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的《学者的社会责任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一文的主旨是对《中国不高兴》、《C型包围》和《中国梦》三本书的批评。笔者虽然也不完全认同这三本书的一些观点和提法，但是读毕何先生的文章后，还是认为有必要就何先生的文章做一些商榷。首先，何先生的文章并不是与三本书的作者商榷，估计这些作者也不看《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的专业研究性刊物。因此该文的主要功用应是消除这三本书对读者产生的由何先生认定的不良影响。那么这种文章就应当让读者看得懂，要有的放矢，逻辑上要自洽。其次，何先生的文章作为体制内重点课题的成果，为体制辩诬无可厚非完全可以理解，但既然是学术性课题，就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再次，何先生的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相标榜，但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立场相悖，有些甚至与基本的社会认知和良知相悖。由于何先生的文章分为几部分，笔者以下的商榷也依此而行。　　
　　
一、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忧患意识？”的商榷　　
　何　先生在文章的这一部分首先批评了《C型包围》一书中关于“中国当前的安全形势如同晚清时的中国，非但缺少朋友，而且被狼群围困，狼烟四起”的判断。　何　先生是如何批评的呢？　何　先生说在书的作者看来：“中国近百年来，一直和世界上几个大国进行着‘生死纠缠’，一百年前的清朝是和英国及其代表的欧洲纠缠；六十年前是民国与日本纠缠；三十年前新中国与苏联纠缠；最近三十年又和美国进行纠缠。‘这种地位让中国受尽欺凌和暗算。时至今日，这种局面仍然未有根本的改观’”。随后，　何　先生对此论提出批评，在这一大段批评中，有如下问题值得商榷：首先，　何　先生说：“只要是自己办国防，就谁都会防，既‘防人之心不可无’，区别只在于重点防谁。确定防谁的依据不完全是谁强谁弱，关键是国家之间有无矛盾、多少矛盾以及矛盾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国家都被其他国家所包围，可能是C型包围，也可能是O型包围，由于地球是圆的，严格说来，都是O型包围”。　何　先生认为从国家间矛盾意义上讲，“每个国家都被其他国家所包围”。这是把矛盾概念混同于包围概念。从国际地缘政治上讲，包围是一种敌对性概念，而矛盾则分为敌对性与非敌对性。因此不能说由于国家间有矛盾而且“地球是圆的”，每个国家就“都被其他国家所包围”，并且还“都是O型包围”。　从何　先生前面所引的《C型包围》一书的表述看，这种包围显然指的是敌对性矛盾，而且是特有所指。　何　先生如果不同意这种判断，就应当拿出论据证明不存在针对中国的敌对性矛盾，特别是要证明当今最大的帝国主义势力（虽然一再声称在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现今连“帝国主义”的概念都不愿用，而用霸权主义代之，这倒真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问题）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布局对中国不具有敌对性，这样的论证才有针对性。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格局是具体的现实的，对它们的判断要以实证分析为基本论证路向，靠扯什么“地球是园的”来做论据不符合学术规范，也毫无意义。　　
在另一批评段落中谈到战争的可能性时，　何　先生说：“国家发动战争一般是要有胜算把握的，同时也要权衡利弊得失，如果没有胜算把握或弊大于利，得不偿失，理性的领导者是不会轻举妄动的”。世界战争史上发动战争，尤其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的决策者，在他们发动战争时一般都认为有胜算把握或得大于失，罕有判断战必败并且失大于得还发动战争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经过所谓“理性”判断的。希特勒发动战争是不是如此？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不是如此（当时他们认为很快就可征服中国）？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是不是如此（当时美国称越南是光着屁股的四等小国，美国必胜）？结果这些战争既未打胜又得不偿失。这就是说所谓“理性”判断是会出错的。因此将和平的希望建立在领导者的所谓“理性”判断上是极不靠谱的，他们有时恰恰会“轻举妄动”，历史不是一再证明这一点吗？　何　先生作为军人更不应当将和平寄托于“理性领导者是不会轻举妄动”上。因为任何国家的军队建设都要假定外部决策者的所谓“理性”是不确定的，既要准备应对非“理性”的战争狂躁，也要准备应对“理性”判断出错。　　
　何　先生在此段中还批评了《C型包围》一书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朋友”的看法。这一看法是有些偏颇，但　何　先生的辩驳似乎也不到位。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当给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一个定义，这是讨论问题的前提。可是　何　先生并没有给出这个定义，并且也没有说明该书作者是否给出定义。那么如果两者对“真正的朋友”的概念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那么这种辩驳就没意义了。如果按中国的道德传统，将“真正的朋友”理解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永不破裂”。那么按现实国际关系中公认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认知，中国有没有“真正的朋友”还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曾经有多少“牢不可破的友谊”破裂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真正的朋友”的含义是什么。至　于何　先生拿出我国与“东盟十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四国”等国的关系证明我们有真正的朋友，也不准确。我国与上述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关系实际属于正常的国家关系，或者是某些共同的利益关系。它与“真正的朋友”的关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所以，　何　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辩驳不太到位，难以完全令人接受。　　
　何　先生在该部分的第三点中，概括了三本书作者认为的最大的危险来自四点内部原因：一是中国人不行；二是中国军队不行；三是经济结构不行；四是意识形态不行。随　后何　先生提出了三点商榷，在第三点商榷中　何　先生认为：“我们要居安思危，但不能杞人忧天。三本书的作者都表现了很强的忧患意识和居安思危的思维路向，但是，居安思危本是一种健全的忧患意识，它在常态下看到矛盾和问题，甚至危险和危机，目的是让人们有备无患。但是，‘居安’要清醒，‘思危’同样也要清醒，思危的清醒在于：思危要有度，思危要客观，居安思危要看到‘安’和‘危’两个方面，因为有‘安’这一前提条件，思危、言危就要以不动摇、不瓦解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基本信心为度，如果居安思危‘思’到杞人忧天、人心惶恐，则‘忧患’就变成‘涣散’行为”。　何　先生这种商榷建立在对三本书的作者们的原意的误读基础上，从而失去了商榷的意义。因为　从何　先生大段引用的以上四点原因的具体内容（由于篇幅过大，笔者没有引用。读者可看　何　先生的原文）来看，书的作者们并不认同居安思危，而是认为现在无“安”可居，完全处于危险状态。而　何　先生则认为现在“有‘安’这一前提条件”。所以，　何　先生的商榷如果要具有针对性的意义，就应当直面作者们所认定的各种现象，拿出论据来论证这些现象不存在，或不构成危险状态，从而证明我们现在有“安”可居。例如，书的作者们认为：“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核心产业都是‘空心产业’”。　那么何　先生应当拿出论据证明情况不是这样，这才符合国家级学术课题应有的学术规范，也才有针对性和说服力。但　何　先生没有这样做，我想也不可能做到。因为目前中国28大产业部门中有21个部门为外资执牛耳，中国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从而几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等现象，是官方都承认的事实。又如在精英问题上，书的作者们认为：“‘精英已经腐朽’，经济精英，除了名车就是豪宅，有点钱就泡妞泡赌场；政治精英在升官图上马走日象飞田，成天测量上级领导黑白眼珠的比例；知识精英左手抱官右手抱钱，嘴里喋喋不休，谁都不知道他说什么”。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社会导向群体，是国之栋梁。如果精英真是普遍如此，国家焉能有“安”可居?可这到底是不是普遍现象，　何　先生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　从何　先生认为有“安”可居来判断，　何　先生应当认为这不是普遍现象，可这又似乎与普遍的社会感知相悖。那么作为学术研究，就要拿出实证性的研究结果来证明，不能凭个人的自我感知来判断。当然，这些书的作者们也没有拿出实证研究结果证明那是普遍现象，但是他们的书不是学术著作。而　何　先生的文章则是国家级学术研究项目，要求应当不一样，要有国家级课题应有的学术风范和规范，不能无据而论，更不能无据而断。再如，在意识形态方面，书的作者们“普遍认为是思想上层建筑出了问题”。他们认为这表现在“主流舆论和自由知识分子”对洋人的奴性心态。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与文化的管理者有关，今天的思想文化管理群体，比例越来越大的是所谓‘技术官僚’。技术官僚的特点是理性、事务主义，自己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立场，没有激情，所以他们管不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问题关乎社会主义国家之安危，这已为苏东剧变所证明。这方面出了问题岂会有“安”可居?　从何　先生对书中的这种看法不以为然来判断，　何　先生显然认为目前这方面也是处于有“安”可居的状态，但同样未加证明。笔者不揣冒昧，举出一些案例和现象给　何　先生有“安”可居的判断添一些“彩头”。　　
数年前，一家以全国青年为主要对象的主流报纸用整版篇幅刊登一位自由知识分子的文章，该文以学术为幌子公然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侵略者辩护，认为中国挨打是自找的，是因为不遵守所谓国际规则所致。这类东西连解放前国民党的三青团报纸都不可能用，现今居然登在共青团的主流报纸上。而且登载该文的这个报刊专栏，一直以只刊载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作品而闻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来不登。再有，属党报系统的某南方报系，多年来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宣传阵地，以至于西方大国的领袖都专门接受它的专访。专访内容无法刊载，该报居然祭出当年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对付国民党检查机构的招数，给报纸开了“天窗”。又如以代表数万名老干部自居的某刊物，长期以揭露所谓毛泽东同志和共产党的阴暗面为己任（顺便问一下何先生，他们这种行为算不算“涣散”行为？），最后公然提出违宪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要求改旗换帜。这些都是公开的众所周知的案例。还有相当一些有影响的文化类刊物，长期以随笔，读书笔记等文体形式表达自由主义取向，不断揶揄所谓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矛头所指已是路人皆知。唯一被允许在内地落地的某境外电视台，和被允许在大陆发行的某境外刊物，长期以来鼓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虽然他们标榜“为全球华人提供独立意见”，实际上只允许自由主义一种意见出镜和刊出，它们已俨然成为自由主义的宣传阵地。再从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意蕴的一些学术领域的现象来看，起码在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三大领域中，西学已成无可争议的主流。何先生的课题是“意识形态新变化对策研究”，这些情况应当知道吧？这说明当今的思想文化管理群体具有什么样的作为？再讲一个笔者亲历的小案例：笔者是大学政治理论课教师，该课有所谓社会实践环节。最近有关部门在这个环节上搞了个“创新”，将学生的阅读、观影视、演小品都算作社会实践（实际上与政治理论课挂钩的社会实践是有特定含义的，这样做是角色混同）。笔者依此给一个班的学生进行了布置，我推荐了一些能与政治理论课靠上边的阅读书目和影视作品，但也允许同学根据个人兴趣自由选择。本人讲课很受欢迎，在学生中还有一点影响力，但一旦让学生根据兴趣自由选择，结果80%左右的学生选择的是风花雪月，娱乐搞笑的书和影视或鼓吹个人奋斗的所谓励志书。个别有点思想的学生则选的是国外自由主义的思想作品。这不但是普通大学学生的一般文化价值取向，重点大学也未必不是如此，甚至可能更严重。大学生是候补的社会精英，本应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传承主体。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多少大学生真正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俗语讲“一叶知秋”，何况这些书的作者认为存在的问题已远非“一叶”，这就更需要何先生拿出有说服力的学术证据让读者感到这方面有“安”可居。可是何先生只是一言以蔽之：“杞人忧天”。这起码是用语不当，因为该成语的含义是为根本没依据，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担心。然而书的作者指出的现象并非全无依据，做出的判断也并非全然不可能出现。党中央不是也提出要警惕西方“西化”和“分化”中国的阴谋吗？如果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要警惕什么？这种警惕的要求岂不也是“杞人忧天？当然，何先生也不是一点没有为有“安”可居做论证，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军事进步、文化繁荣，为世人所瞩目”。但这类大而化之的话用在纯宣传文章尚可，用来做学术支撑是不是差点火候？况且何先生的“文化繁荣”的说法有点抽象，因为文化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我们追求的是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现在到底是哪种“文化繁荣”？文化反“三俗”说明了什么？何先生还应当具体阐述一下。　　
最后还要指出，何先生文章的这部分内容有些跑题。因为这段的题目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忧患意识？”。但通篇内容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一句话沾点边：“思危要有度，思危要客观”。可这是人之常识，毫无学术含量，当然也就谈不上学术贡献　　
　　
二、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强国梦’”的商榷　　
在文章的这部分中，　何　先生引了三本书作者们的大量文述。然后指出这些作者的“什么‘鹰击战略’、‘打到拳王’、‘除暴安良’、‘领导世界’都是错误的”。因为　何　先生认为：“这些主张，一定会给‘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和‘中国责任论’以口实，给我们的外交工作带来麻烦，给我们的发展制造障碍”。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对外战略是由自身利益驱动的，是依据对综合国力博弈状态的评估设定的，战略确定后，口实随便找，你不提供它可以制造（引发越战的北部湾事件殷鉴不远，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口实侵略伊拉克更是近在眼前），对方提供不提供口实无关既定的战略安排。狼与小羊的故事小学课本就有，　何　先生没有忘记吧？况且几本书的作者绝大部分属学者身份，远离决策中枢，西方大国真能拿这几本书当回事？这几本书真能影响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实际上　包括何　先生在内的地球人都知道，这几本书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国内，否则　何　先生也不会劳神费力地把国家级重点课题往这几本书上套了。因此，　何　先生认为这几本书的上述主张会“给我们的外交工作带来麻烦，给我们的发展制造障碍”，是不是说大了，过于上纲上线？另外，虽然　何　先生正确地指出了目前“处处存在西方设计的意识形态陷阱”。但是，提出的对策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长期的意识形态影响，西方世界接纳中国仍然是一件困难的、漫长的过程，中国必须在发展中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所以，理论工作者必须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由于中国经济已经与西方接轨，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接纳了中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离不开中国。那么“接纳中国”显然是指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在这方面，西方接纳不接纳中国并不是“由于长期的意识形态影响”的问题，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西方世界就永远不会真正在意识形态上接纳中国，就一直会存在“西方设计的意识形态陷阱”。这与“理论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无关。将“理论工作者必须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的目的设定在让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上“接纳中国”，是匪夷所思的愚蠢幻想。除非中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全面接轨，否则，理论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提到天上去，这个目的也不会达到。这种幻想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家级意识形态课题的主张，反倒证明了三本书的作者对当前意识形态状况的判断并非完　全如何　先生所说是“杞人忧天”。　　
何先生认为书的作者们对中国对外战略的批评是一种传统思维，并且“中国和世界都曾深受国际关系中的传统思维之苦、之害，我们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何先生将这种传统思维归结为对立思维、排他思维、霸权思维，并正确地指出这是“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但何先生同时又认为：“这种思维的存在，也会影响到被排挤、被压迫国家的思维。当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到西方敌对势力封锁和遏制时，毛泽东也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不难看出，传统思维的主题是国家安全，关注的焦点是防止战争，运作的核心内容是军事力量。传统思维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是对立和对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国际社会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看来，世界应当是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不懈努力”。按何先生的意思，毛泽东时代关注国家安全，防止战争，加强战备是受了这种传统思维的影响，而且是这种“传统思维”给当时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对立和对抗”。那么请问：是存在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存在？二次大战后，国际社会的对立和对抗的主要内容是两种制度的对立和对抗，它是由思维带来的？如果真是如此，按逻辑要消除这种对立和对抗状态，就应当发挥何先生这类人的职业优势，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来纠正这种思维，这不荒唐吗？何先生的所谓“传统思维”实际是当时国际战略格局的必然反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由思维范式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历史规律的演进决定的。中国当年的对外战略举措也不是受什么“传统思维”的影响决定的，而是对当时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必然反映。同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国际社会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并不是放弃了所谓“传统思维”的结果，而是基于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趋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判断，用官话说就是基于时代主题的变化。还有，“世界应当是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也仅仅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和实际是什么样完全是两回事，仅仅高举一面“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弘扬一种“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坚定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不足以达成“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抢占这个道义制高点有必要，但它并不必然带来国际和平和国家安全。想靠所谓思维转换和抢占道义制高点来追求“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起码以往的历史没有为此提供过“背书”。　　
最后提一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并不是毛泽东的原创，是毛泽东引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话。所以，与其说毛泽东受西方传统思维的影响，还不如说受林黛玉的影响更靠点谱。
三、对“中国需要和美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的商榷　　
在这一部分中，　何　先生概括了《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关于中美关系和对未来世界前途的看法：“《中国不高兴》提出的目标最是雄心勃勃，它把世界比作一个拳坛，美国为拳王，确立了‘近期中期目标就是打到拳王，终极目标就是打碎拳坛’的主张。‘打到拳王’，为的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打碎拳坛’，最终目的是改造国际秩序本身，为历史别开生面，使人类的发展进入一个更理想的境界”。　何　先生对这一主张颇不以为然，　何　先生的看法是：“无论如何，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科技水平、军事实力、规模都是其他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所无法相比的，任何大国与美国对抗，不仅两败俱伤，而且必然给世界带来灾难。中美之间在经贸、能源、环境、反恐、执法、民用航空、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都有合作的必要性。同时，美国，作为当代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希望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快速崛起，给中国制造麻烦也是美国政府的惯用伎俩，借台海、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制造矛盾，拖累中国；或借助中国周边国家设置‘地区羁绊’，以制衡中国。所以，中美之间的关系，仍如邓小平的判断，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胡锦涛总书记在出席世界核安全峰会会见美国总统时说：‘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因而，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应当是‘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扩大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还是那句话，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和实际是什么样是两回事。我们中国并不想充当“拳手”，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形象地比喻就是一个“拳坛”，有拳坛就有拳王。从上述　何　先生对美国实力的评价来看，　何　先生事实上也承认美国是“拳王”。而且这个“拳坛”与真正的竞技体育拳坛还不一样，规则不公平：竞争不分级别，可以“以大欺小”。　何　先生是不是应当先承认这个公认的现实，然后再表明对这个现实的态度？《中国不高兴》作者的态度就很鲜明也很正义。可声称要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　何　先生，却对打碎“拳坛”目标嗤之以鼻。可是　何　先生别忘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就是提出打碎“拳坛”的老祖宗。他们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1]竞争消失就意味着“拳坛”碎了。难道共产主义不正是“为历史别开生面，是人类发展进入一个更理想的境界”吗？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以追求阶级平等为目标，而是以消灭阶级本身为目标，就是要打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阶级压迫（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帝国主义压迫本质上也是阶级压迫）的“拳坛”。当然短期内可能很难达到这个目标，甚至书的作者们关于打碎“拳坛”所设想的方式步骤也是不对的，但由此对目标的正义性都不承认，甚至嗤之以鼻，还奢谈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中美关系的状态，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认为“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判断，也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因为这是双边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从来没有主动对抗美国，而是美国主动对抗中国，一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况且书的作者们似乎并没有反对在一些领域与美国合作，至少　从何　先生的引文中没有看出来。现代国际关系的处理从来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有对抗就没有合作，反之亦然。有对抗又有合作，这倒是常态。不要一听“对抗”就如丧考妣，就认为“必然给世界带来灾难”。何况对抗有多种形式，不一定就是战争。更关键的是对不对抗并不仅取决于自身的选择，仅以“对话”一种选择应对另一方的“对抗”是自断其臂。任何成熟的现代国家在处理包括双边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时，都是合作与对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美国认为中国既是战略竞争对手，又是所谓合作伙伴，就是要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对华战略提供抓手。在这种背景下，难道中国对美国就应当始终只有“对话合作”的一手，或“一手硬，一手软”？　何　先生认为：“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任何大国与美国对抗”都会“两败俱伤”。言外之意美国是惹不起的。中国有句话：“惹不起，咱躲得起”，可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经济要发达起来，仅靠自有资源远远不够，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资源。因此，起码在资源分配上会与美国利益相冲突（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资源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这就说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连躲都躲不起，除非中国不再发展经济，不以强国为目标。就此而言，所谓“合作双赢”起码现今还是一个无解的悖论，因为达成“双赢”的前提是美国在资源占有份额上作出让步。在资源有限且美国在占有上握有先机的情况下，　何　先生相信美国会这样做吗？这也是美国要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说，在承认中美关系有合作一面的同时，也不能全然否认中美关系有对抗性的一面，愿望不能代替现实。在这个问题上，把上帝的话引来作论据也不足以服人。　　
最后提个小建议，　何　先生说：“中美关系，仍如邓小平的判断，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这是朱镕基在记者会上说的，如果确实是邓小平的首创，那么作为曾经的最高决策者对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重要判断，还请　何　先生注明出处，这才符合国家级重点课题所应有的学术规范。　　
　　
四、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的商榷　　
在这部分，　何　先生专门对《中国不高兴》一书提出了批评。　何　先生认为“贯穿全书始终的是作者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和病态的爱国情绪，满纸充斥着唯恐天下不乱的愤懑鼓动”。其证据有四条。　　
其一是鼓动“内政愤懑”。依据是因为书的作者认为：“情绪释放时代的到来，那种弥漫于民众心里的强烈被剥夺感是需要更多理解的，而那个造成被剥夺感的元凶是要清算的”。这算是鼓动“内政愤懑”？首先应当指出，愤懑做为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肯定不会单凭鼓动就能出现，它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强烈不满的反应。如果不存在能引起强烈不满的社会现实，　何　先生不必担心，《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是鼓动不起“内政愤懑”的，起码鼓动不起危及社会稳定的广泛的“内政愤懑”。如果这种社会现实严重存在，“内政愤懑”根本不用鼓动就会出现。这才是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以此而论，诸如国企改制中，农村土地占用过程中有没有造成“民众心里的强烈的被剥夺感”？这种“被剥夺感”是不是“需要更多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使国有和集体资产流失到个人腰包的现象严不严重？这些人是不是“造成被剥夺感的元凶”？“造成被剥夺感的元凶”是不是应当清算？这才是　何　先生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不作具体分析，直接指责作者鼓动“内政愤懑”，太简单化了，也难以服人。因为大凡读这本书的人，都是对社会现实有一定了解和感触的人。　　
第二条证据是“鼓励造反精神”。　何　先生说：“说到腐败，作者写到：‘很多精英老说中国社会不能再重复‘造反-腐败-再造反’的模式了，但是，上层如果这么‘文艺腔’下去，怎么能避免呢’？文艺腔无非是试图让年轻人‘告别革命’，但‘就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记忆而言，情况很可能是恰恰相反的’。言下之意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可以造反，可以革命”。也许是笔者愚钝，就　何　先生引用的作者的话来看，无论如何看不出作者认为“只要他们认为必要，可以造反，可以革命”。作者的意思明明是“就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记忆而言”，革命或造反的可能性是有的。这怎么是鼓励造反精神?指出造反的可能性就是鼓励造反，这是什么逻辑?依此逻辑，当年反动势力指出共产党有造反的可能性（共产党一度被称为过激党，既是指共产党可能会造反），就等于他们鼓励造反？还要指出，与“内政愤懑”一样，造反和革命也从来不是鼓励出来的，并不是造反者或革命者认为有必要，就造的成反，革的成命。当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也不是主观认为有必要就能搞起来并搞成功的。造反或革命的出现是可能性向必然性的转化，是客观趋势使然。　何　先生做为体制内的人，反对鼓动造反精神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批评要有针对性，作者明明说的是中国社会存在造反的可能性，　何　先生就应当用论据证明目前中国社会根本不存在造反的可能性。言不对题地给作者扣一个“鼓励造反精神”的帽子，让人看不懂，也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　　
　何　先生的第三条证据也存在同样问题，　何　先生认为书的作者“倡导不合作主义”。可是　从何　先生所引的该书作者的话来看，却看不出这一点。　何　先生这段引文主要是该书作者对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所引发的青年人抵制家乐福的看法。　何　先生是这样引用的：“年轻人的这次行动‘蕴含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文化积累’，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同生共进，并以一种激烈方式表达时，‘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信号’”。这段话充其量是从历史的角度对这次事件给予理解性的评价，这就算“倡导不合作主义”？青年人这次抗议的本质是针对外国反华势力的行为，并不是抗议本国政府。这本身也不能算不合作主义。况且当时政府在呼吁理性表达时，也同时肯定了青年人的爱国情怀，并没有认为这是与政府不合作的行为。至于该书的作者号召青年学习汉朝陈汤和唐朝王玄策的精神，就更看不出与倡导不合作主义有什么关系了，还请　何　先生明示。　　
　何　先生的第四条证据是“鼓动国家外行为”。　何　先生说：“他们提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全面腐败，一旦‘国家不行了，我们作为个人，作为这个民族比较能够思想的人也要找出路，我们要看得远些’。只要有这种精神，‘即使精英所组织的国家框架出了问题，我们也还能凝聚的起来。能大规模凝聚就大规模凝聚，大规模凝聚的条件不具备，小规模凝聚也可以’。为此，他们提议组织美国式的‘墨水公司’，或者民间‘海外保安公司’，依靠它来‘恢复这个世界上很多无法无天的地方的安宁’。这难道不是恐怖主义精神吗”？这个帽子可就更大了，即使书的作者的主张有不妥之处，也不能与恐怖主义划等号，“国家外行为”不等于恐怖主义。当年西班牙内战时，全世界进步人士组成的国际纵队的行动就是国家外行为，它是恐怖主义？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参加过这个行动，他是恐怖分子？古巴革命者格瓦拉的行为也是国家外行为，也算恐怖主义？难道全世界的正义人士感怀的这个人是恐怖分子?商家甚至将他包装成商业符号，资本家会拿恐怖分子当招牌？恐怖主义的定义权现在已被西方掌握。经济上一般认为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实际上政治上也是，一流的政治操作也是定标准。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标准完全以其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这是阶级利益在国家层面的体现）为转移，因而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它是一个标准体系。在这种标准体系下，弱者用身体绑炸弹是恐怖主义，强者用导弹杀人是反恐怖主义（这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最为明显）；被剥削、被压迫者的暴力反抗是恐怖主义，剥削者、压迫者的暴力镇压是反恐怖主义；西方认同的政府实施暴力措施是反恐；西方不认同的政府实施暴力就是以恐怖镇压侵犯人权，以街头暴力推翻这种政府，就叫“某颜色革命”。不客气地讲，国内意识形态领域也深受这一标准体系的影响。例如，对世界一些地区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武装斗争，国内的主流舆论以西方的标准为圭臬，将其视为恐怖主义，连报道带评论都用西方媒体的。殊不知如果按此标准，我们的一位开国元帅当年闹革命时，用两把菜刀砍政府的税务部门就是典型的“恐怖主义”，那中国革命史就应当改写成中国恐怖主义史，这行吗？　何　先生简单将“国家外行为”等同于恐怖主义，实际也是用的西方标准。　　
何先生说：“必须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同时给出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定义：“所谓狭隘民族主义，就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而不顾甚至不惜牺牲其他民族利益的行为或主张”。可是从何先生所引的该书的有关内容看，还真看不出该书主张“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而不顾甚至不惜牺牲其他民族利益”。何先生可能指的是“鼓动国家外行为”，但其目的不是要“恢复这个世界很多无法无天的地方的安宁“吗？这倒像国际主义，虽然这种国际主义有点不靠谱。另外，何先生前面将该书定位于“极端民族主义”，后面又说“必须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也就是说何先生又认为该书是狭隘民族主义。这种前后不一致，实际上是将极端民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混同了。极端与狭隘不是一个概念，狭隘还有调整空间，极端则没有。例如，希特勒的主张就不能称为狭隘民族主义，只能称为极端民族主义。所以何先生使用概念最好前后一致，保持同一性。　　
何先生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指出：“作者几乎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这倒大体符合事实（除了“打碎拳坛”的观点）。但这些作者基本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这种情况也属正常。在政治取向多元化已成合法化的当今，要求写书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是不现实的。现在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都可公开出版，比比皆是。在此点出国内的书做例证不方便，哈耶克的书应当算吧。他的书不但公开贩卖，而且是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专业的主要教学参考书。由此而论，这三本书不反马克思主义就可以了，不必苛求。至于何先生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否与马克思主义一致倒是有可商榷之处。何先生认为：“在财富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不仅认为战争与财富相比，财富才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类积累财富不是为了提升战争，从事战争则是为了人类生存的财富。战争不应当随着财富的增加不断升级，而应当在生存、发展、享乐条件的改善中减少战争，最后消灭战争。《中国梦》认为讲富国强兵，是先‘富国’再‘强兵’，现在要坚持‘富国’与‘强兵’统一。讲统一没有错，但主张‘强兵’是为了有效地推动‘富国’，这表达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首先，马克思主义从不抽象地论述战争，战争可以从多角度多层次加以定义和归类。“从事战争”也不一定仅仅是“为了人类生存的财富”，为尊严而战的情况也是有的。战争还可以分为正义和非正义，用正义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战争也曾是历史的现实选择。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从不抽象地谈“应当在生存、发展、享乐条件的改善中减少战争，最后消灭战争”，而是注重揭示使“生存、发展、享乐条件”改善的客观历史规律，历史进程和历史主体。离开对后者的揭示，“最后消灭战争”只是痴人说梦。另外，主张“强兵”是为了有效地推动“富国”，不一定就是“表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只要“强兵”不用于对外掠夺，而是用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就不是“表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书的作者主张用“强兵”对外掠夺了吗？何先生前面不是也承认书的作者的观点是：“国富而兵不强，必然招致强者的掠夺”，这显然是主张用“强兵”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吗，这怎么就成了“表达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
　何　先生最后感慨地说：“人类要走的路太长太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各国当结伴而行，以免孤独凄凉，这是人类应有的宽广心胸；自然的威力太大太凶，资源受限，灾难难测，人类应当同心协力，以免受害天力，这是人类应有的价值情怀；人类的邪恶势力太猛太残，私欲膨胀，霸权横行，正义势力应当悲人悯人，恻隐宽容，共创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让我们别说大话，别说狂话，更别说疯话，为国家安全献智策，为人类安宁使正劲，为世界和谐支实招吧！”。“人类应有的价值情怀”起码在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普世的价值情怀”。当人类和世界分为阶级、国家、民族，并处于不同社会制度之下的时代，抽象地呼吁这种“价值情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我怎么觉得与戈尔巴乔夫的“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如出一辙。当然，　何　先生可能认为戈氏的这种“新思维”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是别忘了，戈氏的这套“新思维”是导致苏联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自动解除精神和物质武装，最终瓦解的重要原因。更离谱的是，　何　先生居然认为当“人类的邪恶势力太猛太残，私欲膨胀，霸权横行”时，“正义势力应当悲人悯人，恻隐宽容”。在邪恶势力面前除暴安良，扶弱抑强才算得上“正义势力”，在邪恶势力面前“悲人悯人，恻隐宽容”还算得上“正义势力”？这是哪门子“正义势力”？这完全与基本的普世的社会认知和良知相悖！　何　先生穿着军装说这种话很不合适，因为这不像军人说的话，倒像牧师说的话：“当对方打你的左脸时，你应当将右脸伸过去”，这正是典型地体现了“悲人悯人，恻隐宽容”。试想一下，当国际邪恶势力“私欲膨胀”，进而对中国“霸权横行”时，象征正义势力的中国军人居然要以“悲人悯人，恻隐宽容”相对，身为普通百姓的笔者真是不寒而栗。军人尚且如此，难怪三本书的作者说中国缺乏“尚武”精神了。这就是　何　先生为“国家安全”献的“智策”，为“世界和谐”支的“实招”？到底是谁在说“疯话”？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