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2010年8月21日在深圳参加特区成立30周年庆典时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对此，不同的政治派别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　　

我的看法是，温总理的讲话透露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态度是明确的，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部署，所以，必须给以社会主义的阐释。　　

一、要不要改的问题（必要性问题）　　

胡总书记说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改不改的问题，核心问题是朝着什么方向改。”可见，政治体制改革与否，已不是值得讨论的话题了。　　

温总理明确表示，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全国人民及我们大家恐怕对此均无异议。其必要性有多大呢？温总理讲：“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将其定位之高，显而易见。　　

08宪章派、西山会议派、普世价值派等更是认为时机成熟了，是在政治领域推动中国改旗易帜的时候了，以保护其背后利益集团的利益。　　

我们也认为到了非常必要的时候了，但我们的设想是与他们截然相反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政治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中外历史都证明了政治体制改革或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毛主席在1952年改变了关于国家发展步骤的设想，把社会主义革命提前进行，就是吸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历史经验的结果。他考察了欧美近代史，认为不是先有了工业革命，后又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是反着。所以中国也应该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在此体制下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薄一波回忆说，当时“毛主席说服了我们。”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其正确性，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以及“两弹一星”等成就就是其他制度所不能在短期内支撑起来的。　　

历史上是这样，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是这样。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首先应该归功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和巨大牺牲，倘不是工农大众的齐心协力，农民工舍家撇子背井离乡，还有8000万下岗职工做出的牺牲，今天的光景是不可能的。　　

其次，现实的情况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工农大众的努力下，我国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但是一少部分人却占据着相当大的“蛋糕”，工农大众却不占优势。宪法上规定他们是领导阶级和政治基础，但现实中相当一部分已沦为弱势群体。所以，要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恢复和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权益，就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少数人占有相当多的财富，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等于默认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合理性，如果按照西化派的方案改，就等于把这种不合理格局合法化。如果这两种情况出现，则温总理所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所以，温总理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正是为了避免两极分化，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　　

另外，经济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也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新鲜事物，我们一直都在进行。他的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保障，但是它还有约束作用，过去我们讲的少，现在就该突出了。政治是灵魂，是经济改革的指南针，经济改革的方向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而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企的大量破产，各地方专注于引进外资，一定程度上压制甚至蓄意搞垮国企和集体经济，使今天“公有制为主体”都遭到了质疑。这与政治体制中的一些错误机制和领导有直接关系。今年山西煤矿大整合，实行国进民退，于此不无关系。所以，只有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　　

二、方向问题（姓“资”还是姓“社”）　　

温总理讲继续解放思想，西化派就由此演绎为“突破所谓姓‘资’姓‘社’的新束缚”，应该是这样吗？　　

思想是要解放，但应该是有限度和方向，妓女从妓院走进学院，是解放思想，放下思想包袱，但女生从学院走入妓院，则是思想堕落。今天要讲思想解放，应该是从对姓“资”姓“社”的不争论中解放出来。邓小平讲“不争论”，仅是具有策略意义，而不具有战略意义。邓小平在大是大非上从不搞不争论，他多次明确讲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为此制定了“四项基本原则”。　　

谁要是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搞不争论，不问姓“资”还是姓“社”，就是无异于戈尔巴乔夫的阴谋家。从08宪章到《炎黄春秋》和南方报系的一系列有关政改的鼓吹文章来看，他们或者避而不谈姓社姓资问题，或者公开否定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搞全盘的政治资本化。如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回避姓社姓资讨论的目的在于瞒天过海的搞经济资本化，回避政改的方向性问题，当然也是想搞政治的资本化。　　

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牢固的，其合法性是不容之一的。她的制度设计也是优于西方的，“由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政治创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经过多方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最佳政治方案；然后交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择，由于人大代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会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进行选择；选择以后便成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执行。这种权力结构既能保证由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设计制度，又能保证由人民直接选择和制定制度，而西方国家的参众两院由于身兼制度设计和制度制定双重功能，很难保证最终制定的制度符合人民利益”（摘自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但是在选举、权利的落实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城管、拆迁对人民群众权益的损害，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内容所在。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是遥不可及，这些涉及民生的体制性问题应该成为改革的切入点。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由其独特优越性的，必须坚持。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完善，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问姓“资”还是姓“社”，就等于默认资本主义方向。侯惠勤教授讲在信仰领域不可能搞一碗水端平，政治领域同样不能，不强调就等于是忽视。现在尤为如此，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有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其必然诉诸于政治上的要求，这种优势必然要折射到政治上。所以，在这个方向上绝对不能搞各派势力“公平竞争”，而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方向。　　

三、话语权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权问题）　　

学习不是生活的全部，也不是生活的常态，生活的常态应该是自我发展，自我创造。社会进步是在实践的创造中取得的，而不是所谓的无休止的“学习”中，学习是应该的，也是有选择的。我们应当善于学习，但不能永远安于做学生。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美国在某些方面比我们先进，我们承认，但未必样样先进。美国远不是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那末美好，他们也有许多阴暗面。长时期里，他们奉行种族歧视政策，我们经常批判他们，以至于基辛格后来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权是攻势，美国是守势。在11月12日的G20记者招待会上，中国记者芮成钢使奥巴马陷于尴尬，后来他在博客里写道：“奥巴马发布会全球直播，本来完全没有美国以外的记者提问机会，全是奥巴马点名白宫随行记者团成员提问。这是奥的惯例。”由此可见，他们也有不可外扬的“家丑”。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国文明落后了，西洋文明也未必全是，亦当与中国文明同时改造。　　

我们应当树立信心，社会主义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没必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美国欲借全球化来同化世界，我们就偏偏要做个例外，勇敢地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旗，把“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为人民服务”、“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等名词喊出来，并赋予其实质性内容。以“人民民主”对抗其“资本专政”，我们是有道义上的优势的。　　

我们不能总是处于被动的守势，一味地辩护。“普世价值”的争论就是西方先出招，我们再去辩护，或反对或接受或修改。我们的政治文明资源是高于西方的，雷锋对“为人民服务”的诠释，在西方民众看来，与其《圣经》精神是一致的。　　

我们不应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陷入西方思维，一谈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制、市民社会等，他们不是模版，再说了，他们实行的也未必像他们说的那样天花滥坠，否则工人就没必要通过游行来表达反对政府的意见了；美国总统也不必被刺杀了，肯尼迪被刺的调查结果要封存75年，到2039年才能解封，而中国呢，林立果刺杀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当时就公之于世；美国人民还在吃着没有标识的转基因产品。西方说他们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说中国也该这样，据说这才是现代民主政治，那末社会主义于此不同，就不“现代”了，就是待改造的“落后”民主了。由此可见，“现代民主政治”这个词就很能唬人，本身就包含着意识形态评判标准。对诸如这样的词，我们就应该毫不含糊地弃置不用，它们表面上看起来搁置了意识形态差异，其实包含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质，因为这样的词是他们以自己的存在为标准提出来的。　　

这些绝不是仅仅是词汇这么简单，把体现的是话语权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就要被人牵着鼻子走，这是关乎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里能否取得斗争胜利的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主权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与西方国家争夺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