济的。笔者认为,中国私有经济发展自其开始就没有解决这样的宏观问题:(一)、私有制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问题:例如,大人口与小产权之间的矛盾、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宗旨之间的矛盾、私有制与腐败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私有制与贫富差距的联系等等。(二)、没有一个明确的私有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例如,特区和开放区域的划定应当在全国范围平衡确定,而不是只有沿海建立特区、开放城市和开发区。投资、税收、信贷和财政政策向个别地区的倾斜导致了人为的不公平和不平衡发展。(三)、缺乏私有经济的法制基础:发展私有经济必须能够从法律上在保护自由竞争的同时避免非公平的竞争。但是,中国社会一直未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法律体系(表现在立法制度和执法制度的无效率性),垄断资本、官僚资本、内部人控制资本和欺诈性资本积累导致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司法腐败已经成为腐败中最深刻的问题。法制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因此,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廉洁的法律体系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四)、缺乏与发展私有经济相匹配的教育体系:中国教育制度培养的是考试型人,而不是工作型人。学生的考试能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处事能力和道德素质严重下降甚至丧失。教育体系无法培养经济体系所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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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私有化寻找借口。因此,公有企业通过私有化学习效应形成了全国性的私有化运动—这本身就是公有制企业高管在个人私利驱使下打着改革旗帜进行的一场集体阴谋和犯罪。显然,改革的结果不是使公有经济进入效益提高的良性循环,而是使公有经济导入了效益下降的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在推倒了公有经济倒台的多米诺骨牌的同时,开始进入政府与私有经济之间的爱昧情结。这种爱昧情结不仅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行政腐败、司法腐败和官僚资本和行政权力滥用问题,而且破坏了经济体系中的正常秩序和社会正义。
三、中国私有经济高度化阶段的发展特征(THE 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 OF PRIVATE ECONOMY OF CHINA IN HEIGHT
STAGE)
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的高度化发展阶段自2000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在此阶段,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与前两个阶段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
(一)、高度化发展特征:所谓高度化发展特征是指自2000年开始,中国私有经济组织数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产值在全部经济中的比重以及私有经济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日益、显著提高的特征。
私有经济的高度化特征包括:
1、私有经济组织数量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数量规模的高度化:2000年以后,中国私有经济组织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数量规模已经超过集体经济组织甚至超过了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数量规模,私有经济组织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数量规模在全部经济组织中的比重大大超过第二阶段。
2、私有经济地位的高度化:私有经济地位的高度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私有经济的经济地位的高度化,即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显著提高、行业进入障碍减少、融资条件改善;二是私有经济的政治地位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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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即私有经济业主(资本家)对政治的影响能力和政治待遇提高;三是私有经济的社会地位的高度化,即私有经济及其业主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承认、尊重和崇拜。
私有经济地位的高度化的背后隐藏着金钱万能倾向和拜金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因此,私有经济地位的高度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原有的经济哲学和经济文化甚至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这种变化已经从相当深刻的意义上使原有的社会本位主义发生了扭曲,甚至使传统文化陷入混乱境地。因此,私有经济地位的高度化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中国学术界中观点相互对立的新右派和新左派之间的冲突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二)、规模化发展特征:2000年以后,中国私有经济发展出现了三种规模化发展趋势:一是公有企业组织数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个体工商户数量的增长速度;二是城镇公有经济增长超过了农村私有经济增长;三是单个私有经济组织规模扩张速度显著提高。
私有企业组织增长速度加快表明中国私有经济发展已经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性在于中国私有经济已经开始:(1)、由以小规模经济为主体向以大规模经济为主体的转型;(2)、从家庭型经济向社会型经济转型;(3)、从自雇型经济向他雇型经济的转型;(4)、从市场分配机制主体向组织内部分配机制主体转型。这种转变的结果是:(1)、资本积累开始普遍加速;(2)、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加快。
(三)、垄断性特征:垄断性是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高度化阶段的重要特征。这种垄断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1、竞争性垄断组织的形成:中国自1978年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组织从2000年开始进入了垄断化时期,这种垄断化的实现途径一般包括商品市场倾销、价格战和资本市场兼并等。
2、自然垄断行业的私有化:自然垄断行业原属于国家垄断经营,但由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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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的利益可图,这些行业已经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私有化,从而迅速实现了这些行业的私有经济垄断组织。例如,自来水供应公司产权私有化、电力供应和客运等行业通过变卖所有权或经营权(如客运路线的经营权),私有经济已经完全实现了对地方经济的垄断。
3、官僚资本的行业垄断:官僚资本进入行业一般会选择:(1)、资源采掘行业;(2)、自然垄断行业;(3)、权力垄断行业(即负责监管某行业的行政部门会利用权力仅审批自有股权的私有经济组织成立,而通过审批权限制其它私有经济组织进入该行业,从而实现权力垄断,最终使官僚资本赚取垄断利润。);(4)、竞争性行业中投资收益率极高且风险较小的行业。
4、权力型垄断组织的形成:权力型垄断组织的形成途径一般有二:一是前述的官僚资本的权力垄断,二是非官僚资本的权力垄断。后者一般不存在行政官员的控股或参股,政府官员的利益是通过寻租方式实现的。
(四)、普遍的官僚资本化特征:2000年之后,中国私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资本的官僚化。
事实上,私有经济从逻辑上本身就无法避免官僚资本的形成。其原因在于:
1、人是利己主义者,政府官员和资本家与其他普通人一样都不可能例外。
2、政府官员有权力但缺乏金钱,而资本家有一定的金钱但缺乏进一步赚钱所需要的权力。权力与金钱之间正好互相能够提供对方所需要的东西。因此,权力与金钱之间的交易是无法避免的。能够对此种交易进行限制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公有制,二是有效的民主监督和惩罚制度。
3、中国政府的行政权力过度集中,而且政府官员缺乏法制观念,法律和公众监督对权力的约束能力相当有限。即使在民主监督非常完备的条件下,由于存在信息隐藏的问题,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交易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官僚资本形成的一般途径为:
1、通过权力直接控制私有经济组织。
2、通过私有化无偿占有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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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私有经济组织送股实现参股甚至控股目的。
4、直接以资金投资于私有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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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THE MAIN CONCLUSIONS)
[结论3-1] 中央决策层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决定着私有经济的命运。
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私有经济有害论,另一种是私有经济有利论。事实上,私有经济利弊掺半。有害论看到的是私有经济的弊端,而有利论看到的则是私有经济的优点。
权力集中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结果。在集权体制下,中央决策层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决定着私有经济的命运。1890年代前后是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自封建主义经济中萌芽的时期,历朝中央政府经历了激烈的认识斗争。之后,包括私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得到了发展。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决策层在观察了此前私有经济历史问题的基础上认识到私有经济的弊端。并且,从社会主义的目标出发,进行了大规模的公有化运动。然而,中国公有经济实践又暴露出它相当多的弊端,形成中央决策层对公有经济失去了最初的信心,从而推动了中国私有经济的再次发展。
[结论3-2] 私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一种典型的混合型制度变迁。
在私有产权制度变迁中既包含着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包含着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私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社会内部全体成员求生存而诱致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谋求生存出路的结果。并且,经济体制改革成为1980年代中国社会唯一的经济出路和政治出路(并不是说所有制改革是经济出路和政治出路)。混合型制度变迁表明,政府干预经济过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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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建立在符合民意的基础上:强制性制度变迁顺应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时势而动是制度变迁取得成功的最好途径。
[结论3-3] 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次重大制度变迁。
中国私有经济再发展经历了两次制度变迁:第一次是从禁止发展私有经济的制度安排到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补充的制度安排的演进,第二次是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补充的制度安排到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第三次是从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到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制度安排。三次制度变迁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结果是,私有制度作为符合人类个体理性的一种制度安排在中国得到了确立,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所有制标准的否定,至少,中国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基本上放弃了1950年代发展起来的“纯粹公有制经济”制度。
[结论3-4] 私有经济问题不容忽视。
私有经济导致的拜金主义、寻租、精神颓废、外部不经济(包括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正在破坏着中国千百年来建立起来的传统文化精神、人类生存环境乃至社会主义的发展前程。因此,如何克服私有制自身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
[结论3-5] 私有经济发展与中央政策高度相关。
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与中央政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每一次政策变革都会带来一个新的私有经济发展时期。例如,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促成了中国社会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同时也促成了私有经济的第一次缓慢发展。由于理论研究和发展私有经济的法律监管框架没有构筑起来,结果导致了官僚资本主义和权力资本主义(首先是“官倒”)的第一次泛滥(从中笔者也不难发现,在缺乏法律监管的条件下,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必然无法避免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而且,官僚资本主义还会彻底破坏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结论3-6] 过度追求形式化的产权制度创新意味着对经济制度本身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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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线索就是追求形式化的制度创新。1950年代至1970年代是建立纯公有经济的时代,而1980年代以后则是建立和发展私有经济的时代。发展私有经济和发展公有经济的文化背景(包括中国社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等)没有变化。因此,私有经济的发展和公有经济的发展一样也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进入了形式化的“产权制度创新”之中。其结果是,私有经济的发展和公有经济的发展一样都忽视经济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61,并且严重地背离了社会主义追求普遍幸福的根本宗旨。可见,过度追求形式化的产权制度创新不仅无法提高经济绩效,而且会破坏经济制度本身。
[结论3-7] 中国私有经济的特征表明私有经济发展的直接后果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自1890年代至1949年结束,为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阶段;第二阶段自1949年至1978年结束,为中国私有经济的消灭阶段;第三阶段自1979年至今,为中国私有经济的再发展阶段。三大阶段发展的一个共同线索是,中国私有经济存在朝着垄断化、官僚化和资本集中化方向发展。这些特征表明,中国私有经济发展已经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正在产生着决定性影响。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之间的竞争正处于胶着状态,公有经济的继续退出意味着私有经济将会统治中国,最终结果将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走向资本主义。因此,如何发展国有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62。
[结论3-8] 权力与金钱交易是私有经济制度的一个必然结果。
61、过度形式化的公有经济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会导致平均主义;过度形式化的私有经济同样会导致效率低下问题,并且会形成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如果私有经济中考虑偷税、低工资、外部不经济、社会保障、退休金等成本,中国私有经济的效率是相当低下的。私有经济实际上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为代价换取效率的。因此,在发展经济与人类生活之间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62、笔者正在着手研究国有经济发展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请关注笔者即将出版的《公有经济学》、《所有权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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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下列七个原因导致了权力与金钱的交易:
(一)、人的利己主义本性;
(二)、权力与金钱之间的相互需要;
(三)、权力与金钱之间恰好具有满足对方需要的能力;
(四)、政府权力过度集中;
(五)、市场经济中的法制基础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程度;
(六)、社会中缺乏民主监督且民主监督是有限的;
(七)、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存在着信息隐藏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只要金钱能满足人的需要,只要权力能满足人对金钱的需要,权力与金钱之间的交易就是不可避免的。私有经济制度为权力与金钱之间的交易提供了最好的温床。
二、政策含义(THE POLICY IMPLICATION)
[政策含义3-1] 政府工作应由扶持私有经济发展转移到对私有经济的监管和宏观调控上来。
在市场经济制度中,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必须得到清晰界定。否则,市场经济秩序就不可能建立起来,甚至社会生活的一切秩序都会遭到破坏。在私有经济自由放任发展的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对私有经济进行监管、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如果政府在处理私有经济发展问题上陷入与私有经济之间的爱昧情结,那么,阻止行政腐败、司法腐败和官僚资本形成就成为不可能。因此,目前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是明确界定政府职能,并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来保证政府职能的正确发挥。
[政策含义3-2] 禁止政府公务员从事经济活动。
政府公务员无论是直接建立自己所有的企业或参股、控股私有经济组织,还是间接支持私有经济活动,都会导致权力与金钱的交易,都会破坏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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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秩序。但是,目前,各级政府中的公务员与私有经济组织业主(资本家)之间已经建立了十分紧密的联系,甚至形成了公务员侍候于资本家鞍前马后(即权力成为资本的奴仆,人民公仆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资本家服务)的严重问题。因此,国家应当尽快建立禁止公务员从事经济活动(包括直接或间接与资本家接触)的制度,制度必须有明确的司法程序和监督程序,而不是采用说服性约束方式(纪律、公约等形式─这些方式不可能产生多少实际效果)。
[政策含义3-3] 在私有经济组织中建立有谈判能力的工会组织。
在私有经济组织中的雇佣工人处于被资本雇佣的被动境地。因此,私有经济组织中的雇佣工人一般性地会受到人身自由限制、低工资(剥削)、缺乏保障等问题的困扰。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一是通过建立法律来解决,二是通过建立具有谈判能力的工会组织来解决。由于法律程序成本过高(现金成本、时间成本、诉讼失败成本及其被迫重新就业的成本等)。因此,在短期内,在私有经济组织中建立从法律上赋予合法权力的具有谈判能力的工会组织是平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益的最佳选择。从长远来看,国家应当建立《私有经济组织法》、《公会法》等法律来解决私有经济组织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
[政策含义3-4] 在私有经济组织中建立利润分亨制度。
私有经济组织中的剥削问题一直是私有经济发展中导致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如何解决剥削问题就成为私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建立利润分亨制度可以成为解决私有经济组织中的剥削问题的一条途径。建立这一制度的基本思路是,由国家按照资本家、管理者和普通工人对组织的贡献制定行业贡献报酬分成率,企业根据行业贡献报酬分成率由工会和董事会谈判确定具体的分成率,按照分成率和利润总额计算各要素(资本、投资风险、技术、管理者劳动和工人劳动)的分配额。
[政策含义3-5] 在私有经济组织中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退休金制度。
私有经济组织中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和退休金制度是引起私有经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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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在私有经济组织中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退休金制度已经成为私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国家应当强制规定私有经济组织为员工建立社会保障和退休计划。费用从每年利润总额的一定比率提取,并且规定各种不同行业和工种每人每年的社会保障金和退休金的最低额度。
[政策含义3-6] 对私有财产征收没收性遗产税。
私有制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导致社会的贫富分化,而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可以是:(1)、对私有经济进行公有化;(2)、在私有经济组织中实行按照贡献分配利润的制度;(3)、对私有财产征收没收性遗产税。显然,最简单的方式是对私有财产征收没收性遗产税,这是避免贫富分化最简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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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现状
5.1 私有经济在东西部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现状
一、私有经济总体规模在东西部地区的不平衡特征(THE DISEQUILIBRIUM CHARACTERISTIC OF THE TOTAL SCALE OF PRIVATE-OWED ECONOM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CHINA)
(一)、私有经济组织数量规模在东西部地区的不平衡性。
中国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差距主要表现在私有经济组织数量规模及其在全国的比重、私有经济产值及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注册资本规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方面。
私有经济组织数量规模是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私有经济组织数量大小的总体指标。
私有经济组织数量规模包括如下三个内容:
1、个体工商户数量规模:即全国或某一地区至某一时间止全部个体工商户数量。
2、私有企业数量规模:是指全国或某一地区至某一时间止全部私有企业组织数量。
3、私有经济组织数量总规模:指全国或某一地区至某一时间止全部个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组织数量。
笔者将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组织数量规模的比较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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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与西部地区私有经济组织的绝对数;二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私有经济组织的相对数。前者是东部与西部私有经济组织的绝对数量,后者是东部与西部私有经济组织数量占全国私有经济组织数量和占本地区私有经济组织数量的比率。
私有经济法人单位比重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三个问题:
(1)、私有经济法人单位比重的高低可以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私有经济的发达程度。
(2)、私有经济法人单位比重的高低可以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竞争程度和经济自由度。
(3)、私有经济法人单位比重的高低可以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私有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二)、私有经济产值数量规模在东西部地区的不平衡性。
东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规模远远大于西部地区。并且,东部地区内部和西部地区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各省级区域、地州级区域及县级区域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三)、私有经济注册资本规模在东西部地区的不平衡性。
注册资本规模是显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规模的重要指标,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规模差距可以从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注册资本规模的比较中显示出来。
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注册资本规模比较包括三个方面:
1、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规模:即东部或东部某一地区全部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数量与西部或西部某一地区全部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数量的比较;
2、私有企业注册资本规模:即东部或东部某一地区全部私有企业注册资本数量与西部或西部某一地区全部私有企业注册资本数量的比较;
3、私有经济注册资本规模:即东部或东部某一地区全部个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的注册资本数量与西部或西部某一地区全部个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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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量的比较。
笔者以云南、江苏和浙江为例对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注册资本规模进行研究后发现,东部地区私有经济注册资本规模是西部地区注册资本规模的3倍以上,且东西部地区私有企业之间的差距大于个体工商户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说明,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不仅存在着总体规模上的差距,而且还存在着结构上的差距。
东西部地区之间个体工商户的数量规模差距小于私有企业数量规模差距的事实说明:
1、东部地区私有经济已经形相当程度上走向了企业化发展,而西部
地区私有经济还较多地停留在家庭型发展中。
2、东部地区私有经济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强于西部地区。
3、东部地区私有经济的整合性要好于西部地区。
(四)、私有经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数量规模在东西部地区的不平衡性。
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数量规模差距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个体工商户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规模差距:数据表明,江苏省个体工商户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约为云南省的6倍,而同期浙江省个体工商户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约为云南省的10倍。
2、私有企业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规模差距:江苏、浙江两省私有企业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均约为云南省的5倍。
从云南、江苏和浙江三省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规模差距表明:
1、东部地区个体工商户以从事商业活动为主体,且经商能力和实力远远强于西部个体工商户。
2、东部地区私有企业之间的商业能力差距较小,而个体工商户之间的商业能力差距较大。
3、高达十倍的会消费品零售额差距可能隐含着:西部地区成为东部地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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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品的需求者而东部地区成为西部地区消费品提供者(包括生产和销售)的供需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和扩大化可能意味着财富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集中的趋势,这将会造成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后果:东西部地区贫富差距的恶性循环,最后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因此,东西部地区贫富差距扩大化结果既不符合经济发展最基本的要求,也将严重背离社会主义实现普遍幸福的根本宗旨。
二、私有经济就业规模在东西部地区的不平衡特征(THE DISEQUILIBRIUM CHARACTERISTIC OF THE EMPLOYMENT SCALE OF PRIVATE-OWNED ECONOM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CHINA)
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特征可以从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就业规模中表现出来。
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就业规模的不平衡性包括:
1、东西部地区个体工商户就业规模差距:即东西部地区个体工商户全部就(从)业人数及其占全国的比重。包括:
(1)、东西部地区个体工商户就业人数总量差距;
(2)、东西部地区个体工商户就业人数占全国个体工商户就业人数的比重差距;
(3)、东西部地区个体工商户就业人数占全国私有经济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差距。
2、东西部地区私有企业就业规模差距:即东西部地区私有企业全部就业人数及其占全国的比重。包括:
(1)、东西部地区私有企业就业人数总量差距;
(2)、东西部地区私有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国私有企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差距;
(3)、东西部地区私有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国私有经济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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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三、私有经济单个组织规模在东西部地区间的不平衡特征(THE DISEQUILIBRIUM CHARACTERISTIC OF THE SINGLE ORGNIZATION SCALE PRIVATE-OWNED ECONOM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CHINA)
单个私有经济组织规模是指单个个体工商户或私有企业的规模,一般可以计算平均每一个个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的注册资本数来表示。
从云南省与江苏和浙江两省单个私有经济组织规模的比较中,笔者发现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存在这样一个离异现象:东部地区平均单个个体工商户规模大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平均单个私有企业规模大于东部地区。
这种现象说明:
1、西部地区个体工商户规模及其效力小于东部地区;
2、西部地区有企业可能存在于资源开发和自然垄断行业;
3、东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可能是一个市场渐进过程,而西部私有经济发展可能是一个政府推动过程;
4、东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与政府行为关系的密切程度可能低于西部地区;
5、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可能是畸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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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私有经济在城乡间不平衡发展现状
一、个体工商户在城乡间的不平衡分布特征(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OF PRIVATE ECONOMY BETWEEN TOWNS AND COUNTRIES)
中国个体工商户发展和分布特征可以归纳为四点:
第一、农村个体工商业起步早;而城镇个体工商业起步晚。
第二、城镇个体工商户发展势头强劲;而农村个体工商户发展起伏较大。
第三、城镇个体工商业分布比率逐年上升,而农村个体工商业分布比率逐年下降。
第四、城镇个体工商户迅速增加,而农村个体工商户逐步减少。
二、私有企业在城乡间的不平衡分布特征(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BETWEEN TOWNS AND COUNTRIES OF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中国私有企业发展现状与个体工商户发展现状存在着一些相当重要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城镇私有企业起步较晚;而农村私有企业起步较早。
第二、城镇和农村私有企业均逐年上升;但城镇私有企业发展迅猛,而农村私有企业发展缓慢。
第三、城镇私有企业比重逐年提高;而农村私有企业比重则逐年下降。第
四、农村和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发展转折点都出现在1996年。
从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现状所抽象出来的基本特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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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先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农村私有经济发展起步早且先期取得较快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晚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城镇私有经济发展起步晚且先期发展较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城镇经济繁荣对应着农村经济衰退,意味着中国城乡经济不仅存在着不平衡发展问题,而且已经形成了发展和衰退两相对立的方向这样一种城乡经济背反现象。
(四)、更为长远的影响可能是,中国社会可能正在积累着尖锐的城乡矛盾和农村内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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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私有经济在小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现状
一、私有经济组织在小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现状(THE DISEQUILIBRIUM DEVELOPMENT STATUS QUO OF PRIVATE-OWNE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BETWEEN SMALL REGIONS)
私有经济组织在小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现状是指私有经济组织在省级行政区内各地州的发展现状。
中国私有经济在各省的发展状况呈现出两大特征:
(一)、不平衡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1、省内各地州间私有经济发展不平衡;2、少数民族区域私有经济发展极其落后。
(二)、中心化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私有经济主要分布在省内各中心城市;二是私有经济主要分布在省内发达地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私有经济越集中;反之亦然。
从私有经济发展现状的上述特征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
(一)、私有经济在不同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现状可能会导致落后地区与发展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扩大。
(二)、私有经济的发展与原有的经济条件直接相关。
(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可能会隐含着严重的民族问题。
笔者认为,(一)、政府应当将在发达地区进行招商引资工作转移到在落后地区进行改善投资环境的工作。1、加大落后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2、鼓励对落后地区投资的政策;3、在落后地区引进和利用人才的政策;4、重视落后地区教育;5、改革落后地区干部任用制度;6、在落后地区建立经济特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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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当进行生产力布局规划,按照地区布局生产力,在一定人口数量的区域内建立相应的中心城市,在不同的中心城市发展不同行业的私有经济。
二、私有经济注册资本在小区域间的不平衡现状(THE DISEQUILIBRIUM DEVELOPMENT STATUS QUO OF PRIVATE-OWNE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BETWEEN SMALL REGIONS)
从注册资本方面看,私有经济在各省内各地州形成不平衡发展状况。这种不平衡发展状况主要表现为:
(一)、私有经济注册资本集中在中心城市,次集中在次中心城市的分布特征;
(二)、云南省私有经济形成一极化发展特征;
(三)、少数民族地区私有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极其明显。
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都只有一个中心城市的现状导致了私有经济近一半集中在省会城市,而其它地区私有经济分布极其分散,这种状况可能导致的后果是:
(一)、私有经济发展形成极端不平衡状态,中心城市与地州之间的经济矛盾会日益突出。
(二)、中心城市单一格局导致各地州剩余劳动力向中心城市转移,会给中心城市带来相当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三、私有经济对GDP的贡献在区域间的不平衡现状(THE DISEQUILIBRIUM STATUS QUO OF PRIVATE-OWNED ECONOMY CONTRIBUTION TO GDP BETWEEN SMALL REGIONS)
从GDP数值来看,私有经济发展现状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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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有经济GDP绝对值呈现出以中心城市为集中分布区域的特征。
(二)、少数民族区域私有经济发展严重落后现状难以改变。
四、私有经济对财政的贡献在小区域间的不平衡现状(THE DISEQUILIBRIUM STATUS QUO OF PRIVATE-OWNED ECONOMY CONTRIBUTION TO FINANCE BETWEEN SMALL REGIONS)
私有经济对财政的贡献在省内各地州具有显著的不平衡性特征:
(一)、各省内私有经济对财政贡献最大的是省内中心城市。
(二)、各省内各地州私有经济对财政最大的是各地州中心城市。
(三)、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私有经济对财政贡献较大;反之,经济发展条件较差的地区私有经济对财政贡献较小。
(四)、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地区,私有经济对财政的贡献较大。这一方面说明公有经济对私有经济具有基础性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具有共存性。
五、私有经济对就业的贡献在小区域间的不平衡现状(THE DISEQUILIBRIUM STATUS QUO OF PRIVATE-OWNED ECONOMY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BETWEEN SMALL REGIONS)
各省各地区有经济对就业的不平衡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不同区域间私有经济绝对就业量不平衡。
(二)、各地州(市)私有经济就业比占全省私有经济就业比不平衡。
(三)、私有经济“就业—总就业比”不平衡。
(四)、各地州(市)私有经济“就业-人口比”不平衡。
(五)、各地州(市)私有经济“就业-人口比”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反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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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中国私有经济的产权状况
一、中国私有经济的产权状况(THE STATUS OF PROPERTY RIGHTS OF PRIVATE-OWNED ECONOMY OF CHINA)
[定义15][私有经济产权结构] (Structure of property rights of private-owned economy) 是指私有经济组织资产在不同性质的产权上的构成状况。
私有经济产权结构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全部私有经济组织的产权结构和单个私有经济组织的产权结构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私有经济组织的产权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全部私有经济组织不同性质资产的构成。单个私有经济组织产权结构是指单个私有经济组织不同性质资产的构成。
中国私有经济的产权结构的基本特征是:
(一)、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产权结构存在差异性:1、东部地区股份制私有经济组织数量远远高于西部地区;2、东部地区家族经济比较发达,而西部地区家族经济相当落后。
(二)、股份制产权比率较低,有限责任制产权比率较高。
(三)、独资和合伙制产权比率呈下降趋势,而有限责任制产权呈上升趋势。
二、私有经济的产权状况问题(THE QUESTIONS ON THE STATUS OF PROPERTY RIGHTS OF PRIVATE-OWNED ECONOMY)
笔者认为,西部地区私有企业产权单位的分布特征至少说明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一)、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极端低下:笔者认为,现代股份制经济组织产权明晰、资源配置效率较高、有利于通过大众参股来减小私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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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中贫富差距问题,可以说,现代股份制产权形式是中国私有经济发展在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条件下的最佳选择和出路。但是,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体系中缺少股份制产权说明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相当低下。因此,按照笔者的见解,如何提升私有经济发展的整体实力应当是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体系内部和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
(二)、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单个经济组织实力极端低下:从全省范围来看,西部地区私有经济组织绝大部分属于非股份制企业,单个经济组织缺乏高效的现代企业制度结构,融资能力和投资能力较差,单个经济组织的个体实力相当弱。
(三)、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体系内部缺乏应有的亲和力和自组织能力:私有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市场力量以利润为中心将资本进行有效集中和整合,实现资本所有者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体系内部缺乏应有的资本与资本之间以及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亲和能力,资本无法通过股份制这种组织形式进行优化组合,资本集中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行实现。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单个私有经济组织的个体实力,而且直接影响全省私有经济发展的整体实力。
(四)、西部地区各级政府行政机关营造私有经济发展外部条件的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相当弱,同时,也反映出政府机构中安于日常形式性事务而做实质性事务的官僚主义环境。
(五)、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仍然处于一种分散的“单打独斗”状态,缺乏合作意识和创新精神。
(六)、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缺乏高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薄弱,存在相当严重的后劲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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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中国私有经济的产业结构现状
一、私有经济产业结构现状(THE STATU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PRIVATE ECONOMY OF CHINA)
[定义16][私有经济产业结构] (Industrial tructure of private-owned economy)是指私有经济组织在不同产业上的构成状况。
中国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产业结构现状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如下两个方面:
(一)、产业倒序结构特征:即中国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产业构成不是按照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这样的顺序发展和分布的正序结构,而是按照从第三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一产业的顺序发展和分布的。
这种状况表面上看起来是私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表现,实际上表明中国私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中国私有经济发展无法形成较为雄厚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农业生产能力,这实际上意味着私有经济不能对生产作出较大贡献,而只能在流通环节从事经营活动。
2、西部私有经济不能从生产领域解决人对物质的需要问题,这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目的的。
3、西部私有经济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薄弱性味着西部私有经济发展将会失去长远的战略利益,导致西部私有经济发展将会越来越面临东西部私有经济竞争的被动局面。
4、产业倒序结构可能还意味着西部私有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对公有经济的依附性。
(二)、重商主义特征:即中国西部私有经济发展还停留在以商业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特征。重商主义特征说明:中国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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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初期的原始状态,资本原始积累渠道主要是商业利润,而不是工业利润。从产业特征来看,商业活动投资规模起点低、行业风险小、单位产品的成本利润率高,工业活动投资规模起点高、行业风险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利润率低,农业活动投资规模起点较高(相对于小规模商业活动而言)、行业风险和自然风险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利润率最低。因此,个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大都从事第三产业。
重商主义主义特征表明:
1、资本所有者在私有经济发展初期过分重视短期利润的心态;
2、私有经济组织内部缺乏有战略远见的企业家;
3、中国西部地区私有经济组织筹资能力相当有限;
4、中国西部地区私有经济组织缺乏创新能力;
5、中国西部地区私有经济组织尚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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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THE MAIN CONCLUSIONS)
[结论1] 中国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差距巨大。
中国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数倍差距。其中所隐含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时起步发展的东西部经济,而西部地区却远远落在了东部地区的后面?笔者的研究表明,形成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主要是:1、国家在东西部地区的不平等发展政策;2、东西部地区的生存条件差异;3、东西部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差异;4、东西部地区公众的商业意识差异;5、东西部地区行政意识和行政方式差别;6、东西部地区发财方式差别;7、东西部地区的人才状况及人才政策;8、东西部地区险爱好者的示范效应;9、东西部地区社会成员不同的生活方式;10、人口再生产意识与(私有)经济发展意识之间之间的逆反;11、东西部地区人口素质的差别;12、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马太效应;13、西部地区政府的跟风行为。
[结论2] 中国城乡私有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中国农村私有经济发展早于城市私有经济发展。但是,农村私有经济发展缓慢甚至逐步衰退,而城市私有经济发展迅速且呈现出递增特征。形成城乡私有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在于:1、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差异;2、农村与城市所有权制度变迁的不同;3、农村与城市社会成员不同的生存条件;4、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向;5、农村与城市之间发展私有经济的基础条件不同;6、私有经济从业人员在农村与城市的社会地位不同;7、农村与城市社会成员的从业观念差别;8、农村与城市商业观念和经济形态上的差异。
[结论3] 中国私有经济具有产业间的不平衡发展特征。
中国私有经济在产业间形成了不平衡发展特征。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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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间的投资利润率差异;2、私有经济中的短期利益和短期行为;3、行业进入障碍不同;4、行业的投资规模与投资能力限制。
二、政策含义(THE POLICY IMPLICATION)
[政策含义1] 制定和实施东西部地区反不平衡发展战略。
东西部地区平衡发展既有历史性原因、文化原因和制度原因,也有政策原因。解决东西部地区不平衡发展问题的途径也必须从历史、文化、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着手进行。其中,制定和实施东西部地区反不平衡发展战略是解决东西部地区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综合方案。国家在政策、财政投资、税收、人才、教育等方面对西部地区给予支持,通过政府行为真正实现西部大开发。
[政策含义2] 制定和实施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私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在于:(一)、少数民族安于自然的生活方式;(二)、少数民族区域地理、观念和信息封闭;(三)、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处于“资金-人才”两缺口状态,经济发展无法通过自我积累方式进入良性循环。根据少数民族及其区域经济比较特殊的状况,制定和实施“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迅速促成少数民族区域从传统社会进入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阶段,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社会繁荣与发展。
[政策含义6] 大力投资交通建设项目。
一是在西部地区各中心城市和旅游城市建设直通全国主要城市的机场;二是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建设西部各省各、地州(市)直到县和乡镇的公路网络;三是打通西部各省与接壤各国的铁路通道;四是打破西部境内公路运输无序竞争格局,建议成立各省公路货运总公司和各省公路客运总公司,专事各省的货运和客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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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分析
6.1 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1980年代初期,中国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同时起步,开始进入复兴时期。但是,中国私有经济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即形成了东西部地区相对发达与绝对落后并存、就业贡献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反向分布等不平衡发展问题,造成这些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原因在于:
(一)、国家在东西部地区的不平等发展政策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政策原因:
国家在东部地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首先开放沿海14个城市、仅在沿海地区划定特区,使东部地区不仅获得了政策、资金、资源和政策,而且取得了先动优势63。
西部地区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几年一直被中央政府所忽视,导致西部地区:
1、失去了资金和政策支持;
2、西部地区的大量资源和初级产品以低价格向东部地区供应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利用西部地区的资源和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后销往西部地区,形成了
63、先动优势是指在行动中先行动而形成的优势。例如,东部地区先行实施人才引进政策而挖走了大量内地人才,为东部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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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对西部的经济性掠夺;
3、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的特区政策和开放政策下使西部地区处于受歧视性的不平等竞争中;
4、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形成了后发劣势。
(二)、东西部地区的生存条件差异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内部条件原因:
1、绝大多数人属于风险规避者,在现有的生存压力不足以产生冒风险的激励的条件下,人们不会产生生活方式的转向。因此,现有的生存条件较好的人们没有生活方式转向的激励,而只有现有生存条件较差的人们才会产生生活方式转向的激励。
2、中国1980年代初期东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的结构及其存在条件的基本特点是:(1)、公有经济组织(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内部的职工收入水平能够维持比农民好得多的生活条件。因此,即使国有企业内部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也极少有人甘愿放弃现有工作而创立属于自己的私有企业。(2)、农民面临的生存条件是:①、人均耕地面积小;②、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形成了城市对农村和工业对农业的掠夺;③、人口增长尤其是农村人口增长对土地、环境和其它资源的压力增大;④、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端低下。
3、东部地区人均耕地压力较大;而西部地区人均耕地压力较小。并且,东部地区的人均耕地压力远远大于西部地区。
4、西部地区山地条件使其相当一部分农民形成了广种薄收、安于现状和封闭保守的意识和行为方式。
5、东部地区经商的风险成本较小,可估计的风险成本一般小于经商收益;而西部地区经商的风险成本较大,可估计的风险成本一般大于经商收益。
6、东部地区的资源匮乏和西部地区的资源丰富导致了东西部地区社会成员生存条件的差异,进而形成了西部地区社会成员在缺乏生存压力的情况下的惰性;而东部地区社会成员在生存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形成了奋起发展私有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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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
7、西部地区社会体系和经济系统中缺乏整体性诱致性制度变迁源泉:主要根源在于,西部地区社会成员改善个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动力不强,即个人发财致富的动力不足。笔者认为,个人发财致富动力不足与西部地区境内维持人们生存的天赋条件较好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缺乏人们积极上进的外部条件相关。较好的天赋条件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过分依赖和满足,结果养成了一种生存惰性。并且,在西部地区落后地区,人们根本接触不到发达条件下高度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享受及其信息,这种状况与较好的自然禀赋条件下形成的惰性相结合的结果是“贫困—依赖性—贫困”恶性循环。
8、西部地区政府系统中缺乏整体性强制性制度变迁源泉:主要表现是,西部地区境内私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均为计划经济条件下境内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区域。并且,这些区域的私有经济发展都是建立在“天然条件”(地理位置和资源)和原有的整体经济发展平台的基础上的。例如,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一般都是以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为基础、以国有经济为依托、以地理位置为平台发展起来的。而其它私有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区域的情况正好缺乏上述整体条件,其私有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落后。
(三)、东西部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差异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自然原因:
东部地区开阔的地理特征使东部地区政府官员和一般社会成员极易形成开阔的视野和远见。西部区域的地理特征基本上以群山环抱的盆地和山区两种方式分布,地理封闭特征非常明显。地理上的封闭性导致人们与外界的封闭性和经济上的封闭性。笔者认为,地理封闭性是西部私有经济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即使在交通条件有了改善之后,人们的封闭意识和经济起飞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准备期,在这一准备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的状况依然难以改变。西部地区封闭的地理特征则形成了西部地区政府官员和一般社会成员的狭隘意识和缺乏远见的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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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西部地区公众的商业意识差异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意识原因:
东部地区的商业传统和商业意识使东部地区的社会成员经商的倾向较为突出;而西部地区的非商业传统和非商业意识使西部地区的社会成员经商倾向较弱。因此,东部地区公众商业意识普遍强于西部地区。
(五)、东西部地区行政意识和行政方式差别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行政原因:
东部地区善于利用和变通中央政策来发展经济,敢于率先制定和实施在意识形态上尚未突破但有利于私有经济发展的政策,政府行政服务意识较强,行政方式简单,使东部地区行政效率较高。西部地区行政控制意识较强,行政方式复杂,政策保守,政策执行无法从长官角色转向服务角色,导致西部地区行政效率较为低下。并且,西部地区政府官员普遍安于现状,宁可不作为,也不愿意以自己的乌纱帽去为地方经济冒风险。
(六)、东西部地区发财方式差别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意识形态原因:
由于商业意识的不同,东部地区聚财方式可能会有两条:一条是从政,另一条就是经商。因此,东部地区聚财方式已经实现了初步的多元化,即人们不仅通过当官实现发财的愿望,而且可以通过经商这种更好的方式实现发财愿望。而西部地区人们的商业意识弱,并且普遍信奉“当官发财”信条(这也是西部地区的一个不争的事实),聚财方式一般都以从政而非以经商为首选。
(七)、东西部地区的人才状况及人才政策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人力原因:
东部地区高校和研究机构集中、人才聚集,且先行制定和实施了吸引人才的政策,使全国人才集中东部地区,成为支撑东部私有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西部地区高校和研究机构稀少、人才匮乏,且人才政策保守,用人制度不但无法激励在职人员的人才脱颖而出,而且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西部地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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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比东部地区缺乏人才,改革开放之后西部地区保守的人才政策以及部门和单位内部对人才的压制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64,致使西部经济乃至社会发展遭受了严重的人才制约。
(八)、东西部地区险爱好者的示范效应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心理原因:
一个地区公有经济的发展要求有能够领导该地区公有经济发展的利他主义者超人出现;而一个地区私有经济的发展则要求有极端利己主义者、风险爱好者和具有一定能力者三位一体者的出现,并且成功地开辟出一条私有经济发展之路,从而形成对同一区域内、同境况、同条件者或具备条件者的示范效应。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形成了一批带头发展私有经济的敢为天下先的资本家和企业家,这些能人在东部地区形成了规模化的示范效应,促进了私有经济的发展;而西部地区这种示范效应相当小,且发展私有经济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关系和机遇,而非胆识和能力(故不可能形成示范效应)。
(九)、东西部地区社会成员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社会原因:
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较短时期内即形成了商品经济生活方式,交换成为人们满足其需要的日常方式;而西部地区(除曲指可数的几个中心城市外)时至今日仍然保持着自然经济生活方式,交换仅仅只是一种甚至不是主要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方式。东部地区于的社会成员1980年代初期逐步形成了商品经济生活方式,交换意识成为促进私有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始动力;而西部地区的社会成员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中心城市才形成商品经济生活方式。至今为止,西部广大地区的社会成员仍然沿袭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
(十)、人口再生产意识与(私有)经济发展意识之间之间的背离是东西部
64、西部地区至今仍然存在三大人才问题:一是官员任用中的非正式组织问题,二是人才政策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三是人才压制问题。这些问题不公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而且在位人才的才能也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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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生育意识原因:
在传统社会或经济欠发达社会中,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基本的吃、穿、住和医疗、养老保障是人生存和生活的大事。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大体上有两条:一是生儿育女,二是金钱。前者是传统生活模式下的自然选择方式,后者则是现代生活模式下的必然选择方式。经济越落后,人们通过生儿育女来实现生活保障的选择概率越大;反之,经济越发达,众通过金钱来实现生活保障的选择概率越大。西部大部分地区目前仍然处于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之中,人们一般都遵循传统的生活保障选择方式,这种选择的结果是区域经济总是处于“贫困-高出生率-贫困”恶性循环(简称“贫困-高出生率恶性循环”)之中。在这种恶性循环下,欠发达区域经济以及这些地区的私有经济都不可能走上一条正常的经济发展轨道。
(十一)、东西部地区人口素质的差别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人口原因:
东部地区相对发达,私有经济对就业的贡献率相对较高,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较低;相反,西部相对落后区域私有经济对就业的贡献率较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则相对较高。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口素质对经济发达程度形成了制约:在相对发达区域,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人们来自外部的生存压力较大,获取的生活信息(例如,看到别人过着比自己好的日子)和市场信息较多,创业和就业机会都相对较多,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多(不一定要进学校进行专门学习,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会相互学习和模仿并在自己的得失中总结经验),成为相对发达区域私有经济也相对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在相对落后区域,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少(直接进学校学习的机会和在生活和工作中向别人学习的机会都是相当少的),甚至因为贫困而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其结果是,相对落后区域的人们在贫困面前不仅找不到致富的出路,而且也不善于寻找致富的出路,安天守命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这样,相对发达区域进入“发展-素质提高-发展”良性循环之中,而相对落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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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一直处于一种“落后—低素质—落后”恶性循环(简称“低素质-落后恶性循环”)之中。
(十二)、马太效应: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资源、人才和技术,使东部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而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导致了大量资金、资源、人才流失,技术落后、收入水平低下、消费需求水平低下且指向东部产品、国有企业效益每况日下甚至纷纷倒闭,其结果形成了极为严重的公有经济低效率恶性循环。东部地区经济越来越发展,而西部地区经济越来越落后,这就是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东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经济发展、政策、人才和单位资本效率的马太效应,开始进入东部地区越来越富、西部地区越来越穷的背离循环之中。
(十三)、西部地区政府的跟风行为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政府原因:
西部地区政府不应该总是跟着东部地区后面与其比私有经济的发展,而应该另寻出路。其原因在于:
1、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差距已经成为中国私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克服的既成事实。并且,这种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也是私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2、政府在私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在于如何“扶持”某个或某些私有企业的发展(这实际上是政府官员为争取政绩而破坏市场秩序,人为制造不公平竞争),而在于如何改善上述人口再生产水平过高、人口素质较低和地理封闭性等因素对西部私有经济乃至全省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形成的束缚作用,这应该是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
3、西部地区不具备东部地区那样的发展私有经济的条件(如前所述),对于发展私有经济而言,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只有劣势,没有优势。政府往发展私有经济的死胡同里钻是历史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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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前,西部地区政府在发展私有经济中所做的扶持和招商引资工作只能由政府官员向东部或外国资本家一对一地进行,此种工作方式不但会导致政府行政职能扭曲、行政官员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扭曲和腐败的泛滥,而且工作效率和行政效率极端低下。
5、东部地区大规模发展私有经济必然导致公有经济的萎缩,而西部地区只能处于被动状态发展私有经济。因此,西部地区只有另谋出路,才可能振兴西部经济。
6、笔者认为,西部地区可以重新回到发展公有经济的老路上去,中央也可以让西部地区发展公有经济为主,让东部地区发展公有经济为主,形成东西部地区之间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竞争发展的经济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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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城乡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中国私有经济在城乡间的不平衡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农村个体工商户起步较早,但发展速度较慢;城镇个体工商户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二)、农村个体工商户自1996年开始进入衰退期,城镇个体工商户则自1996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三)、农村私有企业发展缓慢,且一直保持低速增长趋势;城镇私有企业发展迅速,且自1996年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四)、农村私有企业比重逐年下降,而城镇私有企业比重逐年上升。形成中国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基本原因是:
(一)、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差异:
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为农民经商开辟了道路。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晚于农村,导致城市私有经济发展前一阶段(1996年以前)较为缓慢。因此,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先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农村个体工商户在前一阶段发展速度快于城市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原因。但是,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城市所有权制度变迁速度加快,导致城市私有经济出现了高速发展的结果。
(二)、农村与城市所有权制度变迁的不同: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目标在于提高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效率。因此,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半期一直围绕着企业内部治理制度创新(主要是承包制度)进行。但是,自1999年以后,私有化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甚至唯一内容。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大量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死亡,而这些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实际上就成为新的私有企业的前身。
由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城市私有经济出现了几乎是爆炸式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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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与城市社会成员不同的生存条件:
1980年初代至1990年代末,中国城乡之间的生存条件差别在于。
1、农村经济日渐衰退,导致农民的生存条件日益恶化。一些生活走投无路的农民正好遇上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历史机遇,形成了体工商户的最初发展。
2、城市工人虽然收入较低,但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个“铁饭碗”,人们宁可守着低收入的铁饭碗也还原意冒险去改变收入和生活境况。因此,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上半期,中国城市私有经济发展缓慢。
但是,1990年代下半期以后,随着全民所有制企业效益的滑坡,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结果违背了最初的改革目标(提全民所有制企业效率),国公有企业职工失业规模剧增。此时,失业后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开始面临生存问题,这实际上促成了相当一部分失业人员被迫当起了个体户或到私有企业打工,从而促进了城市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向:
剩余劳动力转移包括两个部分: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不再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一部分农民开始从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从而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一部分开始自己创业而成为个体工商户或私有企业主,另一部分则留驻本地或走向城市、外地打工。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流向城市(经商或打工),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私有经济的发展。
2、城镇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剩余劳动力来源于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人员、提前退休人员和退休后继续从业人员。城镇剩余劳动力绝大多数都留驻本城或到外地城市经商、创办企业或到私有企业打工,从而促进了城镇私有经济的发展。
(五)、农村与城市之间发展私有经济的基础条件不同:
发展私有经济的基础条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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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设施;
2、原有公有经济的发展为私有经济发展奠定的经济基础;
3、原有公有经济为私有经济提供的资本来源;
4、经济发展积累起来的金融能力为私有经济提供的融资条件;
5、财政继续投资基础设施的能力。
从城乡私有经济的条件来看,农村基础设施较差,原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较少;而城镇基础设施较好,原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较多。因此,农村私有经济发展尤其是私有企业的发展滞后于城镇私有经济的发展。
(六)、私有经济从业人员在农村与城市的社会地位不同:
从事私有经济活动的人员(包括私有企业主和打工人员)在社会中是否受到人们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对私有经济的发展产生着影响。
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类情况:
1、私有经济社会地位在时间上的不同:从私有经济的社会地位来看,笔者可能将中国私有经济发展分为两个时期:歧视期和崇拜期。歧视期大约为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末,此时期私有经济的从业人员其是打工人员倍受歧视。崇拜期大约始于1990年代末,此时期私有经济的从业人员只要收入高就倍受人们青睐。因此,1990年代末以前私有经济发展远不及1990年代末之后的速度。
2、私有经济社会地位在区域间的区别:农村私有经济以建筑业和矿业的私有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私有企业主大都有坏名声,不受人尊重。在私有企业中的打工人员由于其收入低、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等原因而得不到尊重。但是,城市私有经济则不会让社会形成具体的认识。原因在于,城市人口规模较大、私有经济组织众多,私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行为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私有经济的从业人员即使从事再累、再脏、再低级、再不如流的工作也不会让家乡人尤其是亲戚朋友看到。因此,私有经济业主一般都会到外地尤其是外地城市发展,而剩余劳动力也一般性地会向外地或城市流动。这样,必然导致农村私有经济发展滞后于城镇尤其是成都市或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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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农村与城市社会成员的从业观念差别:
私有经济组织中普遍存在着低工资、无保险和退休金制度。因此,中国社会中形成了“吃皇粮”和“打工”二元就业体制。在二元就业体制中,吃皇粮型就业与打工型就业之间的差别不仅包括工资、社会保障和退休金上的差别,而且在同一个单位中的二元就业结构(在同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正式职工与临时工和合同工之间形成的二元就业结构)和不同所有制单位中的二元就业结构(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正式职工与在私有企业中的打工者之间的二元就业结构)形成了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吃皇粮者的地位总是比打工者的地位高(私有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这类高级打工者除外)。这种状况导致了一个促进城乡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扩大的因素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为逃避本地社会关系中对打工者的直观歧视而向城市转移。
导致城乡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另一个从业观念因素是1990年代中期从业观念的变化:即从歧视打工到正视打工的观念变化。导致此种结果的原因是:
1、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变动的基本规律是:公有经济比率逐年缩小,私有经济比率逐年扩大。随着私有经济规模的扩大,人们的打工观念由歧视逐步向正视转变。
2、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效率的下降、倒闭和私有化产生了大量失业者,随着失业者的增加,就业压力迫使失业者接受私有经济组织的待遇(即使收入低、劳动负荷大、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安全保障、没有社会保险和退休金等等,人们为了生存也只能接受工作岗位。)。
(八)、农村与城市商业观念和经济形态上的差异:
商业观念是影响私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居民的商业观念一般要比农村居民的商业观念强。其原因在于:
1、农村居民拥有土地,具备一定的自给自足的条件;而城市居民缺少自给的生产资料,不具备自给自足的条件。因此,农村居民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交换环节的产生,而城市居民则无法避免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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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中的经济交换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和商品多样化,专业化分工和商品多样化又反过来促进了交换的发展,从而形成“交换-专业化分工-商品多样化-交换”良性循环(简称“交换的良性循环”)。但是,农村缺少交换,而交换的缺少阻止了专业化分工和商品多样化,进而导致交换不发达的结果,最终形成了“缺乏交换-缺乏专业化分工-缺乏商品多样化-缺乏交换”恶性循环(简称“缺乏交换的恶性循环”)。因此,城市经济天然地就是他给他足的商品经济,而农村经济天然地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改变农村经济形态的基本途径就是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农村的自然经济形态决定着农村居民的自然经济观念浓厚,而商业观念淡薄;反之,城市的商品经济形态决定着城市商业观念浓厚,而自然经济观念淡薄。这正是城市私有经济发达、农村私有经济落后的一个基本原因。因此,笔者可以进一步得出的结果是:城市化可能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一条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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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产业间私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中国私有经济在产业间的不平衡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产业倒序结构:即私有经济的不是按照正常的先发展第一产业、然后发展第二产业、最后发展第三产业的顺序进行产业发展,而是按照先发展第三产业、然后发展第二产业、最后发展第一产业的顺序进行产业发展的。(二)、重商主义: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特征主要表现为:1、中国私有经济主要从事商业活动,而较少从事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并且,在从事生产活动的领域,私有经济往往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具有依附性,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私有企业极其普遍,私有经济使人们的生活远处不充满着欺诈的陷阱。2、中国私有经济业主的商业观念浓厚,而生产观念淡薄。
形成中国私有经济在产业间的不平衡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产业间的投资利润率差异:
私有资本不可能考虑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没有金钱利益可图的项目,资本家追求的唯一东西就是利润。因此,投资利润率是私有经济投资决策的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
在三大产业中,一般情况下,投资利润率最高的是商业,其次是工业,最后是农业。按照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在私有经济发展初期,私有资本将会首先投向商业;当商业竞争使商业平均投资利润率开始下降到低于工业平均投资利润率时,私有资本才会投向工业;只有在竞争使商业平均投资利润率和工业平均投资利润率下降到低于农业平均利润率时,私有资本才会投向农业。因此,中国私有经济发展最初肇始于商业,然后发展到工业,最后走向农业。按照此种规律,中国农业的出路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现实途径可能有两条:一条是走集体农庄式产业化发展道路,另一条是走私人农庄式产业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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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有经济中的短期利益和短期行为:
产生短期利益和短期行为的原因在于:
1、在中国私有经济发展初期,人才大都集中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政府机关,而此时由于生存条件较差而走上经营个体工商户或私有企业的人绝大多数为文化层次低的社会成员。因此,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人才来源主要是1990年代以后培养出来的学生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失业人员。但是,1990年代以后正好又是中国私有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
所谓私有经济的成熟时期主要包含如下两层含义:
(1)、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私有经济已经进入了充分竞争时期;
(2)、至1990年代初期,中国私有经济已经不可能完全通过机遇来孵化新的资本家,甚至通过机遇、才智和能力都已经难以诞生新一代的资本家。只有权力才在这一时期成为较为容易生成资本家的可靠途径。
因此,在私有经济发展成熟之后,整个私有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家队伍在相当程度上都缺乏具备高层次管理能力和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型的资本家(当然也有部分例外)。
2、中国私有企业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家族模式,二是代理模式,三是类似于家族式和代理式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是私有企业中的所有权人将企业经营权委托给非所有权人,但所有权人与代理人之间不是简单的经济上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且还存在着类似家庭的社会关系。
3、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企业家阶层来支撑。但是,中国社会目前尚未建立起一个运行良好的培养企业家的教育制度。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基本上属于一种类似于八股教育的应试教育制度,无法培养有创造性的企业家人才。
综合上述原因,中国私有经济组织中缺乏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者阶层,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私有经济组织只注重短期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短期行为也成为中国私有经济组织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三大产业平均投资利润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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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产业平均投资利润率高于工业和农业的状况正好满足了私有经济组织对商业的偏好,从而形成私有经济组织的短期行为。
(三)、行业进入障碍:
中国政府发展私有经济缺乏全局性的战略规划。并且,政府在制定私有经济发展政策时也只倾向于在商业领域发展。因此,第三产业的行业进入障碍小于第二产业(建筑业例外),更小于第一产业。并且,就第一产业而言,土地使用权兼并需要非同寻常的社会关系。从土地制度上看,目前中国土地制度名誉上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类似于私有制,政府干预土地使用权兼并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家业实现产业化发展的唯一途径只能是走土地合作化道路。按照此种分析,三大产业的不同进入障碍正是中国私有经济发展形成产业倒序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不同行业的投资规模与投资能力限制:
第三产业的单个组织投资规模完全可由投资者决定,甚至可以白手起家。但是,第二产业的投资规模决定于产品及其生产的技术特性;而农业的私有化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且其规模化地发展私有农业经济需要具备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兼并。因此,只有第三产业的投资规模不受限制,具有任何投资能力者均可在第三产业选择适合其自身投资(包括融资)能力的项目进行投资。但是,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限制会阻止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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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THE MAIN CONCLUSIONS)
[结论1] 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正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而扩大。
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一个总体特征是: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农村私有经济发展又落后于城市。并且,东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私有经济发展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其结果导致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日益扩大。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并且,这一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将会关系到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
[结论2] 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商品供需关系将会对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基本上已经形成一种商品供需关系。这种关系显示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格局是:东部地区成为西部地区的商品供应区域(包括各种日用品、家用电器、农业加工产品、IT产品和汽车等),而西部地区则成为东部地区商品需求区域。反过来,西部地区是东部地区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区域(包括矿产品、电力、天然气、农业初级产品和原料等)。东部地区利用西部地区的廉价能源、资源、原材料和劳动力进行产品深加工后高价返销西部,实现了东地区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性掠夺。这样,东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初级产品和深度产品的反向供需经济格局,在经济关系上形成了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初级产品依附关系和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深度产品依附关系。
[结论3] 中国汉族区域与少数民族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积累着民族矛盾。
中国少数民族区域私有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汉族区域。在公有经济日渐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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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的背景中,少数民族区域私有经济的落后意味着少数民族区域整体经济的落后。进一步的问题是,少数民族区域与汉族区域之间形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将会导致少数民族问题的不断恶化,也会潜移默化地积累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的民族之间的矛盾。因此,国家应当重视改善少数民族区域的投资环境和公共水利基础设施,制定和实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战略,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扶贫帮困(这种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贫困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结论4] 城乡经济背反现象可能积累城乡矛盾。
中国城乡经济背反现象表现为相对发达的城市经济的良性循环与绝对落后的农村经济的恶性循环之间的矛盾。城乡经济背反现象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历史问题。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城乡之间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和治矛盾。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看,城乡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也是私有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城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和加深。这种现象是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宗旨的。因此,如何实现农村经济的振兴和发展以保持城乡经济的平衡发展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结论5] 私有经济发展的中心化将会扩大中心城市问题。
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就是私有经济发展的中心化,即私有经济正在不断地向中心城市集中。这种发展趋势的后果是:
1、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和农村的矛盾加剧:私有经济只集中在各省级行政区的中心城市,在西部中心城市单一的情况下,私有经济的过度集中与非中心城市尤其是与农村之间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
2、中心城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私有经济向中心城市的过度集中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心城市转移,结果是城市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化(如城市犯罪率提高、城市环境压力和城市管理成本加大等等)。
3、城市的过度膨胀将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严重下降:表面上看,城市越大,投资机会越多,预期投资利率越高。但是,实际上,当城市大到一定程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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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效率将会下降。这是因为:
(1)、城市管理成本将会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提高;
(2)、城市过度膨胀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压力增加,进一步形成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和不断改造的投资成本增加;
(3)、城市房地产成本和价格会随着城市膨胀而膨胀,从而降低了土地和资金的利用效率(如在城市规模超过1000万人口后,房地产价格就会成倍于中小城市,在大城市100万元资金只能买 100平方米 左右住房,而在农村则可以建一所条件不错的小学。);
(4)、城市规模膨胀会导致人才大量向大城市集中,加剧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人才匮乏问题;
(5)、城市规模过度膨胀将导致严重的生产、生活条件(电力、煤气和水的供应)问题,能源供应成本加大,效率极端下降(如为上海提供天然气的西气东输工程和三峡工程,如果控制上海城市规模,就不需要进行这些项目的投资,而用于西气东输工程和三峡的投资可以建立几个中小城市,投资效率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结论6] 中国西部地区缺乏公众组织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
中国西部地区私有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西部地区缺乏公众组织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这些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包括:1、官僚主义;2、形式主义;3、教条主义;4、表现主义;5、地方主义;6、集权主义;7、低工资主义;8、极端利己主义;9、文凭人才主义;10、压制人才和压制人的创造性的官僚机构;11、缺乏商业意识;12、传统观念;13、传统习惯;14、听天由命的心理意识;15、惰性。
[结论7] 高生育率和低素质已经成为西部地区贫困化的一个重要根源。
西部地区有着极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失业率。并且,人口素质相当低下。
三川学术
私有经济理论
这种情况已经导致了西部经济贫困化问题。经济的贫困化又反过来促进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失业率的提高。这样,人口再生产与生活水平之间形成了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
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1、农村人口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和道德观念(“不孝有三,绝后为大”);2、绝大多数城市都存在相当严重的对外来人口生育监管不力的问题;3、中国目前人口制度设计上存在着重大缺陷。
二、政策含义(THE POLICY IMPLICATION)
[政策含义1] 加大人口控制力度是西部地区摆脱人口-贫困恶性循环的重要途径。
西部地区私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滞后于东部地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过高。过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仅抑制了经济增长,而且造成了人口素质下降。因此,加大人口控制力度应当成为西部各省各级政府(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和流动人口)长期的工作重点。
[政策含义2] 提高人口素质是推动西部私有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人口素质是决定人口出生率和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人口素质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反之亦然。并且,只有当人口素质提高后,人们才可能产生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要求,从而形成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因此,通过提高人口素质不仅是提升私有经济发展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是促进整体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建议西部各省各级政府制定并实施专门的“人口素质和人才战略”。
[政策含义3] 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整体服务水平,有效促进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
政府职能转变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
三川学术
私有经济理论
一个中心任务,由于传统计划经济观念、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为贯性、人口整体素质和民族的、地区的和发展基础的复杂性等原因,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提高政府为市场提供服务的整体水平方面面临着十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府应当将转变政府职能作为一个极端重要的中心任务来抓。其中,应当做好:一是将政府行为模式由现在的控制型行为模式转变为服务型行为模式;二是将现在为私有经济提供的扶持型政府服务方式转变为改善私有经济发展环境方面,全面促进私有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和高速发展。
[政策含义4] 制定《社会保障法》、《工会法》、《工资法》和《退休法》。
私有经济组织职工在组织内部的地位低下是由私有产权制度本身决定的,加之中国人口和就业压力巨大,私有经济组织职工的低工资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退休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私有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制定法律,即通过国家法律形式强制私有经济组织建立职工社会保障、执行最低工资、退休金制度和工会制度,通过工会与业主之间的监督和协调来构建正常的劳资关系,通过法律来解决私有经济中存在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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