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鸦片输入中国历史很早，唐代已有少量输入，近代最初是葡萄牙和荷兰商人由土耳其贩来。在18世纪以前，主要做医药之用，进口量不大。

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以后，强迫农民广种罂粟，大量制造鸦片。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贩运鸦片专利权。1797年又给予制造特权，他们便采用贿赂中国官吏，非法武装走私等手段，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清朝嘉庆五年（1800）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570箱，道光十八年（1838）增为4.02万箱。在此期间，英美鸦片贩子从中国掠走了价值三四亿银元的财富，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它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阻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赋税负担，引起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清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下令查禁。

1840年鸦片战争时，英国政府威逼利诱清政府，迫其开禁，未遂。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强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以“洋药”名义征税，每担30两，允许外商在通商口岸销售，使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

这里特选编三篇文章以详细说明鸦片贸易在英国崛起成大国中的作用。

鸦片贸易史

马克思

　　
一

　　关于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的消息，大概引起了大大扩充贸易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幻想与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商人们在1845年所浮现的幻想是一样的。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是否能够完全相信，通商口岸的数目增多了，就一定会扩大对华贸易呢？是否能够指望1857－1858年的战争会比1841－1842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结果呢？要知道，有一件事是无可置辩的：1843年的条约，不是扩大了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1847年的商业危机。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这样，它引起人们幻想取之不尽的市场，鼓励投机事业，可能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元的时候，又加速酝酿一次新的危机。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使合法贸易受到损失，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不能迫使英国不用强制办法在印度种植鸦片和不用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那末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将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我们不想详细讲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一点，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

　　“可不是吗，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餍的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

　　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这些论点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了。1847年为调查中英贸易关系的状况而委派的一个下院委员会，曾提出报告说：

　　“可惜我们应当承认：近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扩大我们的交往的结果并没有证实我们的合理的期望，自然，这种期望是以自由进入这个蔚为壮观的市场为依据的。我们认为，妨碍这种贸易发展的，根本不是由于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也不是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竞争；花钱买鸦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银而使中国人一般的贸易遭受巨大的损失；他们不得不用茶叶和丝来支付其他商品。”

　　1849年7月28日的《中华之友》在概括这些事实时，十分肯定地指出：
　　“鸦片贸易在不断地增长。英国和美国对于茶叶和丝的需求增大，只会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工厂主的情况是不妙的。”
　　一位旅居中国的美国大商人给汉特所出版的1850年1月份的《商人杂志》22写了一篇文章，把对华贸易的全部问题归结如下：
　　“究竟哪一种贸易应该取消——鸦片贸易还是美英商品的出口贸易？”

　　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也正是这样。蒙哥马利•马丁叙述道：
　　“我曾问过上海道台：在他看来，什么才是促进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他当着女王陛下的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购买你们的产品。’”

　　最近八年来的全部贸易史给这个论点提供了新的、十分明显的说明；但是在研究鸦片贸易对于合法贸易的有害影响以前，我们要谈一下这种不寻常的贸易产生和发展的概况。这种贸易，无论就那些构成它随之旋转的所谓轴心的悲惨冲突，或者就它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约重133磅。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每箱鸦片纳税3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出口商。

　　1773年，堪与埃芒蒂埃之流、帕麦尔之流以及其他世界闻名的毒品贩子并驾齐驱的上校沃森和副董事长威勒尔，建议东印度公司3开始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于是在澳门西南海湾里下碇的轮船上，建立起囤积鸦片的堆栈。但是这笔投机买卖没有成功。1781年，孟加拉省政府派了一艘满载鸦片的武装商船驶往中国，而在1794年，东印度公司就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广州港的停泊处。看来，黄埔比澳门更适合于做堆栈，因为黄埔被选定做堆栈以后两年，中国政府才认为有必要颁布法令，用鞭笞和枷号示众的刑罚来威吓中国的鸦片走私商。大约在1798年，东印度公司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可是它却成了鸦片的生产者。在印度，建立了鸦片生产的垄断组织，同时东印度公司自己的轮船被伪善地禁止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该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轮船不得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要处以罚金。

　　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如果在十八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与天朝之间的斗争，同外国商人与中国海关之间的一般争执具有相同的性质，那末从十九世纪初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皇帝（指嘉庆）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二

　　正因为英国政府把在印度种植鸦片的垄断权据为己有，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都不能发生效力。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虽经北京中央政府禁止而无效的鸦片贸易的规模日益增大，在1816年，鸦片贸易总额已将近250万美元。1816年在印度允许自由贸易（唯一例外的是直到现在仍然被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茶叶贸易），这又大大推动了英国走私商人的活动。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7000箱，而1824年达12639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出严重抗议，同时也惩办了一些与外国商人同谋共犯的行商，大力查办了本国的鸦片吸食者，并且在本国海关内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所有这一切努力的最终结果，正象1794年一样，只是使鸦片堆栈由不可靠的地点移到更适合于经营鸦片贸易的地点。鸦片堆栈从澳门和黄埔转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在那里，具有全副武装设备的、配备有很多水手的船只，成了固定的鸦片堆栈。同样地，当中国政府得以暂时禁止广州原有的窑口营业时，鸦片贸易只是转了一道手，转到比较小的商人手里，他们不惜冒着一切危险和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贸易。在这些更有利于鸦片贸易的新条件下，鸦片贸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十年当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

34年，也象1800年、1816年和1824年一样，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那一年被取消了买卖中国茶叶的特权，而且必须完全停止一切商务。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了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拼命抵制，在1837年就已将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入中国。这里有两件事实要注意：第一，从1816年起，在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走私的鸦片贸易总是占着大得极不相称的比例。第二，就在英印政府对鸦片贸易的纯商业性利害关系逐渐消失的同时，英印政府对这种非法贸易在财政上的利害关系却日益增加了。1837年，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因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使国库得到385万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会使收入增加一倍。可是，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1853年，当今的咸丰皇帝虽然处境更加困难，并且明知为制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而做的一切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但仍然信守自己祖先的坚定政策。顺便要指出的是：这位皇帝把吸食鸦片当做邪教一样来取缔，从而使鸦片贸易得到了宗教宣传的一切好处。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这成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起因，这次战争又使中国发生起义，使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使俄国能够顺利地由北方入侵，使鸦片贸易在南方得到极大的发展。英国以签订条约结束了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虽然鸦片贸易为条约所禁止，可是从1843年起，鸦片贸易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从鸦片垄断贸易上得到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即等于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造成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的那些事件，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无需再作任何解释。

　　在结束我们的分析时，我们不能不特别指出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的英国政府所具有的一个明显的内部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它强迫一部分印度的莱特23种植罂粟，用贷款的办法引诱另一部分莱特也去种植罂粟。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栽种罂粟，把罂粟交付指定地点，使罂粟的蒸晒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于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把鸦片装入为便于偷运而特制的箱子，以及把鸦片运往加尔各答，在那里，鸦片由政府标价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给走私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将近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上的卖价是每箱1210到1600卢比。可是，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直接跟那些从事于毒害整个帝国的冒险营业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

　　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栽种罂粟，这意味着英印国库会遭到严重的损失。英国政府公开宣传自由买卖毒品 ，暗中却保持自己对于毒品生产的垄断权。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P584－591

历史研究 近代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利益

作者：刘淑敏;胡赤军

来源：长白论丛 参考资料网http://www.ckzl.net/obicn/paper/show.asp?id=147570

人们知道，近代中英贸易与鸦片贸易密切相关，从１８世纪７０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到１９１７年根据中英协议停止鸦片输华为止，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达１４０多年。

鸦片贸易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同时也使英国取得了巨大的贸易利益。究竟是什么动机驱使英国鸦片商人、政府不顾廉耻，无视道德而用暴力推动这种众目昭彰的毒品倾销呢？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模糊，有关的学术研究重视不够。许多论著在涉及鸦片贸易的原因时，仅仅把它同英国力图扭转不利的对华贸易逆差联系起来，似乎贸易顺差才反映有贸易收入；还有的观点认为支配鸦片贸易的思想是欧洲殖民政策的重商主义敛财观。显然，这些认识还需要更新和发展。

因为英国对华输出鸦片并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和改变英中贸易的逆差；重商主义思想在１８—１９世纪的欧洲早已过时，影响人们经济观念的主要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在这样的经济思想背景下，英国从事鸦片贸易绝不单纯是为了改变表面上的英中贸易差额，而是鸦片贸易能够为英国带来数不清的好处，得到多方面的贸易利益。

（1）

１７世纪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近代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１５—１６世纪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已经落伍。在思想界日益被风行欧洲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压倒。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反映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愿望。他们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出发，批判了那种“把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增加混为一谈”［①］，只有金银货币才代表财富的错误观念。指出：“一个人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取得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的程度如何”［②］，从而开拓了人们对财认识的视野，丰富了资产阶级的财富观。从这些思想出发，他们进一步阐明通过对外贸易人们可以获得各方面的利益：可以扩大市场；调节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互通有无，调剂商品余额；满足消费需求；改善人民生活等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魁奈强调：“不要被同外国相互贸易所取得的表面利益所欺骗，只以货币数额的顺差来判断，而不考察出卖商品和买进商品所得利润的大小”［③］。在这些全新的思想盛行时期，很难想象英国人会因并不能完全反映对华贸易实际收入的表面逆差而烦恼不安，表面上的贸易差额不等于贸易中的实际利润。

从历史上看，近代号称世界第一贸易强国的英国，在１９世纪贸易虽没留下对外贸易经常保持顺差的记录。［④］但谁也无法否认海外贸易对英国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强国地位巩固的巨大影响。英国从亚洲、南北美洲等地大量输入原料和初级消费品。向欧洲、亚洲、美洲源源不断地输出工业产品。对外贸易的繁荣使英国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英格兰成为“世界工厂”。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和新的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的进步，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不仅如此，对外贸易本身还带动和促进了英国非贸易收入的明显增加，使其贸易业务、劳务、航运业、保险业和海外投资事业不断扩大。

１９世纪，英国的非贸易收入不仅与贸逆差相抵有余，而且国际收支盈余年年增长［⑤］。 应该承认，英国人对外贸易逆差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在缺乏优势商品时，他们也善于利用转口贸易增加收入、补偿差额。１９世纪以前，英国的大部分主要产品无论在质量、种类、价格上都还无法与东方产品竞争。在与东方国家的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１６９９年—１７９４年，英国直接出口商品的价值一般只是进口商品价值的８０％。［⑥］尽管如此，英国商人仍然想方设法地利用转口贸易来谋利。他们从印度、中国、西印度群岛、南北美洲购进烟草、咖啡、棉花、丝绸、砂糖、染料、茶叶、生丝、胡椒、棉花等产品，再用数倍于进价的价格在欧洲其他国家市场上倒卖，从中赚取了大利。

当时几乎没有一种在欧洲市场上畅销的商品不经英国商人染指。转口贸易使１８世纪的英国全部出口、再出口额超过进口，使１９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也减少了逆差。不过，当时的英国商人并不是仅为减少逆差而增加再出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出口增收。

从中英贸易来看，１９世纪初以前英国的正常商品对中国人还缺乏吸引力，中国的丝、茶却深受英国人喜爱，十分畅销。１７８１—１７９３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全部商品是１６，８７１，５９２元；而同期中国对英出口中仅茶叶就达到了９６，２６７，８３２元。［⑦］大量的银元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可是，当时英国对华贸易上的巨大入超并没有使英商畏葸止步，相反，他们却宁肯把这种表面上“亏本”的生意坚持做下去，这倒不全是英国人离不开对中国茶叶的嗜好。而是经营中英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仅从事茶叶贸易的利润就可以弥补英国购买中国商品的一切费用，而且每年还可以有４０，１００万镑的盈余。［⑧］

由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帐簿上总是保持着赢利，所以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巴曾承认英国输往东方的财宝完全可以通过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东方产品予以再出口来弥补。［⑨］虽然中英贸易中，英国对华正常贸易是逆差的。但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收支帐却不是逆差的。所以它用不着担心血本无归，而更关心的是商业利益。

（2）

　我们都知道，英国鸦片商人、东印度公司、英印政府从鸦片的贩卖、生产、专卖和税收中发了大财。由于鸦片贸易利润高涨，“使得人们在这种交易中都沉醉了”，“加尔各达大多数商号均从事这种贸易，在印度西部，从事这种贸易的商家数和资本额与东部相埒”。［⑩］１７７３年和１７７９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孟加拉的鸦片专卖和生产上的垄断权，从此它成为鸦片从生产到销售等一系列活动的组织者与总管。这些鸦片的８０％都运往中国。

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东印度公司收购罂粟汁，生产和专卖鸦片的每箱成本是３００—３５０卢比，拍卖的价格是４００—３０００卢比，其中的利率最高竟达９００％。［①①］英属孟加拉政府也从中分肥，它按鸦片成本的３００％收税，每年可得利税１００万镑以上。１９世纪最初１０年，鸦片税收占孟加拉政府税收比重的８％，１０年后增加到１２％［①②］，从此它成为英印政府除土地税、盐税之外最主要的税收之一。这些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将以“国内开支”［①③］的名义汇回英国，使英国本土也成为鸦片利润的重要受益者。

鸦片贸易不但给英国带来了巨额收入，还对英属印度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广州的贸易中以汇划的方式起到了充当茶叶投资角色的特殊作用。由于东、西印度都在大量种植罂粟，１９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曾使印度“土地价值提高４倍，使印度地主大发其财，在收集和预备这种药品工作中维持了成千人的生活，并且使加尔各达的商业和航运业沾到利益”。［①④］

１９世纪初期和中期，鸦片在印度出口商品中占首要地位。１８４９年，印度出口鸦片５７７万镑，１８５８年出口９１０．６万镑，［①⑤］是印度全部出口商品价值的３２．７％。［①⑥］鸦片出口的增长，使印度贸易收入增加，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中印贸易的价值三倍于中英贸易的价值”，印度对英、对华贸易都明显出超。其海外购买力的增长使进口大为上升，“若干世纪以来作为纺织输出者的印度市场上，竟充满了曼彻斯特的棉纺品”［①⑦］。１８４９年，印度输入棉布２２２万英镑，１８５８年输入４７８万英镑。［①⑧］棉布的大量进口使当地的民族纺织业衰落，使英国棉纺织厂主们欣喜若狂。在印度经济殖民化的进程中，不能不看到鸦片在瓦解自然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依属英国中发挥了如此明显的紧要作用。

由于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还解决了在广州购买中国商品所需的款项。１９世纪初，在正常商品贸易中，中国对英国一直保持出超，东印度公司必须筹措为数可观的银元作为对华贸易投资的本钱。在鸦片大量输入后，中国反成为白银流出国，这样英国鸦片商人在华出售鸦片的收入便被东印度公司利用作为购买中国商品的资本。表面上，东印度公司不参加对华鸦片输入，它设在广州的帐房却通过“帐户的转帐”办法，向英国鸦片商人出售可以在伦敦、加尔各达等地有关金融机构兑现的汇票，直接换取他们在华贩卖鸦片而得到的白银。这种“大规模的汇划”方式既“给公司提供了筹措在中国投资的资金的办法”；又“给港脚商人提供了将印度棉花和鸦片的利润运回印度的途径”。［①⑨］从此，在中印航线上再也无法看到满载着白银的东印度公司商船驶往中国，却到处可见满载着鸦片和茶叶的商船来往于中印之间。

１９世纪５０—８０年代，中英贸易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由贸易入超转为出超，但鸦片贸易仍然充当着对华贸易投资的手段，起到了削弱中国出口商品创收能力的作用。４０—５０年代，英国制造品对华出口增长停滞，而中国丝茶出口则急剧上升。可是，在鸦片稳步输入下，中国对英贸易出超并没有明显增加对外贸易的纯收入。６０—８０年代，中国茶叶出口收入的７０％左右都要支付鸦片的毒品帐。如果没有鸦片的抵补作用，中国当时每年至少可以增收２５００万海关两。［②⑩］

２０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走向衰落，生丝的出口虽然可以抵补鸦片输入，但同样它创收的５０％都因鸦片进口而付诸东流。总而言之，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之前，英国在对华正常贸易上还处于不利地位，它不得不利用鸦片来作为对华贸易投资的手段。显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英国，还必须通过毒品交易来赢得对华贸易上的优势。

不难发现，鸦片贸易的重要性也为当时英国商人、社会政府、社会舆论所共识。４０年代，澳门的英国人就撰文指出：“没有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就不可能这样顺利地为‘国内开支’取得大量的汇款。……英格兰商人也不可能买到现在那么大量的茶叶，而不需要向中国送出大量白银。……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大片土地喜气洋洋，人丁兴旺。也使英国的工业品对印度斯坦输出大为扩张，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行与一般商务大为兴旺。并且还给英属印度国库带得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的田赋总额”。［②①］所以，正是由于鸦片贸易能够为英国带来各方面的利益，英国商人、有关公司和政府机构才不惜一切，拼命钻营这项贸易。

（３）

决定鸦片贸易的主要经济因素是鸦片贸易的利润和利润率。
无论是英国散商、东印度公司、英印政府，还是与鸦片贸易相关的一切事业，都依赖于鸦片贸易中利率的大小。由于鸦片贸易总是能够为英国带来高额利润，所以，它才被那些见利忘义的商人称为：“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②②］，鸦片贸易的利润主要取自于鸦片市场的价格，鸦片价格的涨落既与市场上的需求量相关，又与供给数量互相联系。

“鸦片价格的涨落，决定于供求的情况是非常显著的”［②③］。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鸦片需求量的增加会导致其价格的上升，同样，鸦片供给数量的下降也会促使其价格上扬。

早在１８世纪末，东印度公司为提高鸦片利润，就开始有意识的控制鸦片的生产规模和产量。它企图通过限产的办法来稳定和提高鸦片的市场价格。当时，公司于巴勒拿和贝那勒斯两地分别设立鸦片经理处，专门垄断和管理鸦片的生产与出口。１７９９年，孟加拉总督威莱斯莱下令禁止一切私人种植罂粟，规定烟农必须按规定的价格把产品卖给经理处，领了合同书不种罂粟的烟农也要被处以罚款。这一措施主要是因为海外鸦片需求量的增加有限，所以东印度公司把主要精力用于控制鸦片的出口数量。它规定比哈尔地区每年罂粟种植田亩在２５０００英亩左右，最高产量为４０００箱。［②④］控制政策曾一度比较有效。１７９９年，每箱鸦片的价格不到４１５卢比。１８００年，公司稍减供应，价格便上涨近一倍。１８０２年后，公司继续减少供给，价格涨至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卢比。１８０５年，公司试图增加供给，价格开始下跌。保持供给的稳定后，鸦片价格在１８２２年涨至４０００卢比。［②⑤］

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东印度公司控制下的鸦片出口受到了其控制外的西印度鸦片冲击。西部印度马尔瓦地区在当地王公的控制下也在大量生产鸦片。很快，马尔瓦鸦片就因“低廉”的价格畅销于外，对孟加拉的鸦片构成了威胁。大量马尔瓦鸦片不受控制地自由输往中国，影响了东印度公司鸦片的利润。东印度公司对此深感恼火。１８１８年，英国在与马拉塔的战争中取胜。东印度公司随即试图在马尔瓦限产。１８２１—１８２２年，公司购买了４０００箱马尔瓦鸦片，利令智昏地在市场上公开抛售，结果各种烟价一同暴跌，使公司损失惨重。与此同时，约有三分之二的马尔瓦鸦片为逃避限产绕过孟买而取道葡萄牙控制下的达曼出口。东印度公司终于认识到限产政策无法实施。１８３１年，它宣布允许马尔瓦鸦片经孟买出口，对其实行征税，这样才控制了出口并增加了税收。［②⑥］从此，东印度公司所推行的限产高价政策被增产廉价政策所代替。然而，这一变化的结果虽使公司的绝对利润上升，却使利润率大大下降。

３０年代，鸦片价格很少超过１０００卢比，最后５年中，鸦片出口数量达到了５００００箱，价格却不过７５０卢比。１８３６年，仅为１３９卢比。［②⑦］鸦片利润率的下降主要在于鸦片的供给数量过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巴勒拿、贝拿勒斯鸦片经理处和英印政府没有坚持廉价倾销，而是重新采取了限产政策。它每年用于种植鸦片的土地控制在４５４，１５８—５８４，６２２英亩之间。６０年代，实行丰存歉取，以丰补歉的办法。由政府宣布每年的鸦片销售数量和储存数量。１８６８年，鸦片的出售数量是４８０００箱，封存的数量是３００００箱。这一政策避免了鸦片价格的大幅度摆动。从１８８４年到１８９１年，鸦片减产了４０％，但仍然保证每年出售５７０００箱。每箱价格保持在１０８８卢比以上。［②⑧］

在鸦片贸易期间，如同商界一样，英国政府之所以关心、重视、默许、保护鸦片贸易也在于鸦片贸易能够带来暴利。他们认为：“鸦片贸易是收入的重要来源，放弃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的鸦片垄断，似非得计”；“鸦片贸易是值得向往的”［②⑨］，“鸦片贩运事业已成为一种在中国投资的手段，所以庞大的资本，巨额的收入，以及与这密切联系的合法贸易都被卷入进去，这就排斥了任何歇业或是撤退的想法”。［③⑩］因此，作为共同的鸦片贸易受益者，“由于财政上的理由，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执意要维系鸦片的生产；出于利润的考虑，英国的茶商则顽固地决心不放弃鸦片贸易”［③①］。

注：
①② ③王亚南《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５５４页；第５５３页；第２３４页。
④ ⑤ ⑥ ①⑥（日）宫琦犀一等《近代国际经济要览》第１３７页；第１３７，１６０页；第９６、９７页；根据第１３６、１６４页计算。
⑦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上册，第１４３页。
⑧严巾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１７、２０页。
⑨（英）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３８６页。
⑩ ①① ①② ②⑩ ②③ ③⑤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３３８、３１８页；第４３８页；第２７１、３２２页；第１６０２页；第３２０页；第３２０页。 ①③“国内开支”指东印度公司负担的“国内税”，汇回英国的官商私蓄和养老金等。 ①④ ①⑦ ①⑨ ②② ②⑥（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９６页；第１４页；第１１页；第１１８页；第１１９页。
①⑤ ①⑧（印）杜特《英属印度经济史》下册，第１３６页；第１３５页。
②① ②⑨《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１９６页；第１６０页、２３４页。
②④ ②⑧理查兹《印度帝国与１９世纪农民的鸦片生产》，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②⑦ ③①（英）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根据第２１９页计算；第５２页。
③⑩《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６册，第９页。
作者单位 长春师范学院

鸦片之害

选自:《烟毒的历史》 作者：冼波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烟毒，尤其是鸦片烟的危害，自晚清以来由于吸食者众，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毒瘾，即鸦片瘾、吗啡瘾和海洛因瘾。对于中毒甚深，搞得面目黑瘦、精神萎靡、形体瘦弱的鸦片嗜食者，国人斥之为“鸦片鬼”。从鸦片战争直至解放前夕，各大都市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鸦片鬼。因此，烟毒的危害，普通人虽然不能从学理上搞清楚，但耳闻目睹，几乎都有着深刻的印象。


　　毒品一般分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两种。麻醉品如鸦片、吗啡、海洛因等，吸食后对人体的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连续服用后就会产生生理和心理的依赖性，即成瘾。精神药物则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服食后容易产生兴奋和抑制作用，连续使用一段时间后，也能产生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依赖性，即成瘾。人为什么会对毒品上瘾呢?这个问题已有了科学的解释。即在人类的大脑中，能分泌出一种化学成份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它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幻觉。可以说，人类之有快感其根源在于二羟基苯基丙氨酸的分泌。在人脑中，还有一种成份与吗啡非常相似，这就是内呔啡。它有较强的镇静作用，且有助于大脑中分泌出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因此，只要大脑中分泌出这两种化学成份，人们就会感觉到安静、快乐和幻觉，从而十分愉悦。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鸦片等物服食后异常快乐，便乐于服食，长期反复服食，这就成了吸毒。因为，当人们服食毒品之后，毒品直接进入了人体，刺激大脑，复制出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和内呔啡，使吸食者产生莫大的快乐和满足。但是，毒品进入人体以后，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增加了血液的供给量，增加了人体的兴奋度和力量，并产生快乐；当毒品药力消失以后，人体内便严重缺乏这类物质，产生极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又需吸毒。如此反复下去，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大脑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吸食毒品之人，沉溺于一时的快乐，养成毒瘾，困于毒瘾，无暇他顾，以至于死于毒瘾，自鸦片战争以来，死于毒瘾的鸦片鬼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鸦片作为毒品，相对于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而言，其毒性是较低的。但是，对人类和某些动物而言，其成瘾性仍是相当强的。一个人，刚开始吃鸦片烟时，每每觉得刺喉难挨，但吸上十余口后，即会感到“快乐”，更思吸食，久之自然成瘾。因此，当时劝人不要吸食大烟的措施，都指出不要尝第一口。而一旦吃了第一口，往往就会上瘾。光绪时人张昌甲指出：

　　凡人初吃烟时，其志个个持定，必曰：“他人心无主宰，以致陷溺其中(指成瘾)，我有慧力焉，断不至此!”及至(瘾)将成之际，又易一言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有戒力以制之!”迨其后明知不可复返矣，则又曰：“我终有定力以守之，不至沉迷罔觉也!”直至困苦难堪，追悔莫及，方瞿然曰：“一误至此哉!”然人寿几何，此生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