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整整走过了六十年。六十年的历程充满了多少艰难和坎坷啊！它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中取得的胜利，是科学共产主义在指导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科学价值的证明。不管人民的公敌是如何叫嚣着共产主义的“荒谬”，百般诋毁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伟大人格和历史意义，想摧毁共产党人的执政基础，来达到他们的篡党夺权以便于继续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卑鄙目的，但他们恶毒、阴险而伪善的嘴脸都不再能欺骗人民了。

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总会有犯错的时候，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到时代和现有的社会条件制约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自身对社会生活认识上必然存在的不足；毕竟一个人要对事物了解透彻是需要一定时间和过程的。人怎能会是完人呢？人的本质本身就社会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的属性体现；社会又怎能是完美无缺的呢？矛盾的对立运动正是人类社会赖以继续发展和前进的唯一形式。因此，社会和人本身存在的缺点正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面兽心者得以大展身手、实施阴谋诡计的舞台，而且这种阴谋诡计往往都是非常成功地实现了，即使不是全面的成功，至少也造成了很多无辜者的牺牲和历史性的灾难，形成历史发展中曲折而反复的现象。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一些被历史的发展沉积在底层的真相浮出水面，使得我们有可能更充分和更客观公正地重新评价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高我们的认识，以利于把握未来。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应该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和专政手段来防范反革命势力疯狂反扑的问题，列宁又继承和发展了这些论断；他们也凭着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对经济科学的深刻认识，初步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经济的观点，提出了许多具有巨大价值的天才创见，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没能预见到另一个问题：当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如何解决由于长期管理公共事务导致的一系列新问题。首先是政治特权必然导致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其次，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党员褪变——权钱交易产生了一批和新生资产阶级相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者，他们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维护现有的生产关系是他们得以继续保持和发展既得利益的保证，也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由于把持了权力，而且又做得非常隐蔽，就使他们形成了一股修正马列主义、改变党的原则和性质的极坏势力，时机成熟的话，他们是随时做叶利钦第二的，——瓦解共产党和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困扰毛泽东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邓小平、陈云他们提倡搞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就算这种形式最能有效地调动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一旦发展起来，就势不可扼,甚至成为摧毁我党执政的基础。伟人身上都具有一种优点，那就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洞明和前瞻性。早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　　

没有人会比毛泽东更了解中国的农民和中国的状况了，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虽然有人总是喜欢重复数落“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但事实上，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和领袖，那是因为他们的眼光总是高出常人很多，所以，他们常常是不被人了解的。如果说在革命年代的重大挫折和危难面前，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还能坚定地团结在毛泽东周围，那么，在建设时期，他们就不一样了，——的网友们有充分的证据去证明这一点——每个人都自以为有一套比毛泽东还更高明的做法。今天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印证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分散的农业承包责任制不能带来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由此必然影响国有企业的地位得不到巩固。也同样，没有人会比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了解得更透彻，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资产阶级的政府会做得比我们更彻底和更有力得多，盲目攀比的做法只能是得不偿失；我们只有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体系，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因为我们的社会已比资本主义的社会领先一步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组织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协调生产力的发展方面比他们拥有更有利得多的基础和条件，也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不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反而让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体系去迁就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它决定的市场经济，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让社会退回到过去。正如邓小平说的：“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　　

坚持改革开放有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敌我立场：一种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这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它强调的是利用改革开放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体系，贯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方针。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是以当代中国主流的经济学们的理论为根据的；它强调的是让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体系去适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它非但不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体系，反而把国营企业强行改制，通过各种违宪的法规人为地促使国营企业趋于破产和没落，让公有资产全面私有化。邓小平指出：某些人“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稍稍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知道共产党人领导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公有制，不仅从政治上解放无产阶级，而且在经济上消灭产生剥削阶级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全世界被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政治上的解放并不等于经济上的解放，而且归根结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那种认为对公有制生产关系的改革不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看法是很轻率的。当共产党政府还拥有绝对的权力控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还能以专政的手段驾驭资产阶级时，当我们的共和国还没有被资产阶级腐蚀和控制的时候，当我们还能坚持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开放政策，当我们还能利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生产体系时，这样认为也无不可。、、、、

文革时期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它的爪牙举着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号，掩盖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迫害了一大批党内外的无辜人士，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而且还散布一些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言论。此外，还有一些忽略了现实基础和条件的教条主义者的僵化思想。这一切无疑会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但实践会教导人民：如果一项改革政策确确实实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人民都是会拥护的。如果说在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初期强调防“左”是对的话，那么，打开僵化的局面以后，就应该强调的主要是防右。而事实上，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防右的。但有些人就不是这样来理解了。三中全会以后，那些右派分子趁着拨乱反正之机，打着改革的旗号，歪曲“解放思想”的口号，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诽谤毛泽东思想，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某些领导人对文革缺乏全面的认识和个人的积怨，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不予重视，才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利用学潮制造的“89动乱”。

有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每当共和国面临危难之时，总有一些害群之马在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民的权利。不过这一次举的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而是“改革开放”的旗号。他们的用心都同样的非常险恶。他们可以说是无孔不入，非常善于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破绽；当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时，就趁着改革开放之机，一步一步地引导我党的决策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什么方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方向！！自从“89动乱”失败以后，这股势力改变了自己的战略战术，以自由派的学者面孔粉墨登场，为改革开放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吹拉弹唱而无所不至。他们今天高举“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旗号，诬蔑人民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诋毁人民不能象他们一样“解放思想”，诬陷人民不懂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来“与时俱进”，诽谤人民群众不会“和谐化”等等。——只有我们的劳动人民心里一清二楚：究竟是谁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上不愿意和谐化，究竟是谁不愿意和共产党在同一世界有同一个梦想，究竟是谁如此恶毒地攻击和诋毁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着那些爪牙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企图分裂党和人民的鱼水之情、在人民内部制造矛盾和冲突。

先生们，人民决不会象你们那样愚蠢，因为他们心里都知道，尽管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大部分都是由于你们从中作梗和恶搞的结果——但他们的未来是和党、和共和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的错是在不适当的时期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邓小平的错是在适当的时候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毛泽东想超越现实的基础和条件，不管千难万阻，都要坚持走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化大生产的道路；他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运动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发展私有化的经济必然会导致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凭着他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深刻了解和认识，毛泽东又岂能不知道在农业生产上搞承包责任制会有效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对农业发展有利？但恰恰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形成的小农经济地位，在我国的农民身上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狭隘性，好不容易通过互助和合作化运动才发展起来农业集体化的生产体系，如果搞起责任制来必然会把以往的全部努力和心血毁于一旦，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对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发展带来的阻力。今天，城乡之间发展的巨大差距导致的民工潮、耕地丢荒、土地流失、留守儿童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不说是继续沿用承包责任制的小农生产造成的。但历史的发展永远只有必然性而没有可能性的假定，也许防患于未然的做法并不一定就是明智之举。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新的起点立足的是现有的基础和条件。在谈到1848年德国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指出：“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面对今天社会存在的贫富分化和私改运动带来的灾难，有人总是把罪恶归咎于邓小平，认为他不应该搞什么改革。但我要跟你们说，邓小平只是在他所处的年代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他，也会有另一个人去做这些事。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一个人只要他对自己所置身的时代负责就行了，至于身后的历史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人们还让他来承担责任，那是非常荒唐的做法。没有完美的时代，也没有无缺点的人；也不会有没矛盾的社会，更不会有最后的终结的社会的形态。即便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也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共产主义的社会是一个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成果的社会，扣除他应该对社会公共事务所承担的费用，他都能恰如其分地享有他的劳动成果，并不剥夺个人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过渡阶段上，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权的性质，而不在于生产形式。在存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工厂企业，实行集体所有制，把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让过去的资本家成为企业生产的组织者，在生产和管理方面让工人阶级拥有自主权，如此一来，过去的雇佣劳动带来的剥削就不存在了，过去资本家靠剩余价值剥夺工人的劳动成果的历史将被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所代替；我们所触动的只是所有权的关系和在劳动生产中实现真正的民主，其它的一切可以暂且不予改变。这样的企业和现在资本主义企业在形式上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资本主义的企业有任何优越性的话，那么这种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也毫不例外地具有这种优越性，而且是更大得多的优越性——因为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在为自己而工作，而不是为别人；国家可以给予现在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政策法规，也同样可以给予这种集体企业，而且他们还不会象资本家那样善于偷税漏税。那些主流的东西凭什么说这种“国企”效益低下、缺乏竞争机制呢？事实上，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初级形态，我们要变革的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所有权的关系。在这两种具有本质区别而不一定要形式区别的企业的转化过程中，主流们强调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明显就是一种谬论，其用意无非是复辟资本主义！复辟人吃人的社会关系！！正是出于这些主流们的无耻经济学的误导，才使得无数工人阶级的兄弟们下岗，被资改派们踢到了社会的底层，让他们退出历史的舞台。其恶毒用心自不必说了！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就这样被主流们和资改派里应外合地毁于一旦，不仅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退回到资本主义，还让我们工人阶级的兄弟们重新沦落到被剥削、被压迫的无权地位。主流们高声吠叫：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张维迎）。”“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樊纲）。”“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盛洪）。”　　

我们的厉导师，作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改革目标呢？——维持少数人享乐、把公有资产“改为”私有财产的改革目标，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目标！一个“改”字就搞定了7000万下岗工人，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大人物有我们的厉导师那么牛逼凶凶啊。作为国企股份制改革理论创新的发明家，厉以宁的确是为了股东们瓜分国有资产付出了许多心血和努力，把很多矿工送给了面目狰狞的死神，把下岗工人驱逐到了贫民窟。而我们的张生呢，噢，My God!他更是了不起啊！他不仅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杰出青年基金”奖，而且还凭着他的“双轨制理论”和万能的自由市场论，在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的国企改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让国有资产迅速沦为冰棍、自然而然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让许多国营企业溺死在自由市场的钱塘江海潮中！还让一大批国企负责干部获得了自由市场带来的好处，催生了一大批贪污受贿的分子，把他们送进了监狱和天堂。在判决一个人生死时刻的准确性问题上，看来阎王爷的生死薄也不如我们张大人的经济学理论好使用得多啊。而正是这同一个人对人民和政府说：“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于是医改教改一时甚嚣尘上，加速了社会贫富分化，使我国很多劳动人民上不起医院、看不起病、出现了非正常性死亡人数的增加，而助学贷款又令我无数学子一毕业就溺亡于自由市场的长江水中！真是好一句收费太低啊，也不知道我党的党员和研究生杨元元是怎么就自缢于学校宿舍的洗手间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所长的高论，就不用我多说什么了；他的“老板”茅于轼先生凭着他的择优分配理论一跃成为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我们今天要在此恭喜他不用再劳心费神地扮演“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大圣人大善人的角色了，因为他已公开宣布：“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平反之年——1978》）。”尽管当年他可能还不是很懂得经济，但对猪肉涨价能令到富人买得到猪肉的经济学，他还是有很高明的见解的。毕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世界是属于有钱人的嘛。

中国的主流们和他们理论的实践家——资改派的勇士们对所谓的“改革开放成果”作出的贡献真是罄竹难书啊！努力还是有成果的，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我国今天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作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贫富悬殊的分化、城乡经济的差距、7000万工人阶级兄弟的下岗、无数公有资产和土地的流失、国营企业的衰落破产和产权私有化的改制、强行拆迁引起的群众自焚事故、触目惊心的矿难、公有经济比例的逐年下降；医疗、教育产业化和住房带来的高消费制造的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与贫困，毒品交易、嫖娼卖淫、贪污盗窃、黑恶猖獗等等，——他们把潘多拉盒子里面的古灵精怪全部都放了出来。网上有人曾作过统计：“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进行的国企改革>，<使得>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在>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国有资产>流进了私人腰包。------国资的流失令人痛心疾首，也令人忧心忡忡。在人大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金志国指出，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个亿’，一年就是365个亿。尤其最近几年，一些权力持有者和利益集团，将国有企业出售和改制视为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疯狂攫取、占有国有资产的‘最后一顿盛宴’。”　　

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国营企业曾给国家的改革开放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成本费用，并一直以来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在，公有资产私有化的改制过程基本上已经胜利完成，那些主流们和资改派曾经戴着的伪善面具也都已经摘下，他们不必再以此来欺骗党和人民的信任了；对他们想要达到的“改革目标”来说，已是胜算在握。主流的经济学家们靠他们那一套堂而皇之、奥妙无穷的理论，从80年代开始,就成功地迷惑和引导了一些漂亮的脑袋瓜子作出了了不起的决策，一路随着主流们臀后的高论毫不动摇地狂奔。新中国成立后被消灭的亡灵又得以借尸还魂，在我中华大地上四处肆虐。还是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樊所长说得好啊：“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他们同样有勇气不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财富生产才是最大的事（茅于轼）。”“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厉以宁）。”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张维迎）”“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张五常）。”“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在评价中国主流的经济学家和资改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贡献时，我们这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头子茅于轼说：　　

“国企怎么改，这是世界性的大难题，我们把它解决了，硬把它改了，造成几千万人下岗，他们经历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全国的利益<私化以后是为了谁的利益呢?真是无耻!>下岗就下岗，自己想办法，国家单位给点帮助！ 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大多数人确实好多了。 参加世贸组织又是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些在国际竞争中没有优势的行业，对外一开放这些行业就要吃亏。在要不要入世的时候，国内有很强烈的反对声音，主要是怕汽车业和农业，认为这两个行业竞争不过外国。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入世这个路是很难通过的，有这么多的行业要受损失，你怎么就能够入世？但是那个时候国家决定了就决定了，说入世就入世了。好不好呢？好得很。入世对中国带来的好处是大大超过了坏处。我们担心的这两个行业，也没有受什么损失。现在的汽车业不但没有受损失，反而是越来越发达了，现在变得差不多全世界第一了。”（《建国六十的变化与反思》）

在此，茅于轼忘了说一句：中国也差不多变成了第二个美国。主流的东西们的确有理由为自己取得的胜利欢呼雀跃，他们很欣慰地看到，在他们的理论布局下，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他们的目标：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叫嚣：“万能的自由市场！让市场经济合理分配资源和财富；必须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国企改革还没真正进入渠道，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过大关！国企效益太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于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资改派们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错误政策，让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陷入了他们精心设好的埋伏圈中。于是，忘恩负义的国家已经厌烦了人民的委任，不愿再替人民经营管理那些曾经一度成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国营企业；首先是在国营企业内部建立雇佣合同劳动制，其次是拨款改为债主的借贷，再后来是双轨制，时机成熟时立马出台破产法，把国营企业出卖给万能的自由市场。好一顿公有资产的盛宴啊，极好地满足了资本家和官僚们的贪婪食欲。入世是符合敌我双方的利益的，但不加以控制，很容易就能把国企出让给帝国的财阀们重组，完成美国主子的经济侵吞战略，达成和平演变的目的。目前，我国对美国债券天文数字式的增持，已把两个国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为了维持美国的信用，就足以让债券持有国疲于奔命，为美国战胜金融危机而卖力。——而这是让汉奸和卖国贼最为陶醉的一大喜事啊。谁不知道狗逼急了还会跳墙啊？——“妈的，叫我还债？老子跟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老子跟你没完！死你的去吧，我会欠你的债？！”于是，剧情会怎样发展，我们都能预料得到了。对于披着羊皮的狼来说，在时机未成熟之前，它不会撕下自己的伪装。主流们也的确是有理由以手加额、高调出场来大鸣大放。为什么？因为世界已没什么两样！“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茅于轼还是心有余悸、愤懑不平地说：“管制老百姓？专政的手段是不能放弃的。这种思想到现在也还有市场。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还保留在宪法里。还有像四个坚持一类的变相说法，也都有市场（《平反之年——1978》）。”只有我们的人民才知道共产党的专政是对付谁的专政，尽管有时它不能避免被某些官僚主义者利用的可能，但人民在任何时候，都会比以往更热爱它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因为劳动人民知道，那是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和保证；失去了它，他们还会夺回来。毛泽东说：“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对那些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流东西们，我们是不会跟他们讲什么和谐的。

有些人活着始终被某些心怀怨毒的家伙视为心腹大患。1997年2月以后，形形色色的所谓“解放思想”的言论铺天盖地而来，不仅唤醒了那些坚持党性原则立场的人们与之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也同样使共产党内部那些目光短浅的党员感到由衷的兴奋和感激。不过这“第四次解放思想”的运动，解放的不是教条主义者的僵化观念，它真正要解放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所谓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禁锢”，它要解决的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执政基础和理念，修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消灭他们所谓的“崇拜”，如对马恩列毛的“个人崇拜”、“所有制的崇拜”。资本主义走狗们的无知和愚昧是非常可笑的，只要社会还存在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这种他们所谓的“崇拜”是消灭不了的，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指导劳动者争取自身解放的社会科学。当然，他们的目的并不在此，而是在为他们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来扫除障碍。“89动乱”的阴谋破产和失败教会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力量怎么放聪明一点，因为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凭他们的力量，就算他们和境外的反华势力和反共分子相勾结，也打不败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和民心。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他们注定了无所作为。于是，以前体现于政治运动形式的阶级斗争，开始转向了经济发展的领域；既然抢夺上层建筑的蛋糕失利，那就只能从经济基础入手来进行瓦解和争夺。他们比那些盲目乐观的共产党员更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而且归根结底，争夺政权的目的都是为了变革旧有的生产关系和维护阶级的利益。于是，他们就着手这样做了，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停止的意思。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在危言耸听，那么你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祖国今天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如果还不能促使你们清醒和警惕的话，那么，这个牺牲了我中华无数英雄儿女才成立的共和国就岌岌可危了。难道7000万无产阶级兄弟的下岗和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无权的弱势地位，还不足以说明这是有人在对我们的党和它代表的劳动人民下毒手吗？如果人们在他们所谓的“改革”中看不出其中的阶级斗争，那是因为你们太过于轻信了。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一直在谆谆告诫人们：“……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而当时还只是邓小平等人看到那种公有制生产体系的弊端，主张采取灵活一点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已，但这就足以引起毛泽东高度的重视。邓小平虽然有不同的看法，自从领导党的工作以来，也一直都在强调人们要解放思想、继承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正视改革开放政策，但他首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所做的一切和所犯的一些时代错误都是为了谋求中国的出路和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他拨乱反正，确立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为了回应反动分子的颠覆阴谋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治国路线；改革开放也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立场。他的逝世是我国共产主义事业无法挽回的损失，如果他还在的话，决不会对右派势力加于他身上的诽谤和诬蔑坐视不理，更无法容忍右派分子对邓小平理论的篡改和歪曲，一定会狠狠打击这股在“89动乱”以后就偃旗息鼓的反动势力重燃起来的嚣张气焰，纠正改革开放的偏差和失误。

堪嗟斯人一逝，后再无继者；致使虎狼猖獗，牛豕争功，鸠鸣于渚！夙愿行将东流！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