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问题专家李昌平对张维迎、茅于轼的幻想

——评《我支持经济学家张维迎、茅于轼的主张》

2008.1.10

的论坛张贴了农村问题专家李昌平的《我支持经济学家张维迎、茅于轼的主张》，全文拜读过以后，满身的书呆子气顿时席卷而来。其主导的思想就是主张“劫富济贫”，或者说政府多收人头税，再通过转移支付“以工补农”。

一、转移支付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分配形式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到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分配特征：“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份，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份。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这就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形式。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似乎可以得出，李昌平的理论不仅符合张茅二位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家”的外在身份，简直要符合马克思的原著了。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地审查和研究，就会发现，正是在所谓“转移支付”的过程中产生了腐败和腐败官僚对工农的剥削。

举个例子，政府要建立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要从财政拨款2亿。假定这部分钱刚好来源于对电信企业征收的税款。那么势必发生这样的情况，用于高速公路的财政来源于企业根据市场情况、政府允许而自定的价格；然后这部分钱投入到高速公路建设，而这部分投入的方向是政府决定的，没有经过消费者，即给高速公路拿出钱来的实际“投资者”。这个过程是不透明的，甚至是一种幻觉。即使是税收本身，也是值得推敲的：“政府支出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税收支出效率低下，成了导致纳税人纳税意识淡漠的主要原因。现代税收原理表明：政府是靠纳税人的钱来支撑的，政府官员是靠纳税人的钱在供养的。按说，政府支出，全部来自纳税人缴纳的税金，究竟怎样支出，纳税人应当是清楚明白的。然而，在现实中却是老百姓很少知情，犹如雾中看花。于是，一些地方行政官员决策失误，滥用税款，公款高消费等就成了常见的现象，形象工程也就屡禁不止。还有一些地方行政官员，不仅公仆意识淡漠，而且还视自己为百姓的衣食父母，高高在上，其机关依然是门难进、脸难看，纳税人得不到应有的服务。与并不令人满意的公共服务一样，在我国，与全球第二高税负相对应的公共产品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类似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过高比例却是居高不下。每逢涉及基本民生问题时，资金的筹措难乎其难，但是一旦要搞大型豪华型建设时，资金就像呼风唤雨一般会聚起来。纳税人交纳税收目的是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当来自人民的税收支撑起大量的政府机构开支时，却在教育、环卫、市政建设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难以享受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奢谈普遍自觉地尽纳税义务是不现实的”（吕宜芹、周文水《个税改革的体制期盼》）。

你见过电信企业的高电费返回给劳动群众吗？你见过高房价返回给劳动者吗？还是你见过大米的涨价你确实从政府得到了实惠？

恰恰相反，政府非但没有按照李昌平的设想大量建造公共免费设施“反馈社会”或者通过“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政府却在逃脱它所应当担负的公共服务职能，连厕所、烈士陵墓、公园等这样的公共基础设施都要收费，我想质问李昌平：

你从哪里见到了“劫富济贫”？

当今中国不仅没有什么“劫富济贫”，有的却是“劫贫济富”。

中国股市领域，有关部门利用股民投机积极性，赢得了大量资金支持国企发展；股市低迷了，却要让股民承担全部责任，甚至再抽一次血。

个人所得税领域。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资料显示，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增长最快的税种，2004 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而真正高收入群体的纳税并不是很多。早前也有一份报告指出，在中国占总人口约20%的富裕人口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而在国外例如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富人交的个人所得税占政府所得税总数的93%，个税基本都是由富人承担。据2005年5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税收负担指数”排行榜，在52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内地的“税收负担指数”高居第二。一面是富人税负世界最轻，一面是中国税负全球第二，中国个税征收离公平的二次分配的初衷相距甚远，面临制度失效的尴尬。国外通常把个税称为“罗宾汉税种”，因为它带有“劫富济贫”的色彩，但当前65％左右的个税来自工薪阶层。据2005年5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税收负担指数”排行榜，在52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内地的“税收负担指数”位居第二。可以说，在如此高税负的重压下，作为一个工薪阶层，每个月工资单上的扣税数额，渐渐成为人们最关注的数字了。我国工薪阶层的税收痛苦指数为什么会有这么高呢？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汤贡亮的分析为我们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94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2851元，月均238元，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为1.74人，每一就业者负担的月消费支出为414元。而当时制订的费用扣除标准为800元，也就是比414元高了386元。按此测算，2005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将达到6995.2元，月均为583元，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为1.91人，那么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的月消费支出为1114元。这意味着，目前的税收体系实际上已经开始对维持普通人生计的基本费用部分征税了。因此有人说，这实在有点残酷，显然与个税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相悖（吕宜芹、周文水《个税改革的体制期盼》）。

住房领域。2006年11月15日，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指出，中国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主要是使收入较高的家庭受益，他们只是城镇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中国青年报》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57.9%的人认为公积金在缓解中低收入者“购房难”方面“没什么帮助”，认为“非常有帮助”的仅占4.3%。公积金贷款来自整个社会包括低收入者，而受益者仅仅是原本在经济体制内已占优势的群体，这样的现象，不是劫贫济富又是什么？

利息税领域。中国《经济周刊》2007年4月13日报道 ：28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取消利息税，因为“利息税触及最多的是中低收入者利益”；而财税专家则认为，利息税目前还不会取消，而且利息税的功能其实是“劫富济贫”。

在教育领域，地方政府给富人的子女提讴歌内更多的便利。富人的子女本来就比穷人的子女享有更多的资源，接受更为良好的教育，而对于这些所谓纳税大户的子女给予中考加分优惠待遇，只能使富人子女好处占尽，破坏社会公平。所以，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制度化的“劫贫济富”，是破坏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的毒瘤。

茅先生不是推崇助学金吗？在不透明的政府资助模式下，只能够为腐败的发生提供温床。这里简单举一个例子，2006年7月31日，宁夏中宁小分队志愿者寻访到几个贫困生家庭情况与申请资料上提供的情况不符，达不到受助标准。其中在石喇叭村一位龚姓学生家里，志愿者发现其院子后面有一个砖盖的车库，车库里停了一辆通用五菱和一辆摩托车，孩子的父亲是一名干了16年的村支书，而群众则称其是全村的首富。当心助学金“劫贫济富”。 资助贫困生，让家境贫困的孩子也能上得起学，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本意，也体现了社会对贫困孩子的关怀。可现实中，这一良好的初衷却屡屡被“奸污”，去年，媒体便报道了海口某家境富有者以特困为由申请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指标，引起了网友的一片指责，甚至有人称这是助学金被“劫贫济富”，众多伪贫困生残忍地和寒门学子拼抢极其有限的慈善资源。 而如今，全村首富竟然也冒出了“贫困生”，让人不得不对贫困生推荐机制产生质疑。据中宁县教育局负责人介绍说，教育局是按照学校报上来的名单确定候选资助对象，一般来说学校里确定这个名单，是各班家里比较贫困的学生自己报名，然后班主任进行摸底，根据学生所住地方的情况来最后决定名单，但教育局还没有时间对名单上的学生情况进行核实。 其实，问题的蹊跷就在这儿。贫困生是由各校自己摸底上报，这其中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暗箱操作现象，一方面助学金变为奖学金，平时学生成绩好且和教师关系融洽的往往成为“申助”对象，另一方面学生家长有门路、有权势的便在“申助”之列。如此，那些真正需要“申助”的贫困生却“望助兴叹”，从而出现助学金“劫贫济富”现象，违背了助学扶贫的本意。 “首富”家庭的孩子与真正的贫困生拚抢慈善资源，表面看是职能部门没有严格把关所致，反映出了一种个体诚信问题。但笔者认为，它实质上却是社会嫌贫爱富思想的暴露，是对弱势群体一种观念上的歧视。同时，也反映出了权势在扶贫助学中的逐利特性。 伪贫困生“申助”，损害了社会的公正、公平原则，并无形中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必须坚决予以制止。而这仅仅靠志愿者来一一查实，既不现实，也成本太高。因而，最重要的就是各职能部门必须明晰这种扶贫助学的助学要义，从而仔细审核、严格把关，确保有限的慈善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人民网，2006年8月1日）。

实践证明，一种本来目的很好的制度设计很容易遭遇歪曲，特别是在不透明的体制下。如如2006年，浙江等地投入巨资建起一批公办养老机构，如宁波市的颐乐园，其设施堪称“国际化水准”。由于房租相对便宜，有钱的老人索性以颐乐园为家，而把家里的房子高价出租，赚取差价。而真正养老困难的中低收入老人，根本无力购买如此豪华服务。类似问题在天津、北京等地也存在。（2006年11月29日新华网），陈光明不可否认，这些国际化标准养老机构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它满足了一部分高收入家庭老人的养老需求，在提高部分老年人养老质量方面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服务极其豪华、奢侈，无疑变相剥夺了众多真正养老困难、无人照料或生活不能自理的低收入老人的享有权，成为一些富人牟取利润的工具。显然，这样的养老机构对绝大多数老人而言已经变样了，它不符合目前我国实际的养老需求。据报道，这些养老机构是当地政府为了表达对社会福利事业的支持，不计地价和造价，仅按运营成本计价（有的地方甚至还收不抵支，需要政府每年予以补贴）着力打造出来的公办养老机构。这种政府补贴大量财力却只是让有钱的老人享受的养老服务，缺乏社会公平性。专家指出，社会福利事业的本意是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向全体公民普遍提供资金帮助和优待服务的社会制度，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其目的是为了扶危济困，稳定社会。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却把纳税人提供的有限财力投在了高档养老院和福利院上，使得入住高档老年公寓的人员在享受了原本应得福利的同时，还来个“酒足饭饱后再打一包”，致使社会福利流向出现偏差，享受对象更是错位。显然，这种“劫贫济富”的行为不仅违背了社会福利的本来要义，也造成了社会再分配的不公。当前，我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迫在眉睫。一方面，政府在老百姓养老方面的财政承担能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养老困难、无人照料甚至没有自理能力的中低收入老人大量涌现，这个困难群体是庞大的，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任务是艰巨的。在遵循社会公平的原则下，政府首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为这些无人照料、无法自理的老年群体分忧解愁，而不是替富有老人买单甚至“劫贫济富”。那些有能力、精力、财力的老年人的豪华、奢侈养老的需求完全可以减缓，或通过民营养老机构得以实现，甚至直接通过居家养老的方式得以解决。“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只有把有限财力用在关键地方，我国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问题才可能在不失社会基本公平与和谐的前提下得以解决。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不兼顾社会基本公平原则、不考虑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政府决策、项目、工程，即便打着“示范性工程”甚至“天下第一亲民工程”的口号，也会因为得不到最广大民众的认可和肯定，而背上“劫贫济富”、“以权谋私”甚至“劳民伤财”的恶名。

诸如此类。

二、转移支付制度的不透明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

可以或，中国经济制度腐败的根源，就在于政府支出的不透明性。李昌平指望在这种体制下全面采取“转移支付”措施，不过为更大面积的腐败的生长创造了更有利的机会。

李昌平举例说，“譬如：电费涨价，再从国有企业拿钱补贴穷人；电话费涨价，再从电信公司拿钱补贴穷人；住房涨价，再从房地产公司拿钱补贴穷人；水费涨价，再从水务公司拿钱补贴穷人；大米、食用油涨价，再从粮油公司拿钱补贴穷人；猪肉涨价，再从宰场拿钱补贴穷人……”。

很可惜，社会制度本身并没有提供给李昌平以更好的机会来完善他的逻辑，这种设想不仅没有具体地成为现实，反而成为腐败的一个重要动因。

由于企业不能直接和企业之间研究地区之间商品、生产资料的流通，所以必须借助于政府。在政府控制转移财富方向的领域，滋生了腐败。

电费涨价了，但是首先获得利益的是企业自身，社会公认的电信企业员工的收入要高于其他企业的员工；而电信企业的老总的年终奖金就是几百万。电信在垄断信息通讯领域中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并没有在老百姓身上得到任何的反馈。难道李昌平指的是电信企业的优惠活动吗？那不过是商业的一种游戏罢了。电费的涨价，实质不过是电信企业转移国家对垄断企业征税，从而将负担转移到劳动者身上的一种举措而已。它在警告政府，如果你胆敢征收我过高的费用，我就一再提高电费等费用，让老百姓对你怨声载道。提高电费，不过是企业向政府要价、谈判的重要筹码而已。

电话费涨价，住房涨价，水费涨价，大米、食用油涨价，猪肉涨价……，然后征税拿钱补贴穷人。

我想所有的企业都该向李昌平致谢了。电力、通讯、住房、水、食物等工具是几乎每个家庭都要使用的，而且不分贫穷或富裕。它不是奢侈品，而是每个老百姓都要涉及的。如果说一种商品只有富裕阶层享受，而其他阶层无缘享受，那么对这种奢侈品征收的费用进行再分配则是“劫富济贫”。

对人民普遍征收的费用再返回给人民，甚至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成了“劫富济贫”？

我想，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会笑起来的。

　　李昌平认为，“这个招还可以举一反三，譬如：多征车船税，转移支付给没车的人；多征房屋税，转移支付给没有房住的人；重征奢侈品税，转移支付给不奢侈的人……；这个招甚至还可以这样用，譬如：学校高价出售一些文凭、职称，再转移支付给穷学生；默许一些单位多一些乱收费，再通过纪委、审计没收后转移接济穷单位；组织部高价卖一些官职，再将钱转移接济基层党组织；执政党多培养些大腐败分子，再将腐败分子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没收其不义之财接济穷人……；现在很多人买不起房子住，按照张茅二位教授的理论，关键是住房的价格太低，只有房价涨涨涨涨涨，再找开发商拿些钱设立“穷人住房补助基金”，这样穷人没房住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多美妙的幻想！

　　如果仅仅李昌平幼稚倒算了，他还希望大家都蔑视民意，劝大家别听取网民的意见。他说，“这年头，是网络虚拟时代，经济学家在网上招人骂是常有的事，谁叫你是经济学家呢？张茅二位经济学家大可不必在意网络这种虚拟民意。真正的经济学家，就是要敢于说自己的学问，让别人在网络上愤怒去吧！”我想，仅这一条，就使李昌平站到了互联网将近2亿固定用户的对立面，还是那句话：2亿固定用户（不包括使用公共设施上网的群众）不能代表人民？还是李昌平自愿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我本人对李昌平的勇敢精神怀有敬意，但是这丝毫不能掩盖我们对他某些观点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