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何新先生请教：是谁犯的“罪”
向何新先生请教：
我读过何先生一些文章，何先生对于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我十分赞同。
何先生说：“当今中国在许多方面是个可悲的国度”，“当今一切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原罪”，“我只是祈祷未来中国人的后代们不会生活在资本垄断暴政的新极权主义体制之下，不要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的动荡时代中”。先生对当今形势的判断和对今后的预测，政府官员、主流精英、先富起来的人是不会同意这些观点的。他们认为如今是民富国强，而且以后会民越来越富，国越来越强。只有老百姓同意这些观点。
看了“何新说：想到中国的未来，有时的确想痛哭”的帖子说到“我只是祈祷未来中国人的后代们不会生活在资本垄断暴政的权主义体制之下，不要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的动荡时代中。想到后代们年轻人未来可能面临的艰难与不幸，想到中国那些曾经美丽的山山水水被金钱贪欲弄成穷水恶水，枯竭的资源和正在被断送的未来，有时的确想痛哭！”我被何先生这种忧国忧民所感动！
然而,对于先生的某些观点却无法苟同,现有几点需要向先生请教。
本人之所以向先生请教，是因为本人认为只有找出产生当今社会之丑恶现状的根本原因，才有可能寻找出制止其丑恶更进一步发展的方法。如果只找到次要原因而没有找到根本原因，那么由此而产生的任何解决方法，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
由于本人不但才疏学浅，而且孤陋寡闻，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望先生海涵并不吝赐教。
本人结合张宏志（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津贴） “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一文（以下简称《张文》）的内容提出以下几点：
一．先生说“1959-1961三年天灾人祸，毛泽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下罪己诏，当众承认自己犯错误，尽管也许是违心的。”
1.先看所说的“罪己诏”中的“罪”是指什么?
我想如果没错的话何先生指的是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的“大锅饭”、“放卫星”、“浮夸风”等“左”倾错误，从而加重了之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对全国人民和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吧。
《张文》中说：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主动承担了对于“左”倾错误的责任。
2.再看是谁犯的“罪”?
《张文》中，部分内容如下：
从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起，毛泽东就有意的把刘xx、邓xx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第二线。
“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就是刘xx、周恩来、邓xx”。
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出于上述考虑，推出刘xx、邓xx于第一线，而他自己有意后退一步。但是，刘xx、邓xx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左”倾错误，惹出诸多麻烦事，毛泽东把它归纳为“五风”，即：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而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补救，一件一件地去改正他们的错误。像先生教学生那样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以实现自己的培养接班人的夙愿。尽管刘xx犯了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还是迈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一步——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会议发表公报说：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并指出毛泽东同志专作党的主席，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
随后，即1959年4月18—2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刘xx正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xx一些人头脑发热，曾一度形成为一股“左”倾思潮，严重影响、干扰和破坏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建康发展。这股“左”倾思潮最早见诸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的发言。他提出河南省今年粮食产量可增产几百亿斤，河南的粮食问题今年可望过关。为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吴芝圃的发言，对于后来形成的“左”倾思潮还仅仅是一个“苗头”，或“萌牙”。而“左”倾思潮的始作俑者当是刘xx。刘在1958年6月14日、6月30日、7月14—18日、7月19日，在北京、天津、山东的多次讲话，意味着“左”倾思潮的形成；而8月6日他所派出的共产主义试点小组去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则进一步表明，这股“左”倾思潮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
谁是大刮“共产风”、大搞穷过渡、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人、第一事呢？这就是刘xx，刘xx亲手培植的共产主义试点徐水县。谁是大吹大捧徐水经验，放射政治卫星的第一人、第一报呢？这就是宣传口的把关者邓xx，和作为舆论权威的第一报，《人民日报》（徐水县试点经验详见本书第16—第20页）。
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xx、邓xx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xx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xx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
毛主席的评论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 混同起来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作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克服它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始终不懈！
毛泽东以其坦荡的襟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对于“左”倾错误的责任。而刘xx一些人，对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只字的自我批评，反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哗众取宠，唱出一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调门。此后许多人学着刘xx的腔调跟着起哄，吵吵嚷嚷40余年。那些起哄的人群中，有些人是不明真相，而另一些人则是心怀鬼胎。这种鬼胎的险恶用心，是攻击毛泽东，丑化中国共产党，曲解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从以上引用的《张文》可见：先生所说的“罪己诏”中所犯的罪，并非毛主席所犯，而是刘xx、邓xx所犯。
3.最后看怎么承认的?
先生说毛主席“不得不”，而且是“尽管也许是违心的。”
而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以其坦荡的襟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主动承担了对于“左”倾错误的责任。而刘xx一些人，对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支字的自我批评，反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哗众取宠，唱出一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调门。
可见，并非“不得不”，而是“主动”。也非“违心的”，而是“真心实意”的。
为了党、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替他人背过反而成为自己的罪？岂有此理！把刘xx、邓xx所犯的罪行硬说成毛主席的罪行，是睁眼说瞎话，是栽赃陷害！！
二.“我只是祈祷未来中国人的后代们不会生活在资本垄断暴政的新极权主义体制之下，不要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的动荡时代中。想到后代们年轻人未来可能面临的艰难与不幸，想到中国那些曾经美丽的山山水水被金钱贪欲弄成穷水恶水，枯竭的资源和正在被断送的未来”
看来先生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是非常担心的。但不知这种担心起始于何时？是毛时代？邓时代？还是邓之后？从“在1987年后首先觉醒而反对激进体制改革，反对外来输入的‘休克疗法’”来看，完完全全是在邓xx主政的最中间的时间。
三.“想到中国那些曾经美丽的山山水水被金钱贪欲弄成穷水恶水，枯竭的资源和正在被断送的未来”，“近年以来的天灾人祸是可怕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不是什么转型带来的问题，是历史方向的问题。道路走错了”。
请问先生“金钱贪欲”是谁提倡、放纵并鼓励的？
“中国那些曾经美丽的山山水水”什么时候开始“被金钱贪欲弄成穷水恶水，枯竭的资源”的？
先生以为“历史方向”什么时间变的？道路什么时间开始走错的？
“当今一切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原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难道不是全部从80年代初开始的吗？
附1:因上书险些陷囹圄--最大的失误是把人们推进了金钱世界
作者：米光威 文章发于：旗帜网 点击数：112 更新时间：2010-8-31 顶 荐
1989年5月，我以《和x交换意见 —— 致x的一封公开信》为题上书x，险些遭受一次牢狱之灾。
1989年5月17日，我在上书x的《和x交换意见 —— 致x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
“听到您说的‘十年改革的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不够’的这句话，我有异议，和您交换意见。
我认为，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把人们推进了金钱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流传千古的扶老携幼、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作风，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勤劳勇敢、贤惠质朴的高尚品德已经被丢掉了许多。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对策，这些美好的东西就要被丢得一干二净了。
在金钱的诱惑下，在铜臭的熏染下，古代的文明与现代的文明同样遭到破坏，道德和情操同样遭到践踏，精神世界和思想境界同样遭到轻蔑。那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实在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在毁灭自己，中国人在毁灭人类，中国人在毁灭文明，中国人在毁灭世界 ——
一、挖坟掘墓，破坏古建筑，洗劫历史文物，这是不是毁灭？
二、破坏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平衡，毁坏树木，捕杀珍禽异兽，造成水土大量流失，珍禽异兽濒临灭绝。据称，沙漠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绿洲，中国将出现第二个撒哈拉大沙漠；长江江水日益浑浊，将成为中国的第二条黄河；洞庭湖遭到严重污染，淤泥越来越多，在不久的将来，千里洞庭湖将在中国大地消失，这是不是毁灭？
三、拐卖妇女，贩卖人口，强迫妇女卖淫，使黑暗社会的故伎重演，使封建社会的死灰复燃，这是不是毁灭？
四、见利忘义，见死不救，见落水者而不救，眼看着落水儿童溺水身亡，这是不是毁灭？
五、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撞车沉船事故，造成塌方、瓦斯爆炸事故；造成特大山火，焚毁森林事故，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据说，大兴安岭一次特大山火过火面积竟达240公顷，这是不是毁灭？
六、偷盗输电线路，偷盗国家器材和建设物质，损公肥私，中饱私囊。据称，输电线路及设施被偷盗的现象时有发生。建设亚运村的大量物质被偷走（在这里，我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责令有关部门取缔个体收购站和集体收购站），这是不是毁灭？
七、吸毒、凶杀、酗酒、娼妓、性病、封建迷信这些已被唾弃的社会弊病又卷土重来，而且越来越猖獗，这是不是毁灭？
八、‘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足以说明经商人数不少。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其中奸商人数众多。他们非法倒卖，牟取暴利，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致使流通领域混乱不堪，这是不是毁灭？
九、破坏通讯设备，破坏邮政信箱，破坏电话亭和毁坏电话，这是不是毁灭？
十、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泄露国家机密，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是不是毁灭？
十一、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盲目开采矿产资源，以利用系数低得不能再低的代价换取可以使人盲目乐观的一点薄利，结果浪费资源的现象特别严重，生产的产品越多，资源浪费的就严重，这是不是毁灭？
十二、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增加就业人员，就要增加设备。要增加设备，就要增加进口设备，结果是头脑懒惰，手脚麻木，只要进口，不要发明创造，以上这些是其一。偏重进口现成设备，轻视进口科学技术。只进口硬技术，不进口软技术，这是其二。进口设备时，不看我国实际情况如何。设备进口以后，不能尽快投入使用。有些设备进口以后，不是多年闲置不用，就是用之不上。其结果既浪费了大量外汇，又浪费了大量人民币。据称，我国用高价买来的一部分体育器材，在世界上称得上是先进的。可是，这些体育器材买回来以后多年闲置不用，以上这些是其三。进口设备时不睁眼睛，往往上当受骗，不是进一些破铜烂铁，就是进一些以国产设备假冒的进口设备，其结果浪费了大量外汇，又降低了国格，以上这些是其四，这是不是毁灭？
十三、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雇用思想极其严重，或者讨价还价，或者出工不出力，对自己所担负的工作不那么热心，不求功过，只求得过且过，这是不是毁灭？
十四、粗制乱造，专出伪劣商品，为了获利，竟然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在当今的社会上，假酒、假烟、假肥、假药等假冒商品几乎泛滥成灾，这是不是毁灭？
十五、印刷和发行淫书、淫画和淫秽录像带，以此腐蚀青年，腐蚀少年儿童，致使相当一部分人的灵魂扭曲变形，这是不是毁灭？
十六、弃农经商，造成大片土地荒芜，使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我国有减少大片耕地，加重了我国粮食的紧张状况，这是不是毁灭？
十七、做土地交易，倒买倒卖，占用耕地建住宅或其他建筑物，使耕地面积大量减少，这是不是毁灭？
十八、演员登台演出，索要高价。演员在临场前，以拒绝演出要挟主办单位。主办单位满足不了演员的无理要求，演员就拒绝登台演出。搞精神文明建设的，却在破坏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不是毁灭？
十九、只顾小集体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本位主义严重，个人利己主义猖獗，不择手段地瓜分矿产资源，不顾一切地盲目生产。其结果，不是浪费资源，就是污染环境。据称，我国内陆千里盐场遭到掠夺性开采，千里盐场将变成一片废墟。我国的各大江河湖泊都遭到严重污染。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白洋淀将要变成黑洋淀了，这是不是毁灭？
二十、有钱盖楼堂馆所，无钱办教育，有钱买小汽车，无钱盖校舍。口头上重视文化教育，实际上轻视文化教育，致使我国的文化教育面临严重的威胁和新的挑战。有人曾经感叹，中国的教育发展无望，这是不是毁灭？
二十一、为了生财之道，怂恿子女中途退学，致使我国的四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后继乏人，这是不是毁灭？
二十二、为了赚钱，为了获得高额利润，重操资本家的旧业，用低廉的工资雇佣童工，和资本家一样剥削还未成年的孩子，令人惊叹的是，重操资本家旧业的不是资本家，而是共产党的干部和社会主义的公民，这是不是毁灭？
二十三、‘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消灭血吸虫的消息，激动得彻夜难眠，挥笔写下了《送瘟神》这首既悲壮又豪迈的的动人诗篇。然而，时隔三十年，被毛主席称为‘瘟神’的血吸虫竟然死而复活，并且严重地威胁那里人民的生命与健康。九泉之下的毛主席听到这一消息，他老人家能够安息吗？让血吸虫死而复活，这是不是毁灭？
以上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向人们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些蜕化变质、灵魂扭曲变形的中国人，那些丧心病狂、胆大妄为的中国人，那些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中国人为了什么？一言以蔽之，都是为了金钱。在这些中国人当中，什么政治觉悟，什么思想情操，什么天理良心，什么伦理道德，都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要能得到钱，这些中国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岀来。为了钱，他们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也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可以出卖自己的良心；他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人格。总之，只要能赚钱，他们什么都可以出卖。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中国人呀？他们是一些两手沾满铜臭的中国人。说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的的确确是中国人。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操着中国的口音，加入中国的国籍，属于中国的公民。然而，这些中国人的嘴脸却是丑陋的，心地却是肮脏的。
写到这，我向x提出一个问题：‘领导干部中的相当一部人，党员中的相当一部人，群众中的相当一部人，都是为了改革吗？’不！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金钱。不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不论是官倒，还是私倒，都是为了金钱，而不是为了改革！这些人只管自己吃饱喝足，哪管祖国的前途，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群众的哀怨。
改革固然有成功的地方，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改革也使社会产生了许多弊端，这也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辩证法。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辩证法都存在于改革之中。我们的有些同志也许忘记了自己应该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讲到改革，他们只看到成功的一面，看不到产生的弊端的一面，结果是头脑发热，盲目乐观，忘乎所以，他们的错误使问题成了堆，直到学生上街游行，他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讲到弊端，有的是在改革的大潮中产生的，有的是旧病复发。一些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批判的东西又回来了。’这些同志讲的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我们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否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不然的话，那些东西为什么会抬头呢？！
过去，我们曾经喊过突出政治，也曾经喊过坚持政治挂帅。后来，不管是突出政治，还是坚持政治挂帅，都被我们抛弃了。抛弃了政治，人们的精神支柱何在？对于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楚。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国家的政治领域混乱不堪。人们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从此一落千丈。搞商品经济，人们不问政治，金钱成了人们的精神支柱。许多人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一个黑洞，而且并不感到空虚。你要讲政治，人家马上就会说，政治不顶饭吃。你要讲觉悟，人家马上就会说，觉悟不当钱花。你要讲良心，人家马上就会说，良心多少钱一斤？在当今的社会上，人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商品了，甚至把人的本身也当成商品了，结果是雇佣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市侩哲学统治着人们，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使一些善良的人们变得野蛮了，变得险恶了，变得自私自利了，变得麻木不仁了。有人不是张口闭口八十年代吗？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变得更为实际。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长城内外，人们离开了金钱就会寸步难行。出门办事，求医问药，婚丧嫁娶，如果没有金钱就会一事无成。如果没有金钱，负责办事就可以借故不办，治病救人的就可以见死不救……诸如此类，在中国的大地上早已不乏其人，不乏其事。
金钱，是当今社会商品交换的重要媒介，在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让金钱的铜臭腐蚀了人们的灵魂，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悲剧。”
我上书x不久，本溪市公安局亲自派遣公安干警前往我的所在单位 ——— 本钢初轧厂欲要将我捉拿归案。那天，当公安干警说明意图之后，党委书记、厂长和工会主席亲自出面干预，再三劝阻。看见公安干警执意不走，非要将我捉拿归案不可，本钢初轧厂保卫科科长韩宝华佯装生气的样子说道：“这小子天天神神叨叨的，疯疯癫癫的，跟正常人不一样，有他妈的精神病。他他妈的精神病，你们抓他干什么？”
保卫科长的话音刚落，一位公安干警非常诧异的地说道：“他有精神病？据说，那封信写得相当有水平了，不像一个精神病写的。”
保卫科长说道：“你们不信。那好，我把他拘来。你们看他一眼，后悔半个月。”
闻听此言，公安干警面面相觑。沉默片刻之后，一位公安干警说道：“韩科长，其实，咱们也不愿意抓人，上面逼得紧，咱们也没有办法。既然他有精神病，咱们就不抓他了。”
实话实说，自从这封书信利用平信方式发出以后，我早已做好坐牢准备，甚至早已做好杀头准备。可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天天风平浪静，日日平安无事。对此，我曾经感到疑惑不解。一年以后，本钢初轧厂科级干部轮岗，保卫科长出任机修车间支部书记之后，向我诉说此事，我才恍然大悟。
‘生为一块铁，渴望变成钢，缎我千万锤，终须我如望。”
附2：小平同志的十个“如果”——“理论创新”绕不过去的话题
作者：朱卫华
“如果”在汉语中是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就是说，当初小平同志发表这些言论时，是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可能发生的现象或局面进行的假设式论述，这种或然性预期并不必然表示他所担心的问题当时已经存在或后来一定发生。
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围绕这些假设性论述，争论以罕见的激烈程度发生了！近年来大规模的争论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第三次至今仍在持续中！争论各方有的认为小平同志当年的假设不幸言中了今天的现实；有的认为他的部分假设已成现实，而另一部分假设目前还难以做出结论；有的则坚持认为，其假设的问题在今天并没有发生。
因此，这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代理论家们必须直面的课题。因为，这十个“如果”不是普通人的普通假设，而是一个世纪伟人提出的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思想家、理论家们倘若试图绕行，必然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这样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毫无价值的；而只有直面，才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家风范，才能有希望为中国的前途命运铸就照耀民族远航的灯塔与积聚大众力量的灵魂！
以下的十个“如果”，不仅散见于《邓xx文选·三卷》中，也经常被人在文章中广泛引述，因此许多人并不陌生。但当它们被集中于方寸之间时，相信读者仍不免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这里，我仅就自己在阅读这十个“如果”之后产生的一些困惑简要示之，以求创新的理论家们赐教，并愿与同样关注这一组组沉重假设或深重忧虑的人们共同进行思索。
1、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xx文选》第三卷第64页）
中国目前是否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小平同志的观点，要证实或证伪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两个百分比充当其必要条件，即“百分之几”和“百分之九十”。关于这两个数字，近年国内外有不少调查组织拿出不同的调查版本，但似乎尚无被争论各方接近一致认可的数字结论。0.47的基尼系数应该已经给出了这两个百分比的大致轮廓，却遭到了“智囊”集团坚决地否定和抹杀。
但作为研究邓xx理论的专家们，就没有理由在这两个数字上打马虎眼。因为这对中国来说，实在是个致命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目前要“获得”这两个数字难度有多大，难在官方的认可上。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理论家不能在这个致命问题上拿出一个独立的结论，还能配称“理论家”吗？
2、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xx文选》第三卷第91页）
这个“如果”句的核心问题是：现阶段中国是否已经“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事实来支撑：“基本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程度。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公有制范畴中还有多少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小平同志在这里只用了一个范围副词“基本”来涵盖，而没有对这个公有制程度进行严格的数量限定。但我认为，“基本的”在这里就是表示“主要的”。
然而，时至今日，“主要的”生产资料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到底还剩下多少？例如代表国家管理和使用生产资料的企业，而今严格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国有企业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央企，地方国有企业还存在吗？如果硬要说存在，还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况且，就算是央企，也已经在“市场化”名义下，成为挥霍着国家生产资料为“内部”利益获取最大值的垄断组织。这样，如果不再是“主要”甚至已经退居次要地位？那么，是否意味着已经“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研究“旗帜理论”的理论家必须直面的课题！
3、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xx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面对面向群众承诺：“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行，就改进”。其实这话说在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总根子上。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显然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向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和谐社会，共同享受改革成果”的社会主义，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进”。不知中国的理论家们注意到没有，为什么要进行这种重大“改进”？因为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矛盾，而有一种重大的社会矛盾可以不可以叫“两极分化”？
其实，理论上给这种社会矛盾起个什么名称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近三年来执政党政策的重大“改进”，确实具有力挽狂澜的战略意图，即挽救在某些方面的重大“失败”，例如多年来在民生领域改革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败。这些失败对于社会矛盾的累积和激化都具有直接的蚀化作用。站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取向的角度看，目前对中国近30年的改革做出一个多么全面的评价并非易事，尽管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成果确实令人瞩目，但至少它在某些要害部位（如三农改革、国企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就业改革、行政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的“手术”中遭到了重大阻力和重大挫折，有的甚至是重大失败。这都是无法回避的。
对于执政党以民本政策同社会矛盾不屈不挠的较量，我们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们难道一点兴趣都没有？须知，任何不朽的思想和理论都是从对社会矛盾的解剖中提取和锤炼的。有的理论家的那些“盛世图解式”的所谓创新理论是决然不会有什么出息的。理论家不要光想着为“治人者”提供“治民”理论，这种目标很肤浅。因为只有和谐立意下的“富民强国”理论才能奠定一个理论家宏伟的基业。
4、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xx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为什么两年来执政党一再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是因为严峻的现实表明，这个“方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动摇，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意识”领域。
再回到本段的主题上，中国现在是否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理论家和政治家要解答的问题。近年“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在意把富人称为“资产阶级”，把逊于富人的那个阶层称为“中产阶级”，其余另外一个庞大群体当然直呼“穷人”。不过，“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生的“资产阶级”，是否就等同于邓公口中的“资产阶级”，这有待理论家们去研究。但按照“主流”们的逻辑，既然他们认定中国已经产生了“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请问理论家们：是不是这样呢？
5、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xx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社会风气的重要性，小平同志在这里已经论到了极致。多年来，社会风气在人们不易察觉的状态下发生着质变，而且仍在以“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坏下去”。其依据是，当今中国“贪污、盗窃、贿赂”等现象日益恶化，官方的说法是“严重”，老百姓的结论是“横行”。尽管两年来重拳之下有所收敛，但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注意，小平同志在这里说的是“坏下去”，说明在他发表这个观点时候，社会风气已经出现了“坏”的苗头。因此“坏下去”之论，不再是一种预测，而是警告。
茅于轼先生最近说：“贪官每年贪污五千万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才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几。”从近年“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腐败有理”论（据说有利于经济发展）到今天的“腐败无害”论，足见社会对贪渎的纵容已经到了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至于“盗窃”，就不必说了吧，比起“双抢”这个令世人不寒而栗的社会犯罪新概念，“盗窃”就算是比较“和谐”的了。
此外，小平同志是在告诉我们，仅仅是“经济搞成功”，绝不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部，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成果。至少在小平同志的眼里，社会风气的好坏，比经济成功与否更重要。“主流经济学家”和一些所谓的“精英”人物，常常喜欢拿一些增长性数字来证明改革的“巨大成果”。但这个“成果”无论有多么“巨大”，必须得到社会风气的一票否决或最终肯定才会有“意义”，否则，“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知理论家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这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上，决不能有思维投机行为。
6、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xx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小平同志断言，中国如果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富起来的人“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去喂肥少数人的社会。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正是如此：少数人富起来了，“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长期以来，我们总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现在看来，这绝不是什么“转型期”的问题，而是“道路”和“方向”问题。
理论家们常常在那里津津有味地批判几十年前那个荒唐的“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确实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社会主义”。但今天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又陷入另一个极端呢——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联系经济、文化、社会等症状去想想吧，那大飞机下马、洋垃圾进口是怎么回事？那恶搞民族经典文化是怎么回事？那鼓吹“红灯区”合法化、“性产业”阳光化又是怎么回事？……说有些“富起来的人”“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不是危言耸听吧？
7、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xx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主流精英”经常拿当今“富少穷多”的状况气壮如牛地嘶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意思是，少数富人现在已经有钱了，证明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对小平同志原创论断的歪曲。而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是说全体人民必须摆脱贫穷，这才是社会主义！
同时，务必注意这个“如果”句群之前的那句话：“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就是说，这个“人均四千美元”，必须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前提下创造的一个经济成果，必须是在社会公义基础上产生一个经济成果，而决不是在两极分化状态下统计出来的那个“人均”。有些人一直以来，就是企图拿富人的金马桶跟穷人的泥饭碗进行“人均”之后，再厚颜无耻地蒙骗世人：你们瞧，社会主义就是优于资本主义！这是“主流精英”一直在耍着的一种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把戏，是妄图把社会矛盾的“黑锅”扣在邓公身上！
8、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xx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在这个“如果”之前，承接着一段关于对“左”“右”问题的分析。小平同志在谈到“右的干扰”时说：“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说在改革之初“主要的是防‘左’”还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话，那么今天的“右倾”现象是否已经跃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
小平同志并不讳言“右倾”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闹革命。但根据小平同志的推论，是否会发生这种严重后果，决定于一个前提，即中国现在是否存在“少数人富裕起来”、而大量的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也就是说，是否在“搞资本主义”。如果是，那将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如果”中，清楚地显示着这个结论。中国除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富民强国的目标，再没有别的选择。
尽管胡锦涛总书记在他的“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论断中没有直接冠名“社会主义”字样，尽管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制度”忧患与忧叹中没有直接挑明那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的理论和行动表明，其“社会主义”的语义是绝无歧义的。因为他们不仅是邓xx理论的继承者和实践者，而且是社会主义改革前程的引领者与开拓者。他们跟普通百姓一样，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富人民。
9、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xx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在这段话的“如果”二字之前有一句话不可不提，这句话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循着这个论断去思考，问题就来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姑且不说是否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只是实事求是地问一句，我们是否已经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或者更直白一点，30年来的道路是否已经偏离了通往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是，那么“共同富裕”就没有得到“本质”的体现；如果不是，按照官方的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状况？而按照基尼系数衡量，为什么会出现两极分化？
因此，理论家们面临的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按照小平同志在这里给两极分化设定的条件是，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央地”矛盾就会“发展”，而且“可能出乱子”。必须承认，近年各种政治矛盾确实有所“发展”，小平同志所谓的“出乱子”，应不是指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而应是指大规模的政治动乱，故而也应当承认，这样的政治动乱确实未曾发生。
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恰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凸显出来：假定没有出现两极分化，为什么各种政治矛盾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如果认定已经出现两极分化，为什么又没有发生“乱子”？目前未发生就等于将来也必然不会发生吗？如何防范“乱子”的发生？如何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有效缓解乃至化解各种政治矛盾？这显然是理论家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10、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xx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这里，小平同志给出了一种“避免两极分化”的经济手段，但小平同志有所不知，在他逝世后的十年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导致了诸多咄咄怪事：地产商不为穷人盖房子，教育不为穷人办学，医院不为穷人看病……“富起来的地区”确实交了不少利税给国家，但为民众管理这些财富的国家40多个部委都拿去做什么了呢？国家审计署里有关于他们的大量不光彩记录。地方政府中连“社保基金”这种老百姓的“救命钱”都敢贪、占、挪、转，一句话，没有把本该用于支贫的财政全部用于“贫困地区”。看来，这单一的经济手段远远不能解决“先富带后富”的问题。胡温执政团队兼用了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推进“共享”，如抑制房价、农民免税、农教免费等等，当然，这些举措的实质性推进刚刚开始，取得实质性效果尚需一段时间。
小平同志的意思显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本应是两极分化的“天敌”。这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实践中却远非如此，从邓公当初的“避免”发展到了今天的“缩小”。如果说“避免”还意味着担心的问题尚未发生的话，那么，“缩小”则表明问题已经发生了。
关于两极分化的争论，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认为现在确实已经存在着“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即两极分化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富的确实愈来愈富，但穷的并没有愈来愈穷，理由是“水涨船高”——穷人过去饿肚子，而现在可以吃饱了，即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两种对立观点实质性的分野仍然是：我们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果是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把“缩小”的事业进行到底；反之，就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差距还将持续拉大”。理论家们，特别那些志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不应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缄默。
[结束语] 综观这一组“如果”，是“总设计师”在最后阶段的“设计”中为中国留下的最深沉的声音，堪称邓xx理论中颇具基础地位的一个理论板块。他的这一系列理论假设，绝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洞的政治预言，而是他从自己丰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生发出来的未来式忧患，是他从自己深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内存中提炼出来的警钟式恒言，是他从自己生前最后一段时光对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实践探索中打磨出来的望远式洞悉。其中，对他自己在改革开放预演阶段提倡的“摸论”和“猫论”进行了更为理性的补充、调整乃至校正。
“翻烂”了《邓选》的理论家如方永刚教授，恳望你尤其能花费更大的精力去“翻烂”《邓选》第三卷，内中有那位“划了一个圈”的老人一生中凝结的最厚重的线条和色彩；“翻烂”五卷《毛选》，内中有一个叫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群体共同构建的庞大而完整的思想体系，那是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源头。“翻烂”它们！“翻”出一个能为中国的改革解惑释疑的经典部头来，“翻”出一个能够启迪和指导中国改革实践的思想体系来，“翻”出一个能够重归“制度”的理论史诗来。
现在，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创新是必要的，但应该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创新。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在马、列、毛、邓理论基础上的创新，是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创新，而不是像谢韬们那样恶意“修正”，甚至另起炉灶。但最近有一位老农民告诉我：“创什么新？治国岂能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依我看，能把马、列、毛、邓那一套用对、用好、用活就是最大的创新！”诚哉斯言！（2007年4月19日 星期四）
附3：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
作者：张宏志
（节选）
（1）. 1958年6月14日，刘xx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时大胆地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
(2).1958年6月30日，刘xx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我看三、四十年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3).1958年7月5日，刘xx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我们在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4).958年7月19日，刘xx在天津讲话中提出: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农业，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5).1958年7月14日—18日，刘xx在山东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少奇同志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刘xx对当地的浮夸风，亩产几万斤，大加赞尝，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政府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刘xx在江苏常熟县视察时，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谷亩产1万斤，刘xx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9．3日）
(6).1958年8月6日，刘xx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xx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几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人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县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都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xx、邓xx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xx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xx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
1958年9月16日—18日，刘xx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刘副主席在9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闩报》将刘xx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并强调指出，这是办好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
1958年9月19日—28日，刘xx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刘xx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毛主席的评论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作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克服它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始终不懈！请看下面的几件事：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笔者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7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还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关于兴修水利问题，1958年11月初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吧，这个“纲要”，是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作了第一次修改，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基本通过。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58年5月5日一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1960年4月，提交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个大发展。
这个《纲要》在党内正式通过的时间是1958年5月下旬。这时，正是大跃进发动初始。毛泽东亲手制定，经过4年准备，与14个省区负责人商讨，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适才形成。《纲要》的产生，可谓慎之又慎。毛泽东花4年的心血所产生的文件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xx、邓xx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xx、邓xx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刘xx、邓xx当时在党内的地位
从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起，毛泽东就有意的把刘xx、邓xx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第二线。据毛泽东后来说，这种想法是基于苏联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马林科夫没有时间和机遇获得成熟的经验，所以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就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当然毛泽东这一设想当时还没有公开，而是以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不得超过两任为由而提出：“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就是刘xx、周恩来、邓xx。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出于上述考虑，推出刘xx、邓xx于第一线，而他自己有意后退一步。但是，刘xx、邓xx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左”倾错误，惹出诸多麻烦事，毛泽东把它归纳为“五风”，即：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而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补救，一件一件地去改正他们的错误。像先生教学生那样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以实现自己的培养接班人的夙愿。尽管刘xx，邓xx犯了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还是迈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一步——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会议发表公报说：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并指出毛泽东同志专作党的主席，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
随后，即1959年4月18—2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刘xx正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早在1956年夏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国家主席党主席连任期数不得超过两届，他曾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位置上退下来。“八大”前夕，9月13日，毛泽东在谈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时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个规定，就是为有一天毛泽东从党的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为毛泽东设立的荣誉职务。
自从苏联赫鲁晓夫举行宫庭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为选拔培养接班人费尽了心机。他胸怀大局，谦光自抑，选贤让贤，谦卑退让，实为全党楷模。然而以后的事实说明，毛泽东的夙愿终未实现。这是毛泽东的憾事！中国共产党的憾事！中国人民的憾事！
毛泽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错误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日）
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
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义》（草案）。
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xx、邓xx，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共产风”、“高指标风”，照旧鼓吹，有增无减。
武昌会议（1958．11．21—27日）
强调“压缩空气”，把搞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日）
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 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
“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作了有力批判：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并对继续纠正“左”倾提出了以下意见：
——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不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
毛泽东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震聋发聩的指导作用。
——“决议”澄清了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指出：“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并允许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毛泽东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公报》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会议内定由刘xx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关于内定刘xx接任毛泽东当共和国主席一事，有个材料记载，现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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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会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上，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xx说，都不提，我提刘xx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xx当选为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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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心力主编：《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
刘xx推行“左”倾错误受到批评，但是，他的职位却提高了，并且由他组阁，这无疑会增加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难度。
第二，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左”倾错误，并且亲手在《决议》中加了大量纠正“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对毛泽东所作的努力却只字未提，这说明以刘xx、邓xx为首的坚持“共产风”的势利还相当大。
第三，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毛泽东反对浮夸风的许多精彩讲话，也支字未提。
第四，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编高。《公报》用大量文字加以渲染，并号召全党全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实现比1958年更伟大的跃进。这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以刘xx、邓xx为首坚持高指标的领导还占有相当数量，要使他们脑子冷下来，看来还要花一番气力，毛泽东少不了还要发几次大火，再给这些人头上泼几大盆冷水。
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虽然全会通过的决议仍肯定了一些“左”的东西，订的经济建设指标仍然偏高，但是它的锋芒主要是纠正急于过渡的“左”倾思想，对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xx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上海会议（1959．3．2—4．1日）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注中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赈“一般不算”的规定。指出“不对，应改为旧赈—般要算。算赈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刘xx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毛泽东从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到具体政策的安排，到工作风、工作方法、无一不深邃，无一不详尽，无一不严格。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疾言厉色，说，我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有时和风细语，要求爱惜农民一草一木，一鸡一羊。有时大发雷霆，说，“共产风”是偷、是抢、是贼、是剥夺劳动者。有时发怨言、发牢骚，说，你们不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去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有时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亲自给刘xx一些读书。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刘xx一些人的“左”倾顽症，必须下猛药，猛下药。毛泽东这样做，一则是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同时也是为培养接班人煞费苦心。毛泽东既然选定了刘xx、邓xx作接班人，就要手把手地教，给他们读书、讲道理，教他们工作方法、领导艺术……。毛泽东对属下的关爱、淳厚、善良、公正、无私，将如日月江河永远留给历史，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毛泽东的诽谤、中伤，说毛泽东“独裁”，是“暴君”……可以欺骗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蒙哄头脑昏庸的无知者，但在历史事实面前，必然是烟消云散，留下来的则是别有用心者自己的丑恶灵魂，而遗臭万年！
七、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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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7月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泽东的信（即“意见书”），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将信呈送毛泽东（附件二）。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讨论中一些人赞同信中观点，—些人表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同意彭德怀的信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附件三）。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
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
8月2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
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
毛泽东何故改变主张？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庐山会议的毛泽东
彭德怀的“意见书”，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xx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花去了8个月（1958．8月—1959．4月）的时间，适才纠正过来，在这8个月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深入农村、工厂，做了深入调查，召开过诸多中央会议。作为65岁高龄的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场面多么感人！可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来说，本来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怀也不是对着毛泽东的，错误是刘xx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怀心明如镜。这种情形，毛泽东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三个问题：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改正过了的事，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正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其二，刘xx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刚刚（1959年4月）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样的时候把刘xx、邓xx、彭真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抖擞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设置，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全党来说，真的是牵一发动全局了。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不要泼冷水，而要循循善诱。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
毛泽东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方面刘xx一些人心怀叵测，欲置彭于死地。刘、彭的冲撞，已势不可免了！
刘xx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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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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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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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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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刘xx的发言，是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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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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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进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xx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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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刘xx—些人则咬住彭德怀不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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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与刘xx等人之争，使会议的演变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毛泽东与刘xx等人摊牌，清算他们的“左”倾错误；或者把矛头指向彭德怀，按刘xx的意图把彭德怀打成一贯反党的野心家。前者可能导致党内分裂，后者必将造成冤案，错判彭德怀。在“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下，全国人民期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渡过难关，……党内再不能折腾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求以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而无奈地采取了折衷办法，把彭德怀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而批评他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这样做是违心的！正如他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3页）神话故事有“打鬼借助钟馗”之说，毛泽东作了一次钟馗。“196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第122页）事实上毛泽东对8月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会议。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xx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豪杰，他襟怀坦白，胸怀宇宙，头脑里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党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这番话很值得人们深思！
庐山会议之后
会后，8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
这时，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刘xx接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党的工作毛泽东放手地交给书记处，由总书记邓xx主持日常事务。毛泽东自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考虑党的方针、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反修、防修问题。
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使得1958年8月以来，毛泽东用很大力气纠正的“左”倾错误，故态复萌。刘xx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7天，8月24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刘xx：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58年8月24日>）刘xx这番议论，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的浮夸风。刘xx一些人刮起的浮夸风，一度搅得天下大乱。回避浮夸风，空谈大跃进的经验，是偷梁换柱，讳疾忌医。看来刘xx是想赖赈。而那些追随刘xx的人看透了刘xx的心思。这里介绍一些刘xx树立的典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坐阵的信阳地区的一些点滴材料；时任信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的回忆说：“常委们就给我总结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一、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二、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的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三、在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四、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作风。”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情况非常糟糕：被批判的干部，竟有1．2万人次。
从全国形势看，由于毛泽东对反对“左”倾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召开了一系会议，形成了一系列决议，广大党员、广大干部觉悟程度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1959年4月，毛泽东发出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以后，浮夸风在全党基本上受到了遏制。所以庐山会议后的浮夸风除个别地区复发外，对全国形势未造成重大损害，基本上保持了全党、全国大局的安定。
本文前八章所表明的立场——毛泽东从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场出发，发起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刘xx一些人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左”倾错误。毛泽东以其坦荡的襟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对于“左”倾错误的责任。而刘xx一些人，对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支字的自我批评，反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哗众取宠，唱出一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调门。此后许多人学着刘xx的腔调跟着起哄，吵吵嚷嚷40余年。那些起哄的人群中，有些人是不明真相，而另一些人则是心怀鬼胎。这种鬼胎的险恶用心，是攻击毛泽东，丑化中国共产党，曲解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3.最后看承认什么罪?
张宏志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津贴） “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的 （概论）中说：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对于“左”倾错误的责任。而刘xx一些人，对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支字的自我批评，反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哗众取宠，唱出一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调门。此后许多人学着刘xx的腔调跟着起哄，吵吵嚷嚷40余年。那些起哄的人群中，有些人是不明真相，而另一些人则是心怀鬼胎。这种鬼胎的险恶用心，是攻击毛泽东，丑化中国共产党，曲解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xx“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xx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xx、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据1958年的统计，显然是夸大了的统计，中国农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这样的贫穷状况向共产主义过渡，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老百姓
201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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