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权兴亡“周期率”的再思索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34周年　　

纵观中国历史，从春秋战国到辛亥革命之前，历朝历代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到显露社会危机，爆发动乱、崩溃，大抵每隔二三百年，就因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引发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最终演变成旧王朝的覆灭，新王朝的代之而起。在王朝的兴衰交替中，曾经有诸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太祖和康熙大帝等著名的帝王，历受血与火的动乱和创业的艰难，因而能吸取前帝王骄奢淫欲，昏庸误国的沉痛教训，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强盛而威震四夷。然而，其后继者总淡忘历史的教训，走向腐败，使曾经盛极一时的王朝最终无法摆脱覆亡的命运，上演着你登台来我下场的悲喜剧。　　

一、封建统治者的无可奈何　　　　

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梦想政治廉洁，渴望吏清政明，渴求天下太平，努力使自己的统治稳固久远。但根本制度的腐朽，使统治者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每一个皇帝最终的目的和动机都是想把自己的统治延续下去，使宗氏社稷永远流传，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　　

1、历史上防止腐败的措施从来没有放弃过。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每朝每代都制定过惩治腐败的重典严律，都构建诸如御史台、按察院、监察院等名目繁多的监督制约官吏的机构。但由于一脉相承的家天下的封建皇权专制，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壁垒森严的等级专制体制，尤其是最滥用权力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存在，必然导致腐败丛生，也决定了其惩治腐败的徒有形式的法律条文和貌似威严的监督体制的先天不足。平民百姓痛恨贪官污吏而无能为力甚至敢怒而不敢言，就逐渐漠然视之，进而逐渐养成尊皇帝、威官吏的奴性心理，又助长了腐败风气的滋生蔓延。　　

2、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浩若烟云的官场宦海中，也曾出现过包拯、海瑞几个屈指可数的“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官御吏，但并未治理住官场的腐败，而且为了推行廉政，历代君王对贪污受贿、搜刮民财等腐败行为均科以重罚，进而修复日益运转不灵的国家机器，但腐败仍势如决堤、江山坍塌。汉武帝刘彻、明太祖朱元璋等惩腐倡廉的措施不可谓不严，诛杀的贪官污吏不可谓不多，动用的条律刑罚不可谓不酷，尽管如此，也从来没遏止过贪污腐败的浊流。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腐败是私有制社会的必然产物。以君权为核心的人治，或者称颂有加的道德，是不可能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的，也根本不可能寻找到跳出“周期率”的有效途径的。封建社会最终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到坠入这个历史循环的怪圈。从这个角度来看，一部中国封建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统治阶级兴衰交替、政怠人亡的备忘录。　　

二、关于“周期率”的历史性对话　　　　

中国传统政治周期性的兴衰是同腐败问题密不可分的。千百年来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中，人们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种历史的“周期率”，是一种亘古迄今影响和困扰社会历史发展的负面作用力。人们为之困惑，也感到不可捉摸。破译这种历史“周期率”的密码，还得提及半个世纪之前，在中国陕北延安的土窑洞里，一位绝世的伟人与一位深谙历史的民主人士的一段发人深省的对话。　　

1945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他把多年中国历史症结的思考求教于雄才大略的毛泽东。黄先生深沉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来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历史的周期率。”　　　　

黄炎培先生的看法是颇有见地的，他把对历史的求索和盘托出。深谙历史的毛泽东陷入久久的沉思。黄炎培先生接着又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沉思后爽然答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让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三、对民主之路的探索　　

从以上可以看出，跳出历史“周期率”，历朝历代靠法律和制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靠反腐败斗争也是不行的。那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走“民主”之路就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吗？　　

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他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到：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毛泽东同志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历史性的悲剧，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　　　　

（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还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阶段，毛泽东在指出应当以苏联为鉴戒、加强独立思考的同时，就指明了坚持十月革命原则的极端重要性。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的六条政治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样，他就把发展社会主义同坚持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原则是非、提高防止“和平演变”的警惕性、自觉地维护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二）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指出：“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认为，这类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 　　　　

　　应当看到，由于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发生腐化堕落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也不难解决的。但是，如果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特权阶层、贵族阶层，那么，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得严重起来，党和国家政权就真的面临变质的危险了。因此，毛泽东强调，为了打掉官风，使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防止特权阶层贵族阶层的形成，我们必须“肃清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并且认为，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和干部，为了防止自己脱离群众直至蜕化变质，除了应当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严于律己以外，还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他说，“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民主党派。“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三）必须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鉴于帝国主义势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 　　　　

　　“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毛泽东说：“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他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毛泽东深信，只要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成长起来，人民政权就能真正地得到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能真正地得到健康发展；而帝国主义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就将最终地遭到彻底的破产。　　　　

历史表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最先觉察到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并且号召共产党人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领导人。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明了他的有关思想是多么的富有预见，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和发展又是具有多么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为了巩固人民获得的民主权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系列的民主运动，如“三反”、“五反”、“社教”、“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发扬人民民主来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场群众运动。但是，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中国社会进入“特别是”年代，人民的民主权力逐渐被新生的资产阶级所篡夺，人民群众重新沦为“弱势群体”。30多年过去了，人民要求“民主”，要求“经济民主”、“政治民主”，但“民主”却离人民越来越遥远，可望而不可及。　　

历史和现实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人民如何监督政府？人民监督政府是对人民的政府而言，对于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府，能接受人民的监督吗？正如一个谦虚谨慎并勇于改正错误的人是欢迎别人批评帮助的，而一个自以为是且骄傲自满的人往往是不乐意接受批评的。一般党员和人民群众用什么办法监督政府，使政府改邪归正？看来靠民主也是不行的。　　

四、对历史“周期率”的思索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政权要跳出历史“周期率”，靠法律不行，靠制度不行，靠反腐败不行，靠民主也不行，都无法解决根本性、长远性的政权兴亡问题。　　

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讲到：“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可以看出，要使无产阶级夺取的政权不被丧失，社会主义事业不改变颜色，必须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手中。尽管毛泽东同志早已觉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他终其一生，还是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难题。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著《矛盾论》中有关内因和外因的辨证关系，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还是要从中央来解决，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办法解决！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就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等都曾是党和国家的接班人，结果都失败了，这正是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他们的失败，是防止修正主义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只有培养和选拔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让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掌握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才能防止出现修正主义，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彻底胜利！　　

路线决定向背，政权决定一切。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政权，如果被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所掌握，继续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任何国内外反动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阴谋都是不可得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