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离毛主席老一辈革命者理想的“社会保险法（草案）”　　之二

——关于“社会保险法”（草案）的讨论　

（五）将“低保”合并到“社保” （续前四节）　　

　　

从上述《社会保险法》（草案）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可以看出，有一批国民并不执行此法，可以当然地享有另外的特权待遇；从第十四条规定，可以看出，另有一大批国民被排斥在此法的“社保”之外。　　

因而，这个“保险法”就不是全民的，而且是不公平、不正义的。　　

如果“法”漏掉“一个人”，不能惠存覆盖国民“每一个人”，那么，必定不能称之为“法”，只是私有性质的“规章”。　　

那么，被排斥在“社保”之外的国民怎么办？　　

不管！　　

或者表示“关怀”地说：“如果以后生活遇到了困难，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领取低保金”（《57岁女老板买养老保险成泡影》春城晚报　2009年2月8日　A13版）。　　

什么是“低保”金？　　

这是一种卑鄙的、丑陋的国民歧视政策，那就是有条件地“按标（乞丐‘标准’）”、“施（舍）保”救济的“乞丐政策”。　　

“低保”，是五十年代施行的社会救济政策，是不得已的过渡办法。因社会的转型，有一大批年老病残等困难人群。而现在建国已经60周年了，现在应享受退休金的老人，建国时才出生。可是，不但不改革，却还要继续扩大这种差别。把应享受“社保”的国民，再推到“低保（最低生活保障）”那里去，这难道不是在制造贫富差别？　　

这种“低保”政策，明显地是一种卑鄙的国民歧视政策，却还加以宣扬为“覆盖城乡”的“社保”。举例而言，据现行的有关政策称：“记者从全省（注：指云南省）州（市）老龄办主任会议上获悉，截至去年底（2008年），全省共有12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城镇贫困老年人近20万，农村贫困老年人100万）被纳入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和‘按标施保’，其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全省120万贫困老人享低保》春城晚报　2009年2月21日　A10版）。　　

什么是“应保”？60岁（女55岁）以上没有退休金的人应不“应保”？　　

“按标”？又是什么“标（准）？　　

到了退休年龄，没有退休金，“老无所养”，是当事人退休权益的被剥夺，本身就是最大的困难，又是精神摧残，还等到什么“以后有困难”？　　

实际上，大批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没有“社保”退休金的人，也根本没有得到“低保”。“尽保”只是谎言。　　

因为“低保”的“按标”，首先要按“家庭”为单元计，也就是说，必须一家人都是“乞丐” ，一个人是“乞丐”了还不行，因为还有“家”可以“养”你。　　

美其名的，“覆盖全社会”的“享低保”，实际上有什么“享”的？“享”受了什么？　　

只能证明：是再次人为地制造了贫富悬殊巨大的社会等级。　　

一个60岁享受高额退休金的“公务员”；一个60岁受“施保”领“低保”的“老人”；一个60岁没有“社保”退休金，也没有“低保”的“退休年龄老人”，还要想法去“挣钱养老”。这“三个人”的不同“待遇”，说明了什么？　　

后两者仅仅只是他们“没有单位”、“工作单位不好”……，“应该如此”的原因吗？　　

这难道不证明：现代工业社会人们的“公共利益”关系，GDP产值是公共利益。“公务员”等“事业单位”的“退休金”，不正是从GDP产值中拿出？　　

中国“第四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你们的“待遇”又何尝不是从GDP中开支的？　　

为什么GDP产值可以去满足少数人的特权待遇，却不能覆盖全社会的每一个人？　　

“经济学家”们，你们的良心何在？！（至今没有见一个“著名的”政府“专家”、“学者”呼吁全民社会保障，关注一下不合理的“低保”政策。竟然由“专家”、“学者”们起草出“保险法”，人民的“政府”变为“保险公司”）　　

“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南巡讲话）”、“实现全面小康社会（17大报告）”……，难道只是说给宣传听。　　

这实际上已经人为地剥夺了一大批人，他们应该一视同仁“享”有的“退休权益”。掩盖了GDP产值的“公共利益”本质。他们本来就应该“享”有退休金，过和谐晚年，而不是接受“施（舍）保”当“乞丐”，甚至于连“施（舍）保”都得不到。　　

所以，现实社会中，一大批到了退休年龄的人，被排斥在“社保”之外，也并不能进入“低保”，处于社会边缘化，不成其为国家公民。　　

在制定新的“社保”法之机，难道还不应改革“低保”这种丑陋的国民歧视政策？　　

只有将“低保”合并到“社保”，才能使人民看到社会的进步。增强人民对国家发展的信心。　　

为此，我们建议讨论此“法”时，应增加两条措施：　　

（1），取消“低保”，将“低保”合并到“社保”。　　

所有达到退休年龄、至今受“施保”的人，改拿“全国统一的退休金”。　　

（2），撤消“民政部”，以及“人事”、“组织部”，将“民政部”及“人事”、“组织部” 都精简并入“国家社会（协调）保障部”，统一工作。　　

　　

（接第六节）

（六）“全民社保”——“内需”的基础　　

　　

基础都没有，如何“扩大内需”？　　

　　

在没有“全民社保”的“权力和资本”垄断经济状况下，用“扩大基本建设”来“扩大内需”，只是扩大贫富差距。　　

　　

在讨论扩大“内需”时，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忽视了“全民社保”，不知“内需”的基础构建在那里？！　　

　　

竟然出台了“社会保险法”的等级“草案”，把“保障”变为“保险”，把人民的“政府”变成商业的“保险公司”。背离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自然发展道路。　　

　　

前面第二章已经谈到，“全民社保”的内容是“广泛”的，全面包括了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公平的、正义的“经济权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福利”概念，更不是“救助”的慈善措施。　　

　　

“全民社保”的“经济权益”有“广义”与“窄义”两个方面：　　

试想，一个工资收入低的人，他拿什么钱去买房、去“消费”？按其工资收入，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　　

所以，“全民社保”包括“二次分配”——“增加工资”、“发放（各种）津贴（如购房补助）”等，这不是由“工作单位”发放，而是由“社会保障”发放（进入个人“社保卡”帐户）。随着社会GDP产值的增长，每个人的“经济权益”也自然地能随之增长。使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幸福感。这是“广义”的概念。　　

　　

一个到退休年龄的人，他连退休金都没有，拿什么进行“内需”消费？所以，“全民社保”的“窄义”概念，是每个公民按其情况必得的退休金、失业金、伤残补助、教育培训资助、丧葬费等基本“保障”。　　

　　

一个在工作中的人，他为了自己以后的养老问题，要去“缴纳养老保险金（应为‘保障金’，这里暂延用）”。同时，他还要赡养老人，那么，他的“内需”消费就大大地减少。　　

　　

为什么我国高额储蓄，资金滞纳、流转缓慢，科技、创新开发、生产的资金严重不足……，这是一个经济上的根本原因。　　

　　

在没有“全民社保”的社会情况下，必然使人们为着“赡养老”、“防老”、“传子”而进行储蓄，阻碍了资金的流动，也影响了GDP的增长。　　

　　

同时，影响国民性和伦理道德，社会中多见“守财奴”、“为富不仁”者，而少见慈善家。象美国社会比尔·盖茨这样拿出全部积蓄捐赠给社会的人，对中国社会真是不可思议的。形成普遍的社会消费观念与发达国家不同。　　

　　

这实际上的根源，就在于中国至今没有“全民社保”，人民没有公平、正义的“经济权益”，中国的“经济权益”仍然是分“等级”的和“特权”的。　　

　　

这个问题，在今年，已经突出地摆在了公民社会和人民“政府”的面前！　　

　

（七）从对“三个人”的分析看GDP的公共利益性　　

　　

（一），试以“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计，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他们三人均，25岁到60岁退休，工作35年；60岁退休到85岁，领取25年养老金。

　　

其中第一人当“公务员”。以每月2000元收入（均按低标准）计：12个月×35年×2000元／月／年＝840,000,00元。也就是说，在其工作期间，GDP产值要为其支出84万元。他不交纳“养老保险（现行称呼）”。

　　

第二人“打工”。每月收入1000元，其中交去“养老保险（现行称呼）”费120元，占其工资收入的12％（现以昆明“灵活就业人员”计，缴费每年已经达4500元，占其年收入的40％多）。35年共储备养老金：12个月×35年×120元／月／年＝50,400,00元（5万4千元）。

　　

第三人找不到工作。靠“打杂”、“摆地滩”，以每月收入600元计。没能“参保”，不交“养老保险”金。

　　

三人到60岁退休年龄时，以假设都能领取“全国统一的养老金”：

　　

第一人25年共领取12个月×25年×2000元／月／年＝600,000,00元（60万）

　　

第二人在上述基础上又多领取1000元／月的“养老储备金”，12个月×25年×1000元／月／年＝300,000,00元，占其35年所交“保险金”50,400,00元的595％，即5.95倍。

他共支用GDP产值为：600,000,00＋（300,000,00－50,400,00）＝849,600,00元（84万9千6百元）

　　

第三人能够同样领取统一养老金2000元／月，他支用DGP产值：12月×25年×2000元／月／年＝600,000,00元（60万）。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人合计支用GDP产值：840,000,00元＋600,000,00元＝1440,000,00元（144万）。

　　

如果“公务员”也每月交120元的“保险金”，12个月×35年×120元／月／年＝50,400,00元，这只占其工资的6％。但却可以同样领取1000元／月的“养老储备金”，12个月×25年×1000元／月／年＝300,000,00元。

他共支用GDP产值为：1440,000,00＋（300,000,00－50,400,00）＝1,689,600,00元（168万9千6百元）。

　　

第一人，他始终是GDP产值的最大获益者，这也算是对他“奉献”的奖励吧。

　　

（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1， 没有缴“保险金”费者，支用的GDP产值最少。

　　

2， 个人缴费意义并不大，仍然要使GDP多支出。

　　

3， 如果能建立“全国统一的退休金”，那么，三个人支用GDP的“全国统一退休金”的“权益”是平等的，达到了“经济权益”的平等。而从上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平等，恰恰是其它“政策”造成的。

证明，制定“全国统一的退休金”是可行的。

　　

4， 能当“公务员”者，是“可以”的、“需要”的！工作的35年中，他已经因为“可以”、“需要”，而获得了较高的酬劳和“优越的工作”。

　　

5， 第二人有工作者，也因为他的“能力”，获得了必得的报酬。

　　

6， 第三人没有“固定工作”者，35年来“不要国家一分钱投入”、“减轻了就业压力”……。35年来，他也是奔波疲劳的。

　　

（三），“三种人”的情况是必然存在的　　

　　

1,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三种人”的情况是必然存在的。

　　

社会永远存在当“公务员”者、“有工作者”、“无工作”者，以及“企业家”、“专家”和“手工劳动者”、“伤残者”、“弱势者”……。

　　

2，而现实中，上述“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并没有得到“统一退休金”，所支用GDP甚少。

　　

“第三种人”不仅没有得到“一分钱”的GDP支出，而且为社会的“就业压力”作出了终生的牺牲。

　　

一个人分“等级”的社会，从经济上，就如此地从GDP的不正当支出而产生。

一个正当的社会，如果漠视这种状况，能称之为“以人为本”吗？

　　

3，而社会的不正当支出（且不说如何的巨额和暗箱操作），以及“正当支出”的“经济发展”、“大阅兵”、“神舟上天”……，不正是将GDP投入其，而不顾和牺牲“第二种人”、“第三种人”……的“社会保障”，去实现的吗？

　　

这使人们需要思考，GDP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以人为本”地支出？

　　

（四），逐步解决公民“经济权益”平等的出路　　

　　

1, “三种人”情况的必然存在，证明：人类工作的“分工”是永远存在的。

　　

社会学者（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正是：如何解决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就业压力”和“贫富差别”，如何使每个国民的“经济权益”平等，能幸福地生活。

　　

如何解决人们“经济权益”平等的问题，是社会学者（经济学家）们必须的课题，和对“学术良知”的考验。否则，就是对GDP的“白吃白占”（而政治学者是研究解决“政治权利”的平等，它们是两个范畴的问题。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2，前面2章已讲到，由于“现代工业社会”与“古代自然农耕社会”不同，不能人人都当“公务员”，不能人人都有“好工作”，人类工作的“分工”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充分证明：GDP产值是“公共利益”，是人类社会存在和运动的“经济本质”。　　

　　

3 ,GDP产值的合理支出和分配，是社会中每个人的“经济权益”。

　　

综上所述，制定“全国统一的退休金”，是合情合理的。这对解决公民“经济权益”的平等，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关于“社会保险法”的讨论

　　

（八），将“统筹”改为“首项列支”　　

　　

关于“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二条的修改建议

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的时间、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建议将此条规定，从“统筹”改为“首项列支”（同时将“保险”改为“保障”），即改为：

　　

1，“基本养老保障基金列入国民经济预算的首项列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列支，中央调剂补充调配划拨，实行全国一致”。

　　

2，“此项‘社保’财政预算，从2009年度起开始执行，不再统筹‘基本养老金’。原已‘参保’的基金改为‘个人养老储备金’，以‘多缴多得’的原则实施；缴费人在退休时，在‘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金’的基础上，附加‘个人养老储备金’。领取‘个人养老储备金’的数额计算，另制定本法的细则”。

　　

[补充说明：至于“其它社会公益慈善基金的统筹，由政协、人大分别起草审议（这应是一切法律的制定程序），由人大最后通过，另制定《社会慈善资金筹集使用法》等法规定”（与此“社保法”不是一个性质；其它的“社会保险基金统筹由各保险公司自行规定”，与此无关。）]

　　

这个改变的原因已经很简单明确：是社会经济权益走向公平、正义的路径；是社会经济运动自身本质的、自然的道路（规律）。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根本措施。也是国家安全和强国的重大根本措施。

　　

“基本养老保障基金”不是由“保险公司”去“筹”集，也不是成为“筹”集资金的“担保人”。而是由“政府”的“国民经济预算”的开支中，列为首项支出，正跟“一个家庭要把买米钱列为第一项支出”一样。

　　

这是“政府”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在经济上的检验“标志”。

关于“社会保险法”（草案）的讨论　　

（九），什么是“参加工作年限”？　　

——“缴费年限”确定的误区　　

　　

在讨论“社会保险法”草案时，有一个概念：“缴费年限”。　　

如果参加“社保”要有“缴费年限”，那么，比如“知青”这个社会群体，他们的“缴费年限”就应当从下乡当“知青”算起，到退休的年限，都应视为已经缴费的“缴费年限”，不再存在新的“缴费年限”。　　

道理很明确，知青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与共和国同行”；知青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国家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同样应解决知青的问题；国家的“政策”，也应平等地惠及每一个知青。　　

　　

关于是否“参加工作”、“工龄”这个概念，是改革开放前，在国家政府部门有关“政策”中的提法，那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概念，是来自于划分经济的“公”与“私”的“所有制”基础，是“权力”支配“经济”的状况。这种概念显然不适应于目前的中国社会状况。　　

自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后，就不存在是否“参加工作”、是否有“单位”这个概念。　　

对社会的贡献也已经不分“国营”、“集体”、“个体”……，特别是在越来越激烈的“就业难”趋势之下，不要国家投入，不竞争“工作名额”，自我谋生者，更值得称道。　　

所以，“参加工作的年限”已经是“自我谋生”的意义，再使用改革开放前的“工龄”概念意识（“参加工作年限”），再延用修补以前的政策（又如应改变“低保”，将“低保”合并到“社保”的问题）等“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无疑于发展不符。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自己谋生，“法”理上就是“参加工作”，就应是“工作年限”，也同样是应该视同为“缴费年限”。这是“全民社保”的实际基础之一。　　

所以，不论是“个体户”、还是在家“打毛线”、“打字”、“教钢琴”、“搞咨询”……等等的自己谋生者，都是“参加工作”、是“工作年限”。　　

　　

用“参加工作年限”来确定“缴费年限”，又来确立“参保”和“领取养老金”，也就使上述大批人的养老权益丧失。这实际上就是来自于，“计划经济”下的，“参加工作年限”概念和政策的误导。　　

本来，已经“打破铁饭碗”，鼓励“下海”（不要“工龄”）了，现在又反倒要讲“工作年限（工龄）”，以此确定“缴费年限”来“参保”，岂不是倒退“折腾”？　　

　　

（十一），将“社保”从“救济”型　　

转变、恢复到“经济权益平等”型的本质上来　　

　　

自“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全面“公有制”经济的“束缚”下走出后，那么，“划分城乡人口的‘二元结构’”、“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就业”行业的“等级”划分等，“社保”的“政策”，显然是一种过时的“救济”性质的国民不平等政策。是社会经济不公平、不正义的“基础”和根源，并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和GDP产值的增长。　　

因为，在那种全社会的“公有制”经济下，是计划就业、国家分配，“政府”包揽一切。没有经济收入上的巨差，在社会转型（从“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过渡初期阶段时，这些“政策”还可以弥补社会经济问题。所以是属于“救济”型的“社保”政策，其基础是全面的“公有制”经济。　　

　　

当社会经济已经又转型为“私有制”，并特别搞了“改制”的“私有化”以后，这种“救济”乞丐式的施保“政策”、这种临时性的基金“统筹”型“体制”，已经完全对立于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　　

广大无“权”、无“资本”的“找不到工作者”、“伤、残、病、弱者”、“工作收入低者”等社会弱势群体，在“权力和资本”垄断经济的状况下，就会永远陷于贫困，最多只处于被“救济”的乞丐地位。　　

所以，在正常的自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保”的政策，就不是“救济”的性质，而是公民“经济权益”平等的性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基础。这也就是需要国家的法律、政策，将“社保”从“救济”型，转变、恢复到“经济权益平等”型的本质上来。　　

　　

经过社会的“折腾”、历史的教训后，工业时代的GDP产值，最终还是显露出它真正的“共产”本质（而不是私人财产和“资本”），它是全社会每个人的平等“共产”。是“公共利益”的“国民财富”，它构成的“性质和原因”，是全社会人的共同贡献。这就是要使GDP产值第一位地用之于“全民社保”的需要，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社会。否则社会经济上就迷失了发展方向。　　

不言而喻，在这种条件下，就不能再沿用划分人口“城乡”、实施“低保”、“五保”，及基金“统筹”的那种“救济”型的“社保”政策。　　

而应立足于构建新的“经济基础”，——全体国民“经济权益”一律平等的“全民社保”法治体系；GDP产值首项将“全民社保”基金列入国民经济预算的开支；制定公平、正义的法律和法律的分配实施细则。　　

这关乎每个中国人的根本经济利益，是每个中国人的殷切期待！　　

立足于国民“经济权益”的平等和正义，GDP的正确支配和使用，制定新的“全民社会保障法”，是真正检验“以人为本”的性质，才是经济改革的出路和方向。　　

　　

罗汛 郑恩琼 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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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km　　

《社会保险法》（草案）有许多条款都应彻底修改。（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