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大地震看文学的失语、电影的失败　　

　　

沈从文在他的一篇散文里曾经写过，一场战争会让那里的地理位置使得人们熟悉（大意）。　　

　　

这次汶川大地震正是如此。原来我们对四川的地理风貌缺乏明晰的了解，但通过这次大地震，那里的方方面面，一草一木都似乎被地震波遥感着，在我们的脑回里形成川西北比较立体的三维图象。　　

　　

在这之前，几乎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汶川在哪里。包括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当初在搞直播的时候，也不知道汶川在那里。　　

　　

那些原来在地震前安宁地生活在山沟里的普通民众，也因为地震的突然来袭，一下子暴露在世界的眼光之下。不管是视频里的他们，还是照片中的他们，我们发现，那些面对着灾难的普通民众，展现出了一个迥异于我们在中国电影里的中国人的身影。　　

　　

他们的悲伤，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无语，在镜头里，都与我们如此贴近，他们至少没有一点这样的表情，就是麻木不仁。即使在巨大的痛苦面前，他们的那种隐忍，那种坚强，那种沉默的坚持，都远不是一种麻木不仁所能概括的。　　

　　

至少，这些灾区的人民，使我们看到，最普通的山沟里的人民，他们在危难之际表现出来的人性的成份，也比我们的电影里的那些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来得真实而可爱。　　

　　

我们的电影一拍到普通的民众，就喜欢把他们表现出麻木的一群，呆在镜头里，像傻子一样半天不动，就是针刺进去也没有一点血渗出来。应该说，近年来，反映四川的电影不在少数，像那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三峡好人》，里面的那个寻找自己妻子的普通民众，在整个电影里都是沉默寡言的一个木偶似的，他面对灾难的态度，就是那么一副听天由命的麻木相，当他与妻子面对的时候，竟然能够在镜头前木瓜似的呆上半天，难以作出一个正常的人反应。　　

　　

这就是我们电影里喜欢表现的民众的形象，仿佛在最低层的民众群体里，人性是彻底丧失的，父亲可以无视自己的孩子，而儿女的最大理想就是抛开自已父母对自己的管束。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不管是媒体里公开的报道，还是普通网友发出来的照片，我们看到了都是普通中国人的真挚的情感流露，哪怕是眼泪，是痛苦，都是那么的真实，那么贴近我们正常人的心态，令我们感动的原因，正是因为这种情感太雷同于我们在生活中感触到的感动了，令我们觉得亲切，觉得认同，从而相应地作出情感的反应。　　

　　

为什么我们电影里总喜欢把中国人过滤成一种麻木不仁的一种？　　

　　

在汶川地震灾区涉及的山沟里，如果在我们的电影里，肯定是要被作为怜悯的对象，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动人的普通人的情感的成份，告诉我们，他们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他们与我们电影里习惯地对穷乡僻壤所描述的那种麻木不仁的普通民众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中国电影为什么令观众觉得讨厌？不排除有一种原因，就是电影里的中国人在导演的过滤下，呈现出一种概念化的麻木的共性外部特征，令人看到他们的那一副缺乏生气的面孔与嘴脸，就唯恐避之不及。　　

　　

我想，这就是中国电影的失败吧。　　

　　

再从汶川地震看看我们文学的失语。　　

　　

很多人不了解汶川附近的地理及文化情况，这说明我们的文学对那个地方缺乏生动的描述。你现在如果提到浙江的乌镇、江苏的周庄、安徽的乔家大院，可能都会有一点印象。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地方，随着张艺谋、陈逸飞等人的宣传推介，在全国有了知名度。　　

　　

涉及到汶川的文学作品不能说没有。在《三国演义》中，从张松献地图之后，就直接介入了对蜀国的描写，其中多次提到绵竹、绵阳等地方，但这种中国古典小说，向来没有细节的描写，是看不到地理风貌的介绍的。这种描写可能要等到徐霞客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他的简约而笼统的游记里看到记载。而徐霞客跑遍了西南，却没有在四川出现过。　　

　　

汶川县隶属于阿坝州。提到阿坝，文学界的人，都可能会知道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作者阿来是藏族人。这部小说表现了阿坝地区的藏族人的生活风貌。但你要在这部小说里发现一点当地的真正的风情，可能要失望。因为在这次地震中，没有人提到这部小说，对这部如此近距离地描写过地震发生地的小说完全忽略了。的确也是如此，你在这部小说里，如果能读到一点阿坝地区的地貌及风情，那是完全徒劳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是以模仿傻子口气来完成的，因为傻，它的叙述很不正常，无法给人一种现实主义的真实感。再加上作者对历史的研究也令人质疑，它的情节，只是众多的当年流行性的所谓新现实历史小说的一种雷同的版本，里面充斥的偷情的情节，不仅发生在阿坝，也更早地发生在山东高密的红高梁地里，至少小说里提到的解放军进入藏区的描写，都从一个傻子的不正不经的口吻里说出，令人感到似信非信，把本来很真实的历史给扭曲变形了。所以，这样的小说，虽然在文本上看起来很煞有介事，但却远离当地的真正的地理现实，至少我们在这部小说中没有看到本次地震里有着相似的人民，有着相似的地理风情。比如汶川地区是汉、藏、羌混居的地区，这里的民族来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之间有什么习俗的差别，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犬牙交错的矛盾与交锋，你能在《尘埃落定》中找到吗？找不到。在《尘埃落定》中，我们能找到当年新写实历史小说里万变不离其宗的偷情，与婢女的性关系，那些大宅里人性倾轧等等，这些共用的元素套上了一个当地的藏族风情，便构成了这样的一部小说的新情节，但这些情节是舶来的，只不过套在了当地的藏区位置上，才有了意义。这种小说的特点，是先有了情节（也就是偷情的情节），然后再安上藏区的地理风貌，这样的故事构成，必然会让我们读不到一点有用的真正的当地风貌。　　

　　

在四川作家里找来找去，找到一本文革出版的小说《春潮急》，作者是克非，倒是一部地道的表现汶川风情的农村小说。　　

　　

这部小说是一个“必由之路”为总标题的长篇小说里的第一部，第二部《山河颂》出版在文革后的1980年，但内容仍受严重的文革风味影响。　　

　　

这套系列小说的作者是克非，查了一下他的资料，曾经在绵阳任过干部，那么它的小说，基本就是表现的是北川那一带的农村生活。小说的时间段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主要写一个有过志愿军经历的退伍军人，回到山乡里组建互助组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与浩然的《金光大道》很相近，内容也十分的近似。作者的文笔可以看出川籍作家都有的缺陷，就是缺少北方作家小说的那种顺畅，这可能是四川方言带来的一种副效应吧。你看看四川作家的小说，有不少都是诘屈聱牙的，像沙汀的小说，你很难能通顺地读下去。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对话如果与浩然比起来最大的弱势就是，浩然的对话，接近于普通话的语言习惯，所以看起来，很利索，很舒坦，而本部小说，人物对话用了许多当地土语，看起来却相当的费劲。可以说，四川话听起来，必须借助于翻译。但不管怎么说，这部小说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接近于汶川地震的一本现代文学。尽管小说的情节是概念化的，但作者克非毕竟在绵阳生活了很长时间，生活经历是有的，对地方的民俗风情也作了一些搜集，多少描写出了当地人民生活的一些情况。而且小说写于文革前后，那个时代对普通民众的描写，也多采取拔高的态度，这样的好处就是人物还是容易觉得与我们现代相近的，作者没有用一种变形，夸张地写出当地民众的丑陋与愚昧。小说里对川北地区风貌的描述，多少能在今天的地震报道中理解其大背景。　　

　　

在这部小说里，有很多生动的当地土语，可以见到一些当地的文化及民风。比如小说里多次提到，乡民最怕的危险，就是山上的金钱豹，与河里的娃娃鱼。这说明，在那个山区里，当时山上是有豹的，而河里有娃娃鱼也挂上了负面的形象，与我们今天对这个动物的理解很不相同，这种生物定位大概当地人有着更为清晰的了解吧。　　

　　

除了这些小说外，我们对汶川地震周围的民众确实无从了解。近年来，一些网络小说对四川成都的描写，也竭尽强化它的糜烂的成份，使成都的形象更令人无从捉摸。　　

　　

因此，汶川地震暴露出那里民俗风情的闭塞，却折射出我们文学的失语。我们的文学笔触没有真正地描写那里，就像GOOGLE地图中那样，在我们的文学方位图上，找不到汶川的风情描写。我们救灾时，似乎有报道说我们向美国间谍卫星购买地图，那么，我们这些文学的失语，也是否可以从国外买来么？　　

　　

那些川籍作家，你们有没有在地震之前表现过你们的家乡人民的真实的精神与风貌？再扩大一点，就是我们整个中国人，是否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人的情怀与内心？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想在文学作品中找一点真实的中国人的痕迹，竟然是那样的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