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业税的博弈与“黄牛党”　　

在国家产生的同时，必然出现保证国家实现其职能的财政。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财政开支征收方式是“进贡”，即臣民将物品献给君王，据说起源于夏朝。当时，臣民必须履行这一义务，但进贡的数量、时间并不确定，所以，“贡”是税的雏形。后来出现“赋”。“赋”原指军赋，原于国家为了战争，向民众征集的军役、粮食和军用品。后来，国家征集的不仅限于军赋，还包括用于国家其他方面的开支。古代政府对关口、集市、山地、水面等征集的收入也统称“赋”。所以，“赋”已具备了“税”的涵义。有历史典籍可查的直接征税，始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按平均产量对土地征税。后来，“赋”和“税”并用，统称赋税。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税对于国家来说是财政收入的必要来源，对于民众来说是投资的成本项目。　　

近来关于拟开征物业税的两会提案，引起了不同的社会群体沸沸扬扬的争论。在政协的各项提案之中，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提案居多，物业税征收问题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设赞成者为“正方”，他们认为，开征物业税，对二套以上（含二套）或者高档商品住宅征收，是从根本上遏制高房价的手段之一。炒房的富人油水喝足，为什么不让他们喝几口凉水？　　

设反对者为“反方”，他们认为，附着在房地产上的税费重重叠叠，只会加重购房者的负担，根本不会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甚至说购房者已经不堪重负，为什么还要再被榨取？　　

反方人士还提出：开发商缴付的土地出让金实际上是向政府一次性缴清了70年的土地使用租金，这部分费用已经转嫁到购房者身上。购房者为什么还要支付物业税呢？　　

在我看来。买房子好比找老婆，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找一个老婆是合法夫妻，应该有法律保障和政策优惠。可是，当今社会，包二奶、三奶的现象累见不鲜，这便形成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同时又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如果能有一种方法，对“包二奶”加重“税收”成本，让他们感到有压力，“不堪重负”，这应该是天大的好事。　　

反方也许认为，多套住房与多个老婆不可比，前者合法，后者不合法。其实，法律并不是万能的，不合法的包二奶在神州大地比比皆是，岂是法律所能制止？多套住房虽然合法，但对于一套住房都买不起的贫困大众来说，显然是凭借财力的强势，抢占了更多的房产资源，对于贫穷者必然有“挤出效应”。资源有限谁先得？这是个非常简单计算题，小学生都能算得出。　　

至于土地出让金转嫁到购房者身上是不争的事实，但土地出让金是购置成本，而物业税是使用成本，二者不是一回事。就像购买土地你必须付出成本，但土地闲置不用或用于商业也应该付出成本。所以，即使减免土地出让金也应该是首套房产，而不是多余房产。　　

那么，怎样才能让多套住房者让出多余的房产呢？那就是必须加重他们多余房产的持有成本，最好让他们“不堪重负”。让持有多余房产的由于“不堪重负”而抛出多余的房产，就类似于让“包二奶、三奶”的放弃不合理的姘居，这显然不会妨碍合法的“一夫一妻”，更不会让找不到老婆的“光棍”失去更多的机会。　　

可见，物业税首先是普通人与富人的博弈。　　

有多套房产的所有者，如果因为物业税“不堪重负”而卖房，其效果是需求减少，供应增加，房价的下跌是必然的。因为物业税的实行并不会影响首套房需求者的增减，而必然减少多套房的需求，所以总需求是减少的；由于“不堪重负”的多套房持有者会减少持有，卖出部分房产，所以总供应会增加。房价因此会受到控制，这在经济学是基本常识，一些所谓经济学家合唱什么物业税“只会抬升房价，而不会压抑房价”，那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可是，政府有什么理由不出台“物业税”呢？　　

据知名专家透露，有政府官员担心物业税会使富人财富转移到国外，造成我国税源损失。该专家设问：中国的房子多在谁的手里？除了富人，恐怕就是官员。有许多官员，收入不高，房子数套，其中缘由不说也清楚。明眼人一看就知，所谓物业税会使富人财富转移到国外之说，不过是廉价的借口。西方国家早就有房产税或不动产税，而且不管一套多套，照收不误，只是名称不同而已，难道你买他的房产就可免税？看来，物业税的出台，其间也有“政府”与“官员”的博弈。有人可能有疑问，政府怎么会与官员博弈，政府不就是官员掌控吗？其实这疑问是有问题的，因为政府代表的是民众，“三个代表”吗！而官员这里是指他们个人，何况，历来官员并非清一色。所以，这里“政府”与“官员”的博弈，实质上是广大民众与部分官员的博弈。　　

据悉，地方政府也不愿征收物业税。是因为征收了物业税有碍推高地价，有可能断了地方政府的财路。其实一般人会认为“堤外损失堤内补”，这十几年地方政府卖地也该卖得差不多了，该赚的钱也赚得差不多了，物业税难道还抵不上将来卖地的收入？　　

可是，这里有个私密之处，一般人尚不知情。那就是税收必须政务公开，而卖地收入可以掩人耳目。中央政府关怀广大民众，倡导“物业税”，可地方政府为之头痛不已。看来，物业税的出台，其间更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春节期间去南京，坐了一趟火车，便由火车的座位联想到物业税问题。春运期间，火车座位的增加是有限的，如何尽可能让农民工返乡过年和回城务工，这当然是春运期间铁道管理的大事。假设车票数量不变，农民工流动人数不变，如何才能更好的保证农民工买到车票呢？车站管理中有效控制“黄牛党”倒卖车票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黄牛党”是上海滩的特色已有两个世纪的发展史了，它被定义为“恃关系或势力，采购物资及票务凭证后高价出售以图利”。“黄牛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春运期间的“买票难”。　　

其实，炒房族与“黄牛党”在一定程度上有类似之处。“黄牛党”炒的是票，炒房族炒的是房，都是采购某样东西或凭证后高价出售以图利，有如“黄牛群之骚然”。　　

目前神州大地正在面临城市化的“春运”，农民进城安家落户成为大势所趋，房地产便成为城市化的有效票证。如果政府不象打击“黄牛党”一样，出台控制炒房的有效政策，损害的将是民族发展的大业。　　

尚且，房产不像票证，其有形且很大，不可移动，无法隐藏，以现代技术即便在卫星上也可发现，不像票证那样携带方便，容易隐藏，所以控制多套住房，在技术上比打击“黄牛党”容易得多。这件事不在于政府能不能做，而在于利益团体博弈的结果。　　

　　
2010.3.8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