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7月9日登陆央视10套以来，“百家讲坛”已进入了第十个年头，该讲座式栏目以“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为宗旨，鼓励思想个性，追求学术创新，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百家讲坛”选材广泛，曾涉及文化、生物、医学、经济、历史等诸多，目前以文化题材为主，并较多涉及中国历史和文化。“百家讲坛”在向大众普及相关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明星”，其中最受大众推崇的就有易中天、王立群、马未都、钱文忠、于丹、蒙曼、曾仕强、阎崇年、鲍鹏山等人。非常客观地来讲，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民众对国学文史知识的了解，除了中小学历史课本粗浅的框架之外，主要来源于历史题材类的影视作品与小说演义，对很多历史问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或多或少都有详尽了解历史文化真相的冲动。连笔者这样的号称是某所“211工程”综合大学文科毕业生都尚且如此。“百家讲坛”栏目正好迎合了这种较为普遍的社会需求，广受追捧也自在情理之中。　　

在“百家讲坛”栏目延请的数十位主讲人当中，受个人知识储备、思维框架和风格偏好的影响，所表现出来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以王立群为代表学术严谨的教授，有以袁腾飞为代表戏谑调侃的教师，有以商传为代表野史串烧的专家，更有以刘心武为代表揣测臆想的学者。基于收视率等方面因素的考虑，“百家讲坛”选材越来越集中于历史领域，但评书和媚俗化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尚未定论、仍存在巨大争议的公案当作历史事实来对待，并避而不谈其他说法。在2010年5月以来商传主讲的《永乐大帝》节目中，将明成祖朱棣的生母非常明确地认定为蒙古族女子碽妃，将以此为基础进行“合理推断”。实际上，关于朱棣生母问题，学术界至今仍存在着争议，其中有四种说法，在找到非常有力的直接证据之前，碽妃只能算作“疑似”朱棣生母。退一步来讲，在民间存在其他说法的情况下，即使蒙古族女子碽妃被证实确属朱棣生母，商传先生也应该在“生母之谜”专题中将其他三种说法逐一剖析，否则节目的严谨性会大打折扣，有失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毕竟观众对一流国学专家的要求和高中教师的要求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其学术类栏目价值导向和讲述模式很容易在潜移默化对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并成为众多学子效尤的对象，一旦形成风气，给中华民族学术研究和创新带来巨大危害毋庸置疑。就事论事来说，“百家讲坛”节目的娱乐化倾向之所以愈来愈明显，也不一定是后来的主讲人水平不够，或者说平时的研究工作不严谨，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前面一些主讲人的“成功经验”，延循了他们的解析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百家讲坛”节目的策划者、主编和制片人也存在着某些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部分可查性很强的细节问题未经核实，就脱口而出，给数以万计的受众带来误导。还是以《永乐大帝》为例，商先生在“永乐盛世”专题中讲到开国几代皇帝庙号并称“祖”的始于明成祖，是朱棣之前都是没有的，而清代顺治和康熙的庙号中都带“祖”字就是效法明成祖的故事。事实上，在我国历史上数位皇帝并称“祖”的做法，开始于曹魏，曹丕为世祖、曹睿为烈祖，而在元朝，铁木真为太祖，忽必烈为世祖，此类先例早自有之，只要简单查阅一下历代帝王世系即可知道。庙号中带有“祖”字是对后代对帝王一生贡献和历史地位的超常肯定，朱棣在庙号中被称作“祖”是有先例可循，并非“朱棣之前都是没有的”。当然，商传先生毕竟不是超人，在多若繁星的细节当中，偶尔出现几次疏漏都无伤大雅、瑕不掩瑜，再严谨的专家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但如果明显的细节性错误过多，则带来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观众是不会对一些细节性问题进行核实的，他们出于对央视和专家们权威的信赖，其中的一些提法即使错误，他们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但如果存在的错误太多，一则会亵渎广大受众的信任，二则传递了太多的谬误，这都与频道及栏目本身的学术宗旨不符。长此以往，央视及专家们的公信力都会大打折扣，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和谐。　　

第三、按照利己主义价值观评价历史人物，与传统真善美价值标准存在一定冲突，用个人和局部意义上的理性来替代整体和全局意义上的理性，在正确舆论导向方面产生了偏差。袁腾飞在《两宋风云》节目中，将岳飞刻画为一个屡屡触碰官场潜规则、不谙世故、愚忠报国的形象，给很多受众留下岳飞最终风波亭蒙冤或多或少都有些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的印象。诚然，如果站在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立场上，袁先生所言极是，或者在私人谈话和学术争论中，这种导向也无伤大雅。但毕竟该节目是在带有很强社会舆论和价值导向的国家电视台播出，就不能不说存在一些欠妥之处。每一个民族，要想生存下去，永久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必须有“民族脊梁”，能够超越世俗的纷扰，舍生取义，做出自我牺牲，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奔走。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岳飞这种不谙世故的人物，南宋恐怕连偏安东南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没有抗战时期无数英魂舍小家为大家、不怕牺牲、取义成仁的惨烈抵抗，也许我们早已亡国灭种，与曾经的“琉球人”不会有太大差别。很多时候，类似于岳飞这样的人物，并非自己“情商”不够、没有悟透“潜规则”，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全局和长远利益，以一种“螳臂当车”、“凛然赴死”的精神去践行自己的抱负。这一点，在林觉民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身上显现地淋漓尽致，他们明知辛亥年广州起义毫无成功的希望，却仍毅然举事。岳飞之所以千百年来受到国人的景仰，其原因也在于此。作为国家和政府形象代表的中央电视台，自然应该将弘扬民族大义作为自己不可或缺的一个责任，在尊重世俗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第四、节目史料叙述性内容的比例越来越大，对背后隐藏的内心世界、历史规律和人生哲理的挖潜程度不够，讲述角度更加侧重于朝廷内斗、阴谋诡计和宫闱之争，缺乏让人耳目一新的全新视野。在《百家讲坛》数十位主讲人当中，易中天和王立群两位教授之所以最受欢迎，固然与其功底扎实、学识渊博有很大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对史料背后人物内心世界挖掘，对正史和野史都不盲从，在众说纷纭之中能提出自己独到见解，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说句实在话，除却这些东西，所谓精心制作的节目，跟历史题材的评书和连续剧没有太大区别，惟一的好处就在于比演义和戏说更接近史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历史的研究早已超越权力斗争的局限，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态、人口、国际关系等众多视角为史学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多维的内容，这些角度都可以列入《百家讲坛》的选题范围。北大教授韩毓海就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和“世界大势”3个维度来诠释明清历史，撰写了《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不落权力斗争的俗套，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百家讲坛”应该多多选择韩毓海这样的学者，以多维视角来录制节目，也只有这样，节目本身才会焕发新的活力，于己于国于民都是一大幸事。　　

第五、部分节目明显存在幻想、臆造、娱乐八卦、哗众取宠的倾向，不够严谨，与“百家讲坛”学术色彩浓厚的定位相悖。做学术可以创新、可以争鸣，但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建立在求真务实、论据充分的基础之上，偏离了这个方向，学术就不再是学术，而是一种“小说”、“娱乐”、“炒作”。从这角度上来讲，“红学”新索隐派的刘心武，已经不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作家”和“商人”，我们并不否认《刘心武揭密“红楼梦”》和《红楼梦80回后真故事》的创造性和前沿性，但这更多的是建立在娱乐而非学术基础上的。作为一种娱乐或者文学作品，刘心武的“研究成果”无可厚非，但作为一种学术成果来传播，就有些偏离主题了。刘心武的“学术讲解”比那些“野史专家”都要差很多，基本上可以视作“演义”与“戏说”的同类，看似很多有道理的地方，其实琢磨起来都比较勉强，存在着大量的幻想和臆造成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即使是写实主义小说，也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很多小说里面的人物的确在现实当中有“原型”和“影子”，但小说毕竟不是纪实文学，人物和原型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如果将人物和原型等同起来，无疑违背了这一常理，在学术上是非常不严谨的，更何况“原型”们的很多“故事”都无据可查。如果硬将小说性和娱乐性很强的文学作品冠在“学术研究”的名下，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学风的毒害是很大的。

　　

学术就是学术，娱乐就是娱乐，二者需要严格地区分开。人类数千年来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严谨有据的学术，一丝不苟的学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福祉，也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遵守的法则。作为担负着重要舆论和价值导向的中央电视台，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精英们，也自应担负起塑造社会良好学风的责任，并将多维视角下的文史知识呈献给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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