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工农的知识分子不会有学术大成

安庆仁

旧式读书人的坏毛病，正在被今日知识阶层逐渐放大着，尤其是在《宪章》派的文字中，看不到任何亲近工农的愿望，恰恰相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工农的不屑甚至是仇恨。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退休后出任《炎黄春秋》副社长的杨继绳更有甚之，毫不掩饰的宣泄其敌视工农的情绪，2009年9月，他发表在《炎黄春秋》网上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人民”？要“人”，不要“民”》。

文章中，杨继绳引经据典，意在从理论上否定“人民”的平民性。但遗憾的是，他的学识远远不够，逻辑功底也不足以支持他这个论述，通篇是以讹传讹，错上出错。比如他对“民”字的解释，完全照搬郭沫若《甲骨文研究》中的观点：“周代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意思是眼睛被刀子挖瞎了，按照这样的解释，在奴隶社会，“民”无疑都是瞎子，至少是独眼龙。

郭沫若虽然是甲骨文研究的权威，但对“民”的解释却是凭空杜撰。笔者对甲骨文的研究虽然远没有郭老那么系统，但偏偏对“人”和“民”这两个字做过非常系统的研究。笔者的哲学专著《心灵渗漏》明年下半年即可完稿，其中第二部分《图腾文化和文化的图腾化》 之第四章《鬼和鬼文化》之第一节《“人”是奴隶的通称，“鬼”是用作祭品的奴隶》中，对“人”和“民”这两个字的原初含义进行了考证，结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民”，在奴隶社会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其中“人”是奴隶，因为最初的“人”字，是跪伏于地的人形，变成现在使用的立姿的“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社会去奴隶制的过程。“人”从跪伏的姿势变成站立的姿势究竟经历了多长时间，无从考证，不过大篆中的“人”，已经是站姿了。

“民”泛泛的讲，是奴隶主阶级，因为在奴隶社会，只要不是奴隶，那就一定拥有奴隶，多则成千上万，少则两三个，但是，无论拥有奴隶的数量多或少，只要拥有奴隶，那就是奴隶主。在奴隶社会，部落间的战争非常频繁，部落中所有的男性成员都要参战，战后按功劳大小分配战俘，而这些战俘就成了胜利者的奴隶。但严格的讲，“民”就相当于古罗马时代的自由人，甲骨文中的“民”眼睛下边画着一个东西，郭沫若据此认为，“民”是以锐物刺一目形，象征着统治者为了防止“民”逃跑做的专门记号，这样解释完全不得要领，事实上，目下的锐物是刺青，非洲土著部落的村民至今还有这个习惯。在文明世界里，在眼睛上刺青的习俗发展到现在，就演变成了描眉画眼、嫁接睫毛、割双眼皮、戴眼镜等。在甲骨文时代，刺青是自由人才能拥有的权力，而身为奴隶的人，绝对没有描眉画眼这项权力。

在甲骨文时代，人类社会存在着四个阶层，其一、奴隶阶层，即（人）。（甲骨文时代没有“奴隶”这个概念，“奴隶”这个概念是大以后才出现的，“奴”和“隶”并非一回事，“奴”指的是女人。在篆字中，“奴”字是一个“女”字加一个“人”字。现在我们看到的“又”字，是“人”字的变形。“女”与“人”加起来就是“奴”，这说明在篆字时代，女人的社会地位近乎奴隶。在先秦时代的文字记载中，“奴”指的是与男性主人存在性关系的女奴隶，并不具有婚姻关系，如果有婚姻关系的话，则称“媵”或“妾”，属于媵或妾性质的女性不是奴隶，是名门正娶的小老婆，其中“妾”是姐姐，“媵”是妹妹，二人是亲姐妹关系。在先秦时期，除“奴”外，可能很多男性奴隶与男主人也存在性关系，“虏”、“仆”、“隶”、“婢”、“臧”、“获”、“僮”（亦作“童”）、“竖”、“奚”，中有些是女性奴隶，有些则是男性的奴隶，比如“僮”、“竖”等。大约在战国晚期，“奴”的地位有了提高，称谓是“仆妾”和“奴妾”，虽然与“臣妾”不可同日而语，但已经具有婚姻性质了，要经过某种婚姻性质的仪式才行，也就是说属于合法的老婆。但不论是那一种性质的老婆，显然隐含着女人属于“人”的意思。“隶”的情况比较复杂，秦律中有隶臣、隶妾之说，意思是被罚为公家服劳役，“隶”很可能就是后来出现的官妓。但“隶”的成分主要还是服劳役的男人。）

其二、自由人阶层，即“民”。前边已经说过，民其实就是奴隶主。在奴隶制社会的中早期，一旦发生战争，部落中所有男性成员都要参战，战后论功行赏，遂分到数量不等的战俘既奴隶。历史学家在研究奴隶制社会的时候，主要是从后奴隶制时代引证，这个结果是，教科书无法真实反映奴隶制社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事实上，严格意义上的平民阶层出现的时候，奴隶制社会已接近尾声，已经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制社会了。准确地说，在奴隶制社会中，除奴隶外，部落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奴隶主。

其三、贵族阶层，即“王”。甲骨文中的“王”字有很多种结构，但都跟生活方式有关，一是有车坐既为“王”。二是过着钟鸣鼎食生活的“王”，吃的是山珍，器皿豪华。三是吃饭时兼玩鸟的“王”。还有很多，不一一叙述了。

其四、最高阶层的宗教人士，亦即“巫”。巫有沟通天地的力量，甲骨文中的“巫”也有很多种结构，但中心思想是沟通天地，见（巫），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一竖是巫师，通融天地，手指通天这个成语没准就是从这来的。中间“l”两边的“人”，则是用作祭品的奴隶。

需要指出的是，当“人”从跪伏的姿势变成站立的姿势以后，在很长时间里，“人”与“民”还是泾渭分明的，直到商鞅变法，“人”与“民”才逐渐的平等了。秦国的《军爵律》规定，隶臣斩得敌首就可免除奴隶身分。免除奴隶身分还有几种情况，如为了开拓边疆，奴隶往往成建制的赎身。这些变化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对奴隶制社会的致命打击，因为奴隶制社会所以成为奴隶制社会，就在于其最基本的法理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永世不得变更。现在被法律改变了，那么显然就会出现这样的可能，从前的奴隶因为战功遂成为前主人的统治者。孔子所以拼命维护奴隶制，原因其实就在这里，他显然已经预料到，既然奴隶制社会存在的基石被撬动了，那么奴隶制社会这座大厦早晚必定垮塌。

事实上，不要说一个孔子改变不了历史，即便有一万个孔子，也改变不了历史，因为早在孔子诞生之前，奴隶的形象就已经潜移默化的被改变了，他们不再是鬼了，也不再是跪伏于地的“人”，而是变成了人身权隶属于别人的奴仆。奴仆尽管社会地位极低，没有任何权力，生存权也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但毕竟有了人类特征。这个时期奴隶和奴隶主的区别主要是身份、地位的区别，而不是动物类别上的区别，奴隶主不再把奴隶视为异类既鬼或牛马，而是视同自己的同类既现在我们所说的人。而当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人”与“民”就完全没有区别了，于是“人民”这个概念就形成了。

列子是最早主张人人平等的学者，他这样解释“人”：“ 有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食者，谓之人。”在现在的人看来，这没有什么进步意义，但在那个年代里，这种观点没准会招来杀身之祸，因为这是对神权和王权的极限挑战，这个观点无疑是在说，奴隶和贵族都一样，没有高贵与低贱的区别。用今天的话说：地产商和乞丐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官员和小偷小摸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大学者和妓女没有性质上的区别……

直接从人的生物学特征解释人类，孔孟都反对列子这种观点，孔子极端仇恨体力劳动者，说体力劳动者都是小人，脑力劳动者才是君子；孟子则严重蔑视体力劳动者，一生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毫无疑问，孟子眼中的人，虽然都是人，但性质有别，劳心者是高等的人，劳力者是低等的人。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后世读书人与孔孟一脉相传，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却打心眼里瞧不起工人农民，瞧不起体力劳动者，瞧不起体力劳动。

解放后先后有过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是1957年，第二次是1989年，第三次是2008年，透过现象看本质，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是外在的表象，潜含在骨子里的东西，是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屈辱感，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他们管制工农阶层，他们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和主角，但现在居然变成了泥腿子管制的对象，尤其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有些泥腿子不久前还是任凭他驱使以至辱骂殴打的长工、仆役、奴婢、芦柴棒，而现在，这些下人居然向自己发号施令。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有些泥腿子竟然搂着自己漂亮女儿的时候，就感觉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亮剑》中有一段情节描写的是李云龙去田雨家求婚，田雨的父亲田墨轩文采飞扬，看得出，作者都梁在这里很是下了一方功夫，几近把田墨轩刻画成不畏权势、凛凛正气的楷模，只可惜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推敲，因为田墨轩及其类样的知识分子，在心底里就没有瞧得起工农出生的李云龙。不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闻一多或李公朴的家里，那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闻一多或李公朴在感情上就亲近工农。

田墨轩后来被打成右派，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阶级取向所决定的，可以说，田墨轩从骨子里就反感工农。作者都梁很巧妙，借着田墨轩的嘴巴说出了自己想法：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这话看似无懈可击，实际上是在变相否定由工农联盟管理国家的合法性，不然纵观全世界，有不讲意识形态的国家和民族吗？显然没有，因为国家和民族都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由不同阶级的人构成的，如果不讲意识形态，西方为什么不让工农上台执政，而偏偏规定只能是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呢？田墨轩所以要这么讲，答案很简单，——轮流坐庄。那么“轮流坐庄”又是什么意思呢？答案也很简单，——让工人农民下台，让地主资本家们上台。精英治国论说穿了，就是这个东西。至于什么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说辞，都是台面上骗人的鬼话，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因为在他们执政的时候，从来就不曾有过民主、自由、社会公正，即如此，难道说当“轮流坐庄”被实现，他们就会对工农民主、自由吗，鬼才信。

一转眼过去了半个世纪，杨继绳说出了心里话，——《“人民”？要“人”，不要“民”》。杨继绳为何那么痛恨“民”这个阶层呢，不妨听听他的表白：“‘人’一旦被抽象成了‘人民’，‘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这里我们要问的是，究竟哪些“人”的日子会因此不好过了呢？杨继绳有如是回答：“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随着革命的深入，‘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在国旗上，围绕一颗大星的四颗小星中，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积极的两颗小星，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了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两颗小星。”杨继绳看似坦率，其实一点也不坦率，因为直到文章结束，他也没告诉我们，那些“人”怎么后来就不属于“人民”了呢？这里我只好替杨继绳回答了：那些“人”自绝于“人民”，所以便不再属于人民了。

我们当然不会像杨继绳那样血腥贪婪，就为了满足“人”的利益需要，把“人”留下，把“民”斩尽杀绝。我们主张“人”与“民”共存，主张“人”与“民”和谐统一，但前提是，“人”要善待“民”，“人”不能太不是东西。

——谨以此文与杨继绳商榷，如有冒犯的地方，请多担待，尤其是文中的学术部分，纯属一家之言，别太放在心上，俗话说，闻道有先后，悟性有深浅，都是没法子的事情。

201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