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凡是】在中共的发展史 　　

　　

　　

在现今中国十三亿人口当中，如果说谁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我估计最起码有超过6亿的人（因为现在的初中生都学历史）都会说是华国锋，但如果让谁细说或简说[两个凡是]在中国的发展史，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理论界，学术界，仰或是党史研究者，都知之甚少，研究这段历史的国内学者，研究者可能是阒无一人。更没有有关这方面的什么理论文章或党史研究资料披露或见诸于报刊杂志或党史资料典籍。同时，国外研究中共历史的西方精英的文献或个人的回忆录对此方面有关描述、记录或研究成果在各类平面媒体或电子媒体上都是“反覆终始,不知端倪”。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中共党史和党史研究上存在的一个盲点。特别是【两个凡是】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团结所造成的惨痛教训和中共党内可能出现的分裂的情况，知之者更是屈指可数，廖廖无几。千万不要小觑【两个凡是】的理论在中共党史中的作用，它几乎影响了中共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包括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义义建设时期）。笔者通过调阅资料,查阅文档,及网络搜索,对【两个凡是】在中共发展史上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详细，客观公正和正确的了解，通过理解，分析，总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里及深，以客观事实澄清出了谁是中共史上【两个凡是】的真正首倡者？谁又是【两个凡是】的翻版？出于....目的而遭受批判的【两个凡是】的问题，并进行了符合事实真相的分析和作出客观公正的点评。对符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具有科学精神的【凡是实践证明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要放弃】。这是一个既符合人类社会历史潮流的思想理论，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论创新，更是对马克思实践的唯人主义理论的一个伟大突破的新世纪，新时代的【两个凡是】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和深入的研究、总结和分析。事实上，搞清楚过去党史上所谓【两个凡是】这些错误理论的性质，剖析这些错误理论的产生原由，再运用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科学方法认清这些运用错误理论而导致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对于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学习具有科学精神的【两个凡是】是很大帮助和碑益作用的。

一 、中共早期按共产国际提出的教条主义的【两个凡是】

【凡是中共领导人都由共产国际指定，凡是军事指挥权交由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1931年1月7日　，在来到中国的米夫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1933年9月25日　，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战略战术的重大错误，而中央红军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到　12月1日　突围湘江时，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开始时的8.5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起点。

【凡是（一切）听从统一战线，凡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执行中，斯大林不相信“农民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而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斯大林最为忧虑的。为避免这种局面，斯大林决定派王明回国，在斯大林看来，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　1937年12月9日　至14日，在王明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务统一战线】。这次由王明所搅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彭德怀事后回忆说：“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1938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中国的具体情况，从而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很多误解和成见。　1938年9月29日　至　11月6日　，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尤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信息，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重要保证。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重要性，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尤其是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全会重申，抗战时期党要把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上述所谓【两个凡是】的理论虽然是中共党史上【两个凡是】的开山鼻祖。但从很大意义上来讲，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哪就是都由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王明利用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不顾中国的国情，用苏联取得革命成功的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把苏联经验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这两个【两个凡是】错误理论的解决或是是通过数万红军将士付出最惨痛的血的代价或是在中共付出党内、军队内出现严重分裂的代价的情况下，秉承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妥善解决的，它是中共未走向完全成熟的标志和产物。

二、中共成熟与发展期间提出的唯心史观的【两个凡是】

（1）很多人都一致地认为【两个凡是】的真正始作俑者是华国峰。因为1977 年1 月，华国锋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2月7日　，《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出现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批示，我们都坚决遵循]我们都必须努力贯彻】。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舆论准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是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则是为中共十一大作准备。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是要把“两个凡是”作为中共十一大的政治路线。自从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之后，中国围绕“两个凡是”，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　1977年4月10日　，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由此，邓小平发表了批评“两个凡是”的先声。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自已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5月3日　，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1977年8月18日　，邓小平在十一大闭幕词中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以完整、准确、全面、系统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为号召，逐步在全党形成了对【两个凡是】的“合围圈。对华国锋同志【两个凡是】错误理论的纠正解决了当时中国未来几十年思想战线航向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两个凡是】的纠正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

（2）后来，又有学者及理论家提出【两个凡是】的真正始作俑者，当推林彪。笔者查阅了“文革”前夕——　1965年12月30日　至　1966年1月18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政治报告。报告引用了林彪的一系列“名言”：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报告指出【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至于林彪提出的【两个凡是】的结果及林彪的下场全国人民众所周知，这里按下不表。据此，这些学者或理论家都认为【两个凡是】的“首倡者”不是属于华国锋，而是属于林彪。所以，这些学者或理论家都把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说成是林彪的[两个凡是]的翻版。但历史往往都阴差阳错，实际上无论是林彪还是华国锋都不是中共党史上【两个凡是】的首倡者！但历史与人生一样，往往总是有缺憾的，爱非所爱，阴差阳错，造物弄人，实际上无论是林彪还是华国锋都不是中共党史上【两个凡是】的首倡者！　　

（3）哪中共党史上【两个凡是]】首倡者究竟是谁呢？笔者查阅了1978年年中，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当时与时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在围绕《人民日报》为刘少奇平反社论题目之争，是用《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还是《还历史本来面目》为题，实际是一场关于【两个凡是】的发生尖锐之争。令胡乔木感到大吃一惊的是：胡绩伟竟然拿出了新的历史证据，证明了【两个凡是】即不是林彪率先提出来的，更不是华国锋的新发明，而是确有其人----------原来,在中共党史上【两个凡是】的真正所倡者-------确是另有其人。证据如下：邓小平早在　1947年6月21日　在冀鲁豫一次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就说过：“【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册，第一七八──一七九页， 明报出版社，二○○七年九月初版）。　　

从以上【两个凡是】在中共历史上的继续发展情况来看，提出【两个凡是】的这几个当事人中，无论出于政治立场的也好，功于心计的也罢，仰或出于争权夺势甚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是根据各自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依据当时的个别情况与个别事实而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和用意何在，笔者不得而知也不敢妄下结论！诚如后来胡绩伟对与胡乔林的这场【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的争执的最后评价是“这不是盲目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因为上述几位【两个凡是】理论的提出者至少在提出的当时情况下，根本不理解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宗教，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混淆了当时的人民判断是非利害的标准和尺度！都是政治家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而提出带有政治色彩的唯心言辞！但同时也说明他们当时就根本不懂得理论出来后又应当反过来指导实践，但这种指导决不是刻版的照做，决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将“马克思主义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理论”误读为“个体情况个体分析”并付诸实践者绝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小平同志生前曾多次说过：“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现在看来，小平同志生前讲的对自己百年之后功过的评价和估计，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中共独具匠心地提出具有科学精神的【两个凡是】

具有科学精神的【两个凡是】：哪就是【凡是实践证明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要放弃】。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是现实的人。把个人和集体或组织绝对地对立起来，以为个人无足轻重，集体或组织才是一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马克思主义不轻视个人的价值，不害怕也不反对个人的自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伦落为一种统一思想的工具。它同改革开放相抵触，正被一些保守分子利用来反对时代的潮流。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这两者中间确实是存有一些矛盾的，对这一点谁也不要完全否认（不然就不能理解或解释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问题，如干部贪污腐化，贫富差距拉大，群体事件频发，干群矛盾激化，法律，法治，公信力不够完备，消失近60年的黄，赌，毒，涉黑，涉恶等社会丑恶现象遍布农村和城市的大街小巷等等等等）。其实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就够了。　1982年9月18日　，邓小平陪同金日成访问四川时，十分明确地说：“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坦白地说，我既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上已经过时了，至少在目前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的越南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的古巴亦是如此（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学说）。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在他的哲学里面——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6页) 。这可称之为实践的唯人主义。我襟怀坦荡地说，　2004年3月10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高屋建瓴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007年10月24日　在十七大报告中，在阐述科学发展观时，胡总书记更是高瞻远瞩地又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对照胡总书记的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讲话，笔者惊人地发现这些讲话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讲的一段话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也同马克思所说：“人始终是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52页)，“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 9页)。人不仅是自然界之本，而且也是社会之本。而精神和意识本身就是人高度进化的产物，是人的思维的结晶，它以人的存在为载体，自然也是以人为本的。但十分遗憾的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思他们的唯人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都仅仅停留在哲学方面的理解，著作发明和创造，但他们并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把这种思想运用到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更没有经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全面的社会实践来证明其先进性，实用性，发明性和创造性【注：十月革命以后，世界上建立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都曾经把个人和集体或组织绝对地对立起来，集体或组织才是一切，忽视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哪就是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思想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具有生命力。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观，标准性和方法论——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这才是马克思的在哲学方面的精髓。我坚持认为：马克思的这一部分哲学思想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方法论，既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也可用来纠正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的很多不完善，不全面，甚至是某些糟粕的部分。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利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和实践已经印证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已经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和世界各个民族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巨大的实践力量。　2008年5月12日　，中国四川汶川发生里氏八级强烈地震，地震崩山裂地，民族众志成城；倒下的是一排排房屋，挺直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这样的民族面前，再大的灾难，最终只能是民族崛起的佐证。越是大的灾难，越是对人的考验，也是对民族、对国家的一个巨大考验。汶川地震震级如此之高，烈度如此之强，破坏如此之大，是极为罕见的。而人民如此之坚强，民族如此之团结，领导如此之有力，也同时写下了历史的崭新篇章。大地震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中华民族的精神则在灾难的撞击中迸发出无比灿烂的华光。随着救灾行动的不断展开，每一个国民越来越感受到以人为本的理念在非常时刻产生的伟力。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具有极为鲜明的实践特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群众共享。这一切，绝不只是响亮的口号。尤其是当难以预料的灾难袭来时，这一核心理念就更是在危机中昭示着正确的航向。在地震灾难发生后随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会议上，紧急部署抗震救灾工作，首先强调的是全力救人最要紧。国务院总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当天就直奔灾区第一线，强调的也是抓紧时间，抢救群众生命。两天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作，第一条就是：要把抢救被困群众放在第一位，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一切努力施救。　5月16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救灾第一线召开会议，强调的还是：抗震救灾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抢救人民群众生命作为重中之重。随着目前抗震救灾进入灾民安置、灾后重建阶段，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坚强，共同集聚力量，追求光明未来，一系列有力有效的步骤，突显的依然是以人为本的主题。在这危难关头，一个伟大的而宏亮声音响彻中华大地“任何困难都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与此同时，一个普通而又神圣的声音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共同鸣响：我们与你们同在！一个心愿飞出所有华夏儿女的心房：灾难我们共扛！捐献热线被一再打爆，献血队伍排起长龙，每一个国人都在爱的热浪中，感受到一种以民族整体共同构成的大写的人的力量和价值。在这样的民族面前，再大的灾难，最终只能是民族崛起的佐证！地震给大地留下的创伤是可怕的，但在以人为本理念引领下，中华民族迅速抹平创伤的意志和功效，同样是坚定和惊人。地震的第二天，一万多名救灾的解放军官兵就被空运到灾区；三天时间，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全部到达58个重灾的乡镇展开救援；五天之内，所有重灾的县城全面恢复了通讯能力；一个星期之内，到达地震灾区支援的全国医疗救治队伍达到8000多人，从废墟中抢救出生还者6000多人，转移被困人员36万多人；一个月之内，将生产90万顶帐篷支援灾区；三个月内，100万套活动板房为灾区人民遮风挡雨……救灾惊心动魄，重建可歌可泣。以人为本，与灾害抗争，凸显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像凤凰涅槃，送走逝去的昨天，必将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顺便说一句，2009年中国台湾地区发生的“八八”水灾”及灾后后继展开的一系列救援措施，又何尝不是以人为本思想在台湾地区的再次演影。再提及一句，世界各国合力打击索马里海盗，保护世界海上交通运输线的正常安全运行，保护各国商船上海员的人身安全，归根到底还是以人为本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共鸣！

该如何理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我坚持认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是一个系统的理论工程。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其核心是以人为本。深刻理解以人为本，才能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切实做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出发点和着落点就是坚持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一切决策，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相信群众，紧密依靠群众，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把改革发展取得的各方面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上，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上，体现在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益上，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是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想前提和工作基础；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具体体现和最终目的。

结束语：最后我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全面坚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维护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主体”地位，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尺度，彰显了社会主义区别于一切旧社会的本质特征。我个人坦荡如砥而且坚持斗胆地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思想的根本宗旨，归纳总结到一点：哪就是【凡是实践证明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要放弃】。

这是一个既符合人类社会历史潮流的思想理论，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论创新，更是对马克思实践的唯人主义理论的一个伟大突破。这个具有科学精神的理论是当代仍至今后人类历史发展史上最现实,最经得起历史考验,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最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时代的【两个凡是】，是适合当前，符合未来的思相理论战线上伟大的发明科学精神，是当代伟大的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和世界的最新发明和最好实践，是一个真正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科学精神的真理--自恰、符合事实与简洁是永恒不变的！哪就是【凡是实践证明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要放弃】。这个我认为的【两个凡是】，是整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经典之笔，它贯穿于整个科学发展观的全部，是学习和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我将这【两个凡是】称之为二十一世界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提出的，具有伟大科学精神的理论的【两个凡是】。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常识和基本规律，它既符合中国人民的目前和长远利益乃至永久利益，它也必将长期并永久地为全世界人民的谋福祉！无论上升到什么高度来评价这[两个凡是]对中国，对世界的学术界，理论界及各国发展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的作用和伟大历史贡献都不为过。我相信它也必将会成为人类社会不分制度，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文化背景人类的共同信仰和追求！而且我相信：时间会证明这一点，实践也会证明这一点，历史更会证明这一点！其实要理解我上述方面的评价，只要从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来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宗旨都是为了什么？难道不就是为了人吗？理解了这一切，再来理解以人为本的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各方面取得的一切进步的具有科学精神的理论，就显得通俗易懂，雅俗共赏，也就是中国人所常说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这就够了！

【注：科学的理论和具有科学精神的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科学的理论或是在观测不足时获得一些并存的科学假说。事实上，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假说，我们挑出眼下最好的假说叫科学理论。一旦有了新的无法解释的事实，或是有了解释世界更精确的假说，这个理论就退到科学史里面去了。这样的理论和假说可以帮我们解释世界，预测未来或推测现实中未曾观测的部分。既然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那么科学理论肯定不是绝对真理，随时可以被新理论取代。但科学精神--自恰、符合事实与简洁是永恒不变的】

作者：中国银行南通分行兄弟连长黄玉林

2010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