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一）如何正确认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列宁的这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铭言让“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斗争局限论”和“阶级斗争调和论”的机会主义嘴脸原形毕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国家，还有比事关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更为基本的矛盾吗？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可以限定在某个局部的范围之内的吗？既然我们的社会还承认国家的存在，也就是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思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必须从阶级的立场出发，就必须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就必须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出发。如果不这样思考问题，就难免损害、背叛和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或者是叛徒，或者是白痴。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根本不同的，在这个问题上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斗争的实质是两个阶级对国家政权的争夺。人们一定还记得邓小平同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那场斗争也是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斗争的焦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问题。在那场斗争中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的一套制度都拿过来”，“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尽管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重新生长、死灰复燃和必然的拚死反扑估计不足，“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它剥削阶级。”因而对阶级斗争仍然是我们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全局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认识不够，但他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并没有忘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争夺，并没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当阶级斗争摆在面前的时候，他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他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是最好的证明。为此，他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并特别强调：马克思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后来又明确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整体，任何一项都不能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不愧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必将载入史册。邓小平同志在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坚持并且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你死我活”的争夺并没有结束，斗争还在继续，如果我们不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这场斗争，来认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会犯历史性的严重错误。

（二）认清资产阶级的图谋

我国《宪法》的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是十分清楚的。这个国家对于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是自由的，尽管是有限的自由，但本质上讲却是在目前社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能够达到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而对于资产阶级却是不自由的，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将一步一步地夺取他们的全部资本，即剥夺他们剥削的自由。他们深知只要这个国家还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只要无产阶级专政还继续存在，他们被剥夺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一刻也没有放松夺取国家政权的努力。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夺取国家政权的“和平”手段罢了，只是他们夺取国家权力的一系列图谋中的重要一环。他们鼓吹“自由”的国家制度，要求“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目的都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怎样来达到夺取国家政权的目的呢？

第一、资产阶级首先要使自己成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国家首先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首先就要使自己成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之所以要求“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处于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一是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生产力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但是发展了的社会生产力却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早已超过了公有制经济成分而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社会生产资料大多为资产者私有，绝大多数劳动者只能为资本家“打工”，两极分化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严重，这是有目共睹的；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国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我们知道，经济体制首先是企业制度，而中国的企业大多是私有企业，改革后的中国的企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制度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都是按“资”分配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即使是公有制的国有企业经过“资本化”改造，也大多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所以，所谓“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实质就是要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巩固资产阶级的剥削经济制度。

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展，是因为中国处在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即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变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需要资本、技术和管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主要取决于现代工业资本积累和扩张的速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需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而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迫切需要开拓新的市场，迫切需要输出资本。这就为中国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进行并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加快了我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变的进程，同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简而言之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界限，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但不搞资本主义。这个界限怎样划分呢？除了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邓小平同志说：“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个愿望和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邓小平理论”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同台竞争的环境。可是十分遗憾的是，邓小平同志没有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自身的发展方式问题，没有能够找到并确立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产方式。他的这一理论上的重大缺憾，客观上造成了私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并占据统治地位，而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力、竞争不利的局面，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保，“邓小平理论”被误读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的现实原因，同时为机会主义的泛滥打开了方便之门。

资产阶级在取得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以后，必然要谋求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也就必然要在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内寻找代理人。在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情况下，或者说在经济发展现实的压力下，执政党内鼠目寸光、软弱无能的机会主义不得不满足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势必要顺从他们的意愿而成为他们的代理人。因为只有这样，机会主义才能暂时得到些苟延残喘，而不至于立刻破产。不过即便是这样，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到新的阶段，随着必然的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的加深，以及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机会主义也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破产。资产阶级利用其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诱骗和迫使执政党内的机会主义投降和妥协，成为他们的代理人，实现对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和平演变”。这就是当前经济作用于政治的奥秘。

第二、资产阶级至始至终都在想方设法搞垮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在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取得了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但他们明白，要使自己存在下去并牢牢地占据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搞垮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旦公有制经济的民主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新生产方式确立起来，一旦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民主性、先进性和科学性为民众所认识，一旦现在为他人“打工”的工人真正懂得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对于自己经济上的解放的意义，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就无法再与有着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的公有制经济相对抗，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竞争中败北，资产阶级及其所有制的灭亡也就不可逆转了。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人民民主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统治地位和主导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实行人民民主也是不可能的。实践教育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首先必须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新生产方式问题，必须找到和确立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生产方式。这个问题苏联社会主义没有解决，中国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没有解决，邓小平同志也没有解决，后来的同志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的危机正在于此，苏联社会主义败亡的根源也在于此。而资产阶级正是抓住这一点攻击、抵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他们利用人们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识欠缺，对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实施“私有化”和“资本化”改造，把中国公有制经济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运行轨道，割断了中国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他们搞垮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图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手了，他们的目标从经济方式上已经部分地达到了，他们正在想方设法从政治上也达到这一目标。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和最根本的任务是以社会主义方式搞好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找到和确立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生产方式。这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存亡的大事，是关系到中国发展与振兴的根本问题，其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是不过份的。

对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们普遍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大家虽然知道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取代和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但却不曾革命性地认识到它同时是消灭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即是消灭任何依靠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占有他人的劳动、劳动产品和劳动成果的制度的。很多人都把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所有”看成是平均主义的东西，看成是“人人都有”的国家集中代表和管理的所有制形式，以为“国家所有”就是“人人所有”或者全体社会成员平均所有。依着这种认识，“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就必然变成官僚垄断资本。因为当“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为全国人民“人人所有”或平均所有时，即当每个人都可以依靠对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获取所有权收益的时候，它就是资本。一方面工人仍然是“人人皆无生产资料”，谁也不能无偿地占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个国家机构代表“全国人民”行使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所有收益权。这个国家管理机构事实上就成了官僚垄断性质的资本管理机构，它与企业生产者的关系实际上也是雇佣剥削关系，只不过它是代表“全国人民”雇佣和剥削企业生产者而已。这也就是机会主义对中国公有制经济实施“资本化”改造的理论依据。对于工人而言，这样的公有制有什么好处呢？它同私有制有什么区别呢？凭什么让工人群众拥护它呢？就因为这样，中国的公有制脱离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而不可避免地落入了资产阶级“资本化”的陷阱，从经济上造就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特权阶层，给了资产阶级以可乘之机。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识，阻碍了民主的、先进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新生产方式的确立，制约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当前中国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力、竞争不利的结果。这种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识当然是错误的，其错误的根源在于它没有跳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成见的樊笼，没有打碎和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枷锁，没有意识到它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和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正是消灭私有制的最现实、最直接和最具体的经济形式。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谓“国家所有”只是说社会生产资料不归任何个人所有，当然也不是归全国人民平均所有或“人人所有”。在这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已经被消灭了，任何依靠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他人的劳动、劳动产品和劳动成果的制度都不复存在了，代替它的是只有占有者，没有所有者的新型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制度，是生产资料的“平等”的个人劳动占有制。这样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导致民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这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对于工人来说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摆脱了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就意味着自己真正当家作主，就意味着劳动有保障、生活有保障，就意味着为自身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开拓了空间。它是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基础，它对于工人的好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工人群众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必然会赢得工人群众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的，必然会成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政治追求，是有着光明的前途和无可匹敌的力量的。而对于社会来说，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达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统一、生产与消费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解决两极分化、民生艰难、腐败丛生等问题的根本之举，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和《机会主义的李融荣先生上当受骗了》等文章中，我以中国的现实的、特殊的国情为根据，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新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关系是“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或国家所有），由劳动者在劳动中实行个人‘劳动占有’，劳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结果，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随意的和无缘无故的，而是由中国的现实的基本的国情所决定的，是中国历史的必然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廓清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识，进而确立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职工自己当家作主的民主管理制度”、“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和“国有企业实行岗位竞争、优胜劣汰的劳动用工制度”的基本制度特征，从理论上为解决社会主义新生产方式问题开辟了道路。接着，我们划清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西方国有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界限，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民主性、先进性和科学性及其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所在，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现实的经济竞争和发展中必然取代和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科学道理。同时说明了当前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告诉人们实现共产主义并不是遥不可及、与己无关的事情，而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切身利益习习相关的根本性问题，指出“我们通往共产主义的现实之路就在我们的脚下”。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之上，我们批判了把中国国有企业“资本化”的假社会主义的谬误，提出了在中国国有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和以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以社会主义方式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路线主张，并特别指出“搞好中国国有企业只能依靠中国工人阶级，唯有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与搞好中国国有企业的目标相一致的，是真心实意要搞好中国国有企业的，是唯一靠得住的。”籍此扫除了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念，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图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第三、资产阶级力图改变我们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