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化党的宗旨管理能力上看中国的未来

田忠国

胡锦涛总书记在9.19讲话中明确指出：“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最大限度地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我个人认为，这个谋划、查找、改进、发展、衡量的问题，就是检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的权利（毛泽东语）”的权利落实标准。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借用　潘维　先生的话说就是，这些宗旨都很好，都值得人们认真总结。但我还认为，一方面要认真总结，集成完整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方面，就是认真研究如何更好的管理好宗旨，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宗旨不在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镜中之花，而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为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建国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旨管理问题。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到1966年，这个时期我们不妨称之为精英管理实验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从当时的历史史实上看，毛泽东相信有刘少奇主导的“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的权利（毛泽东语）”的实践，是完全可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毛泽东不得不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整，但他最终发现，他信任的精英队伍是靠不住的。　　

有人透露出说，在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在滴水洞闭关不出十多天。在这十多天中，没人知道毛泽东其间想了什么。但从毛泽东给江青的家书和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还是能解读出毛泽东的所思所想的。因为，一，没有民权管理，只有精英管理宗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会演变成人民为官僚精英服务。二，宗旨管理的关键需要一套和平制约或叫斗争机制，而建构和平制约机制的先决条件，则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的权利”必须成为国家政体的主体，但是，建构以民权为主体的国家政体的先决条件，是思想与文化的革命，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政体，比如，只有人人平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观念，才可能构建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的权利”的制度机制。三，人人平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观念的产生，并非是从天掉下来的，也并不是某个先知先觉者有了人人平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观念就能成为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的，这就需要社会实践。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通过思想文化的斗争和革命，才能形成社会的价值秩序，并在人人平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观念的价值秩序中，逐渐形成“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的权利”的制度机制。　　

或许，毛泽东在滴水洞期间思考的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第二阶段，也就是毛泽东从思考到实践的宗旨管理阶段，一般情况下，人们把这个阶段称之文革。从亲历文革的左派人物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文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少失误、不当或错误，有的错误对文化革命来说，还是致命的伤害。但是，不容置疑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文革左派的亲历者，并没有从自身的身份演变和思想演变的角度分析文革的成因，而是从个人所受的委屈中，批判文革的错误，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了给人文革全是错误的印象。对于右派而言，左派的这些对文革的误判，不仅没有起到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反而成了右派解构毛泽东思想的佐证材料。从这个角度说，推翻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左派在前，当了开路先锋，右派在后。这样说一些上了年纪的左派先辈一定无法接受，但是客观事实如此。当然，我无意指责那些左派先辈，只是在此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为总结文革经验，另一方面，也旨在提醒人们不要重犯低级错误，再给“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的权利”制度机制造成重大损失。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说，为了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在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的情况下，在探索与摸索的过程中，社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如此，世界各国的社会实践无一不是这样。当然，有人一定会说，文革使中国付出了一定的社会代价，所以，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杜绝文革的发生。但是，持此论者不是别有用心，就一定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无所知，因为，人类历史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演进过程，人类社会都曾付出惨痛的代价。由此可知，没有这些惨痛的代价，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现代理性，或许，到目前为止，整个人类还处于奴隶社会的理性之中。　　

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角度说，没有和平的思想文化革命，就只有社会的暴力革命了。所以，中国要想避免社会的暴力革命，只有走毛泽东和平的思想文化革命之路。　　

但就目前看，中国的无良精英已把和平的思想文化革命之路堵死了。中央能否重启和平的思想文化革命，是中国能否避免暴力革命的关键。　　

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中要探索的，一是和平的思想文化革命，二是人民权利管理宗旨的问题的。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一听说党的宗旨就激动不已，但一面对现实就懊恼不已，从这一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不是党的宗旨出了问题，不得人心，而是宗旨管理出了问题。从文革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文革时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产生了错误，但由于民权的介入，党的宗旨始终没有重大变化，也就是说，党的宗旨成了人民群众判断官员行为的价值标准，并成为支持或反对某个官员的标准理由。　　

由此可知，没有民权为主体的政治机制，党的宗旨就不可能在官员队伍中的践行。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改革开放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不难发现，收走民权搞改革，搞发展，结果是，中国越改革开放，就越离党的宗旨越远，改革的成果也越离人民群众越远。失去民权管治的官员和精英，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场自由掠夺国家与民财富的狂欢节。

因此，中国现在的问题，也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就是党的宗旨管理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下出卖主权经济也好，官员、精英的胡作非为也好，用开制度门卖国也好，都无法得到有效扼止，科学发展观也无法得到有效落实。

一、搞好党的宗旨管理是防止权力蜕变的有效途径

大多数平民百姓认为，党的宗旨很好，但管理太差。所以，从党的宗旨上看，是人民群众向往的，也是人民群众竭诚支持的，但由于宗旨与制度的分离，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再进一步说，党的宗旨离人民利益很近，但制度却走向了党的宗旨和人民利益的反面。如果认真分析这一事实，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保障社会发展方向的制度制定上，确实出现了重大问题，同时也说明，我们这个人民曾经热爱、支持的权力已经蜕变了。由于权力的蜕变，制度和宗旨相背离，甚至在这条背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这个角度说，搞好党的宗旨管理，是防止权力蜕变的有效途径。但是，党的宗旨管理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但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的方向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就拥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从党的历史上看，1940年搞的三三制应该说是个开头，也就是说，用民主的手段确保了党的宗旨不走样、不变形。建国后，由于党从革命变成了执政党，身份的置换决定宗旨管理方法的不同，但是，直到文革前也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良好的方法。或许，在建国初期，他曾寄希望政府本身的管理功能，管理好党的宗旨，但事实上，政府的官僚化导致的权力蜕变不仅没有管理好党的宗旨，而是相反。这时候的毛泽东就只有把目光投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为他清楚，党的宗旨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党的宗旨最坚决的拥护支持者。但是，要让人民群众成为党的宗旨的管理者和捍卫者，首先要确立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问题，因为，人民群众如果没有政治权利上的保障，既便再想捍卫党的宗旨也是不可能的。

有人可能认为，人民的民主权利是写进当时的宪法里的，不存在人民群众的权利问题。如果我们不是太过理想主义，而是直面中国的客观现实就会发现，宪法里的人民民主权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进入社会各阶层的思想观念中。而宪法真正起作用，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中，而要进入人们的思想观念里去，只有那样才能成为人们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标准。人民民主的权利观念，要在人民群众中扎根，就需要革除在人民群众过去思想中的封建观念、等级观念、宗法观念等。但是，人民群众要革思想观念的命，首先要有革命的权利和革命的胆量，因为，革命的权利决定革命的胆量，有了革命的胆量，人民群众在社会斗争的实践中，就能学会思想文化上的自我革命。有了思想文化的自我革命，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观念和自由民主思想、自由民主价值、自由民主文化才能形成，并最终形成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

形成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人民群众才能承担起党的宗旨的重任。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毛泽东在文革前后的有关对民主权利问题的论述，也无法解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之迷。当然，重新思考文革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的宗旨管理寻找新的路径。再进一步说，党的宗旨管理能力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二、搞好党的宗旨管理是保障实现人民群众共同愿望的前提条件

我之所以说党的宗旨管理是关系到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的宗旨管理能力，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人民群众共同愿望。

但是，不容讳言，这些年，由于社会阶层利益的分化，思想文化观念也随之分化，并形成多元对立的状态。如果仅仅在社会上形成这种多元对立的思想文化状态，是起不到对党的宗旨的解构作用的，因为，社会的多层阶利益结构，必然导致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但是，如果党内形成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必然对党的宗旨产生解构作用。有人可能认为，党从革命党转换为执政党之后，党内思想多元化，恰恰代表了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诉求。如果不从党的基础是人民群众这个角度上说的话，这话是对，比如说多党制国家，不同的党派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但是，中国是个一党执政的国家，而中国的现实又是，仅农民人口就达九亿之多，如果再加上产业工人和流浪无产者，估计会有十亿之多。中国总共有十三亿到十四亿的人口，如果执政党不坚守这个庞大的社会基础，而是移植到其它的社会群体，以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为己任，其结果只会催生暴力反抗并进而催生暴力革命。

从这个角度说，党内的思想是不能多元的。

但中国又是个多元多层阶结构的社会，不同的社会阶层必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思想观念的多元性也是必然会存在的。大家知道，不同阶层的思想理论，都是为本阶层寻求利益或社会正义的理由，而在为本阶层利益寻找理由的过程中，如果坚持了社会道德，或基于社会道德和社会正义生成的理论体系，就形成了理论中的神性光辉。比如说，　茅于轼　先生在“民主是一个不最坏的制度”一文中说，穷人的悲惨命运是和暴力实施平等有关。绝对平等必定对贡献多的人强制剥夺，把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剥夺给穷人。所以它包含着财富创造的不平等，它打击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人。　茅　先生的这段话，就是为剥削寻找理由的标准文本。但是，　茅　先生在写“绝对平等”这四个字时，一定忘记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客观事实，那就是，从有人类历史以来，至今尚未出现过“绝对平等”的先例，既便在中国的前三十年，也是实施八级工资制的。现在的青年人大概很少知道八级工资制了。所谓八级工资制，就是根据个人的技术能力和创造的效益大小，划分出八个工资等级标准，旨在奖优鼓劣，也就是说，通过对技术好、效率高的人奖励（工资高一些），鼓励技术差、效率低的人努力，　茅　先生无视客观事实，把社会发展的基准点造成的社会贫穷，硬说成是“暴力实施平等”的结果。　　

我不反对　茅于轼　先生为剥削阶级寻找剥削的理由，因为，每个阶级都有诉求本阶级利益的自由。但是，请　茅　先生一定要注意，为剥削阶级寻求剥削的理由时，一定不要突破道德的底线。如果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就不单单是个阶级利益的诉求问题了，而是一个缺乏社会道德的卑劣之辈。　　

其实，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茅于轼之类的先生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加之有郭京毅之流的制度制定和制度操作，导致了党的宗旨与制度背离。从这个角度说，思想决定制度，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制度。　　

也由此可知，要想构建一个良好的管理党的宗旨体制机制，就必须首先确立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因为，人民群众是管理党的宗旨的唯一的重要力量，如果偏离毛泽东思想，党的宗旨的管理权，就必然交给茅于轼式的精英，而不是人民群众。

三、人民群众管理党的宗旨的途径、方法和制度机制

胡锦涛总书记对于宗旨管理的路径、标准和方法，在今年的9、19会议上明确指出：“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有了宗旨管理的路径、标准和方法，下一步就是把这些路径、标准和方法打造成以民权为主体的宗旨管理机制。当然，这种宗旨管理的民主机制，美国人会以集权的名义大力反对，中国的美国式主流精英也会以极力反对，比如说茅于轼、　李民　先生之类的主流精英，吃着中国人民的饭，一方面拿着中国人民的钱，一方面也不忘记拿美国的钱，以改革开放、政治改革的名义为美国出谋划策。这样说，此类先生一定会大为光火，以为我太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或者说太左，因为，在此类先生看来，现在的国际化就是无国界，谁有本事就由谁自由的拿，以民权为主体的政治体制就是群体暴政（比如说文革时期），不是民主，反对卖国就是左倾，因为不卖国中国就无法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他们常举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前三十年，特别是文革时期），批评改革开放中的错误、失误或制度性卖国，坚持改革必须以人民利益为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普惠人民大众就是反对改革，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宗旨，坚持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强化国家意志、强化国家权力意志，维护中央权威就是集权专制，任由主流精英胡作非为，任意践踏人民意志、国家意志、权力意志就是民主，那么，我甘愿作一个坚定不移的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左倾主义者，并坚定不移的甘愿作一个改革开放的反对者。

扯远了，继续谈管理党的宗旨的机制问题。

在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中国建国近六十年，经历了两次精英管理党的宗旨的历史时期，一次是文革前，另一次是文革后，这一前一后都是由精英管理党的宗旨。在这两个时期，前一次是精英用现代管理解构人民的民主权利，后一次是精英直接跳出来，打着改革开放和人权、民主的旗帜，否定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剥夺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权。由此可知，两次精英管理党的宗旨，不仅没有起到维护党的宗旨的作用，相反，还严重破坏了党的宗旨。

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在文革时期，人民群众拥有了至高无尚的民主权利，包括造反权、夺权权、四大权，维护了党的宗旨。但就是这个维护党的宗旨的民权确立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却遭到党内、外极右派的坚决反对，误导了设计师的判断，对文革下了不正确的结论，进而被　茅于轼　先生之流全面否定中国的前三十年（茅于轼“民主不是一个不最坏的制度”原文地址：http://www.chinashanwang.com/articleview.asp?id=1955）。

中国的前三十年，或者说前55年，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执政的基础。但不知为什么，当来势汹汹地精英疯狂拆除这个基础的时候，党内的理论精英并没有站出来捍卫党的合法基础，而是同极右精英一唱一合，用“普世价值”解构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治国理论、党建理论。而民众中维护党的执政宗旨，向极右分子说不的文章，总是遭到莫明的压制或迫害。这是不是说明，党内的某些重要权力被反党分子占领了？

结束语

我个人认为，只有把人民群众的民主权、质询权、监督权、问责权、反对权程序制度化，既避免文革的混乱无序，又借鉴文革时的民众管理党的宗旨，才能有效的确保党不变色、权不变质。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因为，人民群众最清楚，捍卫党的宗旨，就是捍卫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前途命运。从这个维度说，坚决捍卫党中央、捍卫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执政宗旨的中坚力量，不是极右精英或卖国的精英，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这样说，极右分子和党内的反党分子，一定会蒙蔽中央，说我忽悠高层，因为，中国到处发生或和平或暴力的民众反抗事件，民众怎么会支持中央呢？为政者应该明白，民众的反抗是反抗那些背离党的宗旨，破坏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不法精英和不法官员，而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宗旨。因此，这一点必须搞清楚，搞不清楚，定错了性质，人民群众就真的会被逼迫到人民群众绝对不愿走，但主流精英渴望人民群众走、并迫使人民群众走的反抗道路上。再进一步说，中国只有让民权强化管理党的宗旨，人民群众的心才会重新凝聚在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下，中国才能走出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困，走上真正崛起的发展道路。

当然，中国要发展，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矛盾冲突，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同国内官僚买办、卖国势力的矛盾冲突，但是，中国必须向国内外一切反对势力说不，重新用人民的意志打造强大的国家意志。反之，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发展。

　2008年9月22日　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