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害就是反对共产党执政

——从贺卫方在“西山会议”上的张狂说开去

陈谈强

(一) 帽子与旗帜

2006年3月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尚全会长作“重点发言”时说：“帽子太多了，以前戴说是右倾主义。不要戴帽子，这样不好。”可是，当今社会人群也分左、中、右是客观存在，更何况有人硬是喜欢讲左右、讲左翼右翼，往自己头上戴右的帽子呢。在由自称“站在右边”的“我们这些精英”主导的这个“西山会议”上，一些右派针对“社会方方面面对改革的讨论与反思”，大发议论，口无遮拦，火药味浓，其势汹汹。借“讨论与反思”改革之机，有人便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而“目前社会治理的方式还是沿用以前的方式，”言下之意是经济体制改革“单边独进”不行了，说什么老百姓“权力贫困带来对改革动力机制的不足”。于是，政治体制改革在“西山会议”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必须指出，右派“精英”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害其实就是反对共产党执政。

他们中间，有人敏锐地察觉到，这场争论“第一个层面是在旗帜的层面，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是新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并且对其同道说：“我们现在意识形态在旗号上的创造的需求也紧迫起来。”同时认为：“共识非常之重要，而共识说到底是……对这个国家富有责任感、终极关怀，承担着一定力量的阶层，他们能否形成共识。”这里所称“阶层”，当然只能是中国当代“再产生”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开“西山会议”就是谋划“整合”、寻求共识。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因而必然反对批评同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尖锐对立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摈弃新自由主义舶来品中的糟粕。他们“整合”起来壮大力量，面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的种种危机，必欲加以完全、彻底摧毁而后快。

右派“精英”图谋“慢慢形成小的群体”的这个闭门会议，终究纸包不住火，已传出的会议速记文本就佐证了右派反共的事实。其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最为张狂，反共面目更是暴露无遗。因贺卫方其人其事太过暴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生怕脱不了干系似的，在互联网上以研究会名义发表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发言纪要》中，就没有了贺氏发言，硬要将它全“包”了起来。这是否害怕引起“争论”而成为众矢之的，终至引火烧身呢？

在“西山会议”上，那位“站在右边”的领军人物高尚全会长要封堵人口，主张什么“三个不要”：“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这真是貌似公允平和而实则霸道至极，“不要争论”云云，可谓只许右派“放火”不让左派拨“星星之火”以“点灯”！“西山会议”由右派主导，与会者并非个个是右派，有的绝然有别于右派，而对其中那帮极端的右派，就是要不依不饶、针锋相对！帽子当戴则戴上，旗帜不能不分清。休想把这场关乎“旗帜”“是新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由你高尚全叫停就停，休想“把这场姓资姓社的争论一下子瓶颈下来”，不妨来个“一百年不动摇”、争论一百年！

论争，战斗，要有韧性；不能奢望“针锋相对”就能使谁“急转弯”，但也确实可能“针锋相对”一下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事实上，他们叫“停”并不“停”。高尚全、贺卫方在会上异口同声攻讦、挖苦巩献田教授反对那个违宪的《物权法》草案，就是一个明证。

高会长说，《物权法》“现在已经征求了一万多条意见，已经经过反复几次了，但因为某个教授的一封信，这件事被影响了立法的正常程序”。贺教授的开场白是：“我来自高会长说的写一封公开信，阻止物权法的北大法学院，和那位哥儿们是同志，而且我们俩是很独特的搭配，我们俩搞学生答辩的时候，我们俩的座位是他永远在最左边，我们在右边。如果别人坐错位置了，他们知道是让给我们，这给学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往往是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怎么回答问题，而且会提到尖锐的涉及到毛主席评价的问题，他是完全的毛泽东主义者”。

所幸的是，正因为有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权益和心声的“一封信”以及其他的“上书”，终于把他们的美梦暂且“搅黄”了！而“毛泽东主义者”云云，正是贺氏的自我暴露，足见他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情实意，颇有一点嘲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的反共味道。

(二) 护法与违宪

岂止如上所指那点“反共味道”。从贺卫方在“西山会议”上的其他说辞中，更见其反共之张狂。

他说：“图穷匕首现，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引者按：‘权利’系‘权力’之误吧。是速记员之过，还是法学家之错？待考)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

他说：“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一个民主的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团体要有一个资格，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诉和起诉的权利资格，我们没有，我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他行使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法外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

他说：“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的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

说到“违宪”，贺卫方就是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违宪者。在当代中国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必然的选择。《宪法》序言载明：“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贺卫方背离《宪法》，置喙《宪法》序言的严庄宣示，竟然声称：“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在法律上”不具有“团体”的“资格”，“是严重的违法”。这就是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被他非法地定性为非法的组织。

贺氏本想老谋深算，力求藏而不露，可还是按捺不住，终于“图穷匕首现”了！在这个名为“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的“西山会议”上，贺卫方特别热衷于论说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而要害问题就是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共产党执政。他说：“权力架构方面的严重的混乱，这不是法制的、宪政的模式。比如说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

阿扁执意自立乾坤已是罪过十分的了，而贺氏十分张狂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居然主张“中国应该朝”“台湾现在的模式”“走”，一个吃掉一个，简直就是鼓吹台湾阿扁通吃全中国。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此张狂，绝非偶然。

贺卫方2005年10月25日在郑州大学演讲，题目叫做《司法改革的空间拓展》，是从“政治体制问题”切入的。他说“我们对目前的政治制度还不能够很好地接受合理的政党制度，不能设法改变现实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实现全国人大真正意义上的议会化（这个议会化不是要求组成一个全世界最大的party，而是要强化它真正的议会功能）”，矛头也是指向共产党的领导的。他在这场演讲中，谈到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言论自由，”“一些朋友的慷慨激昂、怒火中烧的情绪”时说：“我能够理解”，“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过分地去想象一种如果有了对于所谓根本制度的彻底变革，我们的社会一切都会随之好起来。……我们即使是把那个大的制度给改了，也只能是获得一个更加混乱的局面。”这里，他用“激将法”，事实上主张对“那个大的制度”、“根本制度”“给改了”，即摧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整个权力架构”。

这是前后相互呼应的谬论，在“西山会议”上贺卫方回答同道者关于“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的提问时就说：“我认为在这。党和教育的问题，大学里面有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的问题。”紧接着，他张狂至极地断言：“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

贺卫方 2004年7月间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那次以《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为题的演讲中，又说：“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应该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和政党制度也有一定关联。因为我们的法院内部也有党委、纪检部门。”这里，他贬斥“法院内部也有党委、纪检部门”，事实上是在演讲的特定语境中，暗喻司法部门也“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胡乱指认“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

贺卫方2003年10月间在南京财经大学作报告，先说一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大家也都很敏感，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经常非常尖锐——咱们的这个党怎么办？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的地位到底是什么？党的权力能不能加以限制？为什么党的权力可以说是无边无界，无微不至？能不能加以改变？……所以党的改革历来很敏感。不能够乱说。一说经常会出问题，就会戴帽子。所以这个问题要稍微回避一下。”其实，他才不“回避”什么，自找右派帽子戴，就在这次演讲中“乱说”起来，指责中国“一党独大”、“一个执政的政党”，说什么只有在“严厉的监督之下，一个执政的政党，才会谨小慎微，才会真正的不辜负人民的嘱托。而任何所谓的一党独大——只有这个党有执政权，其他都没有，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相互制约和互相监督。”

由此可见，贺卫方在“西山会议”所讲的“宪政”并非信口开河，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合理性、合法性的“追问”，是一以贯之的。贺卫方曾被主流媒体誉为宪政“布道者”，可正是他多有违宪之举。事实上，对他的批评是不可避免的护法同违宪的斗争。

(三) 反共与诬共

对于贺氏反共，有一点需要特别加以辩证。须知，他是压根儿反共，他并不分辨是什么理论武装、什么“三个代表”统领的共产党，或者是长期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其影响至深至远而时至今日谁也尚未泯灭其影响的共产党。他既调侃嘲笑前者，又讽刺非议后者，统统都在他的攻击对象之列。

他的多次宪政布道演讲，无论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宪政的发生”，还是讲“宪政的支柱”，都力主“政教分离”。这就是：“把恺撒的东西归恺撒，把上帝的东西归上帝”，世俗政治领域同宗教精神领域必须“切割成两个部分”。他对演讲受众说：“大家看到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时候有没有感到有点困惑，为什么西方的无论是德国的总统也好，美国的总统也好，法国的总理也好，没有人提出某种个人学说，让全国的人民跟着学习，这是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儿总是谁是世俗的最高领导人，谁就是精神的最高领导人，大家都要学习他的思想？”贺卫方2003年10月28日以《撑起中国宪政的九大支柱》为题在南京财经大学演讲时，用调侃的语调说道：“我们从没有听说一个德国的老总统也发表了一篇‘５．３１’讲话，全德国人都在学，当时德国的一位老工人——约翰斯激动的(地)说：我们学习了‘５．３１’讲话，我们浑身都是劲，我们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我们一定要多生产钢铁，为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贡献！我们也不知道，也没有看到美国的哪个总统提出‘三个代表’学说，在美国的某个乡间的屠宰场的墙壁上写着：‘三个代表’的精神指导着我们的屠宰工作！”

他如此极尽取笑卖乖之能事，矛头所向常人都心知肚明。2004年12月间贺卫方在华东政法学院作“学术报告”，又一次取笑“三个代表”。实际上，他是嘲笑在全党全国范围组织学习“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借此为他的“山姆大叔”涂脂抹粉，宣扬美国的民主如之何美妙。请看他对“平头百姓”“怎么监督政府”作“学术论证”时的一段“妙趣横生”的话：“大家知道，克林顿总统做律师的时候，在小石城做律师的时候，有一点点偷税漏税的事件，结果被扭住不放。司法界扭住不放，新闻界扭住不放，那么点儿小事情，跟莱温斯基那种事情，在公众人物条款使得他们必须要提出来实际恶意的证据，他们提不出来，只好忍气吞声。不断的被揭露，这种情况使得官员们不敢做恶。”美国的“官员并不见得比我们的官员素质高，他们素质肯定比我们低，因为他们不学三个代表”。看他这个“学术报告”的记录稿，在“因为他们不学三个代表”一行字之后，加了括号注明当即赢得了“笑声、掌声”。贺卫方2003年10月间在南京财经大学作《撑起中国宪政的九大支柱》演讲时，也讲了美国克林顿总统“跟莱温斯基那种事情”，还不负责地比照着讲道：“哎！这个事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咱们国家呀也应该想想……，咱们国家有些个别领导人，报纸也在报道，这个也在报道，那个也在传闻——那个宋……”。在这哗众取宠之中，倒也足以表明贺氏反共所反者，决不会管你是哪届哪代哪个“核心”，也决不会管你是“江核心”时的党、“邓核心”时的党，还是以毛主席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在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的导师作用，是反共斗士贺卫方特别不能容忍的。他在演讲时向受众发问：“大家看一下东西方国家，哪个地方能够发生个人崇拜？”接着话锋一转见奥妙，他说：“我就经历过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个人崇拜——那就是对毛主席的崇拜。毛主席金光闪闪，毛主席一出来就闪闪发光，当然他具备了让人崇拜的某种外在的特征和内在的某种精神——毛主席那个人个子长得那么高，身材魁梧，毛主席脸上不长胡子……诗词也写的好：‘北国风光，千里冰峰(冰封)，万里雪飘……’哎呀，这个词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在《新华日报》上一发表，连傻子也知道：蒋介石气数已定，新的皇帝已经诞生了！”他还说什么“如果宪政，宪法性政治之下能够容许对一个活着的人这样的崇拜，那是非常可怕的！”又说：“如果一个国家里边政治的最高权威和精神的最高权威居然是有同样一个人或者同样的一个组织来行使，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他把廉价的“个人崇拜”的帽子扣到中国人民头上，把长期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为“新的皇帝”，把毛主席领导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视为“专制国家”。这样，他就不仅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而且连民主革命的历史，都加以篡改否定了。

2004年7月28日贺卫方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以《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为题作演讲时说：“林彪讲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的东西太多了，毛主席说要那么多伟大干什么，我只想要做一个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跟我一样想做博士生导师。大家知道这种观念是政教合二为一的观点，不仅仅要行使最高权利，而要在精神上享有最高权利。所以说社会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很严重的个人迷信，所谓现实的迷信是对存在的人都追捧，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这样美好的制度是可以带我们到美好的未来，相当于基督教和天主，是一种共产主义的追捧，所以宪政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发生。我们是反宪政的体制”。由此可见，贺卫方口中的那个“相当于”，就是把共产党与基督教、毛泽东与天主划了一个等号。从他那个宪政中必须“政教分离”的逻辑从出，必然推演一个反共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不得“干预”世俗社会的政治生活，而应进入束之高阁的什么精神领域的宗教世界。在这次演讲中，他吹捧胡适“是孔子式的人，真的是可以做圣人的人”的时候说：“当年在北京的安徽人最喜欢胡适，最不喜欢陈独秀，陈独秀简直是无恶不作的人物，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候的文件都是在‘八大胡同’的妓院里面起草出来的，胡适先生才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从这里可以看到，贺卫方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以至达到“戏说”、戏弄戏耍的程度。

(四) 假爱与真恨

贺卫方反党，主张分裂中国共产党。他赞成他的同道者“提出的有健全的理性的声音”，并进而提出要把他的朋党组织起来，说什么“我们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这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好个“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这不是明示这个“小的群体”是有别于“群体人”的党中之党吗？！这不是自称入党20多年的贺卫方在党内搞分裂，要把他的“党里边分成两派”，“像日本的自民党那样”的分裂党的政改主张付诸实施吗？他站在党的对立面敌视党，却说“爱这个党才有话直说，不爱才不说”呢，而且声言这个“爱”是“非常爱”！的确，他的“非常爱”绝非常态，是非同一般的“爱”。他只不过是“爱”“共产党形成两派”，“爱”共产党交出军权、“希望军队国家化”，诸如此类，岂有他哉？！贺卫方推崇西方的“民主使得权力和平交接”，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权，是一种“非民主的”“军事的专政”。他在南京财经大学的那次演讲中说：“在很多的国家里边，最高权力的交接过程，可以说是充满了血腥的，非常可怕的，甚至要人头落地的游戏。而民主使得权力和平交接，民主使得一个文官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在接见军人的时候，不需要穿一件远看像军装近看没领章的衣服。这就意味着对军事的专政，这是非民主的情况下的一种独有的现象。”他在这里攻击“穿一件远看像军装近看没领章的衣服”的“文官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常人都知道这不仅是在戏谑党的这位那位总书记，而是公然诋毁《宪法》、党章所规定的政治体制。

压根儿就反共的贺卫方，对共产党与其说是“爱”、“非常爱”，毋宁说只有恨、很憎恨，爱是假，恨是真。那个长着白头发、蓄着山羊胡子、头戴星条高帽的瘦弱高个子“山姆大叔”，正需要贺卫方们投入怀抱呢。在今日仍是锤子镰刀旗帜不倒之域中，岂能容忍又有一个贺卫方辈横行无忌的天下！奉劝贺们一句：呆在党里不作“山姆大叔”“西化”、“分化”中国的“内应”的话，何不退党为好？贺卫方不是讲宪政的政治文化的真谛，是“对抗”中善谋“妥协”吗？“劝退”，总比继续逞英雄而被“开除”好吧。也许，1960年出生的贺卫方和他的同道，有特别的保护色和保护伞，还有好些逍遥的日子！风物长宜放眼量，且看彼等来日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