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层

张展编译

载李路路、孙志祥主编：《透视不平等：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社科文献出版社二○○二年版，第265-277页

近年来，社会学的热门话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阶级体系的差别。一些学者(如Glodthorne)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层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层根本不同。一些研究者以前苏联为他们的模型，认为由于各种原因，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分层的看法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类体系中，主要的社会分歧发生在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收入、职业社会背景上的差异在非党员中并没有引起一种阶级类型的情绪和行为。因此，尽管职业等级可能产生物质不平等，但没有类似位于报酬结构中的群体的“水平”聚集。不同领城的人在价值观和观点上没有显现出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间的明显分化。国家组织会谨慎地阻碍阶级形成。在这些状况下，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是政党精英与非党员大众的社会分隔，而没有两者间的中间群体或阶级。

“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是基于前苏联资料提出的，它不适合于近年的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欧国家的内部结构以及他们与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的关系都有许多重要变化。

鉴于社会主义国家阶级结构上的特点，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分层可分为两种对应的理想模型：第一种即是前面所提到的；第二种接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阶级体系。本文的中心是提出前一种模型主要适合于早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一种模型更准确反映了进入现代工业化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另外，这还暗示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呈现出的内部紧张可理解为其向近似于西方分层体系转变的结果。这种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比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更成问题。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让无产阶级在社会等级中处于特殊的特权地位，而现代工业化的职业体系趋向让责任和权威掌握在专业雇员和白领专家手中。所以，社会主义一个延承的问题就是：协调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高地位与由技术次序产生的专业和功能权威等级中的低地位。换个角度来看，即是意识形态的强制力多大程度上让中产阶级居于一个下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而他们掌握了工业化进程中关键的基本技术和知识。社会主义社会以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而实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阶级特权和报酬模式。这发生在快速“后资本主义”阶段，从中产生了；一种与任何西方社会都不同的分层等级，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分层等级有许多阶级因素。目前可用的资料使我们可以清晰地概括出这一系统的特征。

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改造

对任何进行了剧烈结构变化的社会的新的统治者来讲，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在不同阶层权力和特权重新分配中保持政治稳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这表现为由原来的下等社会阶级无产阶级和它的政治领导，取代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代表，这种工人阶级政治、社会、经济地位上升以及原先特权集团的地位下降，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好几种方式。较重要的方式之一是由党员补充到负责任、有权威的领导地位，而这些党员通常社会出身低且相对缺乏正式的资格和教育。在这一转变阶段，对于关键职位的人员任命中，对新政权及其运转程序的政治忠诚比仅仅是职责的正式资格的专业性更为重要。通常老中产阶级最有资格承担管理、行政之类工作，但会引起政治上的怀疑。

通过政党的方式将原来的工人、农民补充到精英位置上，无疑确保了在政声政策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主张。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原先非特权阶级的物质条件通过采取免费医疗和福利服务、税务和收人改革、更可靠的就业、教育设施的快速扩张等类似措施而得到可观的改善。当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物质条件也得到改善。但两者的区别是在东欧统治者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改变了利益平衡。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步骤是向一种人人平等的收入结构的标志性转变。体力工人与白领和专业性雇员间的工资差距与战前水平相比急剧下降，收入差距范围比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小。例如，在捷克，有资格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只比体力工人多挣20%，而行政人员和职员平均比体力工人少20%。在波兰，1938年的白领和蓝领收入比例是2.80：1.0在社会主义政府中，这一比例降为1.18：1.0。南斯拉夫也存在相同趋势。平等收入政策常常通过像住房等特殊津贴和补助来补充，这些通常又是向工人倾斜。在一些国家，如南斯拉夫有食物配额制度，对重工业中的工人有优待。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积极的区别对待”体系在教育领域中特别重要。在全日制高等教育上，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战前相比都出现快速增长。但比学生人数的实际增长更有意义的，是社会构成上的变化。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几乎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或者通过强加配额体系，或者通过其他筛选程序，对中产阶级的孩子都有一些区别对待。无产阶级出身的孩子在升入大学的竞争中有优先权，即使他们的正式资格不如非体力劳动家庭出身的孩子。因此，在匈牙利，1945年、1950年，66%的大学生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这一比例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为11%。在南斯拉夫，没有比例配额系统。但对来自贫穷家庭的学生有助学金、公寓宿舍和补助餐，1951年、1952年，35%的大学生有体力劳动家庭背景，6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44%。在波兰，调查表明有48%多的大学生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出身。因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改变了大学学生的社会构成，这远比任何西方国家包括曾由劳动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所做的都要激烈。由于教育在决定个人职业位置和物质的、社会的报酬中的关键作用，所以在这一特殊领域中的改革是所有改进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最重要举措。向原先低地位阶层敞开的社会流动渠道，其开放程度也许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机会结构的生动对照之一。

伴随相应的地位系统变化，物质利益的阶级分配的变化已经完成。一份最早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报告(Sarapata和Wesolowski)指出在1950年波兰的职业声望在一些重要方面与西方工业社会不同。与私有财产和商业有关的职位与西方社会相比社会声望较低，而熟练产业工人的声望等级除低于知识分子外高于其他职业集团。学者对这种等级次序解释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强调直接生产工作的影响。白领工人中存在广泛的相对剥夺感和地位紧张感，这是由于他们在对直接生产类型予以积极评价的社会等级中处于不确定位置所致。在匈牙利白领们普遍消沉，他们“不能要求有神圣的名称‘无产阶级’，是最不安全而且不独立的”。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相对于体力工人而言，部分中产阶级的物质地位和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但不能就此说他们的地位像东欧的中产阶级一样受到威胁和不稳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制造出一种中产阶级是新社会秩序的潜在反对者的政治气氛。在如此依赖政治忠诚和工人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无论中产阶级提供了什么样的训练和技巧，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处于物质和社会的劣势。

所有这些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特征，表现了意识形态在引起一种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分层体系中的建构角色。由于许多原因，可以认为这种类型的分层与前面提到的无阶级社会的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相对较弱的或缺乏稳定的集团和制度。在社会特权和权力等级体系中，社会等级的整个拆散和它的替代者产生了一个高度流动和非结构化的状况。其次，在这一重新分层过程中，当老的正规秩序逐步让位于新的秩序时，价值领域中也有不确定的状况。社会结构通过社会化分解和非组织化人口的方式更多地是一种“大众”状况。少数稳定和统一的集团之一是共产党组织。无阶级社会可看成分裂为一个统治精英与非结构的、原子化的大众。

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的报酬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从满足新的统治精英巩固其政权和坚持反对潜在“阶级敌人”的需要出发。这就是说，由于新秩序的眼前目标是政治稳定和控制，报酬体系尤其反映了意识形态的要求。强调平均以及类似的政策设计，得以牺牲中产阶级来利于工人阶级，这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利益不是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来理性配置人力和物质资源的体系。这样，中产阶级的降级和无产阶级的提升都是很可行的。然而，一旦新的统治者成功地确立了政治合法性和稳定的手段、并且当工业效率成为当务之急时，社会主义分层等级出现日益增长的紧张。这主要由于意识形态确定的报酬体系和与经济理性和技术效率相联系的报酬体系之间的紧张。这也是分层等级中白领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与日益依赖他们所拥有的专业和知识之间的固有矛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强有力地指出，在趋向现代工业体系时，这些矛盾通过以牺牲无产阶级的代价来重新安排中产阶级得到更有利的地位的方法得以解决。对经济理性的强调以及基于才能标准的精英位置的人员分配，导致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腐蚀，并为与西方资本主义有更多共同点的阶级分层开辟道路。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人这一阶段，他们已不再适合无阶级模式。下面给出这一断言的简明证据。

现代工业制度以之及社会主义阶级体系

东欧国家在6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和工业改革。这些国家的改革在具体实施上有许多差别，但有相同的结果。这就是第一次通过允许供求机制在价格和工资形成中起作用来将市场概念引入到经济战略中去。这并不是要放弃集中计划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而是将市场作为在总的计划之下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这些改革是作为促使经济发展和工业效率的一部分，以及克服过度官僚政治控制所导致的问题的解决手段而提出的。一般做法是给予工业企业以更多的自由权力，而且评判企业优劣标准是效益而不是计划完成情况。在一些国家，改革受到那些认为市场原则和“社会主义竞争”伦理的引入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人们的坚决抵制。批评者关注改革在工资结构上的效果，特别是逐渐扩大的差距。例如，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早地趋向更加市场化、更加自由的方向并愈演愈烈，在南斯拉夫，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间的收人差距扩大是可观察到的改革的直接结果。

兰迪(Landy)在他1961年对南斯拉夫改革的评论中说：“最近的统计研究证实了原来‘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担忧”。他指出，1960年工资幅度是8000一70000第纳尔，而1961年最高收人是111000第纳尔，最低为10000第纳尔。还有报告指出，1968年“工厂支付给工人的是他们所能支付的。而与外国进行活跃的、有收益的贸易的企业支付给工人的(特别是熟练工)工资，与最发达的欧洲国家中的工人工资在一条线上。其结果是工资差距急剧扩大。”因为正式的服务是相对短缺的供给，所以市场机制不可避免地会扩大合格工人和不合格工人间的差距。不仅熟练体力工人，而且各类白领专家也获得好处。捷克在1966年的改革之后，工程师和技术员的平均工资增加了5.2%，行政人员增加了6.2%，而体力工人工资只增加了1.4%。波兰也出现类似情况，体力工人、特别是不熟练工人，作为经济改革的结果，他们遇到了另一方面的不利一失业增加。失业传统上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特点，并且在社会主义中被视为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失业问题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储藏剩余劳动力来避免，这一政策在全国指令经济条件下比在引入了市场因素的经济中更易维持。因对成本和效益的强调，工业企业鼓励去掉剩余或低效人员，这样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中常见的失业问题。在南斯拉夫一度有25万多的失业人员一－主要是不熟练工人。匈牙利政府估计严重的失业是经济改革的结果，曾采取措施安排10万工人补充衰竭的东德劳动力市场。捷克也有同样问题，但采取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新经济手段，加速背离了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平均政策。人人平等对于以打碎资本主义为当务之急的新政权来说，既有政治优势，同时又可行，但它不利于现代工业和效率要求。事实上，从平均收入结构过渡到扩大差距的结构在前苏联也发生过。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个10年中显然追求工资平等政策，但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改变了这一政策。东欧国家的不平等程度虽不如苏联，但也同前苏联一样进行过反对平均主义的争论。

许多西方学者在改革之前集中研究平均政策的消极影响。有学者(如Holesovsky)指出，工资平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大学毕业生宁愿去作高收人的体力工作而不愿干他们接受培训的工作。库巴特(Kubat)的流动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他指出，1960年有大约6万大学毕业生被雇为体力工人。

同期，在战前东欧国家中最领先的捷克经济在60年代早期急剧下降。尽管改革者并没有将经济危机只归因为平均主义政策，但很明显，引入扩大的差距—尤其是蓝领与白领工人间—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对策之一。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理性的、有效率的工业组织的当务之急，是将物质和社会优势的天平从工人阶级向中产阶级倾斜。看起来，一旦政治稳定和控制问题让位于与经济和技术进步相连的问题时，白领和专业集团的声望和报酬就会提高。工业效率和经济理性与贬低中产阶级、抬高无产阶级的分层体系不相容。因此，长期趋势看上去是，无产阶级将放弃他们在社会主义统治的早期阶段拥有的优势。这不仅发生在收入分配上，还通过教育改革发生在政治和民间精英的社会组成上。例如，在所有东欧国家，共产党成员(通常是通向社会和物质优势的途径)中中产阶级代表显著增加。对前苏联共产党的分析也表明，每3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专家有1个是党员，而体力工人中1/22是党员。在南斯拉夫，1948年，党员中工人和农民占79%年则不到一半。1957年的数据表明工人和农民的比例下降，而相应地白领的比例上升。从退党和被开除的人数中也可看出非体力劳动者在党员中增加的趋势。1966年被党清除的l3488人中，52%多的人是工业工人，而且愿退出的人中54％多是工人。在并非典型的同一年，经济学家和律师加人党的人数就比上年多3600人，技术员和工程师中增加了4400人。

波兰的情况也一样。1945年，党员中非体力工人不超过10%，1961年则达43%。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成为党员的可能性是仅受过初级教育的人的3倍。党的积极分子中白领专家较多，在技术员和工程师中，15人中有1个是积极分子，而熟练工人的这一比例为1/75,非熟练工人的这一比例则为1/198。来看看捷克的情况，塔博斯基(Taborsky)说，在社会主义统治早期60%的党员是体力工人，但这一比例在1956年降到36%。匈牙利也有同样的趋势，技术能力和高资格日益成为顶备党员的要求。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非无产阶级化”进程伴随着工人阶级的地位下降，并且这一趋势在许多制度领域中趋向长期。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度政治化阶段，共产党为低地位出身的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途径。但随着强调工业效率，任命有责任和权威的职位的人员时，更多考虑正式的资格而不是简单的政治忠诚。

党员证与高资格的结合是社会优势的最佳保证，而拥有前者越来越依赖是否拥有后者。新加入党的人们多数是为了培育他们的职业，很少出于意识形态信仰。他们开始代替老的政治官员的这一事实，也许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到腐蚀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在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和技术专家一代与老的退伍军人和游击队员的共产党员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对抗。波兰的老一代在低经济发展地区更能保住自己的职务，因为在这些地区缺乏技能不会让他们处于不利地位。然而，在较发达地区，他们无法与新的专家相竞争，并很快地被其取代。南斯拉夫也出现同样过程。6个共和国中发展最慢的是马其顿地区，该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国有企业经理的绝大多数只受过初级学校以下的教育。另外，这些经理中许多人曾成功地抵制任命更年轻的、更能胜任的人员，认为他们对自己的职务存在威胁。在捷克，改革的阻力也是来自工厂经理，他们的任命是由于其政治因素和无产阶级出身而不是其技术才能。他们“知道自己与中产阶级背景的、具有以商业原则运营公司能力的人竞争会处于劣势。”在匈牙利也存在同样的对经济和工业现代化的抵制，但政府的调查表明，技术专家获得一定成功，在1950一1960年期间，企业主管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从36%上升到62%。

当白领知识分子逐渐占领了政治和工业的精英位置以后，他们不太可能提出特别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设计的社会政策。东欧的改革显现出其更关注现代化的目标而不是捍卫工人阶级的特权，而且事实上前者的成就与后者似乎不相容。在某些方面，新改革引起冲突有阶级特征。

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阶级利益集团间的斗争很少像捷克那样爆发成公开的冲突。但同样发生了向有利于白领集团的方向的利益倾斜，不过要缓和些。针对“阶级敌人”的运动和赞美无产阶级的优点在许多东欧国家都成为过去，在高等教育和其他领域中，对中产阶级的歧视政策已完全消失。将中产阶级重新整合到社会中去，不像他们在获得工业效率中的关键作用的结果一样简单，尽管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新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时期的中产阶级在许多方面都不同。首先，其社会的和物质的特权是基于教育和职业成就，而不是基于继承的财产或私有财富。其次，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十分年轻，足以使他们被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介社会化，从而接受新秩序的政治价值，因此他们与其前辈不同，不是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潜在反对者。许多人从工人阶级向上流动得益于早期的教育改革，而且在体系之中他们自己的成功使得他们倾向于给它特别的合法性。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产生一个稳定和扩张特权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拥有与西方中产阶级一样的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的忠诚。

受过教育的白领阶层地位的改进，引起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对社会主义分层等级的持续开放产生疑问。既然高等教育制度很少歧视非体力劳动者的儿女，中产阶级精英自我循环的可能性比以前大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体力劳动者背景的孩子比那些非体力劳动者家庭出身的孩子的辍学率更高、学习成绩更低，这与西方的经验一致。因此，如果没有有利于工人阶级后代的倾斜政策，教育系统会加固中产阶级的地位，并导致更大程度的阶级凝固。

1963年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研究显示，75%的白领知识分子的孩子进入高等学校，而低地位家庭出身的孩子中只有35%。另外，后者多进入技校，前者多进入高等学校。80%的工人的孩子进入9级高级学校，但只有不到30%的人毕业，不到18%的人能够进一步学习。其他研究也指出了同样的教育成就上的阶级差异。针对贫困学生的奖学金体系不发达，中产阶级家庭可以请家庭教师等，加剧了工人阶级孩子在学习上的劣势。所以前苏联的社会阶级呈现高度的自我循环。对斯弗罗夫斯克和列宁格勒的调查显示：工人中大部分是工人后代，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从中产阶级向下流动成工人的。在斯弗罗夫斯克，75%的白领的孩子仍是白领，57%体力工人的孩子仍是体力工人。

前苏联的教育不太阻碍低地位的年轻人向上流动，但限制了高地位集团的后代向下流动。换句话说，即是后者的自我循环比前者强。这是因为白领职业的扩张不仅吸收了中产阶级的后代，还吸纳了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后代。米勒(Miller)提出，向下流动的比例比起向上流动的比例，是更好的阶级体系开放度指数，以此考察，前苏联、东欧的阶级体系显得有些僵化。但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低出身的孩子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地位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不如以前，不如中产阶级还没有整合到政治社会秩序中的时期。

无产阶级物质和社会地位相对降低与新中产阶级相对得利使得阶级分层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不像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的阶级分层，这种类似不仅表现在两类社会的物质利益分配上，而且表现在一系列标准的与阶级相关的行为模式上。特别是体力与非体力职业之间的差别，在东欧，这也是社会观念和行为差距的重要来源。例如，波兰学者指出，蓝领工人对社会等级的解释，追随阶级权力或说一个社会分裂成“他们”与“我们”的冲突模式，白领则使用以熟悉的地位或一种与机会开放结构一致的模式。两个集团在对基本政治、社会问题的评价上也不同。体力工人比白领工人更信奉平均主义原则；前者把平等理解为“按需分配”，后者认为平等指在不平等报酬体系中平等的成功机会。另外，对车间的研究表明了车间工人对报酬的评价与白领不同，特别强调工资和安全的物质满足，而不是对内在本质的报酬。

社会主义国家体力、非体力工人间差别还在于市场状况。工人通常以物质产出来计算工薪，像计件系统一样，而白领通常以月薪计算，另有资金、红利等。在波兰，对拿薪职工解雇要提前3个月通知，而体力工人仅2个星期。在提升方面，对车间工人的限制比行政人员严，特别是文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还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体力工人特别是不熟练工人的劣势越来越大。社会科学院近期对贝尔格莱德的一个体力工人大样本的调查中，只有1/5的人希望他的孩子成为工人或熟练手工艺人，约70%的人希望其孩子进人白领或专业工作。

这两个职业类别间的行为、思想差别也许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但说前苏联发展不了正式的阶级结构的观点应受质疑。事实表明，不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明显有了阶级体系，而且与西方的阶级体系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原因是两种类型社会的报酬体系都是基于现代工业和技术的要求产生的职业等级。由于非工作的收入和地位对两类社会的大多数人而言都不太可能，所以职业结构的相似可以解释二者阶级体系的类似。但同时二者也有区别。例如，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私有财产和继承的财富所起的作用。产权引起的物质、社会优势与由职业等级产生的优势具有功能性区别，是巩固特权和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社会主义社会官僚体系中占据高位的人，也因他们控制着国家财产和服务而享有特权。但因为他们缺少拥有国家财产的名义而不能将财产传给后代，他们的阶级地位与有产中产阶级是否一样值得讨论。政治官僚体系中的特权依赖于官位，而官位不能像私有财产一样传递继承。因此党的组织从其后代中产生的机会比有产中产阶级更要受约束限制。另外，尽管东欧放弃了平均主义，但不平等的差距仍比西方小，因为意识形态在阶级形成上比工业逻辑作用更大，所以中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不同于西方有产中产阶级。总而言之，本文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分层体系的比较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论战资源。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